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字的郁达夫事迹

如何学习文学~

个人感觉先看一些文学味道比较浓的历史书籍或者古典感觉比较深的文学作品，首先培养兴趣，利用里面比较有吸引力的情节使自己能够沉下心来看一些东西。慢慢习惯了自己就会对那种文学味道比较浓的东西感兴趣了。我们班有一个学理科的后来也比较喜欢文学方面的东西就是从看关于历史的东西开始的。

1、提高素养，提升自身的品位。
2、是感知社会的触角，各个学科都是融会贯通的，学习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一个人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触类旁通。
3、学习文学，也是一种美的享受，文学中所含括的智慧、人文精神是其他学科难以媲美的。
4、学习本国文学，当然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何况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其文化更是渊源流长，传承这些文化精髓——文学是每一个华夏人的隐而不现但真真实实的责任。

扩展资料：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不同体裁，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
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作为学科门类理解的文学，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及新闻传播学。
文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学科分类之一，与哲学、宗教、法律、政治并驾于社会建筑上层。它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
最先出现的是口头文学，一般是与音乐联结为可以演唱的抒情诗歌。最早形成书面文学的有中国的《诗经》、印度的《罗摩衍那》和古希腊的《伊利昂纪》等。
中国先秦时期将以文字写成的作品都统称为文学，魏晋以后才逐渐将文学作品单独列出。欧洲传统文学理论分类法将文学分为诗、散文、戏剧三大类。现代通常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类别。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对美的体现。文学作品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离开了这样两个极具个性特点的独特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学作品。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就是一个民族心灵世界的英雄。
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智慧。文学，是一种将语言文字用于表达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的学科，属社会意识形态范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学

郁达夫出生（1896年）时，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第一是父亲郁企曾的薪俸（即工资）兼行医的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半“庄书”收入。“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按行政区域分成若干个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权登记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就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户、中户收取所谓“秋丰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且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也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的“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这种制度的积弊陋规，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连清朝和民国以后的政府也都明知而束手无策，听任泛滥。庄书人家的特点是人来客往多，而愈是来往客人多，开支当然增大，出息却愈好。郁家这一部半“庄书”，虽属于一般的中等庄，但据说每年收来的“秋丰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粮。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贫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的百姓”，“既无恒产，又无恒业”，这个家庭，虽比地主大户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庄书人家，可以进出衙门户房，何况，据说郁家上代还做过皇帝的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为“乡绅”。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庭起了很大变化。年老的祖母（郁圣山妻）尚健在。二位哥哥：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二岁。加上母亲和养女翠花，老幼七口，两代寡妇，一时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力量。家庭的三项经济来源，第一项主要收入没有了；第二项，庄书缺了经管办事人，只好长年礼聘一位姓俞的老先生来代办文牍，收入减少了一大半。第三项本是靠天收入，又遭到了孤儿寡妇家所特别易遭受的盗卖、侵占等欺凌。不到三年，就只剩下住屋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锐减的一部半“庄书”了。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维持，既要张罗庄书人家的人来客往和种田事物，秋后又要抛头露面亲自下乡去收取“秋丰谷”。长兄、二兄已开始上学读书，家庭开支增加了。白天她还要设法去住宅的小弄口做些针线活，赚点计件加工工钿。但尽管她劳累终日，还是入不敷出，家庭经济迅速下降，以至于到了使年幼的郁达夫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的程度。他自出生，本来就由于母乳不足，杂食不禁而常挨饿。又由于他是幼年丧父的末子，母亲就压根儿没让他断奶，更增加了饥饿的时光。据他幼年时的同学说，他一直到七岁上学，每天早晨，小同学上门去约他同行的时候，他还要让同学们等一等，到母亲身边吸几口奶才肯去私塾，后来实在被同学们耻笑不过才自动断了奶。这已是父亲死后的岁月，忙碌的母亲哪能照顾到他，三餐茶饭既不按时又常不足，连一年一度的除夕年夜饭，母亲忙于到各家各店去偿还赊欠或说情延期，往往要到夜半以后才能回家度岁，他只能饿着等待，等得发慌，累得想睡而睡不着。邻家的孩子已吃完年夜饭跑来找他，他伏在桌上只是抱怨还是不要过年的好！这些情景当然是深刻地留在他幼小纯洁的心灵上了，因此，他说他自从开始有感觉的第一个经验便是“饥饿的恐怖”。

由于生活困难，他唯一的姐姐郁凤珍，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就只能送给了乡下的叶家去做童养媳。但他的母亲在如此贫困的境况下却始终坚持要三个儿子上学读书。不仅是一般的上学，而且都要上高等学府，其中长幼两子还上日本留学。不能不说，这位难得而有识见的母亲是有多么坚毅的韧志和非凡的艰辛啊！当长子郁华考取了赴日留学的官费生，次、幼子继续在杭州和当地上学的时候，他甚至把三间住房、六亩薄田和一部半庄书，也就是全部家业都抵押出去而借债度日。不少好心的亲戚着实为她捏把汗，劝她来日方长，犯不着如此冒险，连老祖母也喋喋不休地反对长孙出洋留学。但她都断然拒绝，并说：“我家无财产可守，不让他们外出读书立业，都蹲在富阳街上‘数石板’（当地讽刺话，意思是浪荡无聊），怎么对得起祖宗！”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书香世家”的传统吧。有人说，这也是郁企曾死时留下 的遗愿。而据郁达夫一九一七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上学时所写的《丁巳日记》二月二十五日的记载：“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其中所谓“不至有今日”，十分微妙地说明了：在这位也是“书香门第”出身的陆氏母亲眼里，与“谨饬而自晦”的父亲比起来，对接受和贯彻“书香世家”的传统，还是她还显得更坚决、更有魄力呢！

病酒情怀 仲则风骨的郁达夫

——如果单单着眼于他的所谓哀艳情事，计较他的文人无行，津津乐道而不及其余，那么我们真可以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

在名家林立、众若繁星的中国现代文坛上，郁达夫总是一个异数。超乎一流的文学禀赋与创造力，颠沛流离的不幸人生，妻离子丧的悲酸家事，生前闻名、身后却异样的落寞寂寥，通通会聚于他的一身，令人慨叹不置。翻开他的书册，不甚高大的颀长而瘦削的身材，嘴角唇边微微漾起的浅笑，齐整中略带蓬乱的短发，已然将他的形象分明地勾勒出来，可是他的思想、他为家国忧为民族存亡而矢志奋争的不屈气节，以及脍炙人口的诸多名篇佳作，却值得今人反复咀嚼回味，兼以作为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达夫是模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郭沫若引李初梨的话来评价郁达夫，实在恰切不过。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不是战士，只是一个作家”。实则，貌似颓唐派的郁达夫，时常引文天祥、陆秀夫为心仪的前贤，他非但是一个作家，更是一名战场上勇于驱遣自己的不折不扣的战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郁达夫殉国六十周年，明年又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时光流转已一甲子，谈一谈曾经的郁达夫，他的人和事，总是有一定必要的罢。

诗文小说且排座
与郁达夫同龄的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予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揄扬备至，以为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足与鲁迅、田汉鼎足而三立。洵为的论。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植根于黄仲则、龚定庵，更远接宋人，七言无论律诗绝句，凡有作皆风味醇厚，遒劲中饶具妩媚之气韵，意境宽厚博大、雄浑瑰丽，虽时时处处有愁怨二字在，譬如“薄寒天气秋刚半，病酒情怀月正中”、“相逢仍在水边楼，不诉欢娱欲诉愁”一类，袒露的虽是自家心境，推广放射开去，更可见对家国社稷的一片忠心寄托。郁达夫的诗，既具中国古典诗歌之神韵，也不乏感时忧怀的具备浓郁生活气息的佳作。即以《毁家诗纪》诗十九首词一阕来说，虽满溢着怨尤激愤的情绪，不过静心读来，分明可见宋人的心迹。饶是如此，我以为坐得上他文章著述中头把交椅的，却还是他的散文与游记一类的闲笔文章。
他的散文，显示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个性，率真坦荡的剖白、自然流露的抒情，入微的心理描写，精彩的艺文短章，写景记人、讲述一己苦闷愁虑的心事，宛如行云流水，笔致中毫无阻滞停留，汩汩泻出，《回忆鲁迅》、《悼胞兄曼陀》、《还乡记》、《记风雨茅庐》，无不描摹生动，譬如，“雁荡山中的秋月，天柱峰头的月亮，我想就是今天明天，一处也不游，便尔回去，也尽可以交代得过去，说一声’不虚此行了，另外还更希望什么呢？”（《雁荡山的秋月》）“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生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故都的秋》）那明亮清澈的山中秋月，那肃穆萧飒的晚秋意境，令人印象深邃，挥之不去，读后全身都有舒爽淋漓之感，真不得不佩服他笔致的高妙轻灵。
与散文游记并为郁达夫文学创作双峰的，无疑是小说了。开山力作《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自可不必去说，单就篇幅极简、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为例，在这部小说中，郁达夫将黄仲则与洪稚存分别比附为自己和郭沫若，将为提督学政朱笥河奉作上宾的大考据家戴东原，影射当时红极一时的胡适博士，春秋笔法一望可知，昭示出他超绝的创造力。
一九三八年末，为避战乱，郁达夫携眷到新加坡，主持《星洲日报》副刊的编务，在远离祖国“万里投荒”的海外战场上，“站在摇晃的擂台上和一群打手去拼搏”，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与文艺杂论，孤军奋战、以笔为刀，激发华侨爱国抗日的情绪与行动，于抗战文艺的推进有着莫大的助益。
总而论之，郁达夫的诗文著述不独高产丰厚，更具浓郁的文士情致，兼带深刻的感悟与思想，诚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员猛将，庶几可方之为帅才也。

梦中情事太荒唐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的午后，晴暖如小阳春的时节，在上海尚贤里好友孙百刚的寓所中，郁达夫邂逅了他五百年前的风流债主——寄寓在孙家的杭州小姐王映霞。一见倾心，畅谈之后意犹未尽，还邀约了孙百刚夫妇与王映霞一同出去午饭，前前后后显得异常的兴奋豪爽、周到细致，可谓备极殷勤。要知道，此时的达夫已然魂魄不在，早为伊人痴狂了。在当晚的日记中他作了如实“招供”，“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痴迷狂乱，一表无遗。
此后，频频地往还孙寓邀约与王见面，更似中了魔魇一般，屡屡发信吐诉爱慕，经历了一番战战兢兢、近乎绝望的守候之后，他的心愿终得顺遂，才子抱得美人归，造就了文坛上一段难得的佳话。之后的数年间，这对富春江上神仙侣，承袭着钱牧斋柳如是的风流余韵，在极一时山水名胜的杭州及浙东一带，着实过了一阵逍遥适意，堪比天仙的好日子。
惜乎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一九三六年初，伴随着战乱的炮火和日寇的铁蹄来袭，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赴闽一游，并为任命为省政府参议。当年春天移居杭州后，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也渐次浮上了水面，郁王之间生出了口角龌龊，后经杭州市市长周企虞等居间调停，夫妇双方达成《协议书》和解，暂时性地规避了家难。身为受辱的一方，郁达夫自然不能甘心情愿，开始酝酿组诗《毁家诗纪》的写作，一抒胸中的愤懑与愁怨。三年之后，全诗成，并发布于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大有使天下人共知之、同讨之的大气概。《毁家诗纪》的发布，拉启了郁王婚姻分崩离析的序幕，敲响了这对旷世怨侣分道扬镳的钟声，也为郁达夫最终的去国远游、命丧异邦埋下了伏笔。
《毁家诗纪》一出，四方哗然。“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鸠占凤巢，心情之痛恨剀切不难窥见。在《金丝雀》诗五首中的一首里，他另写道，“白日相思觉梦长，梦中情事太荒唐。早知骨里藏红豆，悔驾天风出帝乡”，大有悔不当初的自责情绪在。只是，回首当时已枉然。
对于郁王的婚变，世人各有说法。郭沫若与曹聚仁的看法似趋一致，是为王映霞打抱不平的。“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郭沫若的看法还算客观实在。曹聚仁的观点甚或就带有些许的幸灾乐祸了，他转引易君左的话说，“但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 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仿佛达夫之做’乌龟，乃是命定了的呢，”
曹聚仁的这一观点颇有些令人费解，且不说郁达夫将《毁家诗纪》刊发于《大风》是否属“粗糙恶劣”的举动（况且这也正是他本真率性的一面，勇于剖白自己给世人，是否“家丑”，在他是不计的），单单说郁王之间，究竟是谁令谁难堪？王映霞果真冰清玉洁、一尘不少染的话，空穴又从何处来风？郁达夫又从何捕风捉影，闹得子散妻离？她和许绍棣之间果真就是分分明明、毫无瓜葛，真是外界中伤了她？内中因由不须多论，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罢。
戚君宜在《大师与校花》一文中，认为“毁家” 完全是由于王映霞的“红杏出墙”，愚见以为其分析公允恰当。世人总以为郁达夫是颓废派的典型代表，如同他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一般，是自虐倾向明显的人，是神经质的疯子，行为乖张怪僻，说得更坏一些，近乎狭邪阴鸷，而寄予王映霞这一表面上的弱女子以相当的同情和体恤，不能不说是一大曲解。郁王婚姻的悲剧并最终导致双方感情的决裂，郁达夫《毁家诗纪》的公开发布，诚然起了近乎核裂变的至大作用，且直接致使双方撕破面皮，由曩昔热恋的情侣转为陌路的仇人，但我们不可忘记，是王映霞“举动粗糙恶劣”“红杏出墙”在前，才有郁达夫“暴露成性”“屡屡不休的’宣扬家丑”在后，因果先后的次序不可颠倒错乱，否则，便是图了一时的口舌之快，厚诬了前人先辈。
王映霞的不幸之处，不在于《毁家诗纪》的令她难堪，在于她遇着了郁达夫。她若遇见了旁人，那人遇见了这一类令他蒙羞之事，碍于夫妻名分，或许就甘愿做了“乌龟”，缄口默不作声了，可是她却遇见了郁达夫，一个所谓的带有些神经质的“疯子”诗人。于是，一场开局在意料之中而结尾却逸出想像之外的好戏登台了。这，或许倒是曹聚仁们所乐见并很高兴引为谈助的。闲话到了这里，真不免要为达夫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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