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爱玲笔下的作品很多都是一种悲剧的收场，读完后让人都觉得惋惜，没有人类传统式要求的完美。

张爱玲的作品为什么没有美满的结局，往往让人伤感aa？拜托各位了 3Q~

是什么让书中的女性都走向了一个共通的悲剧命运呢？ 首先让我们先粗略对那个刚刚开始兴起的思想变革的时代进行一番大致的了解：中国的一批有着先锋思想的知识分子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禁锢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男权至上的观念，并从封建桎梏中把女性解放出来。因此出现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切实行动：如废缠足，兴女学，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出现了职业女性……这些变革对于封建传统的否定是相当激烈的，对于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的压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在张爱玲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仍在男性世界中苦恼、抽泣，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几千年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带着‘原罪’的意识紧紧依附着男性，男性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唯一阳光。”⑸婚姻是无爱的，它脱离了感情的范畴，披戴着诸多的枷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是由于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变革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改变，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所支配和控制。根深蒂固的三纲五常不止让男人们认为女人只是他们身上的一根肋骨，更可悲的是，女性自己竟也没有超脱这种认知的念头。即使她们开始读大学，开始接受教育；开始找工作，开始人生新的起点；甚至是留洋海外，接受异国文化熏陶，但是最终无一不是找个人才是真的，甚至于她们区别于无知村妇的上述资本都成为了她们日后谈婚论嫁可以胜券在握的筹码。当然，每个人都有同命运抗争的本性，旧时代的女性也不例外，张爱玲没有忽略女性自身对于命运的把握与争取，她们尝试过、她们努力过，但能够供她们选择的道路实在太少了，局限性的观念把她们追求幸福、实现自我的渴望全部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婚姻才是她们生活的主旋律。张爱玲无情地嘲弄着婚姻的意义。在她笔下，“人世间没有爱，有的只是满目的苍凉，形形色色的女人，为婚姻，为女子最大的职业而战的荒凉，真是华丽与热闹深邃处透骨的荒凉。”⑹她笔下的女人们拼命的追求着婚姻，到头来得到的都是躯壳。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的，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如《十八春》中的几对婚姻都没有爱，曼桢与世均由相知而相恋，爱得纯情真挚，无利益计较，无物质牵挂（这是张爱玲作品中少见的）。然而他们无法逃出厄运的魔掌，曼桢陷于亲姐姐曼璐所设的陷阱，曼璐妄想用妹妹来套住自己的男人，锁住婚姻。曼桢在受尽凌辱逃脱魔爪后，带着满腹的辛酸和屈辱去找世均，殊不知世均在无望中放弃了最后的努力，匆匆地与自己不爱的翠芝结了婚。可怜的曼桢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只能听凭生命的四季在身后默默流淌。因此我们从女性自身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到，这些悲剧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她们为自己打造的，她们把改变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不是自己本身。但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降生于人世以来，社会加筑于女性身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正是如此，她们根本不可能从自己狭隘的生活背景中觉悟到要去凭借自己抗争什么。女性思想上的落后把她们实现自我的方式局限在了婚姻的范畴里。这也就形成了张爱玲书中绝大多数女性人物的共通点，那就是都企图通过婚姻来找寻自己的终生幸福，实现自己一生的追求——包括经济地位，感情寄托等——女性惟有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的丈夫才有保障日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因此这便形成了张爱玲作品中女性人物最终走入其悲剧命运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五四以后，已经出现了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甚至是留过学的所谓“新女性”，比如《十八春》中的曼桢等人，旧中国发达地区的西风东渐已经允许一个女子受高等教育，这可以称作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否从根本上把女性从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了呢？是否真的唤醒了女性沉寂了几千年的自我意识呢？是否由此而造就了女性的进步思想呢？答案是否定的。究其根源，原因有二。 其一、因为所有女性都同时被束缚于旧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之下。从一开始所有的一切都向她们表明一个女人要获得生活的幸福就必须依附于她们身体与灵魂的主宰者——她们的男人，不管过程如何，女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是她的丈夫。即使女性有了受教育的能力，有了自食其力的能力，但从根源剖析这些都仅仅是表面的。她们可以暂时的用工作来维持生活，但不可能把自己终身的命运寄托在职业上，因为社会不能认同这样的生存方式。当中国的第一批职业女性在社会上出现的时候，从以曼桢等人为代表的独立女性的坚强背影中，我们发现和体味到了无尽的辛酸与无奈。不能否认的是“五四”以后，女性的地位的确较之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女大学生参与革命，投身写作等。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还是把大多数的人捆绑在了旧道德的旗帜下，洋装和短发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扎根于人物意识深处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女人理所当然应该也只能依附于男人。对于男性，妻子只是社会道德约束下的一件摆设、一个物件，大多只意味着门当户对与传宗接代而已。就是这样一个观念束缚着中国女性走了几千年的道路，在西风东渐的三四十年代，虽然出现了反对腐朽思想的新思潮对于传统观念的冲击，但对于所有人来说，也仅仅是开始于一小部分人的开端，并没有对社会的大多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有任何的改变。 其二、另一个旧道德标准就是女人的贞节观念。在欧洲，女权运动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打破这个如同中国女人的小脚，欧洲妇女的裙箍一般对女性的种种束缚，来为女性争取自由。但在中国，女人们默默的理所当然的承受着由男权社会以“男权至上”为标准为她们量身打造的种种“酷刑”。而所谓的“从一而终”、“贞节牌坊”不仅深深地植在了男性的观念之中，更在女性的心底打上了无法磨灭的烙印。如《十八春》中当曼桢的母亲在得知女婿强奸了自己的二女儿时，她的反应是让人心寒的——她要女儿就将错就错地嫁给鸿才，女人的从一而终不仅让她默认了这样的安排，更在有意无意中将女儿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为什么这样陈旧腐朽的道德标准会束缚中国女性如此长的时间呢？我们在深想一步：《倾城之恋》中的流苏之所以被家人冷嘲热讽，是因为离婚后的她几乎是身无分文了；《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也来自她对于金子近乎变态的疯狂的迷恋；《十八春》中曼璐企图用曼桢套住的并不只是鸿才这个人，更多地是鸿才的钱，以及日后生活地的保障……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女人要依附于男人，另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女性在经济地位上的被动。降生后，家族是她生活的依靠，因此她要“从父”；长成后嫁了人，丈夫是她生存的保障，所以她要“从夫”；就是老了所有要依从的人都不在了，她仍然要依靠她的儿子，就是所谓的“从子”女性一生所要做的就是顺从于家族，依附于男人，她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把生存维系在缺乏安全感的婚姻上。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命运是不会，也不可能不走向悲剧的。再反观现今的女性为什么能凭借自己的一双手开创属于自己的一片独立的天空呢？就是因为她们有相当高的经济地位，她们能够利用自己与男性平等甚至是超越的知识与能力来争取自己想要的幸福。 那个时代的女性不能做到自立自强，就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受着旧道德标准的束缚，她们的行为被约束在了经济地位的被动上，她们要生存就不能不依附于能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人——男性身上，她们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就不得不遵照社会赋予她们的规则生活。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浅析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
内容提要
]
：
张爱玲的小说，
表现出在那个衰颓的时代，
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
苍凉感。
她通过对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的描写，
给予读者强烈的视觉享受，
同
时又带来了出人意料的“痛感”。
她对于人物心理的刻画非常成功，
人物的一举
一动，甚至当时的场景，都表现了心理的变化，可谓透彻准确。同时张爱玲对人
性和生命也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又保持了超然的态度——她用站在高处的视野，
鸟瞰人间的争风吃醋，
用敏锐又冷酷的笔触描写生活的真实，
她笔下的不少人物，
都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
她以一种超然甚至冷酷的笔触，
表现了决绝的生
活态度和苍凉的视野，
带我们走进苍凉惨淡的小说世界。
她的文字可感可触，
彻
底而坚决。

[
关键词
]
：
张爱玲

小说

苍凉

女性悲剧

心理分析

意象手法

“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文的‘香港’改为‘上海’，

‘流苏’改
为‘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张爱玲的老友，作家柯灵如是说。那么，
张爱玲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

张爱玲，
1920
年
9
月
30
日出生于上海，
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1943
年她成为职业作家，并以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张爱玲虽
被评价为“旷世才女”，但她一生曲折坎坷，最后魂断异国他乡。

张爱玲的生平让她始终不能摆脱从内心里流露出来的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
哀和深刻的苍凉感，这对她小说中悲凉气氛形成了影响。

从小就受到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教育，
构成了张爱玲中西杂糅的人格。
加之她
命运多舛，导致了她的性格也极其矛盾：虽然贵为名门之后，却一生多孤独，还
骄傲的声称自己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她的文字悲天悯人、
通情达理，
而
她本人却孤僻寡情、与世隔绝、我行我素；她将生活艺术化和享乐化，但文字中
却充满了悲凉和贵族没落、世事沧桑、处境逼仄„„，因此不论她得人生，还是
她得文字，都少不了一种孤独无依的悲伤，和难以把握的失落的凄凉。

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没落家庭中男女情感、
家庭伦理为题材，
她以清贞决绝
的生活态度，
苍凉华丽的视野，
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
凄绝的笔调，
奇妙的意象，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苍凉的传奇。
男女主人翁爱与恨的交织，
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恒
久主题。
她把自己对时代的内心焦灼，
投影到自己的小说中，
营造了苍凉的艺术
氛围和人物心境，并且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悲哀和苍凉感。

一、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

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
她的文字，
用优美
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
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

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
而深刻精辟、
时而曲折婉转，
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
表现出巧妙的特
点。

来看看如下这些片断，会有更深刻的感受。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
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
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
《红玫瑰与
白玫瑰》

《茉莉香片》
开篇第一段话：
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
也许是太苦了一点。
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
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
悲哀的城。
1

《沉香屑——第一炉香》
开篇：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
点上一
炉沉香屑，
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
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
我的故事也该
完了。

“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
传庆可不敢揣想。
她不是笼子里的鸟。
笼子里的鸟，
开了笼，
还会飞出来。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
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
上。”

——《茉莉香片》

“她看了看了表，
一种失败的预感，
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
阴凉地在腿肚子
上悄悄地往上爬。”

——《色戒》

“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
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
种种非议与嘲笑也
都冷了下了。
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
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
至少在
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
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
难得有两次他向朋
友诉苦，
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
‘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
关起门来就
是一桌麻将。’”——《五四遗事》

从以上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看出，
张爱玲的作品，
字里行间透着一个作家
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她娴熟连贯的文字，展现了出来。

二、畸形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生存的悲剧。

张爱玲对笔下的女性着色非常苍凉，
她们人格和心灵被扭曲着、
撕裂着，
千
疮百孔、
残缺不全的人伦情感，
表现出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
展
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无奈与悲凉。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
站在女性的角度，
用她独到的人生领悟和非凡的艺术
表现力，
来审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
女人在小的家庭环境中的沉浮。
她们对生活
的困窘、不安、琐碎、挫折感到厌倦却又无可奈何，挖掘了女性在历史中遭受的
精神和文化的双重扭曲。
展现了女性全部的弱点，
反馈出女性的生存状态和情感
心理，
展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
塑造了一批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
抒写了深刻而
直白的、
饱含着悲剧美的生命之沉痛。
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封
建意识形态中的、
卑微可怜而平凡庸俗的小角色，
无论怎样挣扎都走不出自己既
定的命运。

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原来是一个新女性了，可是她
不愿意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把上学当作嫁入豪门的资本。
在不正经的姑母的栽培
下，
葛薇龙为了金钱和享乐而背弃了传统道德，
最终成为了一个“家养的妓女”。
正是对欲望的无尽追逐，才使得她的人性扭曲。作品最后写道：“从此以后，薇
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
不是替乔琪弄钱，
就是替梁太太弄人。
”

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
,
被傅雷誉为“我国文坛最美丽的收获之一”。
出身小户人家的曹七巧，为了攀附权贵，做了姜家的二少奶奶，门户的不匹配，
导致了她的婚姻悲剧，
使她得不到爱与尊重，
受尽了凌辱和践踏，
成为封建婚姻
的牺牲品。
而她又把自己受尽的折磨，
转嫁到自己的一双子女身上，
亲手扼杀了
子女的幸福。
她知道周围的人恨她，
但是疯狂的欲望使她丧心病狂，
在绝路上越
走越远。最终她绝望和压抑，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在挣扎中扭曲了人格，变得疯
狂狠毒。
曹七巧的是无奈的，
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
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金锁记》也成为张爱玲刻画女性悲剧命运的典范之作。

曹七巧、
葛薇龙等人，
她们的处境不只是荒凉，
更是一种恐惧和无限惨烈的
悲凉。
读者能切身感受她们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沧凉，
并且过目不忘。
这些女性
形象，
大多缺乏独立意识，
她们找不到躲避不幸的港湾，
又找不到可以信赖的人
物，
人性的矛盾让她们成了被命运拖着走的女人。
她们出于对世态和生计的无奈，
不得不为谋生而谋爱，
费尽心机做出艰苦卓绝努力，
却只是为一个人类最原始的
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
张爱玲小说带着对现代都市生活悲剧意味的思考，
以
其荒凉孤凄的生命感受展示了特定的历史时代与文化困境中普遍的病态人生，
使
我们感觉到为“理想”而牺牲“现实”的女性悲剧命运的残酷和浓厚。

三、小说中对人物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充满灵性心理刻画。

虽说文字表达的精当，
对意象扑捉的精妙，
用情节推进来烘托人物心理是张
爱玲的特色，
但独特的、
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
更让她
的作品令人叹为观止，
回味无穷。
张爱玲十分擅长对心理的剖析和描写，
她的作
品的文字，
能根据故事的进展，
立刻营造出相搭配的气氛。
因此有人形容她的小
说是“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她的文章里，
并没有冗长的独白和繁琐的解析，
也没有连
篇累牍的心理活动赘述，
而是利用人物自然流露出的动作和语言，
即刻勾勒出人
物的心理状态，
同时营造了苍凉的气氛和风格，
可见她过人的高超洞察力和描写
力，她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作家。比如：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
得意至极，
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
静静的笑从
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红玫瑰与白玫瑰》

“她没作声。
提起了芷琪，
她始终默无一言，
恩娟大概当她犹有余妒——当
然是作为朋友来看。
火车轰隆轰隆轰隆进站了，
这才知道她刚才过虑得可笑。
恩
娟笑着轻松的搂了她一下，
笑容略带讽刺或者开玩笑的意味，
上车去了。
”——
《同学少年都不贱》

“他的眼睛遇到了她的眼睛，
眼光微微颤动了一下，
望到别处去了。
”——
《五四遗事》

“他的心狂跳着，撕开了信封，抽出一张白纸，一个字也没有，他立刻明白
了她的意思。她想写信给他，但是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话可以说？”——《五四
遗事》

“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
又门临交通要道，
真是碰见人
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色·戒》

她的小说，在刻画人物的心理上，可谓出神入化，非常成功。她不仅擅长运
用心理分析，
还擅长通过心理分析，
在每个细节上，
都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和变
化，并从中揭示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了社会深度。

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
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
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
如
《五
四遗事》
中的密斯范，
本来是个天真活泼的女学生，
她可以像所有的年轻女孩一
样，
去享受爱情，
做快乐又可爱的女人。
但她的前进思维导致她不介意做有妇之
夫“罗”的女友，加之爱情道路上的起落和对男主人翁越来越强烈的爱意和情
欲，
导致她和另外两个女人最终成为畸形“四角”婚姻的牺牲品，
而人生也越来
越散淡凋零。
故事的痛楚，
被转化成字里行间无尽的苍凉，
作品因而具有了现实
意义和历史感。

由此可见，
张爱玲的小说善于挖掘潜意识的、
变态的心理，
描写出现代节奏
下深层的悲凉。
不仅以上几篇，
看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
她笔下人物几乎没有
心理健全的，大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畸变心理。

四、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意象是指有着色彩、光泽、声音的物象形态，包含着隐喻、象征等深层的意
蕴。
在封建家庭和西洋文化的双重熏陶下，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呈现出中国古典小
说的神韵，
更融入了现代西洋小说的精髓，
大多有着鲜亮的视觉效果。
张爱玲善
于运用意象手法，她营造的意象，既有不厌其烦的对于传统意象的袭旧和继承，
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使许多原本抽象的人物的命运、心理、情绪等，呈现出具
体的形态。

“月亮”在张爱玲在小说中，
就作为意向被不断的提到。
光在
《金锁记》
中，
月亮一词就被反复用了
9
次之多。比如：

“三十年前的上海，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
我们也许没能赶上三十年前的月亮。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晕，
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
泪珠，
陈旧而迷糊。
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
比眼前的月亮大，
白，圆；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着凄凉”。

“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

“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
一点一点月亮缓缓地从云里出来了，
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
是面具底下的
眼睛”。

就连小说的结尾也是用“三十年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
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除了月亮之外，还比较常见的意向是“镜子”。比如《金锁记》中“风从窗
子里进来，
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风吹得摇摇晃晃，
磕托磕托敲着墙。
七巧
双手按住了镜子。
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
依旧在风中来回
荡漾着，
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这里不仅用镜子意象来表现七巧的幻觉，
还
用了最简洁的手法将故事串联在一起，叙述、暗示，对比不同性质的关系。

其他意向手法还出现在：

“像拉过来又拉过去带有凄怨色彩的苍凉的胡琴”——

《倾城之恋》

“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上，
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
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茉
莉香片》

还有描写被隔离的孤独的人，
向往自己内心过程中带来的自审与自省。
她与
外人沟通不了的情况恰似她得的便秘症一样，
本应该向外发泄的情感垃圾堆积在
肠子里，被堵住了。这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
室里一坐坐上几个钟头„„，
只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
生了根。
她低头
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
也改变，
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
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
有时候
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的，撇出鱼
尾纹。”意象分别是“希腊石像的眼睛”和“邪教神佛的眼睛”。

张爱玲以其独特笔调，
奇异的意向，
为读者“淡妆浓抹”的营造了一个光怪
陆离的艺术殿堂，
完成了她小说中意象世界的建构，
使她的小说显出神奇的艺术
魅力。这些意向，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要么唤醒身在乱世的人的或沉痛。一个
简单的意象所传达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
容颜的更改，
更多的是人物在这其间
这是我在百度文库里面给你粘贴来得一部分答案，你具体可以自己看一下。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骗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受骗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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