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海外贸易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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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海外贸易与对外交通是怎样发展的?~

元朝时期,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声望威震亚、欧、非三洲。因此,中国与亚、欧、非诸国的交通往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各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
中国的近邻高丽(朝鲜)、日本以及安南(越南)、真腊(柬埔寨)、缅国(缅甸)、罗斛(泰国)、木剌由(马来半岛)等东南亚诸国,都与元朝有密切的联系。高丽与日本派来大批的留学生,许多高丽人长期定居于中国。
南亚的僧加剌(斯里兰卡)、尼波罗(尼泊尔)及印度半岛诸国与中国的交往也很频繁。至于中亚和西亚的波斯、阿拉伯各国,当时都在伊利汗国的统辖下,与元朝的往来更是畅通无阻,十分密切。
中国与欧洲和非洲的交往,也达到了前代所未曾有过的深入程度。除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作者马可·波罗外,罗马教皇和法国曾先后派使节来到中国,元朝也曾派人出使欧洲诸国;元朝的使臣还到过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等东非国家;著名的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也曾来中国长期旅行,并担任过元朝的官职,他写的旅行记中记载了许多亲眼所见的中国情况。
由于中外交通的频繁,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同时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知识陆续传到中国,基督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在灭亡南宋之前,陆道贸易占元朝对外贸易的主流。元朝的丝绸之路,从敦煌分天山南北两路往西,通向中亚、西亚和黑海北岸。灭南宋之后,海道贸易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海运运载货物量更多、来往更便捷、可达到的地域更广。
宋代的海外贸易已十分繁盛,元代海外贸易比宋代还要发达。元朝政府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元朝政府即任命他为福建左丞,处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温州、广州、杭州等地设立7个市舶司,后经过改组合并,到1297年,并为泉州、广州和庆元三个长期存在的市舶司。广州是我国最早兴起的海外贸易口岸,宋代时居诸港之首;宋元之际,由于屡经战火而元气大伤。
泉州在元代最为繁荣,取代广州成为第一大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泉州全城遍植刺桐,所以“刺桐港”的名声誉满海外,其繁荣程度比宋代的广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代时,与其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不过五六十个,而元代则多至140余个。元代海上贸易的范围,东到高丽、日本,西达波斯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
海船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绸和瓷器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丁香、豆蔻、胡椒等药物,象牙、犀牛角、珍珠、钻石、沉香等宝物和香料。元代海外贸易的兴旺,是以东南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生产为依凭的;同时它又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元代频繁的中外交往和发达的海外贸易,大大加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方面让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得以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又使中国人民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能够学习到外国文明的长处。

元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这和元朝统治者积极支持有关。元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增设市舶司。1297年,经过整合,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三个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港的中外货船进行管理,并根据所运货物收税,精货收十分之一,粗货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同时,市舶司自己也备船备货,雇用商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


元代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东到日本,西抵波斯湾,甚至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国的船只航行得如此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十分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


从中国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织品,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所谓“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可见当时泉州的繁荣。除泉州外,庆元、广州均是当时的大港,庆元主要集中进出口高丽、日本的货物,广州则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场名闻世界。

贸易,是海外活动最根本而真实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贸易活动,有活跃滋长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迹象。这些现象可见於官方记录,可见於民间著作,也可见於元代遗留下来的史迹、文物与文献。而这些海外活动的成果为明初郑和等海外活动所承继。

壹.官方资料

元代官方记录,保存了进出港口的的国际贸易状况,反映於海上活动的妈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与贸易
元代的国际贸易的港口共有八处,皆设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间,各处均有专职官员主持,分别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设一人专职主之。
庆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抚使督之。
广东,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温州,至元年间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为元代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众多,货物堆积如山。从事海外贸易者甚多,且颇见资本雄厚之巨商大贾,泉州的蒲寿庚家族经营海外贸易而致於富贵。蒲寿庚婿佛莲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张瑄,二人所经营海外贸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辍耕录》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贸易,「每岁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听其货卖。」「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元史?食货志》)
2. 海神妈祖的崇高地位
妈祖本为五代北宋间福建湄州岛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祸,助人无数,尤多助人於海上,殁而为海神。两宋间,闽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为官方认同之重要神祗,赵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绝无仅有。
元代,民间崇拜持续,妈祖信仰向北传播,新增的妈祖庙,除了福建、浙江、江苏、广东,括及山东、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妈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护国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诏加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护国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第六次:天历2年(1329),加封为「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号海神为「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国家礼典。「皇庆(1312-1313)以来,岁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运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诸神未得重视或认定,「祈风雨不得支破官钱」(《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风的泉州九日山通远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妈祖信仰一枝独秀,神格崇高,乃彼时海外航运活跃的反映。
3.朝廷垄断贸易与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对於巨贾大商,常借故夺其财利。蒲氏婿佛莲,身殁无後,官府没其家赀。朱清、张瑄被视为「聚敛之臣」,为官捕杀,封籍家赀,拘收军器海舶,流放子孙於远方。规定「凡权势之家皆不得用己钱入蕃为贾」,「蒲寿庚请下诏招海外诸蕃,不允」,「唆都请招三佛齐等八国,不从」。
又有「官自发船贸易」,以及官府提供资本交由商人经营的「官本船」贸易。元代官府显然防禁私人垄断贸易,与民争利,趋向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海外贸易衍生许多问题,令官府无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顾虑,因而产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钜变,下令禁止海外贸易,先後颁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实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复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罢市舶司,延佑1年(1314)开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发船贸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罢市舶,至治2年(1322)复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贸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为前代所未有。出现在元开国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间四禁四开,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长者六年,为时不长;三次海禁间隔,短者三年长者九年,为时也不长。四次都属暂时性,却是连续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烈,解禁之後都有相当限制。这一系列海禁,因为贸易之利与治安之虑而产生,出现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国的海外政策产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对明清时期影响极大。
贰、民间航海人员的著述

元代民间远航海外,以泉州为最盛,广州次之。广州港的航海活动见於《大德南海志》,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动记录见於《岛夷志略》,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陈大震等纂,成书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广州方志。是书版本多种,而多阙漏,相互校订,知原书应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货〉与其附录〈诸蕃国附〉,乃元初广州海外贸易之记录。所著录当时广州贸易海外之国,一百四十二国。分别列各国为东洋、西洋。东西洋之划分,始见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见西洋一词,唯《大德南海志》并述东洋、西洋,并且细分为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峡为东、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岛北部至菲律宾为小东洋,其南诸地为大东洋;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一带为小西洋;印度洋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诸国多止於东南亚诸地,唯《永乐大典》所载海外诸国,远及白达、层拔、弼琶罗、勿斯离、默茄诸国。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岛(白达、默茄),北非(勿斯离),东非(弼琶罗、层拔)。这些国名,可见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仅录地名,於风 土民情贸易无只字片语记述,则此等地区是否广州贸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岛夷志略》,汪大渊撰,成书於元顺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两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记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远航所至各国,以九十九国为条目,逐一介绍游历所至各国,各条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国家或地区百馀处,包括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台湾、琉球一带(琉球),菲律宾(三岛、麻逸、苏禄),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锡兰(僧伽剌)、马尔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岛(天堂),皆亲游之地。汪氏具体叙述亲身游历各地位置、风土、民俗、物产、贸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记内容之丰富、详细与切实为前代未有,为明代载记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传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郑和下西洋规模浩大,郑和随员三人所著之书,内容却不及於《岛夷志略》。马欢《瀛涯胜览》颇受《岛夷志略》影响,费信《星槎胜览》更大量抄袭《岛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与元末《岛夷志略》所载广州、泉州海外交通盛况,乃郑和下西洋之基础。

参、文物、史迹与中外文献

从元代遗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迹,以及中外文献,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跃与转变。兹各举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为主,这项事实从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见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韩国、东南亚、锡兰、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质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亚、坦桑尼亚、马达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这些考古发现之多,与其意义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与补充。这些出土文物是繁荣的元代海外贸易的具体物证。 福建泉州有清净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礼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两次整修,至大3年(1310)与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纪初)将石砌寺塔改为简易的木塔,十七世纪初(万历37年,1609)增建一间小礼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礼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间两次重修,而後未见重大整修,显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荣,也显示元末顺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没落。
外国旅行家的见闻是旁观者可供参考的。意大利的马可勃罗,在中国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启航返其祖国,谓泉州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众,印度、波斯等国商人运载香料、胡椒来此贸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图塔从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国,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国各地重要港口,谓泉州港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内有大船百艘,小船无数,城区甚大,城内织造绸锦、瓷器。谓瓷器产地, 除了泉州,也产於广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质绝佳,销到印度、也门、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图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国船前往中国,谓中国海域只能行驶中国船,古里港内有十三艘中国船,中国船之大者,挂十帆,船内分成许多船舱,能载千人。
福建泉州晋江市陈埭镇丁氏族谱显示整个元代海外活动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约生活於元初,经商於苏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为泉州城内商业活跃的繁荣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硕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殁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举家迁徙至晋江陈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经商,但时局动汤,兵乱不断。泉州十年战乱,始於顺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将讨伐叛军,大举杀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纷纷逃亡海外,或避居他乡。这场动乱,迫使丁家从繁荣的泉州商业区迁徙到偏远的滨海农村陈埭,弃商贾而务农。陈埭丁氏族谱显示,元代海外贸易曾经十分繁荣,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续宋代,海外贸易繁荣,设置八处对外贸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关制度。中国船出入东南亚,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岛,经常往来的国家或地区有百国,所知其他国度也有百国。并细分海外地区为小东洋、大东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跃与繁荣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与民争利,海上活动问题也渐渐增多,朝廷难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长期兵乱,海外活动一蹶不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行为并非突然冒出,郑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继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动,同样,元代难以掌控的航海问题,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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