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革命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革命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

革命（revolution）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历史设想中，主要的思想是以一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个时代彼此更迭的思想；革命从它最全面的意义来说，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剧变性的跃进。在陈旧的制度同争取自由的新的生产力之间，进而从人的关系上来看，在旧秩序内部的上层阶级同下层阶级之间，在以前的阶级同向它挑战的新的阶级之间，各种冲突的汇合，会带来革命，直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原来被剥削的阶级同新的统治阶级合而为一。后来，只是对于现代欧洲的革命，包括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有时间认真加以考虑。马克思在1843年已经开始研究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他的笔记中说明了这一点）。所有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美国的革命也是民族的革命），是由中等阶级中野心勃勃的一部分人领导的，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扩大的需要促成的。
在所有这些除旧立新的尝试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考虑到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1524—1525年伴随它最初的最豪迈的阶段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方面写了一本书——，认为这是最早的革命；虽然作为市民和农民打破封建优势的努力只获得很有限的效果。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暴动要成熟和成功得多。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没有自耕农和城市平民竭力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战斗，它不会推进到如此程度；这也就向他们暗示这样一个一般原则，所有一切造反的运动必须推进到远远超出资产阶级自身利益所要求的目的，如果不可避免的反动不要超出像1688年那种结局所代表的限度的话（参看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另一个一般特点是，走向前台的新的有产阶级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就能以反对旧秩序的全民代表的姿态出现，甚至在当时自认为如此。
1848——1849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左派方面参加了德国的激进运动，有机会从内部看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对终于导致失败的犹疑不决和软弱无能深感厌恶；后来他们在这方面思考了并写了许多东西。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使马克思深信，欧洲的革命以1847年的商业萧条为背景，群众的不满掀起了革命，在下一次衰退和再次发动群众以前，新的叛乱不会有任何机会。事实上，中欧和东欧的资产阶级甚至对支持他们的工人比对他们面前的政府更加惶惶不安，决不会再冒险试验，除非是半心半意，如1905年在俄国。它能够在旧的框框内获得一种地位，尽管不是政权，使它能毫无阻碍地发展工业，这也就是对它有实际意义的一切。
恩格斯曾经企图（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中）把这种情况纳入马克思的设想，就德国而论，把俾斯麦的“统一”描写成“革命的”，这个例子说明他和马克思使用这个词多么灵活。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关于印度农村被不列颠的压力所破坏是亚洲历史上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的说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概念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虽然这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已由马克思主义学者生动地加以阐明。在英国，还无法颠扑不破地证明阶级之间和它们所代表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冲突。甚至1789年法国的情况（这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诸如此类的观点得到比较广泛地承认）仍然很有争论。然而人们承认，马克思的假设所起的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人们去探讨整个问题。
另一种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在很长时间内萦回于少数人的脑际，但是，马克思经常强调，在它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前，不可能有实际意义。那就是说，共产主义只能是继资本主义而来的事物，它带来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它第一次有可能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为它不代表另一种所有制形式，而是摆脱一切所有制。它的执政将是一种道义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因为它会清算过去，扫除人类的肮脏东西，使它从新开始（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第1部分B3）。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形成而且从不背弃的另一个信念是，伟大的变革不可能在这里和那里个别地方发生，而应当是决定性数量的工业国同时行动的结果（同上，第1卷第1部分A1）。
马克思从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失败中作出结论说，这只是像一个犹太人在沙漠中的旅途那样漫长的斗争开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68页）——后来这成为斯大林特别喜爱的形象。在以后的年代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承认，1848年他们被青年的急躁情绪所左右，在资本主义在大陆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就指望推翻资本主义，这是很不成熟的。政权是不可能靠少数热烈分子，即没有整个阶级的力量作后盾的战斗先锋队的突然袭击来夺取的（参看恩格斯为1895年版《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序言）。
恩格斯后来认为俄国可能是这条原理的例外。1875年他考虑到那里的革命可能会被战争所促进而迫在眉睫（《俄国的社会状况》）4；1885年他告诉一个俄国记者，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由一批密谋者推翻整个社会）可能在任何地方有些道理的话，那肯定是在彼得堡，因为沙皇制度如此不稳定，猛然一推就可以把它推倒（致维•查苏利奇，4月23日）。在其他地方，事情会缓慢一些，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高潮也许是武力的较量。马克思可能认为，少数国家，首先是英国由于其长期的政治传统，可以避免最后的严峻考验。但是，英国的发展情况令人失望，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失败之后退到了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缺乏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在法国，政治精神比较活跃，但1848年以后不久，马克思懂得，在一个主要具有农业性质的国家，没有农民的援助，有限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政权，他估计，农民日益加深的贫困将保证这种支援（《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七）。
1870年以后，德国迅速的工业化使它似乎成了工人阶级将率先行动的国家。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开展起来，在帝国国会的议席不断增加。恩格斯更加注意它作为选举力量的增长，因为他作为军事问题专家，也意识到新式武器正在加强各国政府的武力。1892年11月3日，他曾写信给拉法格说，巷战和街垒已成为过去的事情；在同军队作战时，社会主义者肯定要吃大亏，而且他承认，他还找不到解决这种困难的好办法。但这就更有必要把群众吸引进来，尽可能扩大运动的范围，在德国，要把它推进到军队的主要征募地区，如东普鲁士。
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强调了这些告诫。然而，他的文章被编者由于担心书报检查而大肆删改，他对此极为不满；他在写给考茨基的一封信（1895年4月1日）中抱怨说，这使他容易被歪曲为“合法斗争的崇拜者”。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久就发生了。1898年，即他去世三年之后，伯恩施坦开始提出导致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的种种主张（参看修正主义条目）。在这场复杂的争论中，伯恩施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的所谓不可避免的崩溃，只是愿望中的想法；但是，按照一般的理解，争论是关于原有意义的革命究竟是否仍然是一种实际可能性，或是说，现在是否只应依靠宪法的方法。
在俄国，在1905年革命以前，不存在宪法权利，以后也没有多少宪法权利。列宁决心创立一个能够准备、然后领导革命的政党；和所有的前人不同，他最充分地贯彻了事先筹划的革命主张。在1905年主要带有自发性的暴动中，他的党太小，没有经过考验，无法取得很大成就，它无论如何未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泛泛的土地改革。但是，它的失败表明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的不坚定，正如1848—1849年表明德国资产阶级不坚定一样。因此产生这种似非而是的说法，它的革命要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群众代替它、甚至撇开它进行。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致“不断革命”的策略，毫不停顿地从资产阶级革命（比较确切些说，现在的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这里，存在够多的复杂情况促使左派方面进行无穷的争论，正如修正主义在西方那样。
1914年当欧洲按照它的统治者的命令服从地拿起武器的时候，列宁试图反击这种责难，国际曾经愚蠢地预言战争意味着革命。他写道，它从来没有保证这一点，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导致革命，革命不能自行到来（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只有在号召已经准备暴动，而上层阶级无法在旧秩序下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可能发生。这是一些不以政党和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1916年3月，在战时的另一次论战中，列宁宣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设想为一次迅速的打击：它是一切战线上一系列的紧张战斗（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717页）。
在俄国，1917年发生了列宁所期待的总危机。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见“参考书目”⑧，附录2）中写道，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充分符合它的发动者的意图，但十月革命却比它以前的任何革命都更充分符合一些。在一个极重要的方面，它却离开正道。他和列宁曾经指望它成为欧洲暴动的讯号；对于他们如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胜败要在国际舞台上决定。但是，东方和西方相距过于遥远，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太乐意仿效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感到被人离弃，首当其冲。不久发生一场争论，列宁以考茨基为主要论敌。问题是，这是否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谴责他的批评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信奉改良主义。考茨基却谴责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曾经认为任何革命后的过渡必不可缺的无产阶级专政为借口凭籍恐怖主义执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恐怖主义有别于这种专政的观点，在1870年9月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说明，其中把1793年的恐怖政治看成是人们自己惊恐而从事简直无用的暴行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信念的一种制度。
以后几年欧洲另一些地方举行暴动的尝试失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狱中悠闲岁月中思考经验教训，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葛兰西。他根据19世纪意大利的种种事件，区分出马志尼的积极的起义和卡富尔所倡导的“消极的革命”，后者以耐心准备作为通过人们头脑中的“分子变化”造成社会力量改变构成的方法。他设想，也许二者对于意大利都是必要的，他认为欧洲的其余部分在1848年以后倾向“消极”类型。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1918年以后，更慎重地说，在1945年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可以说有一个类似的转变。在西方，对革命目的的追求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相信社会的彻底改造，以别于仅仅用零星的改革来修补旧社会的任何办法。在苏联，可以看到向这个方向的缓缓移动；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苏联理论已愿意采纳下列这种观点，随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建立，它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
这个论点是在毛主义（参看毛泽东条目）的偏激学说的压力下得到承认的。毛主义同莫斯科争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并一再重申斗争的国际性质。较近几年，北京已经放弃它的极端革命姿态。但是，自从列宁在1914年以前认为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很有希望，乃是对欧洲革命运动的支持以来，武装斗争已经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在那里，这始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因为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有外国背景的右翼军人统治，似乎没有留下选择余地。社会主义和民族情绪或农民情感往往交织在一起，但在许多地区，提供指引线索的是马克思主义或它的某种改头换面的东西。（参看民族主义；战争条目）

　　是指1848～1849年主要发生在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
　　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 欧洲1848年革命
　　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但是这次革命却间接导致德国及意大利统一运动。 　　这次革命是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一方面是工业革命正在扩展，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已经开始进入大工业生产阶段；各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得到加强，而政治上多数国家的工业资产阶级仍处于无权的地位或初掌政权；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不断高涨。另一方面是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封建统治之下，或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少数国家虽然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封建残余仍然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所确立的反动封建体系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革命就无法避免了。
　　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形式
　　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它锻炼了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以及革命群众，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后来欧洲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这场革命在很多地方均告失败，却动摇了中欧的保守势力基础，奥地利的首相，保守主义者梅特涅被迫下台，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通过一些较自由的政策，如扩大地方自治及保证各族平等，维持帝国统治。

欧洲1848年革命
　　European Revolution of 1848
　　1848年革命发生于欧洲，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 欧洲1848年革命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首先发起地点为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而波及的国家几乎涵盖全欧洲，仅俄国、西班牙及北欧少数国家未受影响。一般说来，此次革命虽造成各国君主与贵族体制动荡，但是所有革命行动均以失败收场。但是这次革命却间接导致德国及意大利统一运动。
　　这次革命是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一方面是工业革命正在扩展，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欧洲已经开始进入大工业生产阶段；各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得到加强，而政治上多数国家的工业资产阶级仍处于无权的地位或初掌政权；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不断高涨。另一方面是欧洲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封建统治之下，或受到其他民族的压迫；少数国家虽然也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但封建残余仍然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维也纳会议在欧洲所确立的反动封建体系也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革命就无法避免了。
法国1848年革命

　　法国二月革命是1848年欧洲的革命浪潮的重要部分之一，法国人民面对奥尔良王朝的失政，成功推翻当时 的法国国王路易腓立，鼓励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令十九世纪时由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组织的反动机制受到进一步打击。
原因
　　中产阶级及自由主义者的不满：1840年至1848年，亲政府的保守党派领袖吉佐(Guizot)当了首相。为了赢取大支持，他以官位为奖赏，并滥用权力乱批商业合同，以讨好资本家。政府官员在国家资助的计划中投资，政府答应以高息支付银行家借给政府以填补巨额赤字的款项。各种丑闻陆继涌现，令政府信誉受损。
　　中产阶级要求温和的改革，希望藉扩大选举权加强民主性以清除政府中的贪污行径。但基佐和路易腓立拒绝回应这些要求，并继续其“无为”(donothing)政策；路易腓立更逐步加强警察审查出版的制度及群众集会的限制。这显示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领袖。因此，“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从一开始便很薄弱。
　　路易腓立拒绝支持1830年的意大利及波兰独立运动，亦使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失望。
　　面对政府的贪污及专制，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十分不满政府的统治。共和主义者更希望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政府，他们要求全民投票，对路易腓立的专制完全失望。
　　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者的不满：随着法国工业化在1830年代以后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兴起及社会主义思 卡贝想亦广泛流行。圣西蒙(Saint-Simon)、傅里叶(Fournier)、卡贝(Cabet)、路易布朗(LouisBlanc)及普鲁东(Proudhon)皆是法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成立民间组织，提倡社会主义及人道思想，希望政府加强保障国民的就业机会、老弱者的权益。这种思想亦直接激发“主权在民”的观念及对普选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宣传行动，更增加了人民的普遍不满。
　　天主教会及正统主义者的不满：法国的天主教会不满基佐偏重资产阶级的腐败统治，并对于政府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宗教政策亦表示猜疑和忧虑。
　　正统主义者认为路易腓立是一个篡权者，他的统治亦没有波旁王朝的合法性，相比之下，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更有资格继承王位。
　　拿破仑支持者及民族主义者的不满：路易腓立以“平民皇帝”自居，生活简单而没有风采，加上施政倾向保守谨慎，没有拿破仑支持者强调的军事荣耀，不免叫人失望。
　　温和的外交政策亦是奥尔良王朝（Orleanistmonarchy）失败的主要因素。民族主义者谴责路易腓立卑恭屈膝的外交政策，让法国的外交政策臣服于英国之下，更不满路易腓立未能善用时机使比利时受制于法国。加上1840年代拿破仑崇拜的复兴，以令拿破仑的缺失被遗忘，其成就却被歌颂。拿破仑被认为是国威的象征，被看成是一个英雄，且是社会的改革者。对拿破仑的崇拜最终加深人民对路易腓立政府的失望，人民将之与拿破仑的功绩比较，更认为现政权在外交上的不济。
　　总括而言，政府的失政、以及统治者缺乏政治魅力是令二月革命爆发的原因。
经过
　　1847年，自由主义者开始举行很多“宴会”(banquet)，他们在此讨论了很多关于改革的问题，这些宴会后来被禁止。在1848年2月，工人和学生聚集一起纳喊，要求推行改革。他们高唱《马赛曲》，并在街上燃烧杂物。2月23日，国民卫队奉命恢复秩序，但他们没有执行命令，反而投向革命的群众。
　　路易腓立唯有作出某些无用的挽救措施，如撤销基佐的职务以讨好革命者，但最后他还是要放弃王位。拉马丁(Lamartine)成立了临时政府，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影响
　　奥尔良王朝的崩溃进一步打击维也纳会议的正统原则，及鼓励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路易拿破仑上台，法国更从此踏上积极扩张其欧洲霸权之路，更对奥地利主导的欧洲协调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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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1848年革命

　　革命前夕，德意志是一个四分五裂的邦联，德意志邦联由35个邦和4个自由市组成。分裂状态严重 1848年革命中德国柏林的街垒战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南德的巴登公国首先发难，迅速波及德国西部和西南诸邦，相继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内阁政府，3月13～16日，普鲁士首都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连续举行示威游行，并同政府军展开战斗。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在位）调动大批军队，向起义中心地区进攻。经过激烈的战斗，起义人民取得了胜利。国王被迫把军队撤出柏林，同意召开有资产阶级参加的议会，并于3月29日任命资产阶级自由派首领康普豪森组阁，柏林三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大资产阶级手中。
　　德意志各邦革命的胜利，并没有解决德意志的统一问题。资产阶级以解决德意志统一为名，于5月18日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国民议会。参加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都是容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结果。6月29日，议会选举奥地利帝国的约翰大公为德意志帝国摄政，并组成了帝国政府。1849年3月，议会通过帝国宪法，确定某些自由、民主权利，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威廉拒绝加冕，普鲁士和奥地利各邦君主也不接受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同年5月，德意志西南各邦人民发动起义，掀起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结果失败。这期间，大多数议员被各自的邦政府召回，剩下的议员迁到斯图加特，最后于6月18日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瓦解，德国1848年革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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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1848年革命

　　19世纪中叶，奥地利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在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示威群众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战斗。限令奥皇立即解除梅特涅的职务。在人民的压力下，奥皇被迫让步，于3月17日改组内阁。4月25日颁布帝国宪法。但新内阁继续推行反人民的政策。5月15日和26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迫使奥皇及其皇室逃出维也纳。
　　维也纳五月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奥地利统治下的捷克以后，布拉格人民于6月12日晨举行起义。17日起义失败。
　　9月29日，匈牙利国民自卫军在同奥军的决战中，击溃了耶拉契奇（1801～1859）的军队，并于10月10日直逼奥地利边境。奥皇调兵增援。维也纳居民为反对奥皇入侵匈牙利举行了十月起义。10月31日起义被镇压，11月1日维也纳陷落，奥地利革命最终失败。
本土/维也纳
　　19世纪中叶，奥地利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专制国家，而维也纳作为奥地利的首都，便成为了保守势力的中心。当地的革命也是由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所激发的。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了推翻梅特涅政府的示威游行，高呼“自由、宪法”、“打倒梅特涅”等口号，维也纳的革命者包括了所有的社会阶层，例如宫廷人士，崇尚自由主义的贵族、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他们均要求民主的改革，大批群众示威，更筑起街垒与政府军展开战斗，示威人士限令奥皇立即解除首相梅特涅的职务；在国民的压力下，奥皇被迫让步，梅特涅辞职并逃至英国，皇帝承诺进行改革，并于3月17日改组内阁，4月25日颁布帝国宪法，但新内阁继续推行反对自由主义的政策，于是整个局势急转直下。5月15日维也纳人民再次起义，迫使奥皇及其皇室在5月17日由维也纳逃至因斯勃鲁克(Innsbruck)，国王在7月同意召开立宪会议
波希米亚
　　1848年3月，“青年捷克党”在布拉格(Prague)举行会议。他们要求实行责任内阁，承认捷克语和德语之间的平等地位，反对奥皇以诏书形式颁布的宪法和奥地利元帅温迪施格雷茨的军事挑衅行动，皇帝在压力下同意了该等要求。布拉格市民更于6月12日早晨举行革命。革命者和奥地利军队进行战斗，并逮捕了地方议会议长。但被温和的中产阶级释放。这位地方议长逃出后便遂同温迪施格雷茨一起进行反攻，引致6月17日革命失败。
匈牙利
　　革命由匈牙利人噶苏士(Kossuth)领导，发起了一场反抗奥地利专制统治的运动，他虽认同匈牙利 1848年革命中匈牙利人民奋起反抗奥地利民族主义，却否定了传统以来马札尔贵族的特权。他指责这些贵族有免税的特权，要求废除封建的法庭和随意强迫农民作工的做法。他的方案包括成立一个民选国会，商人、贸易者、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皆有选举权；他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引入陪审团制度(jurysystem)，于是在1848年3月，群众在噶苏士的领导下要求整个奥地利帝国确立以英国模式为本的宪法和国会，废除人头税，由选举产生匈牙利政府，并草拟匈牙利法典。3月15日，旧有的国会被迫接受这些建议，在维也纳成立一个立宪政府。匈牙利的地方议会迅速通过了一连串自由主义的法案。然而，当俄国军队在5月开始援助奥地利时，局势便变得对革命者不利。在八月至九月份，革命更在俄奥联军镇压下迅速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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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前，意大利处于封建分裂状态，各封建专制小国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奥地利。严重 1848年，意大利首先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的起义阻碍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进步。1848年1月，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人民首举义旗，击败了国王的军队，建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临时政府。米兰、威尼斯等地相继爆发起义。撒丁王国、那不勒斯、托斯卡纳的封建统治者被迫对奥地利宣战。由于各国君主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妥协，反奥战争遭受挫折。当资产阶级自由派脱离革命而资产阶级民主派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后，出现了以罗马为中心的革命新高潮。1849年2月9日，以马志尼为首的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4月3日，法国、奥地利和两西西里王国的反动联军颠覆了罗马共和国。8月22日威尼斯陷落，意大利1848年革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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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1848年革命

　　1848年革命前，匈牙利仍处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1848年3月15日，佩斯的革命者 米兰人民赶走奥地利入侵者在裴多菲（1823～1849）的领导下，通过了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十二条》。强迫市长签字。中午，革命群众控制了整个首都，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奥皇被迫同意成立匈牙利责任内阁，并于3月17日授权资产阶级化贵族温和派的代表包贾尼·拉约什（1806～1849）组阁。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12月奥皇调集军队向匈牙利进攻。1849年1月5日，佩斯陷落。不久，匈牙利军队展开反攻，连续取得胜利。4月14日匈牙利议会通过《独立宣言》 ，废除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宣布匈牙利独立。5月21日，匈牙利军队攻克佩斯。为了镇压匈牙利革命，俄国于5月27日出动14万大军入侵匈牙利。在7月7日和11日的科马罗姆会战中，匈牙利军队惨败。9月27日科马罗姆要塞陷落，匈牙利革命最终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标志着欧洲1848年革命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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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和影响

　　1848年欧洲革命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和维也纳体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它锻炼了法、德等国的无产阶级以及革命群众，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后来欧洲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虽然这场革命在很多地方均告失败，却动摇了中欧的保守势力基础，奥地利的首相，保守主义者梅特涅被迫下台，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通过一些较自由的政策，如扩大地方自治及保证各族平等，维持帝国统治。面对奥地利本土的不满，皇帝于1849年3月4日颁布宪法，承诺组织一个保障帝国统一、民族平等及代议制的国会，亦会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市政组织及改革司法制度在捷克问题上，为纾缓捷克的独立情绪，奥地利政府便作出退让，如和所谓的老捷克派（即士绅及中产阶级）合作，允许捷克人组成波希米亚议会，捷克语取得与德语对等的地位，捷克人有自己的大学及中学，且可在政府中担任公职，匈牙利王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成为了帝国直辖区，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在1850年，普鲁士国王也成立了宪法，回应失败了的民间革命并决心要成立一个团结北方德意志邦国的联盟，以回应民族主义的诉求。创立复兴报的加富尔也在1852年成为萨丁尼亚-皮埃蒙特王国的首相，采行自由主义政策，并有着扩张以一统北意大利的雄心。故此，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却为1860年代奥地利帝国日益自由化、意大利及德意志两国统一奠下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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