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识别汉字的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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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的中国人是怎样识别汉字的字音的~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认识汉字、读出汉字,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样便先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首先是直音法。直音法盛于汉代。这一点在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后代的经学家把这种方法说成“音某”,也是同一个意思。比如唐代陆德明编写的《经典释文》有“拾,音十”。直音法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个字虽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汉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难懂、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用“到”来对“刀”字注音是不准确的,因此必须法“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读音。同样的,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音法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法,就是我们熟知的反切法,又称反音、切。反切法自东汉到清末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汉字标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反切法的起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一、起源于三国魏人孙炎。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孙叔然(就是孙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二、起源于东汉末服虔。日本释安然《悉昙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韵诠》中《反音例》称到:“服虔始反音。”清代的章炳麟等人就主张这种说法。三、来自西域。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反切直学,自西域入于中国,至齐梁间盛行。”四、中国古来有之。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二合音”,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艺文二》卷十五中写道:“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也可能是起源于文字创制之时,清代刘熙载所著的《说文双声》里的《叙》说道:“切音始于西域乎?非也。始于魏孙炎乎?亦非也。然则于何而起?曰: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之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迭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迭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迭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后世切音,下一字为韵,取迭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非此何以开之哉?”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说“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读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称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汉语拼音不一样。现代的汉语拼音是一种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因此,用汉语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哦”,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个、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进行拼音的,它其实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表示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乌寒切”。同样的,即使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一个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许良切”。

由此可见,反切比起上述两种注音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声母,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须借用带有辅音的汉字来作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韵学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谓的“呼”是音韵学中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时期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两种)。例如,“乌,哀都切”,其中“乌”是合口呼,“哀”是开口呼。

在以后历代中,反切被不断改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韵》和《集韵》。虽然都是宋代的韵书,相差只有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切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明代的吕坤所写的《交泰韵》,清代的潘耒所写的《类音》,设计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用汉字注音都会带有局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这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的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几百年以后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切音法,经过改进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字典的最后几页上经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边的那种)。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
  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古代,中国的回族兄弟不学汉字,学习阿拉伯语,但他们用阿拉伯文的字母来拼写口语(汉语),所以这是中国最早的拼音。
  元朝,蒙古统治者用改变了的藏文的字母来拼写汉语等语言,叫八思巴字。虽然不是专门拼写汉语的,但是,也算汉语拼音的一种吧。
  明朝,西方传教士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是中国最早的拉丁字拼音。
  清末明初,出现了用简单的古字表现汉语语音的拼音方式。民国年间,政府制定了“注音字母”,就是这个系统的集中表现。现在台湾依然使用。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拉丁字的拼音运动,而且,跟左翼人士的政治运动结合很密切。
  共和国成立后,立即由政府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现在使用的这一套方案。联合国也承认的。

  从周朝的《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凡将篇》,西汉的《急就篇》,南北朝的《千字文》,唐朝的《蒙学》,宋代的《三字经》、《百家姓》,明代的《龙文鞭影》,清代的《小学韵语》等,中国的识字教材有十几种,上下约2600年的历史,都是遵循了以下几个规律:

  • 1、音韵定位:

  以上教材全部都是韵语成文。古人早就认识到汉字在声音方面的特点就是一字一音,每个音都有一个韵。正因为汉字有韵,决定了汉字能够排列整齐,平仄押韵。从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开始,再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中国语言文字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这里面汉字的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韵几乎无法开启中国古文化教育的大门。所以从小培养儿童对韵的语感,是学习汉字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也是古代童蒙教材几乎都是韵语的原因。

  古人用韵还有第二个原因,用现代心理学的说法,韵语是最古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记忆方法,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历史就是靠诗歌这种韵语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 2、四字一句:

  识字教材一般都是四字,个别也有三字,上面提到的10种权威的识字教材,有9种都是四字一句,只有《三字经》是三字一句。为什么用四字一句,这是很有讲究的。

  儿童学语的过程是个训练发声的过程,因其控制声音的肌肉不发达,所以一次读的音节一般不超过四个。实验证明六七岁儿童读五个以上的音节和读四个以下的音节,其语句的完整性大不一样,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四字一句符合汉字组词的习惯。受平仄押韵的影响,汉字组词大多按几何级数增长。早期汉字一字一词,随着语言的发展,两字一词的复合词越来越多,如上下、左右、黑白、前进、后退、道理、光明,再发展下去则是以四字一词的复合词为多。《中国成语大词典》收录的都是这一类的词,这也是中国语言的精华。

  • 3、文涵百科:

  翻开古代的识字教材,都是按儿童应当掌握的知识来编写的,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主要是天文、地理、人伦、道德、历史、农耕、祭祀、教育等,让儿童在学字的过程中就能学到终生受益的知识。学字有三个境界,其一是就字学字,这就好比用字典学字;其二是既学字又学句,这就好比用文章学字;其三是学字、学句又学知,这是古人学字的最高境界。

  从形式上可以看出古人识字也是随课文识字,但是古人的随文识字和我们今天的随文分散识字截然不同,这就是古代识字教材的第四个规律,也是我们最难做到的一个规律。

  • 4、集中识字、字不重复:

  现代语言教材无效重复占90%以上,古人恰恰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独辟蹊径。前面提到的“三百千”,其中《三字经》共1616字,《百家姓》共576个字,《千字文》共1000个字,“三百千”合起来共有汉字3192个,但不重复使用的字约2200个,生字占全部字数的70%,这么大密度的生字量,现代语言教材是望尘莫及的。


  当我们用现代生理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去研究以上的古代识字教材和古人的识字教学方法时,会发现它们是非常符合儿童认知规律的:

  首先是教材。古人早就发现汉字像一盘散乱的珍珠,一个字一个词学习是非常笨拙的,必须用义理这根线将散乱的珍珠穿成串才好学。在形式上必须做到八字成韵,四字组词,两字分节,单字定声。这样每个汉字就会在特有的音流、形流和义流中固定下来。心理学证明,当无意义的识记材料按音节韵律排列后,记忆效率至少能提高10倍以上,如果再加上义理,记忆效率就更高。这就是古代识字教材的诀窍。

  再看教法。儿童识记的特点是先整体输入,后逐步细化。古人很早就悟出了这一点,他们先利用儿童形象记忆强的特点,把几千字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这时儿童对字形的感知已有了六七成,稍加训读,即可分句组词,单个指认。这种文—句—词—字的顺序显然是从整体走向分散,符合儿童形象思维的特点。现代识字教学中的字—词—句—文的顺序则是从分散走向整体,符合成人抽象思维的特点。

  实践证明,古人的识字方法有独到之处,相当高明,也非常合理,儿童学起来轻松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必须要认识一定数量的字才能开始读和写。所以历代识字教学大多主张先集中识字,然后再读书。

  编写识字课本《文字蒙求》的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可读书。”崔学古在《幼训》里也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识字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

  当代著名教育家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集中识字教学经验进行了总结:“前人在识字教学中第一步是用较短的时间教儿童集中地认识两千来字,然后才渐渐教他们读书。在这个集中识字的阶段,以教会儿童认字为主,至于每个字怎样讲,要求很低,怎样用,可以说完全不要求。这期间也开始教儿童写字,但是写字的进度跟认字的进度不一致,就是说,并不要求认什么字就写什么字。这是传统的集中识字教学的基本方法。”

  林成滔先生在《字里乾坤》中也说:“汉语的主要特点是实行以单音词为基础的二次构词法为主,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识字教育没必要像拼音文字那样,分散开来用较长的时间去进行,而最好在短期内集中突击完成。”



在中国古代,由于没有拼音字母,所以古人要认识汉字、读出汉字,只好用汉字来注音。这样便先后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注音方式。

首先是直音法。直音法盛于汉代。这一点在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后代的经学家把这种方法说成“音某”,也是同一个意思。比如唐代陆德明编写的《经典释文》有“拾,音十”。直音法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它有很大的局限性。有时候会出现某个汉字没有同音字的情况,比如“丢”字,我们找不到同音字来注直音;有时候这个字虽然有直音,但是那些注直音的汉字比被注音的字更难懂、难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用生僻字注常用字,这是违反学习原则的。

另一种注音法和直音法很相似,那就是用同音不同调的字来注音。例如“刀”字,《康熙字典》注“到平声”。“刀”是平声字,“到”是去声字,单用“到”来对“刀”字注音是不准确的,因此必须法“到”字的声调改变了,才能得到“刀”字的读音。同样的,这种注音法虽然比直音法有所进步,但是由于需要改变声调,然后才能读出字音,所以不是很方便。

还有一种注音法,就是我们熟知的反切法,又称反音、切。反切法自东汉到清末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对汉字标音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反切法的起源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观点:一、起源于三国魏人孙炎。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音辞篇》:“孙叔然(就是孙炎)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二、起源于东汉末服虔。日本释安然《悉昙藏》引用唐朝武玄的《韵诠》中《反音例》称到:“服虔始反音。”清代的章炳麟等人就主张这种说法。三、来自西域。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反切直学,自西域入于中国,至齐梁间盛行。”四、中国古来有之。这种说法可能来源于“二合音”,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的《艺文二》卷十五中写道:“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也可能是起源于文字创制之时,清代刘熙载所著的《说文双声》里的《叙》说道:“切音始于西域乎?非也。始于魏孙炎乎?亦非也。然则于何而起?曰:起于始制文字者也。许氏《说文》于字下系之以声,其有所受之矣。夫六书之中较难知者,莫如谐声。迭韵、双声,皆谐声也。许氏论形声及于‘江’‘河’二字。方许氏时,未有迭韵、双声之名,然‘河’‘可’为迭韵,‘江’‘工’为双声,是其实也。后世切音,下一字为韵,取迭韵;上一字为母,取双声,非此何以开之哉?”

反切法就是用两个字拼出一个音。如“昌”字,音“尺良反”,就是说“尺”和“良”相拼,得出“昌”字的读音。到了唐代,把“反”字去掉,称为某某切,例如“昌,尺良切”。由此可见,反切是一种拼音方法,但是它和现代的汉语拼音不一样。现代的汉语拼音是一种音素拼音,即每个音素用一个或两个字母表示,因此,用汉语拼音注音,既可以用一个字母,如“哦”,也可以用两个字母,如“四”,也可以用三个、四个字母来标注一个汉字的读音。反切是根据声韵原则来进行拼音的,它其实是一种双拼法,总是用两个字来拼音的。

反切中第一个字(上字)代表声母,第二个字(下字)表示韵母以及声调即使是“零声母”,也必须要有反切上字。例如“安”就是“乌寒切”。同样的,即使既有韵头又有韵尾的韵母,也只能用一个反切下字。比如“香”就是“许良切”。

由此可见,反切比起上述两种注音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可避免的,反切法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反切的上字既然代表声母,就应该只表示辅音,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汉字都代表一个完整的音节,单纯表示辅音的汉字是不存在的。反切的下字既然是表示韵母的,就应该只表示元音,但是同样的,以元音开头的汉字又是很少的,因此常常必须借用带有辅音的汉字来作为反切用的下字;其次,在音韵学中,反切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反切的上字不一定和它所切的字同“呼”(所谓的“呼”是音韵学中的一个概念,现代汉语中有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以及撮口呼,而中古时期则只有开口呼与合口呼两种)。例如,“乌,哀都切”,其中“乌”是合口呼,“哀”是开口呼。

在以后历代中,反切被不断改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韵》和《集韵》。虽然都是宋代的韵书,相差只有几十年,但是《集韵》的反切已经有了很多的改进。明代的吕坤所写的《交泰韵》,清代的潘耒所写的《类音》,设计出了新的反切方法。

但是无论怎么样,用汉字注音都会带有局限性。因此在明朝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了用字母注音的方法。这是在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明的。最早的是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它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几百年以后用字母拼音的潮流。到了清末民初,出现了切音法,经过改进之后就是我们现在在字典的最后几页上经常看到的注音字母(拼音字母旁边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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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砍赖诺: 古人采用的注音方法有“譬况”“读如”“读若”等打比方的注音方法,还采用过直音法,但这些都不够科学.大约在东汉后期,出现了反切这种注音法.所谓反切是一种注音方法,是指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这也是中国古代对汉字字音结构的分析.例如“都,当孤切”,其中“都”是被切字,“当”是反切上字;“孤”是反切下字. 反切的原理和拼音基本相同.但是反切的拼音方法跟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法不同.拼音文字是单纯的两个音素相拼,而汉字是声、韵、调相结合的,因此拼切时,上字只取其声,而不管它的韵母.下字只取其韵(包括声调),而不管它的声母,二者结合起来,连续快读才能切出被切字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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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砍赖诺: 1、首先,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本身带有读音元素; 2、至少从秦汉时代起,古人就开始编撰字书,会涉及字的读音; 3、到东汉发明了给汉字注音的“反切”法,比较科学地保留了当时的读音; 4、历朝历代编纂了大量的韵书,这是研究汉字音韵的专著,可以清楚看到汉字读音的演变. 5、有了上述条件,专业的文字研究者,不但可以判断汉字的古代读音,而且可以清晰地分析汉字古今读音变化的脉络.

鼎湖区15283788125: 中国古代是怎么拼读汉字发音的? -
金砍赖诺: 反切,训读.比如《通鉴》以及史书的注释都是这样的. ------------------------------------------- 补充: 反切是中国传统注音方法,即用两个汉字合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 古人因为没有拼音文字,用两个汉字来注一个字的音.第一个字(反切上字)注声母,第二个字(反切下字)注 韵母和声调.例如:酒子酉切.子声母为精母,酉韵母为有韵,声调为上声,故酒精声酉韵上声.因为古代的发音和现代的不一样,所以不能用普通话把当时的反切发音出来. 汉语本来的注音方式是''读如某字'',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其声明学为汉语引入了反切这种注音方法. 隋唐的反切是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资料,是汉语音韵学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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