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真实性论文 急求一篇三千字以“艺术真实性”为题的论文
写作思路:真情实感的表达,结合实际情况描写,正文: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往往是形容我国古代艺术文化、悠久历史的最佳词汇。一个线条,一个轮廓,一抹色彩,看似简简单单的几笔,画家却能够用远近呼应、以动衬静等手法将人物、山水表现得淋漓尽致、唯妙唯俏,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绘画的精髓所在!
从远古的陶瓷绘画,到魏晋的墓室彩绘砖,再到隋唐的壁画,个人感觉,相比较于西方油画的死板,我们中国美术讲究的是形散神聚,画家们举手投足之间一挥笔墨,就能表达自己对人物、事物的态度与看法——不论是一种巫术,还是讽刺官僚、表现民生疾苦,抑或是细致刻画某种动物等等。
通过这几次选修课,我觉得古代的画家不仅仅是画家,他们往往能够用笔墨批判现实或者是表达某种愿望或抱负,总之,绘画的目的已经远远超越了欣赏,我们能够从众多的绘画之中感受到它们所带来的内涵美、意境美,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去研究的地方!
在美术鉴赏这门课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顾恺之大师。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顾恺之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老师上课细心地讲述了洛神赋的故事,《洛神赋》是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
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
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睿将它改名为《洛神赋》。
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
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而在我国古代鼎盛的唐朝唐太宗时期,也不乏优秀的作品出现。比如在《步辇图》中,唐太宗被一群宫女所环绕、包围起来,并且就连座椅都是宫女们抬起来的,这些许表现了阎立本对当时唐太宗、当时整个唐朝的不满与讽刺;
但同时,从来使的衣着与恭敬地神情以及唐太宗面庞的丰润、目光深邃、神态威仪而不失和蔼也能充分展露出盛唐一代明君的风范、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所在。可谓是既表现了对吐蕃的蔑视,又在表现唐太宗风貌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对唐朝不敢与吐蕃对抗的看法和讽刺。
古代绘画给我留下无穷的回味,而当代大师的作品亦能展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
“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由,略通古今之变。”一代书画名家范曾用这二十四个字评价自己。
《鬼才范曾》封底上的那幅《钟馗雅趣图》,正是范老“鬼才”的一个集中表现。范老擅作写意人物泼墨人物,力追古代梁楷、法常诸人,笔墨浑厚,造型生动。
他继承了南宋梁楷以来简笔泼墨的手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人物作品之传神,固出于其才气之敏悟与博学好思之修养,至于其笔墨之能得其神,则应出于其锲而不舍的勤奋和努力。这幅《钟馗雅趣图》
笔法洗练、形象生动豪放。简单几笔构型有状,神采豪放,线条有样,生动鲜活。钟馗的坦胸开衫的简洁笔法将健硕洒脱的形象描绘得入木三分。卧蚕双眉,红脸多髯,使钟馗的戾气渐隐,英气伶伶俐俐的流露出一点点,不可谓不惟妙惟肖。颈肩与手部的'洗练线条使人物更具质感,跃然纸上。
用墨有方,浓淡变化得体,则墨色活泼精神,有光彩,妙趣横生。前人论画谓“气韵生动”,常以用墨佳劣为主要衡量标准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一幅画是否达到“气韵生动”,还包括画体的内在精神刻画,作者情感的传递,以及用笔能否恰如其分地再现主客体的谐调一致。所有这些最终还是要靠墨色的变幻来体现的。
这幅《钟馗雅趣图》用墨也是十分精巧。墨色丰富,“墨分五色”既有变化又有统一。钟馗的衣衫以浅淡与中度墨色为主,将白衫的褶皱与光影差别以不同于西方素描的写意手法行云流水般的表现出来。
而浓密的髯发更是展现出范老用墨的不俗功底,纠结浓密却不凌乱,恣意张扬却不繁杂,渐变与层次感以一种特有的手法显露,下笔犹如闲庭信步一气呵成。最可赏的便是范老整个人物的笔触与构图,人物有骨有肉,多利丰筋,形象饱满。
构思精巧,构图简洁爽利,人物神态传神,别有妙趣。范老多画钟馗,这幅却备受瞩目,这和此幅钟馗的“与众不同”大有干系,是范老的“鬼气”赋予了此画别样的感受。范老打破传统,一改钟馗凶神恶煞的民间形象,以雅趣为旨,将钟馗塑造成一位气质介于文人与武将之间的另类,使人顿感新意。
而右肩上的小鬼不再抱头鼠窜而是站在肩头搔弄。旧往打鬼擒妖的鬼判官钟馗,在画中以这些情态出现,诧异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无奈者有之,最终却化作一笑,独品出另一味道。这种超脱出传统拘泥的作品,不愧为鬼才的画作。
其实,个人认为,我觉得中国绘画是最能彰显我国文化特色的历史产物,我国拥有着五千年的深厚底蕴,这不仅仅包括历史,更囊括着我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
面对文化,我们要有一种使命感,维护我国文化积淀、传承我国文化瑰宝;面对艺术,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发现生活之美、感受来自于艺术的强大力量;面对美术,我们要有一个欣赏的思想,发现生活的不同、感受来自美术的无限魅力。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90年代挣脱了政治“无形之手”的掌控,走向成熟,但同时,却又无可奈何地落入了另一只更难以逾越的商业功利主义的“无形之手”中。中国艺术要获得独立价值,只有立足于真实的生活体验和本土文化,建立起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健全的市场才能实现。
中国当代艺术从时间上一般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到现在发生的美术现象。英国18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似乎无处不在的一种支配力量称为“无形之手”。我感到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中好像也有一种“无形之手”,大多数的艺术家总是被“无形之手”牵着去创作某种艺术,起初是政治的“无形之手”,后来又面临着另一只更大的商业的“无形之手”。也许,艺术家只有摆脱这种“无形之手”的牵引,真正在艺术中表现自己的生存体验,才能创造出有独立价值的艺术作品。
中国当代艺术界近来有一个趋势,那就是与八五时期主要突出反传统的价值观不同,而是在努力强调与传统再联结的价值观。这也使以油画的形式画传统水墨画成为了一种时尚。那么,一个问题便突显了出来: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很明显,其中最重要原因是历史的上下文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亦即当众多青年艺术家在八五时期解决了他们面临的文化问题后,随之也带来了全新的文化问题,这一点在今天显得越来越突出。而透过上面提到的新创作现象,人们似乎可以看到部分艺术家希望解决八五新潮遗留问题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其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
许多过来人都清楚地记得,在臭名昭著的“文革”中,不仅全社会接受的是教条化、僵硬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美术创作也必须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来表现官方的意识形态。在此情形下,艺术的自律性问题与艺术家的自我表现问题都是被严格禁止讨论的。正是出于强烈的逆反心理,粉碎“四人帮”后,相当多的艺术家再也不安分于走过去的老路。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对长期盛行的工具论创作模式进行彻底的革命,进而使个人由对国家的依附状态转化为独立自主的状态。有资料显示,从1979年到1984年,艺术家们一方面强调的是自由结社与办展览,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对过去只能按照官方规定的主题与形式进行创作的做法予以反拨。
再往后走,也就是到了1985年,随着国门的不断打开,许多年青艺术家采取了“反传统”与“接轨西方”的文化策略,这当中既包括对1911年以前已有的老传统艺术的超越,也包括对1949年以后出现的新传统艺术的超越。以至形成了具有激进色彩的八五思潮,其对后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不过,尽管“反传统”与“接轨西方”的文化策略极大的打开了很多人的艺术思路、同时在扩大新的审美领域、传播现代观念、启迪新的思维、鼓励创造精神、革新民族意识、造成多元化局面均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但它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去中国化”问题。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即在西方现当代艺术的牵引之下,中国当代艺术逐渐丧失了自身的语境。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并不是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延伸与生长出来的。它的视觉资源也好,观念资源也好,主要还是来自于西方。由此也导致不少作品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手法上,都有直接摹仿西方当代艺术的痕迹,明显是产生于所谓的“书本效应”与“画册效应”。这不仅使相当多作品缺乏原创性,也导致了艺术家身份的缺失,若不加以很好解决,必将严重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在国际上的地位。
当然,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开始有少数艺术家意识到了“中国性”建构的本土价值,也在努力回到自身的语境中。这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终于迈向了“再中国化”的过程。从我掌握的材料来看,做得比较出众的艺术家有徐冰、谷文达、傅中望、吕胜中与吴山专等人。但在整体发展上,大多数艺术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也没跟上这几位艺术家的步伐。直到新世纪之初,所谓“去中国化”的问题,或者说“西方化”的问题还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很普遍的存在着,这也正是我与孙振华在2001年策划“重新洗牌”展览的重要原因。我们当时的宗旨就是希望艺术家能想办法从传统中寻求借鉴,以尽力解决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断裂的问题。可惜这个展览总被少数人误解为是个水墨展,其实参加展览的大多数艺术家是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而从事水墨创作的人倒在极少数。
现代性是近百年西方社会发展的思想背景。现代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太多的思想流派,太多的思想家,他们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着新的理论。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不断地提出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现代性本身是人类不断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现代性在摆脱专制、迷信和愚昧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着新的专制、愚昧和迷信。现代性的百年发展就是在冲突和矛盾中展开的。 现代性形成的两个主要标志是:一方面高扬理性,理性精神从此在历史的天空盘旋;另一方面审美和感性联姻。可以说,理性和审美是现代性内部的两种力,这两种力的对抗与消解,成就了现代性的发展。 现代性的百年发展经历了诸多阶段,不同阶段矛盾的表现方式不同。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它们各自的内部也充满了矛盾,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审美现代性经历了审美的启蒙现代性、审美的现代现代性和审美的生活现代性三个基本阶段。而启蒙现代性则相继经历了市场社会、商品社会、消费社会这样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启蒙现代性都有着不同的特质。 启蒙现代性高扬理性,理性是其核心范畴,启蒙现代性的发展也是理性这一范畴的运动与流变;审美现代性的核心范畴是感觉,感觉的流变与发展是审美现代性发展的表现形式。随着现代性发展,审美的方式也遭遇了自己所存有的悖谬——审美在身体享乐中肤浅单一,失去了救赎的内涵。面临着审美的悖谬,呼唤着一种新的理论,哈贝马斯对此做出了他的理论回应。 总之,对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部划分,有利于我们以一种更加细致和新颖的视角观察现代性的结构性矛盾,从而为乱象纷呈的现代性迷局开出一个具有“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理论认识和改造框架。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获得一种建设性的现代性批评结构,使得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样的现代性“两翼”能够重新获得一种“一体”的气象与格局。使得理性的批判和审美的救赎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两翼”在当代社会能够获得一种“意义”的回归与发展。
艺术真实指的是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显示的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性。作为艺术,真实是基础、是生命。离开了“真实”,就失去了读者,也就失去了作品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艺术真实是以实际生活为基础,他的真实必须来自实际生活。因为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也是艺术真实的唯一源泉。反过来,实际生活又是检验艺术真实的唯一尺度。艺术真实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还要用实际生活来检验。只有作品既真实地再现了实际生活的基本面貌和本质的某些方面、作家的主观感情色彩和评价,又同生活的客观实际相一致或大体一致,才算具有艺术真实。
(一)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实际生活的人和事,主要是指实际上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人和事。作家创造艺术真实时要用形象思维,要进行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因而艺术真实所再现的人和事,可以是实际生活已经存在和发生的,也可以是目前还未存在和发生的,但却是可能或必然存在和发生的,甚至在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中还可以表现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人和事。如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中孙武空有七十二种变法,但变去变来离不开生活。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写了鬼、写了神,但郭沫若对他的评价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蒲松龄写鬼写妖,他也没有离开生活,他只不过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束缚。他所写的那些作品,虽说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些离奇,但都是源于生活,都是以生活为基础。所以他们的作品久传不衰、千古绝唱、流芳百世。作为一个作品,应该是客观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即使是虚构,也得要有生活基础,使人心服,使人相信。虚构的情节也应当是出自于情理之中的事。像希腊神话和传说,英国笛福所著的《鲁滨逊飘流记》,法国司汤达所写的《红与黑》,德国海涅所写的《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都是当时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典型人物,都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为什么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呢?俗话说,行万里路破万卷书。这里面就谈到了直接和间接的问题,作家不深入生活,坐在家里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曹雪芹写《红楼梦》,他如果不生活在那个环境,他可能写不出《红楼梦》来。姚雪垠写《李自成》虽说他本人未参加过明末农民起义,但他是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从一九五六年就着手准备,从而间接的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料。所以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真实来自生活。
(二)
艺术真实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比实际生活更鲜明、更强烈、更集中、更能够显示社会生活的内涵。社会生活图景展示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然而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图景场面都如实地记录下来。一切文字作品都是现实管理科学在作家头脑里的反映的产物。因此,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已不是自然形态的社会生活,而是经过作家提炼、加工过的社会管理科学。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经过作家的分析、选择、集中、概括,塑造成艺术的形象,往往具有更鲜明、更广泛、更深远的意义。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与实际现实生活的差别所在。
在实际生活里,每时每记得都在产生着数不清的事件,呈现出纷纭复杂、变幻多端的现象。作家没有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生活现象都描绘出来。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都具有同等的社会意义;也不是每一件发生过的事情都具有激动人心、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一个进步作家要正确地反映社会管理科学,揭示生活的真理就必须善于从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根据特定的人物性格和立题思想的要求,选取那些最富有个性特征和最有典型意义的真实的事件,经过集中,概括和提炼,然后才能创作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文学作品来。因此,文学作品中的艺术真实,虽然来源于实际生活,但它都不等于实际生活中的事实。鲁迅曾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作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前其事也。”作家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凭主观臆想去创造艺术真实;同时,也不能自然主义地照抄生活,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真实性,不能以是否酷肖生活原貌为准则,不能要求作品中的一人一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草一木都符合生活事实。正如鲁迅在论连环画时所说的,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这就可以说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事实的科学概括。如果作家创造的文学形象,既有鲜明的独创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表现了历史发展的某些必然规律,足以帮助读者了解现在、推断将来,起举一反三和起超前作用,那么这样的作品就具有典型性、真实性。《水浒》中的一百零八将,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人有其武艺,人有其遭遇,都赋有其典型,这完全取决于作者对生活的体验、真实的概括。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他的美学名著《诗学》里,实际上就对文学的真实性作过相当深入的探讨:“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当然,亚里斯多德还不可能对“可然律或必然律”的社会历史内涵作出科学的说明,但他的这些见解确实接触到了艺术真实性的核心。可是,在后来封建神权统治下的中世纪,亚里斯多德的宝贵意见被扼杀了,直到文艺复兴开始,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才又重新举起亚里斯多德的旗帜,对文艺的真实性作进一步的研究。对艺术的真实性贡献最大的要算德国的黑格尔和德国的别林斯基。作为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大师,黑格尔不仅“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说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为研究艺术的典型性和真实性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探讨,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意见。例如,黑格尔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成功人物形象应该“每个人都是一个真实的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虚假的抽象品”。这一见解在理论上的价值至今也不能抹煞。
一部作品的优劣,这要取决于作者能否将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的真实。前些时我看了李存葆写《高山下的花环》的后记。《花环》的主题产生,是经过李存葆近七个多月的深入前线部队的生活收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通过提炼、加工而成的。在对越反击战刚开始时,他就背起被袍上前线同士兵们同吃同住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他了解到连里部分干部战士牺牲后留有欠账单;也有在战争的前夕,通过开后门把自己的子女调离作战部队的事;也有军师领导为堵后门而骂爹骂娘的事;也有平时牢骚满腹、战时为国捐躯的英雄形象。按李存葆的话说,可以同魏巍同志在朝鲜战场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感受一样,总觉得人民子第兵可亲、可爱、可敬。正因为这个强烈的感受打动着他的心灵,这些可亲、可爱、可敬的英雄形象时刻都在折磨着他的心灵,于是当战争结束后他又一次来到云南前线部队生活了四个月,然后把这些收集到的材料精心组织、提炼、加工,最后一气呵成。如果不是通过提炼、加工、概括,在作品中就不可能出现象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雷军长这些典型人物。当然这些典型形象并不完全等之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也就是说《花环》里所写的一些事情,不是也不可能是发生在同一阶段、同一连队的事,他是把前线部队的一些带个性特色的人或事集中到某一个连队或某个人身上。所以说他真实但并不完全逼真。而是通过提炼、加工、合乎人们思想感情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趋势。
(三)
艺术真实是对实际生活的反映、是主客观的统一体。任何一部作品它不像实际生活那样只具有客观性,它必须凝聚着作家个人的主观感情和对生活的评价。谈到这个问题,有时必然要和倾向性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名作家,首先是你反对什么,赞成什么,批评什么,都是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的,为写作而写作的人是没有的,就是写花鸟虫鱼,也是为了赞美自然。朱自清先生写的《白杨礼赞》、《荷塘月色》他绝不是为写白杨而写白杨,为写荷塘而写荷塘,这里面都带有作家的主观色彩。在那个时候白杨只不过象征着陕北的广大的不屈不挠的劳动人民,荷塘月色只不过是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的黑暗。《红楼梦》从头到尾好像没带什么作者的主观色彩,但通过作品的细节描写,确反映了封建社会的腐败,作者的主观色彩是通过《红楼梦》这一作品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了。当然有些写作高手,他们扩主观色彩一下子是难以看出的,但他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他所反映问题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客观实在。所以说艺术的真实是主客观的统一体。
当然,作为艺术真实对作家主观性的要求,除了其对生活的评价要符合生活的本质规律以外,还要求作家抒发的情感是真实诚挚的,只有真情实感的表现,同对生活的真实而深刻的再现完善地结合在一起,才使作品具有艺术真实、获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的好文章、有的好电影,为什么能打动人们的心、赢得亿万读者、观众,有的还会使人们在思想感情上引起共鸣而看后眼泪汪汪呢?这是因为作品的某些情节能和读者的思想感情相吻合,产生同感、产生共鸣。于是就动情。有同感的老年人听了《想起往日苦》歌曲会流泪,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听了《想起往日苦》不但不哭,反而会引起失声大笑。因为他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在思想感情上不能引起共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愿回想过去的中国,因为他们看到过去的中国腐败和十年内乱的中国他们会大为不快,他们只愿看到世界的今天、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四人帮”横行时,有些作家由于受“左”的路线干扰,他们对生活的评价是不符合生活本质规律的,他们搞“假大空”。八个样板戏就有十几个寡妇和鳏夫。李玉和的母亲死了老爱人,李玉和死了少爱人,铁梅只有数不清的表叔而就没有恋人、江水英是寡妇、红嫂是寡妇、常宝是深山沟里的老姑娘,方海珍也是寡妇,唯独阿庆嫂有爱人,可是他到上海跑“单帮”去了。这能说对生活的评价符合生活本质规律吗?人毕竟有七情六欲富有感情的“高级动物”,革命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他是生活在一定历史环境中的活生生的人,人道是如今是和尚下山闹革命,织女过河见情人。不是说越穷越寡就越革命,马克思和燕妮不也有段罗曼史吗?所以那些“假大空”的作品给予读者的是不真实感,甚至厌恶。《花环》里就写了战场上谈老婆的情节。这就给人以真实的感受。人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在远离家乡,远离祖国的情况下,谁不思念祖国,谁不思念亲人呢?《花环》中写了靳开来这个牢骚满腹的炮排长,像这样带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就得大写特写,万岁不离口不见得是好人,当然就是因他怪话多,没有什么豪情壮语,所以他一直提不上去,只能当个小小的排长,到最后给了他一个送死的副连长当。就是这些人,这些为国捐躯的脊梁,第一个扛炸药包去炸敌人雕堡。就是这些怪话连天战场上谈老婆的牢骚大王第一个去踏地雷。当然也是某些人人为的违背了管理科学本质的发展规律,使得靳开来牺牲后连个三等功都未评上,而连队里又违背了规定而自作主张地授于靳开来的爱人一等功臣的勋章。这样的描写是多么动人,多么深刻,多么有真实感,多么使人信服啊!真是出于意料之外,合呼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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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4440字。如果多,酌情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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