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外交战略

简述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冷战初期，由于美国综合实力上占优势，美国凭借军事实力上的优势占据战略优势，比如美国迫使苏联撤走了在古巴的导弹。
冷战的第二阶段是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苏联强势扩张，美国则处于战略守势，可以说苏联正是在这一阶段在军事实力上超过了美国，美国的霸主地位被动摇了，因此美国采取外交战略手段来遏制苏联的扩张。
第三阶段就是苏联解体了，这一阶段美国主要靠经济和科技实力占据优势。

冷战是20世纪后半期留给人类历史的深刻印记。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与冷战的发展演变同步进行。在冷战期间，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正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被称为“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现象。[③]俄罗斯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④]近十几年来，冷战史研究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⑤]这些研究成果见仁见智，开阔了学界的视野，启发了学者的思路，推动着我国冷战史的研究。本文尝试从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国家大战略的确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两国对外政策的角度，揭示20世纪40-60年代以美苏为主要对手的冷战从爆发到走向高潮再到缓和与对抗并存的内在原因，并构建这一历史时期内冷战发展的基本图景，以求教于方家。

一
所谓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冷战不仅具有传统的大国利益冲突的实在内容，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另外，冷战双方在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的同时，又具有使美苏两国之间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⑥]


那么，冷战发生的基本原因是什么呢？今天，当我们从历史的长镜头中去考察冷战起源这一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不衰的研究课题时，至少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美苏在国家大战略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的最高国家利益。[⑦]
概括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为冷战的爆发提供了条件；而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之间的激烈碰撞，以及它们依据各自国家的大战略而制定的对外政策，则最终使冷战未能避免。[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在欢庆胜利之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面：
作为战争的主要战场，欧洲、亚洲和北非地区惨遭破坏，政局动荡不安，经济恢复工作举步维艰；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过去在地理位置上并无直接关系的、但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超级大国，由于它们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而实际形成了在中东欧、巴尔干、中近东和远东直接面对面的军事对峙；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的到来，使昔日大同盟建立的基础不复存在，同盟内部原有的矛盾也日益突显出来。这一切，为美苏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提供了条件，并成为冷战产生的国际温床。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战后美国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针锋相对，迎头相撞。
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的空前强大，使它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的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重要因素，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①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其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便形成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全球扩张的大战略。但是这一大战略的实施，却在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与苏联的大战略相遭遇。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了战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认为只有在“‘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才能为一个自由世界保存希望”。于是冷战政策便得以形成，“并由此产生了该项政策最重要的表述语——遏制理论”。不仅如此，以“遏制理论”为核心的美国的冷战政策还进一步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正如迈克尔·H·亨特所说：“意识形态解释了采取遏制政策的根据乃是全世界的自由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这一意识形态还界定：苏维埃共产主义是自由的主要威胁，美国具有无可争议的责任去同它斗争。”②
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并在此过程中同样借助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外交战略

　　在讨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时，对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义的关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国的使命观与前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对东欧等地缘政治国家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包括英国)、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说与杜鲁门主义)、政治口号(如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一方面，遏制战略作为贯穿整个冷战史的美国大战略，其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对它的政治性解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另一方面，对冷战历史政治视角的偏爱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战为什么和平终结的问题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就经济因素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基本手段及其实现条件的影响等问题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难点在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发展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战结束后，曾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为什么反目成仇，直至剑拔弩张呢?为什么双方仅仅是“冷战”，虽争斗不断却基本能和平共处直至冷战结束呢?这两个问题都与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同样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1](P279)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这是国家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时期，美国对战略、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与前苏联展开争夺。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甚至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衰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笼统地说是指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需的一切经济方面的条件，其核心和落脚点是经济利益。
　　可以说，美国商业资本扩张的本性与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两个平行市场的努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这从美国当局者的政策或言论，如乔治·凯南的《前苏联行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遏制前苏联的目标是双重的，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繁荣。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即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展开经济活动，使资本增殖。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将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将本国经济贸易方面受到的威胁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加顿认为，“美国商贸和外交的基本驱动力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哲学之中。”“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商贸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属于这个国家所肩负的使命。”他还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更是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我想多年来，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双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结论认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4]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制订的“门户开放”政策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美国式“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重点不是在所在国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实行封闭式的垄断，而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旗号，着眼于打破民族国家或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堡垒，把世界变成由美国操纵的具有开放性质的新型商业帝国。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设计的“美国世纪”中，是绝不允许建立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势力范围”的。这就是说，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国与战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
　　就前苏联而言，“战后初期，前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是战后初期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斯大林战后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战的经济影响导致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二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战后世界局势在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数国，并由此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四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在战后的出现，将会缩小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政策理论指导下，1945年12月，前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P103)同时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强化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前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了十分严密的控制，把东欧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削弱甚至切断了东欧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经济联系。这样，作为美苏外交战略的直接经济后果，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就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不管是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还是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不管是要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仅仅要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战略上的深远考虑还是美国政府对它的错误解读，都有各自在解释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历史或理论的依据。但就对当时美苏关系的影响而言，这些言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前苏联外交行为极大地恶化了美苏关系，客观上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从1945年9月五国外长会议开始，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说后的13天，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前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对前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
　　二　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战略的复杂体系，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这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子战略，以使其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子战略得以实现。[7]经济手段或经济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就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其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贸易，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战略的目标。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前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9](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与前苏联有传统贸易关系的
　　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中来。1950年初，西方国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前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前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前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进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经济遏制战略把前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极大地延缓了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62年至1965年对前苏联实行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不但延缓了友谊管道线的建成，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石油的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苏联对西方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进口。1982年，以波兰问题为借口，里根政府对前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有意切断了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这对前苏联外汇收入影响很大。前苏联由此损失了150至200亿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前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苏联每年会损失5至1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前苏联武器的购买，从而减少了前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前苏联一位官员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10]外汇收入的锐减给前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型项目也因缺乏资金被迫停止。
　　(三)经济援助。“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不是纯商业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2]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一个包括欧洲的开放贸易体系有助于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美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前苏联利用欧洲的虚弱进行经济渗透。“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3](P16)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马歇尔计划”是个经济计划，它与美国“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在帮助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使西欧形成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多重依赖关系，把西欧纳入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增强了其对抗前苏联的经济实力。马歇尔计划还对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瓦解和离间作用。东欧国家迫于前苏联的压力，在抵制马歇尔计划方面与前苏联保持了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欧国家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东欧与前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为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笔。为了拉拢更多“战友”遏制前苏联，美国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认为，“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是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11]援助希腊、土耳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运用经济手段为遏制战略服务的突出事例。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当局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才能“扼杀由苦难和贫困滋生出的极权统治的萌芽”，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正式将对外援助制度化。该法案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没有改变对外援助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目标工具的事实。
　　三　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和历史上大国的争斗一样，经济实力却是最终决定胜败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军队人数的多少。历史上，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冷战时期，经济实力对美国遏制前苏联战略的影响一如前述，由于二战巨额“战争红利”的刺激，美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使得美国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住西欧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维持了西方世界的团结，加大了对前苏联遏制的砝码，并达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目的。相反，作为前苏联盟友的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香饽饽”到“经济包袱”的过程。在经互会体制下，东欧各国成了前苏联进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对象，这大大降低了其对东欧各国的吸引力，埋下了剧变的引子。
　　从冷战因何终结的角度分析，可以说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同样是最终导致双方不同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依靠经济实力挑起的军备竞赛使得前苏联经济不堪重负，经济的过度军事化成了压垮前苏联经济的“稻草”。经济上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动因，而这成了前苏联解体的先声。可以说，前苏联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实力差距对前苏联解体的致命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五年计划指令指出，要把国防建设作为对前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战争”的一种形式。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施韦策认为，里根政府增强国防对前苏联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战后，美国人均负担军费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达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经济上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前苏联。根据前《苏联统计年鉴》的资料，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57%；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关数字则为39.67%和34.06%。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在《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发表的文章认为，1987年前苏联的GNP仅相当于美国的38%，人均仅为美国的30%。这些统计数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则是事实。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在核武器上与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北约，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至50%(美国为25%至27%)，前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至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期的军备开支。前苏联经济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成为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战后前苏联保护势力范围的原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则是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历史地看，这两大原则的对立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客观上也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对前苏联而言，则是灾难性的。三是经济实力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和军事战略再高明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和压倒社会主义，相反，大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二战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历史的教训，促使西方改变战略，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试图以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遏制、拖垮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外交战略

　　在讨论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战略时，对其政治背景或政治含义的关注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美国的使命观与前苏联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政治利益(对东欧等地缘政治国家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包括英国)、政治人物(斯大林1946年的演说与杜鲁门主义)、政治口号(如意识形态宣传)等等。一方面，遏制战略作为贯穿整个冷战史的美国大战略，其制定和实施毫无疑问是美国政府的政治行为，对它的政治性解读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另一方面，对冷战历史政治视角的偏爱在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尤其是冷战为什么和平终结的问题上却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本文试图就经济因素对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基本手段及其实现条件的影响等问题做一些分析，以加深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认识。
　　一　美国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的根本前提下，为美国垄断资本开辟市场、攫取商业利润服务，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
　　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因素的难点在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发展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大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平衡的互动。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另一方面也要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二战结束后，曾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为什么反目成仇，直至剑拔弩张呢?为什么双方仅仅是“冷战”，虽争斗不断却基本能和平共处直至冷战结束呢?这两个问题都与美国遏制战略的目标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国内或国际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列宁同样指出，不研究“帝国主义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如果说(或者只是间接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1](P279)从根本上说，国际关系中争“权”也就是为了夺“利”，这是国家行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冷战时期，美国对战略、政治、军事安全利益的考虑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在全球与前苏联展开争夺。但经济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甚至会不惜发动战争来摆脱经济衰退。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因素，笼统地说是指国家维护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需的一切经济方面的条件，其核心和落脚点是经济利益。
　　可以说，美国商业资本扩张的本性与二战后前苏联建立两个平行市场的努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战后美国政府制定对苏遏制战略的重要原因。这从美国当局者的政策或言论，如乔治·凯南的《前苏联行为的根源》和NSC68就可以看出来。美国遏制前苏联的目标是双重的，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安全上的利益是遏制战略的根本目标，维护美国经济安全和繁荣是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本国经济的安全与繁荣。美国的立国之本就是商业资本主义，即需要在不断扩大的市场上展开经济活动，使资本增殖。在立国之初，美国就将经济、贸易问题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事务，将本国经济贸易方面受到的威胁视作最大的安全威胁。曾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的加顿认为，“美国商贸和外交的基本驱动力会持续下去，因为它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历史和哲学之中。”“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商贸利益在外交政策中起着核心作用”。“(美国)外交政策热衷于为美国生意人打开市场。美国为过剩的小麦寻找出路，为汽车和飞机寻找市场，努力获取像石油、铜这类原材料。海外商业扩张常被看成是美国边疆的拓展，属于这个国家所肩负的使命。”他还认为，商业能够推动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社会的独特性，“美国不是一个传统的殖民大国，其帝国主义式的行动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一般地体现在美国银行和公司的影响和控制方面”[2]。而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逊1953年1月15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的回答更是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解：“我想多年来，凡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双方根本不存在分歧。”[3](P418)威廉·威廉斯的结论认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总是具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保护和扩大自由竞争原则能够运转的市场。如同重商主义一样，古典的自由经济学导致一种扩张主义外交政策”。[4]自由贸易和商业扩张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制订的“门户开放”政策上。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仍可看作是这种“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美国式“门户开放”外交政策的重点不是在所在国范围内排斥他国的利益，不是实行封闭式的垄断，而是要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为旗号，着眼于打破民族国家或帝国主义的保护主义堡垒，把世界变成由美国操纵的具有开放性质的新型商业帝国。二战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企图建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在美国设计的“美国世纪”中，是绝不允许建立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势力范围”的。这就是说，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方面的根本性矛盾使美国与战后前苏联的外交政策产生极其尖锐的矛盾。
　　就前苏联而言，“战后初期，前苏联对外战略的设想是，尽力维护战时同盟，维护世界和平，保护已经获得的领土报酬和各种赔偿，保住自己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5](P444)斯大林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所形成的对世界体系的看法以及相关的理论，是战后初期前苏联外交政策的基础。斯大林战后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主要有：一是二战的经济影响导致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瓦解，这决定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二是前苏联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瓦解的直接原因；三是战后世界局势在向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发展到数国，并由此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社会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四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体系在战后的出现，将会缩小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将在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因为这些国家的生产量将要缩减下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政策理论指导下，1945年12月，前苏联拒绝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且不允许东欧各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P103)同时为了对抗马歇尔计划的政治影响，前苏联通过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强化与东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并限制其与西方经济往来，到1949年又正式发展成为苏东经济集团(经互会)。前苏联对东欧各国实行了十分严密的控制，把东欧的贸易方向从西方转向前苏联，削弱甚至切断了东欧与西方历史上传统的经济联系。这样，作为美苏外交战略的直接经济后果，欧洲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体系和彼此隔绝并相互对峙的两大经济集团。就斯大林对战后世界局势的看法以及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的出发点而言，不管是保护战争的胜利果实还是传统的俄罗斯帝国扩张传统的延续；不管是要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仅仅要求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管是斯大林有其战略上的深远考虑还是美国政府对它的错误解读，都有各自在解释上的合理性，也都能找到历史或理论的依据。但就对当时美苏关系的影响而言，这些言论以及其指导下的前苏联外交行为极大地恶化了美苏关系，客观上加速了冷战的到来。
　　美国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从1945年9月五国外长会议开始，美国对前苏联实行了不断升级的强硬政策。1946年2月22日，即斯大林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演说后的13天，乔治·凯南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前苏联“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对前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政策设想。
　　二　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针对前苏联、东欧以及西方盟国，诱压结合，综合运用经济遏制或经济援助，以服务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
　　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包含众多子战略的复杂体系，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这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子战略，以使其战略目标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子战略得以实现。[7]经济手段或经济战略在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运用，就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的基本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贯穿于冷战的全过程，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经济遏制。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它强调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各种力量去实现战略目标，其中，贸易管制战略就是遏制战略手段的具体化。贸易管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其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贸易，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战略的目标。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前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前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8](P512)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9](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与前苏联有传统贸易关系的
　　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中来。1950年初，西方国家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前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前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前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进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前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才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经济遏制战略把前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极大地延缓了前苏联东欧的经济发展。
　　(二)经济制裁。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战略加剧了前苏联的困难，延缓了前苏联的发展。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于1962年至1965年对前苏联实行的大口径输油管道禁运，不但延缓了友谊管道线的建成，严重影响了前苏联石油的运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前苏联对西方机械和运输工具的进口。1982年，以波兰问题为借口，里根政府对前苏联实行了经济制裁，有意切断了前苏联在西伯利亚修建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与日本合作开发能源计划所需要的大部分技术。这对前苏联外汇收入影响很大。前苏联由此损失了150至200亿美元。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前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认为，每桶石油收入下跌1美元，前苏联每年会损失5至1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前苏联武器的购买，从而减少了前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前苏联一位官员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10]外汇收入的锐减给前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前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型项目也因缺乏资金被迫停止。
　　(三)经济援助。“美国的行为动机从来不是纯商业的。它不像法国和日本那样在重商主义道路上走得很远，美国的商贸一直与开放市场为伍，开放的市场又和政治自由相关联，政治自由则伴有民主，而民主还连同有和平。”[2]在冷战时期，美国认为一个包括欧洲的开放贸易体系有助于这些国家抵抗共产主义和前苏联，美国最大的担心就是前苏联利用欧洲的虚弱进行经济渗透。“人们认为正像曾发生过的大萧条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那样，在经济战线上促成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对于保障和平并减小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至关重要。”[3](P16)于是，“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马歇尔计划”是个经济计划，它与美国“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在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中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是在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在帮助西欧复兴的过程中，使西欧形成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多重依赖关系，把西欧纳入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增强了其对抗前苏联的经济实力。马歇尔计划还对前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瓦解和离间作用。东欧国家迫于前苏联的压力，在抵制马歇尔计划方面与前苏联保持了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东、西欧国家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东欧与前苏联的矛盾越来越大，为最终导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分裂埋下了伏笔。为了拉拢更多“战友”遏制前苏联，美国提出了“第四点计划”，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杜鲁门在回忆录中认为，“第四点计划是我们对受共产主义统治威胁的国家援助的具体表现。第四点计划是和我们保证这些国家在衣、食、住等条件方面得到适当改善，从而是与防止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扩张的政策相辅相成的”。[11]援助希腊、土耳其是美国在冷战时期运用经济手段为遏制战略服务的突出事例。在这个事件中，美国当局认为，只有通过经济的和财政的援助，才能“扼杀由苦难和贫困滋生出的极权统治的萌芽”，这是“根本性的”。[11](P71)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通过《对外援助法案》，正式将对外援助制度化。该法案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都没有改变对外援助是美国实现遏制战略目标工具的事实。
　　三　美国遏制战略的实现条件：以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同时，迫使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以拖垮其经济，从而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
　　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决定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趋势。经济实力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冷战结束的必然性和方式。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和历史上大国的争斗一样，经济实力却是最终决定胜败的因素，而不是核武器的多少和军队人数的多少。历史上，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冷战时期，经济实力对美国遏制前苏联战略的影响一如前述，由于二战巨额“战争红利”的刺激，美国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使得美国能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拉拢住西欧盟国和“中间地带”国家，维持了西方世界的团结，加大了对前苏联遏制的砝码，并达到了在外交上孤立前苏联的目的。相反，作为前苏联盟友的东欧各国在冷战时期经历了一个从“香饽饽”到“经济包袱”的过程。在经互会体制下，东欧各国成了前苏联进行不平等经济关系的对象，这大大降低了其对东欧各国的吸引力，埋下了剧变的引子。
　　从冷战因何终结的角度分析，可以说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同样是最终导致双方不同结局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依靠经济实力挑起的军备竞赛使得前苏联经济不堪重负，经济的过度军事化成了压垮前苏联经济的“稻草”。经济上的困境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根本动因，而这成了前苏联解体的先声。可以说，前苏联从反面证明了经济实力差距对前苏联解体的致命影响。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防部的五年计划指令指出，要把国防建设作为对前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战争”的一种形式。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学者施韦策认为，里根政府增强国防对前苏联经济的影响完全是蓄意制造的。[10]二战后，美国人均负担军费75美元，到1982年人均高达855美元，增加10倍之多。军备竞赛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经济上受伤害最大的应该说是前苏联。根据前《苏联统计年鉴》的资料，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64%，人均国民收入为美国的57%；而按照《美国统计摘要》1990年第7期公布的数字，1987年前苏联的国民总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54.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美国的46.6%；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关数字则为39.67%和34.06%。前苏联经济学家博洛京在《论据与事实》1991年第26期发表的文章认为，1987年前苏联的GNP仅相当于美国的38%，人均仅为美国的30%。这些统计数字由于方法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可能与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前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则是事实。由于经济实力不足，军备竞赛对前苏联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为了在核武器上与美国大体保持平起平坐，并在化学武器和其他常规武器的数量上超过北约，前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把12%至13%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用于国防(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为45%至50%(美国为25%至27%)，前苏联军备开支水平估计为每年2500至3000亿美元，接近美国同期的军备开支。前苏联经济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备战型经济。经济的过度军事化大大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停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成为后来前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延续，对经济和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维护是其重要目标。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与战后前苏联保护势力范围的原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则是国家利益冲突的重要根源。历史地看，这两大原则的对立不仅推动了冷战的到来，而且是冷战的原动力，是冷战最为本质的东西。二是经济手段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对美国而言，既保持了其政策的灵活性，又成为了遏制前苏联的有效工具，客观上也对国际政治关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对前苏联而言，则是灾难性的。三是经济实力是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外交和军事战略再高明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和压倒社会主义，相反，大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二战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历史的教训，促使西方改变战略，在保持强大军事压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试图以经济和科技的优势遏制、拖垮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达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目标。

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并督促欧洲国家方面先拟定一项联合性质的计划，要求该计划急事不能得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同意，也应征得一部分国家的同意，马歇尔计划体现出来的美国对欧洲政策有利于煤钢联营的建立。

冷战初期：
对待欧洲“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建立北约，孤立社会主义阵营，军备竞赛。
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对外政策有所缓和，美国战略收缩，与苏联签订《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尼克松发展与中国关系，希望在亚洲建立三边力量的平衡。
里根上台后，80年代左右：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军事实力扩张。

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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