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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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传播先进技术,文明

正是在明末清初这段时间,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的活动,西学即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一次活跃与高潮。
在天文学方面,欧洲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不仅翻译、介绍了许多西方天文历算方面的书籍,而且引进、制造了一批天文仪器,如地球仪、天体仪、望远镜,等等。如汤若望在明末、清初先后编成《崇祯历书》和《时宪历》。后者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阴历。还编著了《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比利时籍的传教士在清朝供职期间,更主持设计制造了6件大型铜制天文仪器,有天体仪、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本经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安置在北京观象台。并由南怀仁绘图陈述,收入了《灵台仪象志》。在介绍欧洲先进的天文学说方面有重要贡献的另一位传教士,是法国的蒋友仁。1761年,蒋友仁将手绘的《坤舆全图》进呈乾隆皇帝。此图附有说明,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的地动说及行星运动说,指出哥白尼学说“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蒋友仁的《坤舆图说稿》手抄本,经中国著名学者何国宗、钱大昕润色,刻印流传,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
在数学方面,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是关于平面几何学的系统性著作。由此传入中国一种崭新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大大丰富了中国几何学的内容与表述方式。原书15卷,当时只译出了前六卷,刻于1607年。利玛窦同李之藻合译的另一部数学著作《同文算指》,是我国最早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从加减乘除到开方,中国和西方的算术第一次融会在一起。由于简便易行,经过后来的改进,得到了普遍的推广。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也介绍了大量的西方数学方法,将西方平面三角学、球形三角学传入中国。汤若望也编写了《几何要法》和《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在17世纪的中国,计算工具共有4种:珠算、笔算、筹算、尺算,后三种都是从西方传来的。
当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国力逐渐衰微的明帝国,面对关外崛起的满族(1636年建国号大清),自然地对西方先进的火器极感兴趣。葡萄牙人最早将西洋火炮从澳门带到北京,当时人称“红衣大炮”。因为葡萄牙被称为“佛郎机”,所以又称“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炮”在对满族军队作战中发挥了威力,被封为“红衣大将军”。汤若望来华后,也奉命铸造火炮。在皇宫旁特地设立了一个铸炮厂,两年时间就铸造了20门大炮。最大的可容40磅的炮弹。汤若望还口授了《火攻絮要》,就是专门传授火炮的图样、制作和应用的著作。清朝早在立国之前,就十分重视西洋火器。他们的“红衣大炮”,也被封为“大将军”,随部队行军作战。清朝初年,为了平定“三藩之乱”、防备台湾郑成功武装力量的需要,仍然重视西洋火器的制造。南怀仁就曾奉命督造神威大炮,著有《神威图况》。
当大清帝国的统治逐渐巩固之后,统治者的兴趣与注意力逐渐转向传教士们带来的欧洲新鲜奇巧的工艺品,如自动机器和钟表,等等。康熙时在清官服务的法国传教士陆伯嘉,专造钟表与物理器械;另一位法国传教士杨自新,曾献给乾隆皇帝一只自行狮,能走百步,发条藏在狮子腹内;后来又制造一狮一虎,能行三四十步。传教士汪达洪制造的两个机器人,能手捧花瓶行走。他还改造过一个英国奉献的机器人,使他能书写满蒙文字。
同天文、数学一道传入中国的,是西方的地理学。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地球的全貌,使中国人大大开阔了视野。利玛窦编绘的世界地图,后来曾多次改进刻印,有多种刻印本。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职方外纪》一书,有世界地图在前,介绍文字在后,是第一部对中国全面介绍近代世界地理知识的著作。意大利人卫匡国著有《中国新地图集》,被欧洲人称为“中国地理学之父”。康熙时期,委托传教士雷思孝、白晋、杜德美等人对全国进行普遍性测绘。测绘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当时测量工具简陋,只能以绳测量。随时随地观察天体,用三角法测量,以规定经纬度。经过10年努力,终于完成了《皇舆全览图》。它是当时世界上西什库天主教堂工程最大、制图最精确的地图。这幅中国地图,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更准确。后来,在乾隆年间,传教士宋君荣、蒋友仁等在中国学者的合作下绘制成一幅亚洲地图,称为《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或者《乾隆十三排地图》。
欧洲传教士还把西方生物学、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为了求得自己的进身之阶,欧洲传教士们还常常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与技能为皇室和王公大臣看病。如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刘应等人,就曾用金鸡纳霜(即奎宁)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外科医生罗德先还为康熙皇帝治好了心悸症和上唇瘤;安泰不仅随皇帝巡游,成为侍从御医,而且平常为教友看病,往往门庭若市。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还将一部法国医学著作、根据血液循环及最新发明编写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并附有满文说明的插图。
传教士们还把欧洲的建筑技术与风格带到中国来。他们在各地修建欧洲风格的教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年间开始修建的我国著名的皇家苑林——圆明园,就有欧洲式的建筑。圆明园的附园——长春园的一部分,是仿法国宫殿风格设计建造的。这一工程,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奉乾隆皇帝之命主持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协助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建筑群,中西合璧,规模宏大。蒋友仁擅长设计和工程机械的技能,特别肩负着设计“水法”(即喷水池)的任务。他设计的喷泉式水钟,用十二生肖代表十二个时辰,会轮流按时喷水。在西洋楼远瀛观南端的观水法,是乾隆观看喷水景色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年放置宝座的台基和石雕屏风,以及欧式的门。建成之后,大受乾隆皇帝的赞赏。
郎世宁不仅在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中对西方建筑术的传入中国有着重要贡献,而且还将西方绘画艺术带到中国来。这位意大利传教士,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早在来华之前,已颇有成就。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就完成了热那亚一座修道院的壁画,显示了成熟的技艺。郎世宁把文艺复兴以来先进的欧洲艺术成就带到中国。他随身带来一批西方艺术典籍,来华后据此编写教材,传授艺徒。据说他曾同一位中国官员合作,编写了一本教授绘画技艺的书。郎世宁到中国,大受清朝统治者的喜爱,成为一名宫廷画家。在清廷长期工作期间,他将西方透视、光暗表现等科学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郎世宁在中国的绘画艺术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善于融会贯通,以西法作中国画。在西方精于写实、透视的基础上,郎世宁吸收了中国的传统画法,不仅花鸟造型富于生气,各种马姿尤为精彩,人物风度服饰也相当中国化,但面部则用西方立体光暗表现。例如,郎世宁一生的力作之一《马术图》,高2.23米,阔4.26米,已突破中国卷轴的范围,实际上是西方巨幅油画的形式,但笔法全是中式。这幅巨作描绘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蒙古首领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实况,以阿睦尔撒纳等11位被接见的蒙古首领居中,乾隆骑马位于右侧,文武大臣簇拥于后,左面则绘以表演马术的骑兵。这幅画的构图也和中国传统的“天子居中”的宫廷接见图完全不同,是以侧面展开,由右至左,实际上是运用了文艺复兴以来常见的表现圣母和圣婴耶稣接受东方贤者礼拜的构图形式。此外,郎世宁还经常与清朝的中国宫廷画家合作,如《乾隆雪景行乐图》,就是他与唐岱、陈枚等人合作而成。图中树木坡石皆用中式画法,而人物头像则用西式画法,建筑则运用透视法,整幅画构图气魄浑宏,用笔工整,着色尤为华丽,是一幅宫廷画佳作。

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知识

中美贸易交往始于1784年“中国皇后”号通中国,两国的文化交往则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来华;从这时起,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早在1810年,美国就建立"美国海外宣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of Commiss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ABCFM),并在1830年首次派遣传教士来中国寻找传播福音的机会。此后浸礼会、圣公会、美以美会等都相继建立海外传教机构,都向中国派传教士。从1830年到1848年,各国新教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共计98人,其中美国占73人,占西方各国新教传教士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1]这时美国对华贸易远逊于英国,而传教事业仅十余年即跃居首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对华商品输出,是早期美国对中国关系的一个特点。传教士来华在沟通中美之间的外交、商务、文化联系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所谓传教,就是用十字架与圣经和平地征服世界。对于传教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再没有人比19世纪末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明恩 溥(Arthur smith)讲得简明透彻了。他写道:

我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英语国家的人民所从事的传教事业,所带给他们的效果必定是和平夺征服世界——不是政治上的支配,而是在商业和制造业,在文学、科学、哲学、艺术、教化、道德、宗教上的支配,并在未来的世代里将在这一切生活的领域里取回收益,其发展将比目前的估计更为远大。[2](重点是引者所加)。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商人与中国通商的口岸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西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和印刷散发教会宣传品都是被禁止的。美国传教土是依附于英国传教组织在马六甲、新加坡、澳门、广州等地通过办学校的方式来进行传教的。早期教会办学并不是为了传授西方的知识与文化,而是为了使传教披上合法的外衣,其直接任务是教一些中国人学会英文,培训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籍助手或传教士,培养西方教会、洋行所需的通译、买办, 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和平征服中国的工具和奴才。为了印刷宗教宣传品,教会创办“本色化’’中文印刷所,最早是1817年在马六甲由英国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11ege)的印刷所.最早的汉译西方书籍《圣经》是在中国境外印刷好偷运入境的.为了吸引贫苦人民信教,办起了慈善事业。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35年在广州开设的眼科医院就有很大影响,连林则徐都找他看过眼疾。[3]在19世纪封闭的中国,这些传教土成为最早接触普通中国人并传播西方文明的中介。但由于清政府把西人中国传教视为妖言惑众,严加防范,因此,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与华人的接触和传播活动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事实上起双重作用:主要职能是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附带也传播西方的知识与文化。基督教本身就是西方精神文明的体现。早期传教进展极其缓慢,成果可怜。美以美会在华传教十年才在1857年吸收第一名信徒。一位传教士在福州传教九年之后,才在1856年吸收到一名信徒。伯驾在广州办医院,门庭若市,却无一个求医者对宗教感兴趣,直到1847年才有一个中国人信教。[4]

麦金莱总统宣称“传教士是文明的先锋”。老罗斯福总统则认为传教事业可以避免中国发生革命骚乱.威尔逊总统对海外传教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这样,海外学生宣教运动与美国海外扩张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美国在华传教活动的高潮。[11]

美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中国人称为“洋学堂”,最初规模很小,名称不同,体制混乱,只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80年以后,办学重点才逐步转向高等学校。在转变之初,教会内部发生过有关政策性的争论。在1877年上海教会会议上,美长老年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根据他1864年以来在山东登州办教会学校的经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但当时反对传授西方世俗学知识的观点仍占上风,认为这些知识会使中国青年更难接近基督教。到1890年的上海教会会议上,把教育作为在中国传教的合法责任的观点,才获得多数人同意。[12]从70年代末以来,少数教会大学逐步建立:1879年圣公会在上海办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的前身);1882年长老会在山东办广文学堂(即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1888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汇文大学,1889年公理会等在河北通州建立华北协和大学(后两学校合并为燕京大学)。这些校一般服都由普通教会学校增添课程设置和设备而试办的高等教育,除英语和宗教课外,还开设有关西方科学与医学方面的课程。尽管最初规模很小,学生人数也很少,大学班一般才十多个人,但它们毕竟是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学塾的西式学堂,是西方文明的传导者,是“鬼谷先生”争夺孔门弟子的地盘。

19世纪末最后几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在华创办教会大学进入鼎盛时期。这绝非偶然。教会大学的兴起是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急剧变革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是伴随废科举、兴学校的变革而共生的,诸多原先的教会书院合并扩建而为大学,一时如雨后春笋。其中最重要的有:苏州东吴大学(1901)、武昌文华大学(1903年)、广州岭南大学(1904年)、圣约翰大学(1905年)、华北协和女大(1905年)、上海沪江大学(1906年)、南京金陵大学(1909年)、杭州之江大学(1910年)、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10年)、武昌华中大学(l910年)、长沙湘雅医学院(1914年)、福州华南女大(1914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15年)、燕京大学(1919年)、福州协和大学(191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20年),等等。这些大学遍布中国各沿海大城市并深入武昌、长沙、成都等内地。后来经过改组,凡十四校,共组成“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1919年)。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三所(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北洋大学),私立大学也不多,而美国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己办的大学还多,几乎囊括了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十之八九,就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最初也多是聘请美国人主其事。无怪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提醒人们:差不多中国全部大学都是由美国人创办与美国人主持的。⒀这是我国在文化上半殖民地化的突出病征之一。

本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在反帝呼声的强大压力下,教会学校势力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迫使教会学校取消强迫学生上宗教课和信教,并向国民世俗化教育方向转变。到30年代初,除圣约翰大学等校外,其他教会学校在表面上都改由中国人任大学校长。由于中国的国立和私立大学数量日增,美国教会大学的势力才相对减弱。在1916年时各教会大学共有注册学生2103人,1927年约4000人(包括一些神学院学生)。1935年时教会大学学生人数增达6475人。⒁据估计,三四十年代,在教会大学念书的中国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12~20%。[15]特别是到40年代后期,学生人数大增。1947年秋,各教会大学录取的学生人数几达11000人,而考生则十倍于此数。[16]

教会大学比中国自办的现代新制大学建立时间早,有些大学与美国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等有联系,因此诸如教学体制、院系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教学工具、参考书等,都是直接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一系列西方的新科学介绍到中国。例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创设的农学院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与对水稻小麦等品种的研究; 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的医学院等对西医学人材的培养;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战前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完备的医学教育中心;一些教会医学校还首先在中国讲授护士学并培养护士;燕京大学是社会学和新闻学领域的先驱;武昌华中大学首先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并在中国小型图书馆中推广了修订的杜威分类法;还有商业、工商管理、西方历史、西方文学、拉丁文等课程大都是教会学校首先设置或具有特色的。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挂勾建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一定特色和贡献。教会学校提倡妇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打破封建门第观念等,算是以洋风易旧俗了。

教会大学是基督教与神学在中国的高级研究机构,是在中国追求、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洋学府;出洋留学盛行之后,更成为公子哥儿们追求出国“镀金"的方便门径。这样,教会大学不但在中国保持洋化的、贵族化的与保守的学风与传统,并且一直是新洋务“人材”——中国买办阶级的培养所。但是,决不能把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会学校混为一谈,特别是后期的教会大学在民族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是它的大批学生脱出学校当局的控制,在爱国的学生运动中走向进步,直至参加了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的各种运动并投身革命行列。

教会大学是移植到中国文化躯体上的外国异物,这种移植是.在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保护下进行的。因此,这是对中国的一种文化侵略性质的殖民活动,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起破坏作用.但是,文化不同于政治,其中包括有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它的这一部分应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外来文化的强制输入方式并不排斥本国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的功能。中国文化在西力冲击下面临严重挑战,本身处在破旧立新的转变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入的教会教育可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个主要特点,同时也是它的一个主要弱点。理由简述如下:第一,近代中国首先接触到的西方文明是通过传教士之手输入的宗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这种教会文明是与中国传统儒家文明的伦常哲学根本背道而驰的,它在中国一开始就引起传统文化异常强烈的拒斥反应,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裹在宗教外衣之下传授的西方知识,即使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传统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知识结构与传授方式也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中国知识界也一时难以接受。第二、近代西方文明是在基督教的宗教熏冶下发起起来的,但在近几个世纪中,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文化与基督教的关系经历了复杂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教会的束缚而世俗化与自由化,特别是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反教会是近代西 方一切激进的、革命的思潮的特征之一。因此,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过时的、落后的、保守的部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知识,是经过教会“净化”的思想与知识,而近代西方文明的精华如理性主义、民主思想、自由主义学说等都是传教士所回避和不愿介绍的。因此,中国人按照传教士输入的“西学”去认识和了解近代西方文明,不仅是片面的,歪曲的,而且其中很多是糟粕,这是传教士输入的西方文化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一面;第三,传教士输入中国的不只是一种新的信仰系统,也是新的知识系统,不管近代西方知识的输入采取什么方式,也不管输入者是什么人,对传统中国文化都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并启发中国人重新认识外部世界。西方的科学技术在最初还不可能引起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革命,但至少引起了人们对旧学的时代适应性的怀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之长以补中国文化之短的折衷主义方案。西学所争得的一席地位,传教士是有功劳的。西谚说:“科学是宗教的婢女”。基督教为在中国扩大自已的要引起深刻的思想变革,也要导致对宗教信仰的削弱(且不说基督教的传播所激起的群众性的反教运动),这又不利于基督在中国的传播。

互通有无,交流思想,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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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史盐酸: 传教士来华在沟通中美之间的外交、商务、文化联系各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传播西方基督教文化方面具有特殊重要作用. 所谓传教,就是用十字架与圣经和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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