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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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30个人物特征~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我们说先秦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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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老子,孔子,学富五车,学识渊博
屈原,抱负远大,
蔺相如,懂得为国家利益着想,是个宽容的人,
廉颇,知错就改
项羽,勇气
萧何,头脑冷静,识人爱才,谨慎小心,善于自保
刘邦,奸诈,知人善用,虚怀若谷
韩信,善于谋兵、谋国、谋天下,不善谋己
曹刿,有勇有谋,心思缜密,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文韬武略样样精通。
扶苏,机智聪颖,生具一副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爱民如子、谦逊待人
张良:老练多谋,眼光锐利,善于用人,善于分析,忠心耿耿,剖析利害,有情有义,胆识过人,干练透辟
诸葛亮,冷静沉着,很会捉人心思,很能了解别人的性格,严于律己,知人善任

一、司马迁笔下的项羽
我们无法忘记项羽这个人物,我们无法绕开司马迁和他的呕心之作《史记》而去谈项羽。在《史记�6�1项羽本纪》中,项羽由一个下相的“不学”小儿,由一个普通的军人成为反秦盟军中高级将领乃至领导者,他意气风发、勇不可拒,他蛮横崇武、任性自我,他一步步滑向自己和别人编织的圈套,走向死亡。今天,在众多的文化典籍与影视戏剧作品中,项羽依旧叱咤风云、鲜活驰走,我们为这个悲剧化了的英雄人物怜惜愤慨、喟叹诅咒。或然,我们仍旧只是生活在那个风起云涌,金戈铁马,英雄与蚁民无异的时代。
唐代刘知几说:“史有三长:才、学、识”〔1〕,“而司马迁就是同时具备这三项素质的少有伟大历史家”〔2〕,在《史记�6�1项羽本纪》中,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求实态度和勇敢大无畏精神刻画评析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
按照《史记》体例,从《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这十二本纪记载对象多为帝王。项羽并没有完成帝业,但司马迁能够从历史客观实际出发,找准了在秦末汉初这阶段历史中,是项羽支配着当时的政权与时局,“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3〕,可见司马迁是正确地分析出了项羽的历史功绩与时代推进作用的,正如清代郭嵩焘在《史记札记�6�1卷一》中指出:“案秦灭,项羽主盟,分裂天下,以封王侯,皆羽为之,实行天子之权,例当为《本纪》”〔4〕。创作于汉王朝鼎盛时期的《史记》,并不受封建统治者“成王败寇”观点所局限,并不因项羽的失败而降低甚至否定其历史功绩,可以看出司马迁那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观点。同时,司马迁在肯定并赞扬项羽在亡秦中地位与作用时,也辨证指斥了项羽妄图凭一己之私智和武力征服天下的错误,“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另外,对项羽的自我开脱自以为是更是严加批判,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的天命观,强力评曰“岂不谬哉”,指出其失败原因在人不在天,悲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缺陷。
司马迁是热爱项羽的,尚奇的个性爱好和敏感多想象的心理特征让他深深被项羽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吸引住,他甚至不愿在《项羽本纪》中暴露这个已逝去的英雄太多的缺憾。于是往往在其他人物传记中以其他人物的立场和口吻对项羽加以评述,如《高祖本纪》中“汉王数项羽罪十”,中间严斥项羽背恩负义,弑义帝而自立,残暴无情,屠城害民等事情;而在汉初大臣陈平、韩信等人的传记中,更是直接对项羽的行为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加以评价,指出他性格的矛盾,不善用人等缺点,往往议论中肯,褒扬分明。
在项羽形象塑造上,司马迁更是“全神付之”,每时每刻都倾注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精力,用自己最杰出的艺术才华来打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史记》中,项羽的形象和有关人物事迹除了集中在《项羽本纪》外,其他人物传记中也多有涉及,从《高祖本纪》到《樊郦滕灌列传》,关涉篇章十余篇,这些篇章对《项羽本纪》中项羽形象加以补充完善丰满。这种旁见侧出的记叙方式,不仅加强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鲜活性,更使故事情节、人物个性特征逼真而又清晰。亡秦三年,楚汉争战四年,仅楚汉大战七十余次,小战四十余次,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简单交代小战情况,而用力写了三次大的战况: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这三个事件不仅是项羽一生事业成败的关键,同时也是楚汉之际斗争最为激烈影响特别大的事件,正如郑板桥言道:“《史记》百三十篇中,以《项羽本纪》为最,而《项羽本纪》中,又以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为最,反复诵观,可欣可泣,有此数段耳”〔5〕。项羽一生成败变化与个性全随此三件事而出,当然这三件大事时间上的绵长性与空间上紧凑性所形成张力,也强化了项羽这个威武人物的高峙感和仓促之间“卒亡其国”的悲剧感。司马迁在选取事例表现项羽性格和开展故事叙述上,着重于对传奇性情节的追求,例如项羽“重瞳子”,“力能扛鼎”,以及见秦始皇游江南而发的感慨“彼可取而代之”,还有对他不学书等细节的详加刻画,还有在彭城、成皋、荥阳等战役中对项羽英雄事迹的刻画都增添了人物个性。此外项羽在败亡途中作的《垓下歌》以及和乌江亭长对白等细节都过分离奇,甚至可能为杜撰,但却让后人深信不疑,也大大增加了项羽这一人物的魅力。
在表现项羽的性格上,太史公更是喜欢用对比手法表现,如巨鹿之战前,项羽的勇者无惧,宋义的胆小慎微;巨鹿之战后,项羽与刘邦对比,更是不断并反复出现。在项羽的自身个性对比上,司马迁也是用不同笔调加以渲染,时而言语呕呕,时而叱咤喑呜。垓下围中项羽所作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呜咽悲慨,凄凉动人,完全是项羽本人经历和他面对失败的心路写照,“英雄气短,儿女情深,千古有心人莫不下涕”〔6〕,从中可以看出项羽在战场勇猛杀人如麻以外深情至切的另外一面。这种多面烘托,多维透视手法使得项羽这个人可谓霸者与情者形象具备,丰满多姿,这也是千百年来项羽受人关爱与敬仰的的原因之一。可以说,项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第一个有血有肉具备了多重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
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的,从一开始,太史公都是从悲剧角度写项羽,整个《项羽本纪》无时无刻不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英雄不可一世,英雄顶天立地,英雄叱咤风云,英雄又在瞬间走向死亡。而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极力描写,与他个人的命运也不无关至。因李陵案而蒙受宫刑之辱而更加发奋撰写《史记》,内心忧愤而苦痛,即使在《孝武本纪》中也毫不隐讳汉武帝晚年荒唐。而司马迁写项羽至死不渡江,至死不投降,不如说在写自己那颗高傲而顽强,甚至伤痛透底的心,所以他对项羽的“天之亡我”大加批判,对其因不愿蒙羞而自杀充满同情和佩服。
感谢司马迁,他让项羽散发无穷魅力;感谢项羽,他为司马迁增添了无限光辉和后世人对他的无限景仰。 二、项羽悲剧的演绎
在整部《史记》中,研究者发现司马迁刻画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悲剧人物一百多个〔7〕,而项羽的悲剧独特却是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他更多是一个由自身个性等原因一步步走向绝路的悲剧人物。强烈的悲剧特质在于他本不具备超人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却走上了时代的领军者之席被赋予了那个时代的追求与号召。朱光潜说:“悲剧人物一般都有非凡的力量,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常常代表某种力量和理想,并以超人的坚决和毅力把他们坚持到底”〔8〕。项羽是可悲的,他无法改进自身根深蒂固的普通人缺陷,仓促而不知所措地被卷入时代和历史的大抉择中,他甚至象一个小丑一样有着可笑笨拙的举止,更可悲更让我们无法安坐的,他却是一本正经严肃认真,甚至顽强地要完成和完成过自己赋予自己的“使命”,至死都不改变。
(一)时代车轮的助推者和阻挡者
项羽出身在“世世为楚将”的楚国贵族家庭,其祖父项燕为楚国大将,在秦灭楚战争中被王翦所杀,其叔父项梁为初期反秦盟军首领。项羽的童年生活在楚渐亡秦日盛并逐步统治全国的时期。家与国的苦难,带给项羽的是对秦国统治者的深深仇恨。他仿佛生来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推翻秦朝。在《项羽本纪》中,“苦秦”“亡秦”等词反复出现,而当项羽对宋义坐兵不救赵时,这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蔽”。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蔽之承! 对于当时整个时局形势,项羽的议论分析简要精辟,指明当时秦军实力强大,反秦军队内部急需相互团结统一阵营。项羽把矛头直接指向反秦盟军最高首领宋义,对他不顾反秦大局,畏葸不前严加呵斥。可见,在反秦这一目标上,年轻的项羽具有成熟大气的时局观,加上军事策略和个人雄武力量,他取宋义而代之,最后取得了巨鹿这场以少胜多关键胜利,并一步一步走上反秦盟军首领位置。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鸿门一宴后,表面上已经取得了整个反秦盟军的领导权。当时人民对和平呼喊着,时代也希望统一,但是骨子里流着楚国贵族的血液的项羽,只是希望回到楚庄王当年问鼎中原,趾高气扬的时代,希望能再次象楚王那样得到 “列国从长”的地位,并希望长期维持这种在分封割据中己为大的状态。他分封诸反秦将领,自立为西楚霸王,并远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土地肥沃的关中要地,而以地远偏僻,物质相对匮乏的彭城为都城,只为一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可以说在亡秦斗争中的项羽,目标准确而单一,符合整个时代乃至人民心声,但在推翻秦王朝后,他目光短浅,甚至在政治上妄国恢复到以前春秋战国互为攻伐的状态,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这一点看,项羽后期无法顺应历史潮流,只能在历史潮流中苦苦挣扎,走向灭亡。这种现实的真实残酷性和理想的谬误性必然形成凝重而深度的悲剧张力。 (二)性格上分化对立的矛盾体
除了在时代潮流上前期顺应后期无法跟进外,项羽的悲剧更多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的悲剧。在性格上项羽可谓是一个十足的分裂矛盾体。他一方面豪迈大气,无坚不摧,从举事吴中开始项羽就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攻定陶”,“拔襄阳”,“斩李由”,“杀宋义”,“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东救齐地,西破章邯,而在巨鹿一战中,更是置生死不顾,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取得关键性胜利,“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气概可谓雄伟英武。但是另一方面,项羽表现出了刚愎自用,妄自尊大,嫉妒贤能的匹夫习气。从诛杀义帝开始,项羽就很少听清周围的声音,对那些进逆耳之言者,稍不顺心即为斩杀;在分封诸王时,项羽从个人感情出发,特殊对待跟自己亲近的人,树立了不少政治上的敌人。同为反秦功臣的陈馀就说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于恶地”〔9〕;在对待贤能上,项羽不能选贤举能,相反,大量使用亲属也降低了其军队效能,“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10〕,比如对项伯这一可谓 “奸细”式人物过分纵容直接导致了鸿门政治斗争的失利。而刘邦手下的几员军事大将经纬之才如韩信陈平等都曾经是项羽的手下,因为得不到项羽重用而投奔刘邦;至于在功爵上,项羽更是有着深刻的贪恋近乎达到变态,“致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11〕,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够保持人才的不流失呢?政治上怎能取得成功呢?
同时,恭敬慈爱仁者之心和坑卒屠城暴者之心也集于他一身。每每攻城拔地后,对于投降士卒,项羽往往残害坑杀:新安城一役后,项羽坑杀秦投降士兵二十余万;攻破咸阳,却是因兵西屠,烧杀掠夺,素为后世文人与史学家诟病。但是,他又能以一个仁者一样的心对待周围的人,“项羽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12〕,“项羽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13〕;他不杀刘邦,也不杀父亲和妻儿;在垓下之围中,更是悲歌辞美人,意气慷慨;在乌江畔,他马赠亭长,情调悲凉,自刎而死,为仇者成“德”。
另外,他率直爽朗,坦荡淳朴,以诚待人。在攻占外黄城后,他听取了外黄城十二三岁小孩子关于收取民心的建议;鸿门宴上,几次不愿听从手下谋士范增的建议用计谋杀死刘邦;对樊哙的“闯宴”大度且容忍,只是因为欣赏樊哙的英武气质;甚至在宴席上口无遮拦毫无心计的将曹无伤的告密告诉给了刘邦;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努力维持。但是也就是这样一个胸无城府,不施诡计的人,又对周围的人充满了怀疑和狡诈:斩杀宋义谎称乃奉帝命;先放逐义帝,然后阴谋派人刺杀;中陈平离间之计,对大将钟离眜失去信任并把其推向敌对面;甚至是自己最为尊重和亲近的最后唯一的谋士“亚父”范增也因为项羽自己的多疑而夺其权。
可以说项羽性格是多异性和矛盾性的,“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从心学性理,犁然有当”〔14〕。可以看出项羽性格上优势突出又带有很强的缺陷,实则是他自身人格的分裂和对立,表现为主观心理的不成熟,并且象活火山一样随时可能失调或失控而爆发出来,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悲剧的无可避免。 (三)军事能力上巨人化和政治图谋上侏儒化的畸形儿
“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这是二十四岁的项羽。生活在以暴乱和勇决为名的吴中之地,项羽就以魁梧英武的外形给当地人以震撼力。在首次起兵中项羽紧跟项梁其后,一声令下,拔剑斩守头,“府中皆慑伏,莫敢起”。在整个攻秦战争中,项羽总是冲锋在前,一马当先,所向披靡,实际上在整个攻秦大军中,项羽领导的军队应付了来自秦朝的大部分兵力,包括巨鹿之战中的章邯部和关中的子婴部。至于在楚汉争雄中,项羽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过刘邦,他以无比的勇气和力量予一切阻挡者以摧枯拉朽的打击,他崇尚武力,在广武与汉军对决时,对刘邦说到: 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这些话除能看出项羽对武力的极端崇拜,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迷恋和对自身实力的高度自信,希望用个人武力支配杠杆天下外,更多的则是项羽个人性格的缺陷和对政治的无知。从前文的分析看,项羽并非完全没有政治的图谋:他矫杀宋义,放逐义帝,不断对刘邦的势力加以限制将其控制在关中地方,并分封诸侯王让他们相互势力牵制。然而项羽的政治眼光在亡秦之后变得异常浅短和无力,他主张回到春秋战国纷争的时代,成就象楚庄王一样的霸业,于是他错过了多次消除竞争对手刘邦的机会,他反复贻误战机和统一全国的良机,在被刘邦等人苦苦逼出的楚汉之争中迷失步伐,象一个浑身有力却找不到地方使的巨人一样自我戕害,或者天真幼稚地对着满脑子主意和诡计的对手来一句——我们单挑吧。 世谓羽与汉争天下,非也。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羽见秦灭诸侯而兼有之,故欲灭秦复立诸侯,如曩时,而身为盟主尔。故既分王郡都彭城,既和汉即东归,羽皆以为按甲休兵为天下盟主时,不知汉心不尽得天下不止也。身死东城,不过欲以善战自于世,略无功业不就之悲,而汉之心羽终其身不知,羽曷尝有争天下之志哉! 〔15〕 宋代的黄震可谓一语中的,看出了项羽根本就没有建立王朝的雄心壮志,必然会在楚汉的交战中失利。“楚灭无英图,汉兴得成功”〔16〕。项羽这种在军事实力上过分强大导致的是武力视野膨胀,而政治图谋的短见化导致的是政治主张上的侏儒化,同时,武力视野的膨胀也不断对政治视野加以限制使得后者更为狭窄乃至荫蔽。二者相互交错,加深着项羽的悲剧,让人同情好笑或者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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