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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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所,生于什么?~

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作力毋以致财.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

(二)管子学
自学内容:管仲改革对齐国政治制度完善所做的贡献。管仲改革对齐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情况。管子学的主要内容。
学习指导:重点是管子对齐国经济制度的完善。
1、强化专业分工,治理经济环境
管仲学派认为,农工商业的发展在国家富强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部门之间的业务差别和技术特色对客观环境有着不同的要求。与专业相适应的经济环境更有利于专业分工和技术发展。为了创造这种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管子》提出了“定四民之居”的管理措施。体现了国家根据现实需要,强化专业分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促进农工商全面发展的管理思想。
管仲学派认为,不同行业间的人口杂处不利于各自行业的发展。“士、农、工、商四民者……不可使杂处。”(《小匡》)认为强化专业分工,更有利于各自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协调发展。定四民之居,是齐国统治者加强职业分工,稳定和发展生产力,对齐国经济秩序进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其主要点是:(1)同行业人员集中定居,不得混杂,做到“群萃而州处。”(2)各行业与各自所需要的环境相结合,“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3)行业世代相传以保持从业人员的稳定与连续性。“士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4)建立民政、军政编制。实行士农结合、民政与军政结合,以四民分业定居的民政编制为基础,而组成军政组织。
定四民之居,对农业说,有助于加强农民与土地的结合,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工,则便于在同行业之间和家庭内部互相交流,传授生产技能,推动手工业的发展。对于商,有利于促进商人与市场的结合,便于他们掌握货源,交流信息,调节物价,活跃市场,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调剂作用。这样,国家通过加强专业分工,治理经济环境,稳定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齐国大治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重农务本及国家对农业的管理
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生产是最为重要的。分配决定于生产,交换和消费也以生产为条件。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古代思想家们的生产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管仲学派也不例外,它的“务本”论就是明显的标志。
管仲学派强烈地重农意识,使其非常注重对发展农业的全面考察和综合治理,它对影响农业发展的各种要素和条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全面的分析,从而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管理思想。
其一、“务天时”的农时思想。农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很早就为人们所认识。管仲学派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农时的认识,系统提出了农时思想。它认为,农时对于农事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地之生财有时”。(《权修》)所以,农事活动必须按农时施行,“不失其时然后富”(《禁藏》)如果违背农时,将会一无所获,“不务天时则财不生”。(《牧民》),“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仅存。不芸之害也。宜获而不获,风雨将作,五谷以削,士民冷落,不获不害也。宜藏而不藏,雾气阳阴,宜死者生,宜蛰者鸣。不藏之害也。”(《轻重》)不适时耕芸收藏,百姓就会深受其害。
农时之重要不仅在于农时与农业的丰收息息相关,而且还由于农时之宝贵。“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乘马》)真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管仲学派进一步把农时思想与自然规律结合起来,认为万物按照四时生长收藏,是万物的永恒规律。因此,农事也就必须遵循这一万物生长的规律进行安排。要适应耕种,不误农时,“春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山国轨》)
其二、“五谷宜其他”的因地制宜思想。“管子”在强调“务天时”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土壤与农作物的关系,提出了“五谷宜其地”(《立政》)的主张,“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 (《立政》)强调种植农作物必须因地制宜。
管仲学派的因地制宜思想在主要集中于《管子•地员》篇,该篇根据土壤于植物生长的规律,按照土壤的地下水位与水性、土壤的性状等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根据对植物垂直分布的观察,得出了“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的重要结论。同时,《地员》篇还通过总结生产实践经验,对各种土壤所宜种植的农作物、草、木都进行了论述和描述。
其三、“财生于力”的劳动创造财富思想。管仲学派认为,天时、地力、人力三者是影响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人力和地力是加强农业管理的重点,其中尤其强调具有很大能动性的人力对农业的决定影响。
管仲学派认为,在人地互相影响的同时,农业的发展归根结底在于人力适应天时对地力的改造上,“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做力,毋以致财。夫财之所生,生于用力,力之所在,生于劳身。(《侈靡》)在它看来,士地离开了人力的开发,便不称其为土地,地再多也是个穷国,“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霸言》)“地薄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权修》)
为了使天时、地利、人力三者在农业生产中协调发挥作用,以获取农业丰收。管仲学派主张国家以行政手段调控农业生产,既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激发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体现了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的有机结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勿夺农时,赋役有度。管仲学派认为,务农有时,民力有限,繁重无休止的赋役,既会使民力枯渴,也会使农业失去所需要的人力和宝贵的时光,其危害很大,“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牧民》)为此,它主张取民有度,用之有时,不以繁苛的赋役影响农业的发展,“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它反复强调“薄赋敛毋劳于民”是维护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政策。
第二、“案田而税”、“相地而衰征”。管仲学派重视土地的占有使用对民力的影响,并认为这是国家为政之本,“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土地的占有使用不均,赋役不平,是国家为政不清的结果。地多人少,对余地无能为力;人多地少,人无用武之地。国家应掌握耕地的数量和人口的的情况, 以为正地之根据,“断方井田之数,乘马甸之众,制之。”(《侈靡》)并要求对农民使用的土地进行合理的调配,实行“相地衰征”的田赋征收办法,即按土质的好坏和产量的高低分别征收不等的田税。这对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这表现了其重视调整土地关系,改革田赋制度,稳定农业生产力的管理思想。
第三、奖励务农,督促、支持生产。管仲学派主张,应奖励那些勤于农事,精于农业的人,“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并以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故杀下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则请重粟之价,釜三百。若是则田野大辟而农夫劝其事矣。”“《轻重乙》”使农民从收益中看到务农的优越性,从而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和劳动兴趣,使国家的重农政策深得人心。
由于因地制宜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因此管仲学派要求国家把注重地宜看作是“六务”之一(《七臣七主》),并要求派专门的政府官员“司田”进行具体负责,相高下,视肥硗 ,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庞大皆安其处。(《立政》)体现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督促和支持。
第四、行农贷,保护农业生产。为制约豪富对农民的兼并。管仲学派主张实行国家贷放制度,设粮食预购资金“环乘之币”和借贷救济金“公币”,并以国家所储之粮食,在青黄不接和农业大忙季节,对困难的农民施以贷放。“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揆度》)这对抑制豪强兼并、平抑物价和限制过重的贫富分化具有重要意义。“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揆度》为了使贷放有一定的依据和针对性,减少盲目性,国家要注重对社会条件的调查,尤其注重对社会生产和生活情况的了解“问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人之货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问》)国家根据实际情况,预算所需“环乘之币”、“公币”及粮食数量。这样,就有效地保护了农业生产。
第五、除水害,修筑水利工程。在《管子》以前,尚无思想家论水利工程与富国关系。管仲学派提出修筑水利工程,使田地既收沟渎灌溉之利而又无洪水泛滥之患。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国家要设置“水官”专门负责防治水害和组织领导修筑水利工程,“除五害,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官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行之水道、城都、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州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度地》)国家要在农闲时修筑水利工程,既不误农时,又会给农业发展带来益处。
3、兼重工商及国家对工商业的管理
在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独立经营的手工商业发展较为迅速,出现了工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的问题。“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国贫矣。”(《治国》)所以,“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治国》)只有抑制末作奇巧的偏向,才能增加农业人口,满足农业需要的劳动力,避免“田荒而国贫”的恶果,达到国治民富的目的。管仲学派主张禁末,所谓末,指的是供奢侈浪费、荒淫享受之事。所禁不包括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手工商业。
在以农为主的前提下,管仲学派对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手工商业还是很重视。就手工业而言,社会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工具或用品,保卫国家的战备,无不依赖百工来制造提供。《幼官》篇在强调“务本饬末则富”之后说:“毋乏耕织之器。”在战备方面,《七法》篇说:“聚天下之精财(材),论百工之锐器。”要求“工盖天下”,“器盖天下。”《立政》篇则在社会生活方面指出:“工事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其提倡俭朴求实,而兼顾工商业的意图甚明。
就商业而言,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能起到沟通有无的作用,生产工具或用品,均可通过市场得到满足。“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臣乘马》)“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则百用节矣。” (《臣乘马》)供需平衡,商人无法投机取利,社会安定,人民的需求也就得到调节,随时都可买到必需的物品。
齐国僻处海滨,可耕地不多,但却具发展工商业的优势。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可见齐国具有重工商的传统。客观上讲,国家要富强,单靠农业之力是不可能的,必须以工商业为辅助,农工商并举。所以,管仲学派主张,国家必须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具体措施主要有:
第一、“官山海”。《管子•海王》提出“官山海”政策,既国家掌管控制森林山海等自然资源,人民如要经营,必须得到国家的允许,否则就视为犯罪。
自然资源由国家掌管,就可以不用税敛百姓而用度自足。如果由百姓自己任意经营,则利益将为少数人所得,从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山林之地生产木材,更是国家和人民共同所需,国家应当加以控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用以给之。”(《轻重》甲)国家谨守山林、川泽、草莱等资源,既能满足人民对木材的需要,又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第二、国营盐铁。国家对工商业的管理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盐铁专卖”,此项专卖政策,实行的方法是生产过程交给民间私办,国家只负责统一收购和销售。这充分体现了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有机结合的特点。
铁和盐一样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如果由国家开采铁矿,如雇佣徒奴则多逃之,多用民夫则下疾怨,“今发徒奴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轻重》乙)因此,管仲学派主张,开冶铁矿交由民间经营,国家根据自然资源属于国有的原则而向生产者征收租税,再实行统一收购和销售。
管仲学派所提倡的办法是国家不过问生产过程而交给私人经办,国家只负责收、运、销;通过交换方式来获得商业利润,它是“见予之利,不见夺之理”,从流通中得来的专卖利润是寓锐于价的间接税。这种间接税比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因为“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改变强制性的租税征收方式而代之以取悦于民、顺应民心的政策是管仲学派要求国家管理工商业所采取的基本方针。
第三、国家有效控制市场,运用市场调剂民间财物。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不仅五谷是重要商品,其他财物也进入市场成为贱买贵卖的商品,不仅有一般商人,更有“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的富商大贾。私商已发展成为商业活动的重要力量和主角。管仲学派把商品流通的作用提到“御天下之道”的高度来看。“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以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语制为大治。”(《国蓄》)它强调国家要重视流通,有效控制市场。
管仲学派认为,“货币是控制国家经济的重要工具,一旦掌握货币和谷物就能控制整个市场, “先王运用货币,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轻重》)管仲学派主张由国家掌握并铸造发行一定数量质量的货币,并通过货币的收放来控制主要商品的价格,从而间接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同时,它又把轻重论用于商品价格中,主张国家直接控制市场商品的供求关系,并以此调节物品价格,而不要求商品价格的完全稳定。价格的绝对稳定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国家不进行宏观调控干预,听任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暴长暴跌,将会导致直接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乃至影响人民生活,破坏社会的稳定。因此,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价格就成为必要手段,在不平衡中求得相对平衡。
管仲学派认为,国家为了达到控制市场、控制价格、调剂流通的目的,必须采取有效的商业手段。其具体方法是:在谷物青黄不接之几际,国家用货币收购农民的谷物,再用一部分谷物与货币来交换织帛及其他物资必需品。此时,货币大量流向民间,使市场形成“币轻物重”。当人们手持货币向国家购买物品时又形成“币重物轻”的局面,此刻国家又以货币收购万物,使货币下流,万物上流,而使物价上升。国家又再抛售物资使物价下跌。如此循环往复来操纵市场。从而阻止了商人操纵市场从中谋利的行为。因此,国家不是通过高税政策而是提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一收一售,一收一放的手段来获得商品利润。这些手段的目的旨在调节物品的赢余不足,平定物价,打击不法富商大贾的投机活动而充实国家财政。这是用“轻重之权”来达到“轻重敛散之以时”的目的,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来达到利民富国的目的。
4、对外开放及国家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逐鹿问鼎。为取得霸权,国家必须扩张自己的实力,这首先要发展本国的经济力量。齐国所处的地理环境是“地泻卤、人民寡”。农业不发达,但有丰富的渔盐资源,且处交通要道,四通八达,商旅来往频繁,“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地数》)从这种国情出发,齐国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对外经济交流。管仲执相期间,他利用自然条件的特点,扬长避短,将齐国的食盐买给梁、赵、宋、魏等国,得金1100斤,再用黄金向滕、鲁等国购买粮食。另外,对于本国不出产的皮革、竹器、羽毛等物,也靠对外贸易解决。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便利的交通,是发展国家贸易的有利条件,为了发挥这一优势,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来加强国际贸易的管理。
第一、对客商提供优惠。管仲学派主张,应鼓励和其他诸侯国的贸易往来。首先实行对商业贸易的减税政策,鼓励出口。让商人自由出口鱼盐而不上税,“关市讥而不征,以为诸侯利。”二是给各国商人提供各种旅途上的便利,“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轻重》乙)三是,对外国客商在关税上以优惠,“关者,诸侯之陬遂也,此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问》)各诸侯国的商人来齐国经商,免征一次税。“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其税收很轻,有的甚至免征。以上优惠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商人和外商进行国际贸易的积极性,于是,“天下商贾归齐者若流水。”
第二、利用轻重理论,进行对外贸易。“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轻重》乙)在别国物价低时,我们的价格高,货物就会流向我国,这时就要购进,以“泄”散其物资;在别国物价高时,就要出售物资,从中“射”利。总之,国家要看准国际市场的形势,抓住有利时机,乘其他国家不防备,充分利用价格的高低来控制货物的流向以从中获利。
第三、掌握经济情报,适时改变战略战术。在国际贸易中,国际市场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变化,即使预先制定了策略,有时也不可能按部就班的实施,“王者乘时,圣人乘易”(《山至数》),要抓住有利时权,善于改变战略战术。要遵循“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娈,时至则为,过则去”的原则,做到广泛调查研究,掌握经济情报,抓住时机,灵活贸易。管仲学派主张应在五条战线上作战,即“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此所谓五战而至于兵。”(《轻重》甲)这样才能达到“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的目的。

是啊,这是一个循环,老百姓没有粮食就没有吃的,粮食没有土地不能生长,寺地没有老百姓不能种植,老百姓不劳动就不能发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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