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有何特点？分成几个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哪些？

中国近现代哪些城市是因为战争而衰败的？~

，近代中国因屡遭战争破坏与损毁，致使城市在整个近代一直处于日渐衰落状态，最后甚至退出了城市序列的城市中，最具典型性的当数山东的临清与江西吉安。

明清时期，在全国中等城市(人口20~50万)中，临清与吉安均位列其中。 还有学者甚至认为，临清在明万历年间其城市人口达百万之众。 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临清城市遭到严重破坏。至乾隆后期，临清城市人口估计约为20万左右，与明末的临清城市人口大体相当。 至清末民初时，临清街市已 倒闭无余 ，整个临清市井萧条，破败不堪，较之昔日全盛时期已面目全非。 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临清城市人口已衰减至不足10万。 1953年山东省辖七个城市中，临清已不见踪迹 (即，城市人口已不足5万)。

临清的衰落，其首要原因是运河航运的交通环境的改变所造成的城市自身区域经济地位的陡降。而与此同时，战争在临清的衰变过程中则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如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清政府调兵遣将予以剿杀，双方在临清激战二十余日，使临清最繁华的工商业区变成了一片火海，从此临清昔日的繁荣再也没有恢复起来。1854年4月，清军与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在临清又经过了一个月的激烈争夺战，造成 死难官绅五十六员，兵民八千七百三十一名，妇女七千六百四十一口，失姓名者商人不可计数 。同时, 城内庙宇、廨署、市庐、民舍，悉付焚如，榛莽瓦砾，百年间元气不复，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 近代的战争还使运河 停止十有余年 。加之吏治腐败，水利失修，运河淤塞运道，运河的经济功能消失，临清的优越地理条件逐渐丧失殆尽，临清遂由一繁荣都市，遂演变为一地方小镇。

直到1895年为止，上海几乎仍旧是个纯粹经商的城市，因此人口从未超过50万。……尽管1843年至1895年间由于外国人创办的经商机构的结果，人口增加了一倍，但是如果跟1895年以后伴随着市内现代工业发展而造成的人口激增相比，那么早期的增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31)
上海作为首先开埠和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其他口岸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容量必定更为有限。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影响毕竟有限，原因就是工业化发展不足，使得城市拉力显得疲乏。甲午战争前，在沿江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陆续出现了由外国资本、清政府和新兴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二三百大小不同的近代工业，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多数在资本、规模、技术上都非常有限。据统计近代新式工业的产值仅占工农业生产总额的10%左右，而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却占90%上下。(32)
此一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十分明显。长江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开辟的商埠、设置的租界最多，工商业、服务业比较繁荣，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较快。与此相反的是，许多曾经是商业中心、交通要道、军事据点的内陆城市，或趋于衰落，或陷于停滞，如苏州、佛山、湘潭、邵阳、湖州、杭州、潍坊等。(33)此外，甲午战争前的半个多世纪由于战争的影响，例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直至中法、中日战争，成千上万的城镇不同程度地都遭受了战争摧残。江南地区是明清以来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也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19世纪50-60年代却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军队激烈厮杀的主要战场，在长达14年之久的连绵战争中，兵燹所至攻伐屠戮，城镇摧毁，对城市的破坏性极大。
对此，施坚雅在说明为什么19世纪晚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不能作为近代模式的代表时，提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国城镇体系受到战争的剧烈破坏：
一方面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说来农业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在从1850-1890年这四十年里，八个地区有六个遭到剧烈的破坏。太平天国、捻军和回军之乱，使得除岭南和长江上游以外所有地区的广大区域赤地千里，使得中国减少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口，破坏了数以百计的城镇。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体系被破坏；西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大区五个地区中的两个地区的城市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云贵、东南沿海和华北的城市体系遭到部分破坏，到1893年为止，许多地区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恢复。(34)
初步发展阶段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可以看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的有关条款刺激了通商口岸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并开启了一个铁路铺设的时代。这样，19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几个区域的城市系统中，出现了较有成效的交通现代化变革。”(35)施坚雅的这段话，既说明了为什么以1895年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分界点，也说明了其间的理由，即是“近代机械工业的兴起”以及由于铁路的铺设而引起的“交通现代化变革”。
马关条约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以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外国以条约为掩护，加快了在中国设立工矿企业的步伐。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年至1913年，外国在华设立了136个工场，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6倍（23家）；同期，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国大型工厂的总投资达到103 153千元，是甲午战争前半个多世纪的近13.5倍（7031千元）。(36)
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勃兴，清末民初兴起了一个兴办实业的热潮，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进入发展史上的黄金期。1914年至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长足发展。1913年至1915年，注册工厂124家，资本总额24424千元，平均每年注册41.3家，平均每公司196千元。1916年至1918年，注册工厂374家，资本总额74 633千元，平均每年124.6家，平均每公司199千元。这些新注册工厂大多是纺织业、面粉业、针织业、卷烟业、榨油业等轻工业企业。(37)工业发展的本身意味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据估计，抗日战争前中国工厂工人（手工业除外）至少有230万以上，其中在铁路、航运、采矿等大型工业部门的也有52万以上。(38)
城市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强了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附力，增强了城市化的拉力。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中，因而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通商口岸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如以1843年人口数为基本指数100的话，那么，到1933年时，上海人口数指数则为1520，天津为600，南京为560，北京为150，长沙为190。上海在90年里城市人口增长了15倍，天津增长了6倍，北京也增长了1.5倍。(39)
从甲午战后至1937年，中国境内修筑铁路的步伐加快。1894年中国境内共修筑铁路364公里，1911年达9 618公里，1927年达13 000多公里，至1937年已超过21 000多公里。(40)这一时期，铁路修筑最快的地区是东北，此时修筑了京奉、东清南满洲支路、道清、安奉、天图、洮海、齐北、锦承等铁路，从而启动了城市化过程。19世纪30年代，随着铁路线的铺设，原来一些荒僻的村落，以铁路车站为中心发展成现代都市的事例到处可见，大连、营口、海城、鞍山、辽阳、奉天、四平、开原、公主岭、长春、安东、抚顺等二十多个城市就是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据统计，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本溪、抚顺六城市在20世纪30年代初人口合计达到230余万，比1895年增长了11倍。(41)在幅员广大的内地省份，除原有城市进一步发展外，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为数也不少。如京汉、粤汉铁路沿线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铁路而兴。石家庄原来只是一个村落，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成为北方的重要商城。蚌埠处在铁路与淮河的交界处，原不过是只有500户人家的村埠，津浦线开通后，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1929年达20万。(42)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铁路沿线大批城市的兴起，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如果说，甲午战争前，中国城市化的推动力主要是商业的话，那么，这时期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乃是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在城市的拉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村的推力也增强了，大量农民离村，进入城市，中国近代城市得到初步的发展。
曲折发展阶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对城市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战时期，中国半壁河山沦陷敌手，大多数城市，特别是若干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和近代兴起的主要工商业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济南、太原、长沙、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徐州等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战火侵扰加之日军的野蛮掠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
从局部看，在东部中部城市受到战争破坏严重的情形下，东北与西南两个局部区域的城市化却得到了很大发展。日本一方面要对东北进行殖民掠夺、奴役，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的需要，将东北作为战争基地，加大了对东北的投资。1931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总额为5.5亿元，其后逐年增加，到1944年则增至52.7亿元。(43)
由于战争的特殊原因，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及其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
战争造成了中国东部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推动了西部城市的发展。如成都，在抗战中后期，由于东来人口资金的进入，城市工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有较大的发展，1941年城市人口较1939年增加了13.6%，1942年初又较1941年增加了6.4%，年末又较上年增加了20.8%。(44)这两个区域城市的发展远不足弥补战争对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
抗争胜利后，中国一度出现战后的复兴，经济和城市都出现较大发展，但很快又出现了三年的国共内战，内战对经济的破坏相当严重。1949的生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农业生产大约下降了25%，轻工业生产大约下降了30%，重工业生产损失尤其严重，大约下降了70%。(45)而且在全国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军队撤退台湾时，还破坏了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加之战争所及不少城市人口数量减少，这些都使城市的发展限于滞缓。
注释：
①朱铁臻：《城市现代化研究》，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②人口统计失实主要表现是人口统计过程中存在缺漏、虚报及人为编造等问题，统计人口往往低于实际人口数。具体可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葛剑雄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59-64页。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60页。文中后面涉及全国总人口数，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一般取较大的数。
③“四民”是一种基于社会职业的划分，都是传统社会的所谓“编户齐名”。汉代人给四民的定义是：“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他们之间由于来源以及所从事的职业关系，在社会地位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四民的划分一直沿袭到清代末年，几乎贯穿整个传统社会始末，因此，传统社会实际上也可称为四民社会。但四民只是对传统时代人口社会职业构成的一个大致勾勒，无论在城市或乡村，事实上都存在着一些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所无法涵盖的其他人口。
④包世臣：《说储上篇后序》，《中衢一勺》卷七下，附录四下，《包世臣全集》下册，李星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⑤卜凯主编：《中国土地利用》，乔启明等译，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01页。
⑥详细可参见杨子惠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第1200页。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9-170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8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2页。
⑨1982年以前我国城市人口仅指建制市和镇中的非农业人口，而把居住在市、镇中的农业人口同居住在乡村中的一切人口均划为乡村人口。1982年我国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即把建制市和镇辖区内的总人口，包括其中的农业人口也视为城市人口。参见朱铁臻主编：《中国城市手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99页。
⑩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
(11)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4页。
(12)同上书，第339-355页。
(13)美国学者罗兹曼著的《清代中国与德川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普林斯顿大学，1973年），比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出版要早4年（斯坦福大学，1977年）。该书所用方法与施坚雅差不多，不过只是将城市分为7级来估量的。由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的《中国人口史·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虽然对施坚雅的城市人口估计数颇有微词，但是纵观该书采用的区域城市人口等级模式的构造方法较多注意到政治级别的行政分层，与施坚雅偏重于经济地理分层在分析的方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具体参见该书第724-781页。另见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三章，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14)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第一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15)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详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45页；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2页。
(16)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17)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不过姜涛将10%作为在正常情况下从古（先秦）至今（近代）整个中国社会城市化率的平均数，这一点似觉牵强，因为他所给出的先秦及汉代城市化率为10%左右的说明不够充分。
(18)20世纪20-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国近代的城市化率做过估计，不过普遍数字偏高，高者至34%，低者也有28.1%，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67页。由我们所求的城市化率上限可知这些估算数字误差较大。当代，国内外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城市的学者都估算过近代中国的城市化率，各家估算的年份密集在1820年、1843年、1893年这三年，1820年有6.3%（行龙估算）、6.9%（赵冈估算）；1840年是6.5%（行龙估算）、1843年有5.1%（施坚雅估算）、1893年有6.0%（施坚雅）、7.7%（赵冈）、7.9%（行龙）。此外行龙对1920年、1936年的城市化率也做了估算，分别是10.6%与11.4%。具体参见文中所引的各位作者相关著述。
(19)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4-87页。在赵冈看来从战国到南宋是一个上升态势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从南宋自清中叶是个下降阶段，从清中叶直到现今又是个不断上升阶段。
(20)行龙：《也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41页。
(21)唐代的城市人口比重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48页。宋代的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33页。明代的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774页。
(2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第829页。
(23)王先谦：《东华续录·道光四十四》第20页b。
(24)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81页。
(25)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第399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811页。
(27)施坚雅认为“迄1893年，很多地区的恢复性工作只是完成了一部分而已”。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73页。姜涛在前引书第75、78页，也提到这时候的人口总数接近战前道光年间水平。
(2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40页。
(29)三阶段是划分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般模式，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少有三家是按三阶段模式来划分的。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年—1949年）》，第二章第一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的划分为：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改革前是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改革(1901)至抗日战争前是第二阶段，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是第三阶段。行龙前引论述的三阶段划分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为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到20世纪2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2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257-261页的划分为：1840-1895年；1895-1931年；1931-1949年。笔者倾向于赞同宁越敏、张务栋、钱今昔：《中国城市发展史》，第七章，第一节的三段式划分的。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0)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
(31)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页。
(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
(33)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8页。
(34)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262页。
(35)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64页。
(3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37)陈真、姚洛合：《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页。
(3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印行，1947年，第369-370页。
(39)(41)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60页。
(40)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90页。
(42)于云汉、马继云：《中国城市发展史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3页。
(43)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62页。
(44)何一民主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
(45)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编：《三年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19页。

　　中国的城市化与近代化一样，具有先天发展不足和后天发展畸形的特色，而这一特色贯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即使在当今工商业较为发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依然对某些落后地区的城市化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为什么说中国近代城市化先天发展不足、后天发展畸形呢？我们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其他客观环境因素方面分析。

　　首先，中国的城市化开始于封建社会晚期，之前虽然早在宋代就有了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明代更出现了以私人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些仍然难以动摇数千年的封建小农经济的根基。明中后期的海禁更是极大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由于近代以前中国城市的主要职能多为军事要塞或者政府的行政枢纽。这使得在历次战争中，对城市的破坏由为严重。特别在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前期的一系列战争中产生的破坏，虽经历康乾盛世，但依然不能把商品经济完全恢复过来。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清朝摊丁入亩的土地制度更是将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

　　在近代以前，如果说中国的政局与政策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则出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近代中国，真正的城市化开始了。但是城市化的开始却是建立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的刺激之上。“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受西方殖民者入侵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化不仅不可能处于那种自身的和独立的发展形态，而且必然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但是，我们也同样应该看到，如果没有这一种外来因素的刺激，中国的城市化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开始起步。没有近代化也就不会有近代城市化。但近代史上先后执掌中国政权的政府在近代化的大潮流下也同样没有使中国走上正常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晚清政府的顽固派势力强大，并且由于没有认识到近代化城市的作用而对城市化丝毫不感兴趣。北洋政府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由于连年战乱，城市化发展也难有好的局面。但是，由于封建制度被破坏，近代化思想和理念的促进，很多城市开始从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型，一些近代化城市的标志也开始大量出现。蒋介石执政时期，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同样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然而，随后的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又再次干扰了城市化的进行。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直缺乏一个城市化正常发展所需的稳定政治环境。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国的近代产业迟迟没有良好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个又一个通商口岸的开放，国外的商品和资本的大量流入破坏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外国资本主义视中国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不愿意看见中国富强，因此，不可能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真正有用的帮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发展较晚，技术资金皆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相抗衡，无法做大做强，故不能为中国近代的城市化提供必要的充足的就业机会。洋务派所办的一系列企业由于缺乏市场的自由竟争，常常不思进取，不注意改良技术和扩大规模，因此对近代城市化的帮助也微乎其微。而西方的城市化中，出现的情况却是：人口向城市不断的移住，农村因租地集中，耕地牧场化，以及机器等等而不断剩余人口化，农村人口因拆毁小屋而不断被驱逐，这种现象是同时进行的。[2]法国著名史学家保尔·芒图更是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中写道：“本书每一页都可能有名字的那些城市，皆功于大工业。”[3]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不具备类似西方那样正常发展城市化的条件。于是，畸形发展就是十分正常并且理所当然的了。

　　再次，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重农抑商的思想便占有很大席位。士、农、工、商的社会职业等级从原来的制度早已发展成为一种偏见而根深蒂固的潜藏在整个民族的潜意识中。由于整个民族文化层次低、文盲率极高，再加上清代文字狱的影响，全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始终没有兴起。虽然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封建顽固守旧的文化及价值观，但在广大的偏远农村，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聚的封闭性，农村人口的意识形态很少受到影响。封建愚昧保守落后的思想文化是束缚每个人自由的看不见的枷锁，对于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城市化，只能产生阻碍作用。

　　另外，由于清初大规模的垦田、扩大耕地，生态破坏已进一步严重。加上数千年来对长江、黄河流域破坏性的开发，环境已经承受不住巨大的负担了。但是，由于“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加之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传入，清代人口集聚的膨胀，至清末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四亿，这给予农村很大的压力。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增长只有3.4%。这就必然引发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4]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大量的灾民便开始迁徙流动到全国各地以谋生路。城市作为一个人口密集、财富集中的场所自然成为了灾民迁徙的重要目的地。这在深层次影响了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模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畸形发展的中国近代城市化有以下特征：

　　一、被动性。正常城市化发展常常是“大机器工业把愈来愈多的人口从农业吸收到工商业来”[5]然而中国的城市化倒类似于由于战争破坏或者自然灾害破坏了农村经济，导致农村将大量难民或者人口负担推向了城市。对于当事人，显然是被迫离开农村的。然而不发达的城市，依然是人口的被动接收者，这样产生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流动而来的人口与城市之间相互不愿接受对方，这在一定时间内对城市的管理来说是十分糟糕的。那些流落至城市的灾民往往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而城市发展的落后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于是他们常常作为流氓无产者出现在城市中，以乞讨、扒窃、偷盗甚至抢劫为生，使城市治安恶化，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二、落后性。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正是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社会环境下展开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之带有很浓厚的殖民地色彩——城市化始终与被动的开埠通商联系在一起。通商口岸体系，既是西方列强源源不断输入本国商品的批发站，又是掠夺中国商品的转运站。而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首要动力便是这一种不算公平的的商业贸易。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大大的滞后并且落后了。于是中国的工业不得不成为商业的附庸。统计表明，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格局：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仍为3：1。[6]不仅工业化发展落后，城市中基础设施发展依然落后。北洋政府之前绝大多数城市里居然没有自来水，城市中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数量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所以中国近代的城市化不完全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表现。

　　三、不充分性。虽然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工业不发达，致使真正对城市发展有帮助的人口数量稀少。产业工人所占总人口比例常在近代城市化问题研究中作为一个衡量城市化质量的重要指标。但制造业人口在近代中国本是一个无以精确统计的数字，即使包括海员、搬运工人等在内的并非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人数，抗战前也不会超过400万，以此与全国四亿多人口得百分比，也不足1%。中国都市人口在传统上仅有少数的从事生产。一家只要稍有财产或者家主入仕途，全家就可以坐食终身而不必再参加生产活动。于是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仅仅是传统城市的恶性膨胀。所以，城市化质量极低，发展极不充分。

　　四、不稳定性。由于传统手工业和民族工业缺少竞争力，常常导致业主被迫辞退工人以节省开支，而无业者亦很难找到谋生的职业。多数不愿沦为乞丐、窃贼的失业或无业人员常在经济不景气时大量返回农村，导致城市人口锐减。这就是中国近代城市化的不稳定性。

　　总体来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过了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去甚远的城市化道路。它虽然建立在农村经济的衰败、国外经济侵略的基础上，但其有限的商业化和工业化也显示了城市化文明与进步的一面。为后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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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19639311687： 中国近代城市发展有哪些特点 - ？
僪疫欧普：[答案] 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沿海及长江这一带城市化的程度较高.因此近代城市的分布及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区不平衡.在一些地区建了一些外国形式的建筑物;帝国主义在军事与经济侵略的同时,还传入宗教活动,少数城市也出现一些外国形式的宗教建筑....

泸县19639311687： 以汉口和上海为例,概括中国近代城市的主要特点？
僪疫欧普： 特点:开埠通商引起全国外贸中心的转移;设立租界引起相关城市商业或经济中心的转移;近代城市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中国近代工业的聚集地.(任取三点给6分;言之成理,酌情给分,总分不得超过6分).

泸县19639311687： 说明与近代西方城市化相比,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特点 - ？
僪疫欧普： 特点:一家独大,只上海发展得很好.

泸县19639311687： 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原因.比较中国和英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工业发展的主要差异 - ？
僪疫欧普： 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与西方模式相去甚远,它是在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中展开的,也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展开的.

泸县19639311687： 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化的突出特点,并分析成因 - ？
僪疫欧普：[答案] 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缓慢,少数沿海城市畸形发展,管理呈现出半殖民地化的倾向. 城市文化的特点:受西方思想的冲击远比农村突出,西方近现代思想都首先从城市传播. 原因: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城市先受冲击.

泸县19639311687：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发展主要特点 - ？
僪疫欧普： 从地域来看,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经济层面上,原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小农经济,在沿海地区因通商口岸的开辟.再也维持不下去.在西方大量倾销商品时,掠夺金银,打击本国经济的同时,客观上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涌现了大批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实业家.城市面貌,生活,习俗上,住洋楼,穿洋装,吃西餐,成为时尚.思潮上,西方的明主进步思想也被带到城市里,历史上的多次革命,运动,大都始于城市.总体上来说,通商口岸城市的发展,虽是被迫的,他打击了小农经济,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新思想的引进.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泸县19639311687： 城市管理学近代城市具有哪些特征 ？
僪疫欧普： 现代城市管理的特征是:(1)城市管理理念的先进性与科学性;(2)城市管理体系的完整性与系统性;(3)城市管理的法治化与规范化;(4)城市管理的社会化;(5)城市管理的市场化运作;(6)城市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7)城市管理专业化.

泸县19639311687： 近现代城市规划是怎么产生的,和古代的城市建设有什么不同的特征 - ？
僪疫欧普：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商埠和租界的开辟,中国出现了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城市.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后,中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办新式企业和建设铁路,促进了若干新城市的产生,如唐山、大冶、焦作、南通、石家庄、蚌埠等.并使一些旧城市发生变化和得到发展,如西安、徐州、济南、郑州等.广大的内地和边疆地区绝大多数城市,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发展的这种不平衡状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