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地区韩国的变法运动，从背景、原因、措施、过程（要详细）、影响、还有同时期相关的变法。

战国时代有过哪些转折性的战役和决定性的战役？请介绍一下它们的背景，战斗过程，胜败原因，以及影响。~

　　一、邯郸之战

　　中国战国后期，赵联合魏、楚军在赵都邯郸（今属河北）大败秦军的一次防御战。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上将军白起欲乘胜直捣赵都邯郸，赵孝成王许割六城与秦议和。赵国利用战争间隙，厉兵秣马，重整军备，结好齐、楚、魏等国，决心抗秦。秦昭王得知赵国不予六城，不顾白起关于赵已国内实、外交成而不宜出兵的劝阻，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九月,遣五大夫王陵率军从上党（今山西长治东南）进攻邯郸。赵国军民怀长平之恨，坚城死守。秦军久攻不克，于次年改派王龁代王陵为将，仍屡攻不下。赵军久困于邯郸，形势日趋危急。赵相平原君散家财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鼓励军民共赴国难,并选3000精兵,不断出击，疲惫秦军。同时，接连遣使赴魏求援，又亲自冲出重围,前往楚国,陈说利害,终使楚王发兵相救。魏遣晋鄙率军10万救赵,因受秦威胁，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即屯兵不进。魏公子无忌（信陵君）使人盗魏王兵符，击杀晋鄙，夺取军权,选兵8万会楚军救赵。秦军久顿坚城,师老兵疲,受赵、魏、楚军内外夹击，大败，秦将郑安平率2万人降赵,邯郸围解。赵、魏乘胜夺回了部分失地。

　　此战，是秦国独强的战略格局形成后，关东诸侯合纵抗秦取得的第一次大胜。秦昭襄王在赵国内部团结、外部合纵抗秦形势已成的情况下，单纯从兵力对比出发，认为秦强赵弱，坚持攻赵，在战略上已属失策；而在初战失利、顿兵坚城时，仍一再增兵继续强攻，置魏、楚援军于不顾，在作战指导上亦欠稳妥，因而导致失败，推迟了灭亡六国的进程。此战表明，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胜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长平之战

　　-
　　长平之战遗址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秦军伐韩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韩国上下大为恐慌，议献上党以息秦兵，郡守冯亭不愿入秦，遂派使者向赵请降，赵王欣然接受上党。秦君震怒，命左庶长王龁率军再攻上党，赵遂命廉颇率军赴援，与秦军相持于长平。第三年，秦使千金行反间于赵，七月，赵人换将，以赵括代廉颇出战，大败，赵卒被坑四十万。此战被认为是战国形势的转折点。此后，诸国均不再有对抗秦军的实力，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从而只剩下时间问题。《孟子·离娄》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纵观烽火连天、刀光剑影的270年战国历史，可知这番话并没有夸张的成分。当然，就战争规模之大，杀伤程度之烈而言，在当时的众多战争中，没有比秦、赵长平之战更为惊心动魄的了。

　　管理解读 长平之战，玄机重重：赵王临阵换掉德高望重的廉颇，却得到了包括蔺相如在内决策层的一致反对；秦将白起居功至伟，却一再推脱攻灭赵国的重任，放弃再立功勋的机会；长平一役让秦国歼灭赵国主力，然而此后却耗费了长达32年的时间才灭掉赵国……，用管理学的思维去解读这些迷思，会看到历史深处的另一番景象。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歼灭战鼻祖、秦国大将白起大破纸上谈兵的赵括，一举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此为着名的“长平之战”。然而，这一役也留下了诸多迷思，耐人寻味。

　　三、马陵之战

　　中国战国时期，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着名伏击战。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魏发兵攻韩，韩向齐求救。齐应允救援，以促韩竭力抗魏。但鉴于战事初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过早出兵对齐不利，直到韩军五战俱败，情况危急，魏军也十分疲惫，才发兵相救。二十七年，齐威王以田忌为主将，田婴，田为副将，孙膑为军师，运用“围魏救赵”战法(见桂陵之战)，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围。次战役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诱其就范，始终居于主动地位。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着名战例。

　　齐国在桂陵之战，尤其是随后的马陵之战中的大获全胜，从根本上削弱了魏国的军事实力。从此，魏国一步步走下坡路，失去了中原的霸权。而齐国则挟战胜之威，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大国家。

　　四、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公元前453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产生了，“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宋代着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五、桂陵之战

　　桂陵之战是南长垣西北的一次着名截击战。 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田忌采纳了孙膑“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战法，挥师直逼魏国军事重镇平陵（今山东定陶）。齐军攻打平陵的行动并不坚决，庞涓也不急于回救，继续竭尽全力攻克邯郸。直到魏军已占领邯郸，损兵折将急需休整时，孙膑才建议齐军挥师直捣魏都大梁，逼魏惠王十万火急命令庞涓统兵回救。庞涓接令后，不得不放弃邯郸，抛弃辎重，昼夜兼程回师。孙膑判断魏军回师必经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立即率齐军主力北上，在桂陵设下埋伏。当魏军经长途跋涉行至桂陵时，以逸待劳的齐军突然出击，大败魏军，庞涓只身逃回魏国（一说被俘后放回）。

　　中国战国时期，齐军深入魏地，迫使攻赵魏军回救，将其歼灭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的一次截击战。周显王十五年（前354），魏惠王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攻卫伐赵，围困赵都邯郸（今属河北）。次年，赵向齐求救，齐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 ，领兵8万救赵 。田忌企图率军赴赵进攻魏军主力，以解赵围。孙膑认为，魏国长期攻赵，主力消耗于外，老弱疲惫于内，齐军应乘魏国内防务空虚，直趋大梁 ，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于归途截击，以达到既援救赵又打击魏的目的。田忌采纳孙膑围魏救赵的计谋。庞涓果然中计，回师救赵。魏军进至桂陵突遭齐军截击，仓皇应战，终致惨败，庞涓被擒。后来的军事家把孙膑在此战中创造的避实击虚 、攻其必救这种战法誉为围魏救赵战法，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诱敌就范的常用手段。

　　六、长勺之战

　　中国春秋初期,即位不久的齐桓公，不听主政大夫管仲内修政治、外结与国、待机而动的意见，于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春发兵攻鲁，企图一举征服鲁国。鲁庄公注意整修内政，取信于民，决心抵抗。深具谋略的鲁国士人曹刿自告奋勇，请随庄公出战。鲁军根据齐强鲁弱的形势， 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曲阜北）迎击齐军。两军列阵毕，鲁庄公欲先发制人，被曹刿劝止。齐军见鲁军按兵不动，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起冲击，均未奏效。齐军疲惫， 士气沮丧。鲁军阵势稳固，斗志高昂。曹刿见战场形势已呈现“彼竭我盈”的有利变化，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将士一鼓作气，击溃齐军。 庄公急于追击，曹刿恐齐军佯败设伏，即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车眺望齐军旌旗，发现辙乱旗靡，判明齐军确败，方建议乘胜追击，终将齐军逐出鲁境。此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中，以后发制人、敌疲再打的防御原则取胜而着称。

　　同样是齐鲁两国交战，同样是鲁庄公、齐桓公，一胜一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齐鲁第一次交战时，鲁庄公借口护送公子纠返回齐国为由，把大军开到齐国腹地，干时一战，遭到沉重打击，庄公化装才得脱险。齐国保卫了自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但它却乘干时战胜之声势，侵略鲁国，直趋长勺，轻视鲁军，骄横自满，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长勺战前，鲁军由于干时的失败，庄公既能作复仇雪耻的战争准备，又能破例接待既无官职、又无名望的曹刿，并能开诚布公地和他讨论战胜敌人的战略，这是难能可贵的。战斗中又按照曹刿的意见，掌握有利于反攻和追击的时机，从而获得了胜利。

　　七、合纵攻秦之战

　　周慎靓王三年至秦王政六年(公元前318—前241年)，楚、赵、魏、韩、燕、齐等国先后组成各种联军，进攻秦国(今陕西、河南、山西一带)的作战。大致有5次。

　　在群雄角逐的复杂环境中，充分运用外交与军事相结合的合纵或连横战略，使战略发展到新的水平。中原各国合纵攻秦失败，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只顾暂时利益而不能建立牢固的联合。秦国改革彻底，国富兵强，以强大军事实力为后盾，再结合连横战略，获得最后胜利。特别是“远交近攻”这一战略，对最后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可见，没有实力的外交，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战争胜利。

　　八、赵破匈奴之战

　　赵悼襄王元年(公元前244年)，赵边将李牧率军大规模反击匈奴(今河北、山西北部，内蒙古中部、东部)的重要围歼战。

　　此战，李牧针对匈奴军骑兵机动性、战斗力强及以掠夺为主要作战目的的特点，实施坚壁清野，使敌优势无从发挥，军需无法补充，同时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自身战斗力；俟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集中力量，充分发挥各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进行包围，是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此战，是先秦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对后世以步制骑的战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简子的改革，邹忌的改革，孙膑的改革，申不害的韩国变法。

　　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一，提出了“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的国策，主张改变旧的世卿世禄制。对于那些国家没有贡献，完全依靠父祖辈的爵禄享有特权的人，剥夺其官职和俸禄，把这些官职和俸禄授予那些对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因此改善了吏治，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旧贵族的特权。
　　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局等方面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提出了“尽地力”的农业政策，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提倡在一块土地上杂种各种粮食作物，要求农户在住宅周围栽树种桑，充分利用空闲地扩大农户农副业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事实上破坏了井田制。
　　第四，实行“平籴法”。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食作为储备，使粮食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限止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
　　第五，任用吴起改革军制，精选武士。创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武卒”，使得“秦兵不敢东向”。
　　吴起变法
　　详细内容
　　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1) 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 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商鞅变法
　　时代背景
　　秦国在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山东齐、楚、燕、赵、魏、韩这六个大国。其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赋税改革，都比山东各国晚了很久。如鲁国 “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次年又迁都栎阳。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的增长，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因此纷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发展封 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各国纷纷掀起变法运动，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等。商鞅变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这种社会变革、变法运动体现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①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春秋以来，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用，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一些奴隶主将新开垦的田地变成私产出租，这样出现了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
　　②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废除旧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确立封建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各国相继掀起了变法运动。
　　③各国争霸的需要。当时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争霸中处于有利地位和不被别国吞并，各国竞相进行了富国强兵的改革。
　　④为了增强秦国实力，秦孝公引进人才，变法图强。于是商鞅被重用。
　　变法经济措施
　　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如下：
　　废井田 开阡陌（为田开阡陌而封疆）
　　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举措是“废井田、开阡陌”。《史记》记载：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战国策》说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废止“田里不粥（“粥”同“鬻”，音yù）”的原则。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依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重农抑商 奖励耕织
　　商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因弃本求末，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为官奴。商鞅还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这些政策有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发展封建经济。 商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原因： 1.农业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2.国家通过稳定的土地税保证财政收入。 3.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 4.工商业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从而造成种种社会问题。 5.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如经营土地有保障。
　　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前，秦国各地度量衡不统一。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商鞅制造了标准的度量衡器，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从“商鞅量”中得知，商鞅规定的1标准尺约合今0.23公尺，1标准升约合今0.2公升。由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商鞅还统一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要求秦国人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违犯。
　　度量衡的统一的意义
　　第一、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第二、对赋税制和俸禄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 第三、有利于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影响； 第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的基础。
　　变法政治措施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推行郡县制为重点。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如下：
　　奖励军功 实行军功爵制 编制什伍组织
　　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的军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 就是说有功劳的贵族子弟，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也不得铺张。 制定军功爵制的作法，意味着商鞅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今后将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军功爵制发展为后来著名的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据《汉书》记载：“商君为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 也就说明了奖励的做法：将卒在战争中斩敌人首级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 而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被奴隶主所占有。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目的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者，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使得军工地主势力发展起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地主势力，使得秦国军事力量发展起来，从“夷狄遇之”到“虎狼之国”。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国长期不与中原诸侯会盟的被动局面，提高了秦国的地位。秦国还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巴蜀地区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奠定了秦统一的物质基础。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除世卿世禄制 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
　　《史记》记载，秦国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即依军功大小定贵族身份之高低。该规定沉重打击了奴隶主旧贵族，因而，招致了他们的怨恨。《史记》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是改革受阻的真正原因。
　　改革户籍制度 实行连坐法
　　秦国的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地点处。商鞅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的统治，管理广大居民，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轻罪用重刑。将魏国李悝的《法经》颁布实行，还增加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将什、伍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按照编制，登记并编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发“奸人”的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与后代的保甲制度相同。商鞅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否则店主也要连坐。
　　推行县制
　　商鞅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 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 （也有史书认为是41县或36个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商鞅通过县的设置，把领主对领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该措施有力地配合了“废井田、开阡陌”政策，用政治手段保证了土地私有。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 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郡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
　　定秦律 燔诗书而明法令
　　商鞅的该措施是为了排除复古思想的干扰，符合法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秦国的统治。然而，商鞅开创的“燔诗书”的高压政策，不仅极端压制了人民的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典籍也是一种摧残。
　　社会风俗
　　商鞅强制推行一夫一妻小家庭政策：禁止父子及成年兄弟同居一室：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等。
　　编辑本段变法的目的及作用
　　目的：富国强兵 作用：出现了“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全国百姓以私下斗殴为耻，以为国家立下战功为荣，国家战斗力不断增强，富国强兵的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废除了旧的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是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诸侯国，为以后兼并六国、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变法的过程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
　　吴起变法
　　详细内容
　　变法的内容散见于典籍中，归纳如下： (1) 均爵平禄。楚国爵禄是世袭的，即先辈如有功受爵禄，后代子孙虽无功，亦可承袭享有爵禄；而后来一些在战争中立大功者却无爵禄，极大地伤害了将士的积极性。吴起乃“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於天下。” 另外，“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灭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吴起要取消世袭的封君、世袭的爵禄，用从封君那里得到的爵禄去奉养经过挑选的有功将士。 (2) 废除无用、无能的官职，剥夺王室贵族的威权，使他们不能徇私情，因私废公。“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 。“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削减无用的开支，以奖励真正为国出力报效的战斗之士。 (3) 春秋至战国时期，楚国用武力灭掉许多国家，开濮地、伐杨粤等，得到了广大领土，但都未及开发。吴起责令楚国一些与王室关系疏远的贵族到僻远的地方去开发。吴起对楚悼王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以所不足，益所有余。” 这是一种新的拓土殖民形式。 楚悼王付吴起以国政，言听计从。“吴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固毁誉，必有伯主强国，不辞祸凶”，“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 吴起可算是一个无畏的改革家。
　　意义
　　吴起变法，旨在富国强兵。变法的内容是消灭世卿世禄制，任用贤能，因此这又是一次打击世袭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运动。吴起变法打击了楚国大贵族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遭到大贵族的激烈反对。吴起“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 ，楚之贵族皆欲害吴起。楚国官员皆楚王室宗支，决不许异姓插足。吴起作为一个外诸侯国的异姓人，跻身于楚上层贵族之间，依靠楚悼王的信任，打击大贵族特权和利益，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反对之烈，是可以想见的。 新法行之期年，楚悼王死去。在楚悼王的灵堂上，楚国贵戚大臣作乱而共攻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下躲藏，贵族射杀了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群臣射王尸者，尽当其罪，因而被夷宗者 70 余家。但变法也因楚悼王和吴起的死而受到挫折。 吴起的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曾与魏国“战于州西，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 楚自庄王以后，又一次打到黄河岸边，使中原国家刮目相看。吴起又以战略家的眼光，向南扩展疆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 。江南归入楚国势力范围。
　　评价
　　吴起变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在楚国贵族政治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吴起变法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在楚国的政治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韩非子·喻老》云：“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淮南子·人间训》云：“楚国之俗，功臣二世而绝禄。”这些现象与吴起变法中的“封君三世收其爵禄”的条文相合，应该说是吴起变法以后出现的。吴起变法促进了楚国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化。
　　赵简子的改革
　　赵鞅受到了士鞅的打压，但是他不甘心，不甘心自己的青春就这样荒度，他开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 经济上，赵简子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氏、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晋国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焉”。 在政治上，赵简子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恤、史黯、窦犨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简子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中行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简子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简子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简子的家臣周会好直谏，周舍死后，赵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简子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简子奖励军功，以功释奴。公元前493年，赵简子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赵简子努力推行新兴封建制度的努力：在经济上，推行当时对老百姓最为有利的田亩征税制；在政治上，推行郡县制，对战场上有战功者的奖励不是采用分封采邑的故旧办法，而是实行郡县。改革使赵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逐步扭转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
　　邹改忌的改革
　　齐国任用邹忌进行改革，和韩国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几乎是同时的。 公元前三五七年齐威王即位。不久，邹忌就“以鼓琴见威王”，用“鼓琴”的节奏来说明“治国家而弭（安定）人民”的道理。他认为，君好比琴上的大弦，弹起来 “浊以春温”；相好比琴上的小弦，弹起来“廉折以清”；政令好比弹起来“攫之深而舍（释）之愉（舒）”。弹得“大小相益”，“复而不乱”，琴音就协调好听，“治国家而弭人民”是同样的道理。齐威王很赏识他，三个月后就授给相印。 邹忌推行法家政策 从齐威王的父亲田桓公开始，齐国在国都临淄西边稷门外的稷下地方，设立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称为“稷下先生”，也称为博士。稷下先生中有个叫淳于髡的，是家奴性质的赘婿出身，是个进步的思想家，曾经两次当面指责儒家孟轲，认为鲁缪公重用儒家而弄得国家削弱，说明儒家“无益于国”，像儒家那样“为其事而无其功者”，就算不得“贤者”（《孟子·告子下篇》）。这时淳于髡用“微言”进说邹忌，使得邹忌决定了下列的策略： 对于国君，“请谨毋离前”，“请谨事左右”；
　　对于人民，“请自附于万民”； 对于臣下，“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世家》） 这些主张顺从国君行事，主张选择“君子”担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杂，主张修订法律而监督清除奸吏，都是法家的政策。 邹忌很重视推荐人才，齐威王也很重用这些人才，把他们都看作“宝”。有一次齐威王和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猎，魏惠王夸耀自己有“径寸之珠”十枚，可以“照车前后各十二乘”，所以是“宝”；而齐威王则认为他的“宝”不同，几个得力的大臣才是他的“宝”，例如守南城的檀子，守高唐（今山东高唐东）的盼子，守徐州（即平舒，今河北大城东）的黔夫，“使备盗贼”的种首，都是他的“宝”，“将以照千里”（《史记·田世家》）。 这时齐国的人才很多，孙膑也由于田忌的推荐而担任军师。这都是邹忌推行法家“谨择君子”政策的结果。针对齐国“百官荒乱”的局面，淳于髡曾以隐语（谜语）进说齐威王，他问齐威王：“国中有大鸟，止于王庭，三年不蜚（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随即召集全国地方官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史记·滑稽列传》）。 因为即墨大夫治理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而并不事奉国君左右以求誉，齐威王赏给他万家的食邑。又因为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阿城）大夫治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而用币事奉国君左右以求誉，齐威王把阿大夫连同左右称誉他的人都烹死了。据说，从此“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史记·田世家》）。这又是邹忌推行法家“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体实施。 同时，由于邹忌的进说，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据说，令刚下时，群臣前来进谏的门庭若市；几个月之后，还有时有人进谏；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策一》）。这里不免夸大其词，但是，这样提倡臣下进谏，对君主政权的政治改革确是有帮助的。齐威王和邹忌进行政治改革，接受臣下意见，注意选拔人才，除去不称职的奸吏，奖励得力的将领和官吏，其目的是在巩固统治秩序的同时，谋求国家的富强，这自然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经过一番改革，齐国在政治、经济上都有了新气象。
　　孙膑的改革，加强了齐国的武备，提高了战斗力。
　　申不害的韩国变法
　　两周时期的郑州－申不害变法图强
　　申不害变法图强
　　申不害，原为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战国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京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大了不少，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在已经进行的变法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榜样。李悝是法家人物，所以，韩昭侯也想用一个法家人物主持变法。他选中了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申不害特别指出君主要暗中用“术”，不让臣子知道，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权术。这种权术保证了君主的权威，不至于旁落。但是，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制约，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所以，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大臣也变得老奸巨猾起来。
　　但总体上来说，申不害的改革是很有成绩的。《史记》上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几年，国家太平，兵力强盛，没有人敢侵略韩国。而且，韩国还在扩张上取得不小成绩。公元前353年攻东周，取陵观、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高都(今河南洛阳南)、利(不详)，公元前346年韩国又与魏国联合出兵，攻取了楚国的上蔡(今河
　　南上蔡西南)。看来，申不害的学说尽管被韩非指出有许多不足，但他主持的韩国变法，确实是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所以，在韩国历史上，申不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政治改革家。
　　申不害变法内容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申不害在韩国变法改革，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强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引）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申子"大体编》）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战国策"韩策一》）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以上是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改革或变法，望楼主采纳，给分啊，谢谢！！！

三晋之韩国变法，是指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的一个改革。

变法背景：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地理位置使韩无扩张空间）。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

变法主张：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变法措施及过程：

第一个步骤：整顿吏治，说白了就是皇帝集权于一身，加强君主的权利。首先向韩国三大强族下手，收其特权，毁掉其城堡，将其财产充归国库，此举让政局稳定了，因为所有权利都在皇帝手上，不存在动荡一说，让韩国实力更加强大了。

第二个步骤：整顿官吏，当官受到了整治，杜绝了买官及通过关系而当官的这种现象，而是通过能力删选来选择官的，能力大你就官大，能力不行你有钱有权也别想当官，这种方式让整个国家的办事效率和办事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个步骤：组建国家军队，申不害将贵族家中的兵全部归队于国家军队，除了国家军队其他人一概不能拥有军队，军队组建完毕后，并对军队进行了严格和正规的军事训练，整个国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军队，让整个国家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好一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就好办事了。

第四个步骤：提升百姓创造力，鼓励百姓们开垦荒地，开垦种梁，同时还发展手工业，建造兵器等让真个韩国呈现一片繁荣之势。

变法影响：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先后出现过三轮变法浪潮：

第一轮是魏国李悝变法与楚国吴起变法。

第二轮是齐威王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第三轮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燕昭王变法。

这些变法措施都涉及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基本方面。

1. 魏国：李悝完成了魏国在经济、政治、法制领域的改革。新特权阶层篡夺果实。
   魏国变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废除世袭贵族封地制。贵族封地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民权、财政权、私兵权。周王朝的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形同“国中之国”的世族封地，是古典国家最大的乱源。享有多重特权的封地世族，是变法最大的阻碍力量。吴起死于楚，商鞅死于秦，根源就是得罪了根深蒂固的世族势力。很大程度上，变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处置老世族集团与新兴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在政治稳定和国力发展间取平衡。最先变法的魏国，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此举让魏国在变法过程中，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而称霸的实际效果，满足了魏国的发展需求。魏国新旧势力在变法中相互妥协，取得了各自满意的结果。
   前面说过，国家处于长期领先地位时，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趋于僵化。不彻底的变法，让魏国同时承受了新旧弊端。新法利于布衣人才进入庙堂，而封地制的保留又让老世族阶层稳坐江山。韩非子在《孤愤》中指出：法术之士（变法者）与当涂之人（世族出身的权臣）是“势不两存”的天然政敌。这条血染的铁律在魏国没有得到直接体现。因为，李悝吴起之后，所有的变法之士都没留在魏国。不仅仅是因为政治腐败，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国社会结构严重板结化。
   一个能进能退且对政局影响力极大的老世族阶层，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排挤布衣出身的新官员。而布衣出身的新官员，为了巩固自己在政坛的根基，也不得不巴结老世族阶层。久而久之，一个由老世族和新官僚勾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老世族和新官僚结成利益共同体，其阻碍公平发展的顽固性不下于单纯的老世族阶层。任何想在魏国深入变法的人，不光要防备世族阶层的阻碍，还会被腐化堕落的新官僚阶层扯后腿。老世族不愿失去特权，新官僚不愿失去腐败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有才能的人，要么融入利益共同体，要么滚出魏国另寻出路。
   跨过这个特权阶层，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变法志士唯一的选择。但很不幸，这在魏国是徒劳的。因为魏王、世袭贵胄、新进官僚本就是一体的政治同盟。魏国的最高权力与特权阶层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商鞅不被重用，张仪被无视，范睢被迫害，甚至连王族英雄信陵君也被排挤，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志向，都威胁到了特权阶层的稳定。
   这种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令魏国政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当这个利益共同体足以维持君主权力稳定时，整个统治阶层自然都不愿再承担变革图强的风险。所以，已经烂到骨髓里的魏国特权阶层，一心沉醉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雄心壮志。当魏国被拉下霸主的神坛后，国家荣辱早已被这帮子蠹虫国贼抛之脑后。魏国虽有大批尖端人才，魏国士民不乏振兴祖国的热血，但报国无门、见证灭亡已成定局。
   2.楚国：吴起完成了军事领域的改革，保守世族的强力反弹，但是最终被旧贵族反扑失败。
   楚国虽地广人众，潜力巨大，但无法让自身潜力转化为有效实力。楚国征服南中国诸族，有盟约称臣式的软扩张，也有武力兼并的硬扩张。这使得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类似周天子分封制的世族分治联合体。从春秋到战国，楚世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远超其他六国，楚国重要权力都被世族分掌。一代霸主楚庄王就曾遭遇最大世族若敖氏叛乱。虽然成功镇压，但并没改变世族分治的格局。世族们“上逼主，而下虐民”，让楚国朝野陷入内耗，无法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楚国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世族势力太强大。
   战国变法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恰恰是长期分掌庙堂权力的老世族阶层。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多。庙堂决策必经楚王与几大世族领袖共同商议。世族们也往往以私家利益为先，甚至不惜勾结外国打击自己的政敌。僵化的世族分治政体，不但让楚国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让楚国庞大的人才资源白白浪费。楚世族对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阻断了平民人才建功立业的出路。若不归附世族，则一辈子有志难伸；若归附世族，顶多也只能做个门客谋士。所以，楚国士子经常外流，或入齐治学，或入秦建功。秦昭王和秦始皇时，楚受到秦打击最厉害。彼时秦国庙堂的丞相魏冉、李斯恰恰都是楚人。不变则亡，此之谓也。
   吴起为了消除世族分治，推行了几个政策：其一，削减世族封地数量；其二，用“三世而收其禄”的办法限制封君的世袭特权；其三，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把旧世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地域，分散其势力；其四，裁汰因世族分治而衍生的各种虚职冗官（不急之官），削弱世族在朝中的势力；其五，“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整肃楚国腐败的吏治；其六，禁止纵横策士游说世族私家势力。这些政策招招打在楚国世族分治的要害上，如果长期坚持执行的话，楚世族会越来越弱，旧政体也会彻底瓦解。因此，楚国世族贵戚对吴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吴起推行变法的同时，也一直率领重新整训的楚军南征北战。这为变法埋下了隐患。楚悼王坐镇郢都，让世族不敢公然反对变法。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楚悼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一旦楚悼王去世，楚世族将毫无顾忌地发动政变诛杀吴起。很不幸，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吴起从前线赶回国都，参加楚悼王的丧礼，被世族私兵伏击杀害。
   楚肃王即位后，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对楚世族阶层是个沉重的打击。但遗憾的是，楚肃王并没能趁胜追击，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妥协共存。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世族集团手中。
   这是因为，楚国变法时间太短、根基尚未巩固，朝中的新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楚王师战力大幅度提高，但并没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出现新兴的军功贵族。各级将官仍以楚世族子弟为主。楚国庙堂也不似魏国、秦国那样，布衣之士占据各大小实权要职。楚肃王虽然重创了楚世族，但他除了吴起留下的精锐部队外，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拥戴变法的力量。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楚肃王不得不废除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妥协。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3.齐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是改革土地所有制。
   齐国变法以整吏治、开言路为核心，不如魏国的变法全面，也不像楚国那样激起剧烈的内部动荡。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前期，无论是政治清明度还是综合国力都名列前茅，与同样处于发展势头的秦国并肩并立。但，浅尝辄止的变法，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齐闵王后期的大败，令齐国提前退出了统一权的争夺战。艰难复国之后，齐国如同得了“渐冻症”一般，从上到下都失去了生气。齐国变法始终停留于整肃吏治层面，与其特殊的国情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整体上看，战国变法主要涉及了确立私田制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及封地制、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革新官制、军队国家化等内容。秦与山东五国的变法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可是齐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这决定了其变法只能走整肃吏治的路子。
   田氏在夺取姜齐社稷之前，已经在封地内全面推广了私田制。田齐政权建立后，进一步落实了废井田、兴私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就是说，早在齐威王变法前，齐国经济基础就已经完成升级。
   打破世卿世禄制，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举动不仅能加强中央集权，还有利于吸收大量社会底层人才。齐国的特别之处在于：齐国的老世族基本上都是田齐王族，其他世族早已跟着姜齐政权一同灭亡。而且齐国虽然经常任王族人士为将相，但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袭官职。因此，齐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必推倒重来。但在封地制问题上，只有秦国采取了虚封制，包括齐国在内的山东六国都延续了实封制的政治传统。
   齐国最特殊的国情，是其特有的五都制政体。五都制源于管仲设计的三国五鄙制。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分权制政体。五都大夫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他们的任免权都牢牢掌握在齐王手中。这点与郡县制的官员任免并无根本差别。设立郡县制是为了实现庙堂对整个国家的有效治理。五都制在这方面的功效，与郡县制殊途同归。既然治理目的已达到，齐国当然不需要废除五都改行郡县。
   魏国丞相李悝创建了将相分权的新官制，让国君、丞相、将军相互制衡、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效率。齐国官制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始，就是开府丞相主政模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军事权力机构的设置。相对其他国家，齐国只需改良武将制度这部分，不用全面翻新。
   齐桓公时期的兵权是齐君、高子、国子分掌。此后整个姜齐时代，都是国君和卿大夫瓜分兵权。此外，世族封地都有数量不等的私兵。这为卿大夫田成子夺权埋下伏笔。田氏代齐后，齐君收回了所有的兵权，基本实现了军队国家化。由于保留了封地制，王族大臣（如孟尝君）封地仍有数量有限的私兵。
   综上所述，齐国的基础国情不同于他国，在很多方面都基本达到了变法的要求。因此，齐国可选的变革方向只剩两个：一是废除封地制，二是改革官制、整肃吏治。
   可是，废除封地制在齐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田齐统治者在夺姜齐社稷时，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篡权成功后，却变得保守。为了防备他人重演“田氏代齐”一幕，齐国千方百计维持田齐王族独大的局面，以免外姓世族无法坐大。齐君虽然与庶出的王族大臣也矛盾重重，但无论哪一方都不愿像秦国那样废除王族特权。故而齐国不但不会废除封地制，还不断分封田齐王族，强化统治族群的实力。对于齐国王族来说，这是维持统治秩序稳定的最佳方式。这种做法的效果是：终田齐一世，哪怕是齐闵王被杀，齐国险些亡国的最危险时刻，都没有新的政治势力取代田氏王族。
   既然废除封地制不可能，官制也完成了与时俱进，那么齐国变法就只剩下整肃吏治这个内容了。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五大夫理政+齐王监督考核”是这种分权制政体的基本运行方式。想保证政治清明，只需要加强整顿吏治即可实现。五大夫的任免权虽然握在齐王手里，但都邑的自治权很大，很难像郡县制那样举国一法。列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所以，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
   由于国情根基不同，齐国要彻底变法的话，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照搬。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废除封地制都是最重要的一步。齐国虽不是直接败给封地制，但封地制让齐人更加自由散漫，无法拧成一股绳。当秦军进逼时，齐国虽有抵抗的声音，但投降派意见占了上风，主战派也没有自发抗秦。一盘散沙怎敌滔天巨浪？假如齐国能废除封地制的话，完全可以在五都制政体基础上，走出一条与秦国不同的变法路子。可惜的是，齐国统治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以实封制壮大王族势力的特殊统治方式。这从根本上剥夺了齐国彻底变法的可能性。
   4.韩国：术治的异化
   韩国变法与秦国大体同期。当时韩国的实力比秦国还要强一些。但两国日后拉开的差距却是最大的。作者借申不害之口，归纳了两国国情及变法方略——“秦国穷弱之邦，变法之首要，当在富民强兵。做此大事，变法立制为第一，术有何用？而韩国不然，民富国弱。因由在贵族分治，官吏不轨，国君无统驭臣下聚财强兵之术。当此国家，整肃吏治为第一。惟其如此，术有大用。”（《黑色裂变》）韩国基础不差，但世族势力架空王权，官场腐败成风，导致国家不振。因此，申不害变法走术治路线，以实现加强王权、净化官风两大目标。这个思路无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韩国获得“劲韩”之名）。但申不害术治理论的局限性制约了韩国彻底变法。
   申不害认为大臣专权、闭塞君主视听，是导致国家被窃取的最大隐患。“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申子?大体》）。他的术治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危重在权力稳定——权力稳定在于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就是术——用术驾驭群臣，赏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奸犯科，就是术治。《韩非子?定法》对术治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希望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结合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强化监督的做法是很必要的，无可厚非。但申不害过分强调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关键的法律制度。
   韩非子批评申不害有术无法，可谓一语中的。申不害虽然运用驭下之术帮助韩昭侯遏制世族，也改善了吏治，但并没有用制度来巩固成果。韩非子称申不害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总之，申不害作为法家名士倡导以法治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确立统一的法令准绳。管理学中有个“手表定律”，说的是看一只手表能确定时间，当拥有了两只或更多的手表时，反而无法确定时间了。混乱而矛盾的法令，让人们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人们不会再以相互矛盾的法律为行为依据。新法不被遵守，改革必然流产。不以新法为基础的术治，最终使得整个韩国陷入全面阴谋化泥沼。
   申不害说：“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申子?大体》）所以，韩国统治者通过在群臣之间制造争斗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群臣勾心斗角，就不会团结一致对付君主了。群臣为了谋求更大权势，纷纷揣摩上意，阿谀逢迎。于是乎，君主就牢牢控制住了臣下。术治的异化，剥夺了正派人士在韩国的生存发展机会。韩国工匠流失到秦国，促进了秦国摒弃制造业的发展。水工郑国只能以间谍身份入秦施展自己的才华。烂到根里的韩国君臣只惦记着自己的小算盘，哪里还会想到要彻底变法？
   韩国最辉煌的战绩是灭掉了郑国。这对韩国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韩国获得了申不害等原郑国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术的郑文化也给韩文化打上了极深的烙印。韩国灭郑之后，疆域扩张不少，但发展空间却同郑国一样有限。韩国北部和东部跟当时的霸主魏国接壤，没法向东扩张。南边是庞大的楚国，若无魏国支持，很难叫板。西边是当时七雄中最弱的秦国，但魏国占据河西地和关中东部，让韩国难以从攻秦中得到实利（另，从霸主嘴边抢肉是一种玩火行为）。韩国能扩张的目标就是周室三川地区。韩国想进一步发展的话，需要用巧妙地斡旋从齐楚魏夹缝中争夺淮北泗水的沃土。夹缝中求生存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了韩人对智术诈谋的推崇。申不害术治变法就是立足于这种文化土壤。但术治理论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术督察群臣以法治国的意图完全落空。申子之术反而沦为韩国君臣勾心斗角的思维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申不害变法没能躲过外来战争的干扰。魏惠王制定了灭赵灭韩、一统三晋的战略方针。变法后的韩国虽有“劲韩”之名，但实力仍与超级大国魏国相差甚远。齐国在马陵之战中战胜魏国强势崛起，代价就是韩国被魏国打残。此后，韩国放弃了富国强兵的努力，再也不提变法，而是致力于以权术外交腾挪出生存空间。这当然无法改变列强对韩国的蚕食，但韩国庙堂宁可丢土失地，也不愿抛弃阴谋权术之道。韩非子对国家弊病洞若观火，故而总结了法术势一体的新理论，以指导韩国变法。但天下大势已定，韩国就算想变法，也为时晚矣。
   5.赵国：只差最后一步
   赵国变法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后的赵惠文王、赵孝成王都是新制度的继承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代发起者（如秦孝公）和第二代巩固者（如秦惠文王）的作用最为关键。赵武灵王相当于秦孝公的角色，赵惠文王相当于秦惠文王的角色。透过他们的举措，我们不难找出赵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6.燕国：缺乏指导思想
   古老而弱小的燕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燕昭王与乐毅经过28年励精图治，联结诸侯，竟然差点吞食了齐国这条东海蛟龙。这场战争史上的奇迹，根植于燕国唯一的一次变法。用不同的角度看，燕国变法与战国其它的变法有不少相同点。燕国变法爆发出的能量，可与赵国的胡服骑射相媲美。燕国和秦国的变法都始于向天下求贤。魏齐两国变法都没有杀功臣现象，燕国也同样。可惜，燕国的变法成果和楚国一样，只持续了一代。更可叹的是，燕国和韩国一样，战败之后越来越弱，再无任何出彩之处。有燕昭王榜样在前，为何后几代燕王却不思进取？燕惠王战败后，为何不能痛定思痛，复修昭王善政？这与燕国变法一个独有特点关系很大——缺乏指导思想。
   燕昭王变法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对齐国复仇。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后余生的燕国实力不足，所以燕昭王采纳处士郭隗的意见，修黄金台向列国求贤。此举可谓惊世骇俗，与秦孝公发《求贤令》的做法殊途同归。诸葛孔明的偶像乐毅，也由魏入燕，官拜亚卿，主持振兴燕国的新政。史书对燕国变法记载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昭王和乐毅必定吸收了之前列国变法的成功经验。否则，燕国就不会从废墟演变为“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之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愍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这个巨大的胜利已经是战争奇迹，如果能灭掉最后几城，燕国将直接进化为新的超级大国。可惜，燕昭王还没看到这一天就离世了。即位的燕惠王一直与乐毅不和，撤消了他的兵权。乐毅于是出走赵国。再往后就是脍炙人口的田单火牛阵。
   燕惠王被田单打败后，追悔莫及，想请回乐毅。但乐毅坚持留在赵国。不过，乐毅在回信中向燕惠王建言道：“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所谓燕昭王的“余教”，就是二十八年的变法国策。乐毅希望燕惠王能继续变法，复兴燕国大业。但很显然，乐毅也知道他不是那块料。果然，燕惠王在位期间毫无建树，任由燕国继续走下坡路。话说回来，燕国新法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燕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上台后又不遵循先王余教。这足以说明，变法思想并没成为燕国朝野的共识。
   魏国变法以李悝的政治经济思想为指导，楚国变法以吴起治国方针为指导，齐国变法以人才国宝论和慎到势治理论为指导，韩国变法以申不害术治理论为指导，秦国变法以商鞅法治理论为指导，赵国变法以胡服骑射的强军纲领为指导。唯独燕国没有成体系的思想指导变法，只是借鉴了具体经验。秦孝公推行变法前，组织了一次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大讨论。赵武灵王变法前，也与反对者展开了政道大论战。他们通过这些方式让变法理念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朝野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何，秦惠王杀商鞅而恪守新法，赵武灵王之死没有引发守旧派复辟的根本原因。魏文侯、秦孝公、赵武灵王担心子孙后世不能坚持新法，千方百计地巩固变法成果。而燕昭王只管国力和军力够不够发动破齐之战，只要有利于复仇，他可以采纳任何意见，不问所以拿来就用。至于改革成果会不会流产，不在他考虑范围内。所以，他忽视了向接班人（燕惠王）灌输变法意识的必要工作。这直接导致乐毅功亏一篑，更让燕国霸业后继乏力。
   在燕惠王兵败撤退后，燕国固有的迂政风气重新抬头了。燕国闹出过战国唯一一例“禅让”事件。燕王哙想效法尧舜禅让贤臣，博得一个圣王美名。结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权，引发燕国内乱，招致齐国入侵……正是这桩国耻，激起了燕昭王图强复仇之心。当复仇完成后，燕国顿时没了发展目标，变法强国的热情也自然消失了。就事论事，燕国虽然功亏一篑，但毕竟掠夺了齐国“八百岁之蓄积”，仍有重塑辉煌的本钱。可惜，由于缺乏成体系的指导思想，燕国变法十分粗浅，既没有留下一套全新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传统。乐毅和燕昭王之后，燕国无人具备天下视野，也不再有哪怕半点革新再造的意愿。如此一来，燕国只能是回归迂政老路，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

   
   

戊戌变法的变法背景：

1. 国际背景的经济：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美、德、英、法等早已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位居世界前列，而原本相对落后的俄国、日本，在发展了资本主义之后，也迅速强大起来。在这种局势下，变革旧的制度和旧的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世界潮流。


2. 国际背景的政治：19世纪后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改革等，使更多的民众获得了选举权和参政权，政治民主化进一步扩大。英、美等国实现了文官制度改革，整顿了吏治，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运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长期的发展中日趋完善。这些国家都为中国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示范。


3. 国内背景的社会背景：民族危机的加深。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和葡萄牙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西方列强趁机掀起侵略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整个国家已呈豆剖瓜分之势。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4. 国内背景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5. 阶级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6. 思想基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中国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7. 维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8.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背景：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地理位置使韩无扩张空间）。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在已经进行的变法中，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榜样。李悝是法家人物，所以，韩昭侯也想用一个法家人物主持变法。他选中了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申不害。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措施：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申不害特别指出君主要暗中用“术”，不让臣子知道，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权术。这种权术保证了君主的权威，不至于旁落。但是，过分强调“术”，没有相应法治制约，那么臣下也可以运用权术来应付君主，所以，申不害教韩昭侯用术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大臣也变得老奸巨猾起来。

但总体上来说，申不害的改革是很有成绩
影响：《史记》上说：申不害在韩国变法十几年，国家太平，兵力强盛。而且，韩国还在扩张上取得不小成绩。公元前353年攻东周，取陵观、刑丘(今河南温县东北)、高都(今河南洛阳南)、利(不详)，公元前346年韩国又与魏国联合出兵，攻取了楚国的上蔡(今河
南上蔡西南)。看来，申不害的学说尽管被韩非指出有许多不足，但他主持的韩国变法，确实是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

---

永新县13516654448：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推行变法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 ？
向萍余甘：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推行变法的直接原因:为了增强国力、称霸天下的欲望. 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产生了土地私有制,贫富差距加大,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要求获得更多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条件,各阶层的思想家门开始提出自己的构想...

永新县13516654448： 战国时期,韩国是由谁变法的啊!结果是怎么失败的? - ？
向萍余甘： 两周时期的郑州-申不害变法图强 申不害变法图强 申不害,原为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东南)人,战国中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京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大了不少,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

永新县13516654448： 韩赵魏三家分晋,为何韩国在三晋中最为弱小? - ？
向萍余甘：三家分晋后,三兄弟命运截然不同.魏是战国早期的霸主,赵则在战国后期风光一时,两国各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唯韩,从头弱到尾,从来没有出头过.独特的崛起之路,使韩开局就弱韩,是晋国的公族.他起步还算早.不过,“曲...

永新县13516654448： 战国时期在韩国推行变法的法家人物是( )？
向萍余甘：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 ,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今河南新郑)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在韩为相19年,使韩国走向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人物,以“术”者称,是三晋时期法家中的著名代表人物

永新县13516654448：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改革与变法? - ？
向萍余甘： 春秋时期重要的改革: 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改革,管仲辅佐齐桓公,采取措施: 1.政治上,国野分治,士农工商分业定居. 2.军事上,建立军政合一的军事体制. 3.经济上,实行“相地而衰征”,盐铁官营等措施. 结果使齐国达到富国强...

永新县13516654448： 齐威王和申不害的韩国变法是怎样?与商鞅变法有什么不同 - ？
向萍余甘： 齐国变法主要为人治,齐王死后化为乌有,韩国为术治,一权术为治国之本,后被魏国重创无果而终,商鞅为法治,依法治国将所有人利益绑上法律加以确定和保护. LZ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参考《大秦帝国》文字版

永新县13516654448： 战国时期有关资料 - ？
向萍余甘： 战国时期 春秋之后,也就是周朝的后半期,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在后来西汉末年刘向编著的《战国策》中记载这一时期,所以人们称之为战国.《史记•六国年表》记载,战国始于前475年(周元王元年)或者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开始算起 ...

永新县13516654448： 韩赵魏三家分晋从实质上反应了什么 - ？
向萍余甘： 历史意义 “三家分晋”成为了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同时也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

永新县13516654448： 战国七雄里面韩国为什么可以立足? - ？
向萍余甘： 战国早期, 除吴于公元前473年被越所灭以外,其余的全都保存了下来.秦国和燕国实力较弱,比较强大的是晋、齐、楚、越四国.其中晋国经过六卿之间的兼并,于公元前453年形成赵、魏、韩“三家分晋”“灭四卿”的局面,号称“三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