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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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事迹,2个~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
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七子之歌》:
一九二五年夏,闻一多在国外饱受洋人的白眼和欺凌,回国后又看到列强横行,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人民的现实,内心痛苦万分,夜不成寐,望着黑暗的夜空,呼唤着香港、澳门等七个地方的名字,就像呼唤自己的孩子,写下了《七子之歌》。
闻一多所呼唤的“七子”,是指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个地方,当时都被西方列强霸占。
他不会想到,时隔七十多年,西方殖民统治在我国彻底结束时,人们为他的诗谱写了优美的旋律,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当全国人民在同一时刻唱着同一首歌曲时,它就不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

扩展资料:
《红烛》是中国现代著名诗集,闻一多的第一部诗作。
红烛(序诗)
闻一多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出光来?
一误再误,矛盾!
冲突!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既制了,
便烧着!烧罢!
烧罢!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哦!
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流罢!
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成果,创造光明你的原因。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澳门回归忆“七子”(人民论坛)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闻一多结婚当天看书入迷 忘记迎亲

1、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
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
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
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
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2、失望之余,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
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当时的青岛就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
当时的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就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
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就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就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就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特务多人狙击身亡。
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5、回国任教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
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
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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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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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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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童年

碧蓝碧蓝的天幕上印着几朵雪白雪白的云。

连绵起伏的青山脚下,一汪清澈的湖水,水中镶嵌着大片大片的荷叶。在碧绿如洗的荷叶中,点缀着一支支荷花,雪白的、粉红的,时见晴蜒立在荷尖,常有黛燕掠过水面。一阵轻风吹过,荷花、荷叶刷刷地曼舞轻腰,远处湖面上泛起道道银波。这一切,在骄阳丽日下显得格外清新悦目。

这湖,名为望天湖,方圆约一万亩,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

1899年1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闻一多就诞生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

湖的北岸有一栋青砖瓦房,一进几重,高朗气派,一看便是名门望族。房子坐落在山凹内,屋后树木葱茏,门前是一垅稻田。这就是闻一多的故居,当年的闻家新屋。多年之后,闻一多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故宅:

面对一幅淡山明水的画屏,

在一块棋盘似的稻田边上,

蹲着一座看棋的瓦屋――

紧紧地被捏在小山底拳心里。

这清灵、别致的文字勾染出了一幅活脱脱的水墨丹青图画,表现出闻一多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这美丽的自然景色给了幼年的闻一多以美的熏陶,家乡的明山秀水滋养了诗人、学者和画家闻一多。

巴河镇地处鄂东,位于巴河与长江交汇处,是古刑楚属地,过去名蕲水县,现归浠水。巴河是浠水的第二大河,发源于大别山南麓,沿浠水县的西缘入江。据《浠水县志》记载,东汉光武帝在们期间,有一支来自名叫巴州那个地方的移民居住在这河口地带,从此,人们把这条河叫“巴河”,一直沿用至今。它上接鄂州、黄州,西连武汉三镇,下通黄石,连接九江,交通方便,物产富饶。这里尤以生产九孔莲藕而闻名。其藕洁白如玉,入汤久煨不化,入口滑爽柔绵,满口生香,因而驰名鄂东,清代曾定为宫廷贡品。

自古以来,巴河是难得的鱼米之乡,清嘉庆浠水籍状元陈沆有“日有千人撒网,夜有万盏明灯”的诗句描述。这里文化发达,素有戏剧之乡之称。一年四季的时令节日,龙灯庙会、婚寿喜庆、氏族修谱,以及各种民间佛事祭祀活动,都有演戏的习惯。常常一演十天半月,红男绿女,扶老携幼,这里看完了,又到那里去看。当地流传着“世上有,戏上有”,“少读儒书多看戏”的说法。闻一多也是一个小戏迷,不论巴河镇上或附近乡村演戏,他总是吵着要大人们领着去赶热闹。

闻一多看戏可认真啦!舞台上红花脸进,白花脸出,他都要问个清楚明白,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演员的一招一式,一哭一笑,他也能与之同悲同乐。“舞台小天地”里的忠*善恶,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潜移默化,培养了他不畏强暴、扬善抑恶的正义感。闻一多还对戏剧中各式各样的古装人物服饰特别感兴趣。看完了戏,回家就对照乡像小说中的人物插图描描画画。时间长了,他所画的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等等都还有板有眼,颇受长辈们的称赞。他把它们装订成册。

后来,家里、村中的姑姑、婶婶、姐姐们,谁要绣枕头、纳袜底、做桃花抹衣,都找他画花样。这种早年的兴趣,后来逐渐发育成为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酷爱绘画、在美国留学专攻美术的内因。

闻一多在看戏、绘画的兴趣中建立了与他家长工韦的深厚感情。

韦奇年轻参加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太平天国失败后,他从江西流落到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在闻一多家帮工。他为人厚道诚实,人缘好,身体也很好,七十多岁时还能扛粗杠子抬东西。他做事舍已,在闻家干了几十年,全家上下都很尊重他。

韦奇对闻一多很有感情。闻一多出生时,是他去叫的接生婆。闻一多一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当时叫“热症”,久烧不退,险些送命,甚至母亲已把装殓的衣鞋都准备好了。也是韦奇三番五次地去请医生、抓药,终于从死神那儿夺回了闻一多的生命。每次,韦奇从巴河镇回来总忘不了给闻一多带一个饼、麻花等街坊小吃。

每逢赶场看戏,闻一多骑坐在韦奇的肩上,两手抱住韦奇的额头,乐颠颠地听韦奇讲故事,解释剧情,说明舞台人物。回到家,韦奇又到处从旧书中翻找绣像画供闻一多临摹;又为他剪纸花,订画册,带他到后山或望天湖边写生。他疼闻一多,闻一多也很爱他,处处维护着他。韦奇有一个癖好:爱吃狗肉。但当时人们认为狗肉不登大雅之堂,不能入席,而且不能在灶台上烹制。因此,韦奇只好在后门架几块砖支个锅或鼎罐(一种形似古鼎有耳无足的炊具)煮着吃。然而,闻家还是有人对此看不顺眼,动辄责骂。闻一多却表示不以为然。一次,韦奇又烧狗肉吃,闻家有人要打他,闻一多让韦奇躲在自己的书房内,自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出面责问:“打人对不对?”

巴河镇素来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过去的蕲水县常以“清出状元明出相”辉耀史册。然而巧的是,这状元与宰相都集中在巴河镇,且相相距闻一多都不出三四里地。“相”,指姚明恭(1583~1644),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任户部尚书;“状元”,指陈沆(1785~1826),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鼎甲第一名状元,名噪京都,更饮誉乡梓。自后,巴河一带的乡民就把他们作为教育子女成才的楷模。闻氏是巴河一带的书香门弟,代有才人,曾出过进士2人,举人5人,贡生17人,太学生62人,秀才119人。倘若书香不继则是这种家族的饮天大恨。闻一多的家父佐逵公勤发奋,苦读书,长于诗词曲赋。他把树人的希望寄托在后人身上。先是建了一座“诱善斋学舍”,在家中宽裕时,又盖起了气派非凡的闻家新屋,并专辟“绵葛轩”书房。后来学生多了,更名为“绵葛轩小学”。

闻一多的父亲谱名邦本,又名廷政,字固臣,号道甫,排行第二,是清末的秀才,对国学有相当的造诣,是一位严谨勤俭的长者。早年参加过一些维新变革的活动,较早地接受了新思潮影响。他深怀爱国救国之心,为人耿介正直,不愿随俗浮沉,在政界呆过一阵后,就退隐家园,深居简出,读书写字,延师督子,创办改良私塾,以辅导儿孙为己任。他有10个孩子,5男5女,闻一多是第4个儿子,谱名家骅。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共有嫡堂兄弟17人,闻一多排行第11,为了称呼方便,弟妹们都叫他“一哥”,子侄们称他“一伯”、“一叔”。

闻一多5岁启蒙,老师姓徐。老先生有些古怪,管教也颇为严厉,还是老一套的方法方法,学的也是《三字经》、《幼学琼林》、《尔雅》等传统教材。不过,他教书很负责任,称得上一丝不苟,学生们对他敬畏有加。起初,闻一多年纪小,与兄长们比赛朗读,虽比不过,但他很认真,很要强。晚上,还随父亲念《汉书》,父亲喜欢把《汉书》中有趣的故事,特别是文人自小苦读的故事,讲给他听。幼小的闻一多竟能把白天徐老师讲的古人刻苦攻读的故事与《汉书》中的故事相比较。这使得父亲看在眼里,乐在心中。

闻一多6岁时,闻家又聘请毕业于师范学堂的王梅甫为老师。王先生是一个比较开明的读书人,他在传统的课程之处,也都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教材,同时还选用梁启超的文章来教学生。因为这些文章浅近,有时代气息,贴近生活,孩子们倍感新鲜。他的传授方法也有变化,不让学生们摇头晃脑地死记硬背,而注意运用文字的能力。老师教得活,学生学得也活。闻一多眼界大开,兴趣更浓。

孩子们的天性是好玩的。每当门外有玩龙灯、耍狮子,或有婚嫁的花轿经过时,孩子便心猿意马、吵吵闹闹地要看热闹。然而闻一多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发生,专心致志地读书。这种不受干扰、不随波逐流,却如“小大人”那样老成持重的读书劲儿着实赢得了家里人的一致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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