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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诗仙（上篇）
　　四川江油县青莲乡，虽然只是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代大诗人李白的故里。一代诗仙就从这里起步，以隐隐雷声的脚步闯进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了一座永远闪耀着宝石红光的诗碑，留下一个永不褪色的名字。
　　李白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据记载，他出生在唐朝安西都护府的碎叶城，在今天吉尔吉斯坦北部，大约五岁时才迁到这里。他父亲叫李客。“客”可能是对外来人的称呼，表明他们不是当地人。据李白自己说，年轻时漫游扬州一带，不到一年就“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后人据此推断，他父亲应当是个腰缠万贯的大商人。李白生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开始懂事的时候起就呼吸着这青山绿水的芬芳。他的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种清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美，应当说就是这“蜀江水碧蜀山青”的自然风光熏陶出来的。
　　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六甲”泛指道教典籍，“百家”则泛指古代各家各派的学说。四川一直是道教最活跃的地方，李白对道教熟悉是很自然的。再者，道教尊庄子为真人，而庄子最超绝的地方，就是站在九天绝顶来看人间，用超然物外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中的一切欢哀苦乐。李白所以有那种天上地下独往独来的气概，固然是由于他站在盛唐这座历史的高峰上，有条件看得远，但也由于庄子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冲开一切传统束缚的胆识，使他敢于昂头去观照宇宙，把视野扩张到最大限度。此外，李白还“十五观奇书”，“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从这些诗句就可以看出来，他虽然也熟悉儒家典籍，但向往的却是“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而根本不屑于做儒家的信徒。
　　二十四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始了他向诗坛的进军。他是云，必须飞到天顶去探测天空的浩渺；他是水，必须奔到大海去扬起海上的狂涛。他“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几乎游遍了黄河中下游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各个地区。在当时，且不说旅游主要靠步行，就是骑马，乘船，坐牛车，要走遍这么广大的地域，至少在精神上，他每时每刻都在奔波。李白不仅到过许多地方，见多识广，而且人生阅历也充满了传奇色彩。
　　他当过隐士，在山林里与朋友酣饮纵酒，养了无数的驯鸟。他曾经当过道士，一门心思地采药炼丹，求仙学道，以为真的能够白日飞升。他精于骑术，擅长射箭、击剑，以游侠自命，身上老是带一把短剑。他曾经受到朝廷的征聘，有过皇帝召见、亲自下车迎接的殊荣，由一个普通百姓一跃成为翰林学士。在安史之乱中他曾投笔从戎，以东晋著名的宰相谢安自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也因此而意想不到地卷入政治斗争，被关进监狱，成了囚犯，被判处永远流放夜郎；遇赦免后，年已六十，他还赶到今天的南京，准备去参加平定安史之乱的军队。总之，他一生的经历大起大落，充满了荣光和艰险。他打过交道的人，上自唐玄宗、杨贵妃、朝廷各级官员，下至监狱里的牢头、和尚、道士和最底层的农夫农妇。他熟悉各个阶层、各个身份和各种职业的人，把这五光十色的生活都收录在他的诗里。
　　他能写高适、岑参那种大气磅礴的边塞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邑，思妇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应未闲。(《关山月》)
　　王维的诗境界幽静，但又充满了生机。这种诗李白也有。
　　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自遣》)
　　王维诗中有一种禅悦的境界，这是李白诗中所没有的，但李白这首诗另有一种沉着潇洒。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
　　这大概是汉语诗中流传最广的一首游子思乡诗，是小农社会永远写不够的题材。这首诗把“床前”“明月光”“地上霜”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说“疑是地上霜”，就说明抒情主人公已经意识到这不是霜；知道不是霜却偏生这种联想，正好透露出他心里有一层霜，有一股思乡的冷气。国人心里都郁结着这样一种思乡的冷气，所以离开家一看见月亮就会想起这首诗来。
　　孟浩然的诗把田园生活写得那么有滋有味。李白也有一首田园诗，但意趣不大相同。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云媪家》)
　　这个大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并没有摆出一幅悲天悯人的架势去同情农民，只是作为一个极普通的旅行者，端起老妇人那碗菰米饭，眼里噙着泪水，想吃却又吃不下去。有几个诗人能具有这么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
　　至于他的《将进酒》等等许多独绝古今的诗篇，别的诗人不要说没写过，首先在思想境界上就达不到那样的高度。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宋代著名诗歌评论家严羽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李白则只要把心里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了，这个比喻真是恰到好处。诗人站在黄河边上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忽然心情一激动，想到这黄河之水就像人类的生命系列，一代一代一去不复返，但依旧滔滔滚滚而来。然而，人生又是如此短暂，明镜中的头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转眼就是一次生老病死的轮回！面对这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人活着为什么不尽情享受生活！“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实现，是如此自信。正由于这首诗强烈地呼唤真实的人生，才使多少被强行压缩的灵魂都到诗里来享受那足以舒筋活血的通畅。
　　李白的诗名越来越大，不但惊动诗坛，而且惊动了许多达官贵人，最后甚至惊动了对艺术有深厚造诣的唐玄宗。于是天宝元年，李白四十二岁时，唐玄宗听从亲信的荐引，下诏征聘他到长安，给予隆重的礼遇。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自以为是超一流的政治家而其实根本不懂政治的诗人，栩栩然得意，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这回真的能大展鸿图了；唐玄宗这位明君，就要把他召到身边，请教他该如何治理天下，如何使天下太平。然而他错了，他是完全生活在梦想中的诗人，梦一旦醒来，留下的就只有失望。
　　一代诗仙（下篇）
　　以诗人的身份，昂首挺胸走进皇宫，成为皇帝的嘉宾，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唯一的一个。诗人能受到这样的礼遇，也真算皇恩浩荡了。然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是何等人物，岂能把这种过眼云烟的荣耀看在眼中。于是他毫无顾忌地卧在这里，是醉了，还是疲惫了呢？
　　兴庆公园这里的沉香亭，就是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赏牡丹的地方。卧在这里的李白正闭目养神，等待着喷发灵感。唐玄宗赏牡丹来了。名花盛开，美人相伴，当然需要有音乐助兴。玄宗嫌旧词听腻了没意思，一时高兴，就颁下圣旨叫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不是醉卧在这里吗！快起来吧！于是他被人用凉水激醒了，于是一挥而就写成了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第三首说：“名花倾国两相欢，长使君王带笑看。解释[识]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这样的诗，有高度艺术修养的唐玄宗能不欣赏吗？皇帝一声喝彩，于是众声迎合，都来助兴。可是对李白来说，陪着皇帝寻欢作乐，干这种御用文人干的事，那是卑屈的。他不明白，只有诗人屈从政治家，断没有政治家屈从诗人的。他就是不肯明白这番道理，才永远都是那个“黄河之水天上来”的不可一世的李白。
　　李白在长安待了三个年头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痛苦的叫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后人就此认为他在朝廷遭到了谗毁，处境险恶。这话其实信不得。玄宗认为他不是担负朝廷重任的人才，应当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出仕只有成为将相，成为方面大员，才算不虚此生。后人就是用这种心态来看李白，为李白鸣不平的。他们不知道，如果李白不以出将入相、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自诩，没有这种狂傲的自信，他就成不了伟大的诗人。可如果他真的当宰相当大将军去了，他也就不会再想到要当诗人。因此，李白离开朝廷，主要原因绝不是遭到了谗毁，而只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去适应处处都必须约束自己的政治环境。唐玄宗善于鉴识人物，认为不如给他自由，让他去写诗。应当说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有唐代，能接受李白这个狂人；也只有李白的狂放，能举起诗歌的火炬，来照亮辉煌壮丽的唐代文明。
　　李白一路向前，来到洛阳，在这里遇见了杜甫。比李白小十二岁的杜甫当时三十三岁，两人的交情自然是由诗人气质的相近而引发的，但杜甫对李白有晚辈对先辈的崇拜，加上为人比较忠实厚道，因此后来给李白写了十二首情真意挚的诗。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正在庐山隐居。永王李璘奉命征讨叛贼，李白只知道为国家效力，就投在李璘的帐下。他斗志昂扬的歌唱着：“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湖沙。”（《永王东巡歌》）他以为这回该轮到他大显身手了。谁知李璘野心膨胀，不听调遣，结果发生内讧，被唐肃宗消灭。李白这一回可是真惹下弥天大祸了，在古代，像李白这样在卷进争夺皇室宝座的斗争中失败了，是必死无疑的。然而唐朝毕竟是唐朝，经人营救，皇帝竟也没有坚持要杀他，只判他永远流放，最后遇赦又不了了之。这也成了后世贬低李白的把柄。其实这件事什么也不说明，只说明他不懂政治。
　　李白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无时无刻不用真情去拥抱生活，随便遇上一个什么人，他就能坐下来与人对饮，欢快的唱着：
　　两人对饮[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饮》）他喝得醉醺醺的，陶然自得地睡下了。
　　望着敬亭山，他会像老朋友促膝谈心一样，心绪悠然地吟诵着：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他能这么呆呆的坐着看山，像孩子一样透着傻气。
　　他一路流浪来到安徽泾县，在一个叫桃花潭的村子里住下了。村里有个叫汪伦的人常酿造美酒来招待他。临别时他吟诗相赠：“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这就像老朋友分别时随便说的话。一个名动中华的大诗人，竟然也没有故弄姿态的矫饰，轻松自然，洋溢着深情。
　　然而，李白又是个极为狂傲的诗人，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狂，是自信的外现，是对人格尊严的充分肯定，是对束缚人的社会习惯势力的蔑视。他大声疾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昂首天外，根本不屑以世俗的价值为标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长流夜郎赠辛判官》），他是那样不可一世。
　　最可贵的，是他用时代的最强音，惊天地泣鬼神的吼出了一声：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一声呐喊，使千百年来被封建制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不愿被踩进泥坑却又无力抗争的人，敢悄悄的直一直腰，在心灵深处扶起最后的一丝人格尊严，在无可奈何中聊堪自慰，找到一点心理平衡。
　　他追求自由，追求理想，追求没有被人的心智造成阻隔的天地，追求完美的不容有丝毫卑屈的人格，因而在他笔下，一切高山大川都像是他这种内心世界的外化。
　　他眼里的黄河，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眼里的长江，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算不得多么高峻的天姥山，在他笔下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未必真有那么险峻的蜀道，竟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难》）；根本谈不上壮观的庐山瀑布，也是“飞流直下三百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总之，他处处都以自己吞吐宇宙的豪气，赋予自然景物以崇高的审美价值。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忽魂悸以魄动，恍[怳]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里埋葬着李白（当涂李白墓），埋葬着中国的诗魂，这颗永不降低身份，永不安于现状，永不停止追求的巨星，终于在安徽当涂这里陨落了。而据传说，他是从采石矶这里的捉月台，为捉到月亮跳人长江而死的。我们宁愿相信这美丽的传说。他乘着酒兴，要把发光的生命交与浩阔的长江，站在这捉月台上，以诗人的天真和狂放，完成了生命中最后的一次追求。于是他化成了朗朗的明月，滚滚的波涛，永远在中华大地上照耀着，奔流着……
　　千秋诗圣 （上篇）
　　杜甫字子美，与李白同为唐代诗坛上的两个巨人。唐代是中国农业文明发展的顶峰，而盛唐又是唐代的尖顶。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线。因而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把这两个巨人分隔在山顶的两侧：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由于影响大，保存下来的有关他的古迹也就特别多。他出生在河南巩县，在这里度过青少年时期，于是，这里有杜甫的故里纪念馆。三十五岁左右他到过长安谋求官职，曾“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一无所获，非常卑微地呆了十几年，陕西长安县于是有纪念他的杜工祠。安史之乱中，他逃往四川避难，路过甘肃成县时，曾停留一段时间，于是这里也有一座纪念他的杜甫草堂。他在成都住了将近四年，这里纪念他的杜甫草堂是很具规模的，也是人所熟知的。五十七岁时他离开四川，经湖北转入湖南，两年后死在这里，于是湖南平江县这里有纪念他的杜甫墓。】
　　杜甫在唐代诗名并不大，根本无法和李白相比。五代时韦觳编选的《才调集》，选唐诗一千首，里面连杜甫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在当时，杜甫还谈不上什么知名度。到封建秩序开始强化的宋代，他才变得诗名赫赫，到明、清时期，他才被尊为诗圣。杜甫死后大约半个世纪，中唐诗人元稹在一篇文章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可是杜甫能写“大或千言，次有数百”的排律，李白根本写不出来（《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于是元稹认为，李白虽然也会写诗，但根本无法和杜甫相比。元稹这篇文章，在唐代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同时代的韩愈就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坚决反对抬高杜甫，贬低李白。其实，韩愈不明白，元稹这样惊世骇俗，真实的用意是要用他和[为]白居易新题乐府诗扩大影响。要达到目的，自然最好是把自己敬佩的杜甫抬高；要把杜甫抬高，最有效的办法，又莫过于编造历史，说他生前就与李白平起平坐，而实际是李白根本无法和他相比。李白是太阳，知道他的人太多了；现在说杜甫远远地超过他，还不使人大吃一惊？这个石破天惊的论断，首先为历史学家所接受，《旧唐书》把元稹这些话全文写进《杜甫传》，《新唐书》也以此为基调。由于这一误导，加上从宋朝起杜甫的诗名又如日中天，后世就真以为他活着的时候就与李白并驾齐驱了。
　　杜甫虽然只能算中唐诗人，他一生五十九岁，将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盛唐度过的。盛唐既是出狂人的时代，他又和李白、高适和岑参这样的狂人交往，也就不可能没有染上几分狂气。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睁大眼睛看鸟往泰山上飞，看着看着，觉得山上的云在胸中回荡，使人有一种飘然高举的感觉。于是决心要攀上山顶，去感受居高临下欣赏风景的快慰。看见一匹骏马，他立刻想到“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骑到马上去驰骋，建立轰轰烈烈的功业。早年的这些诗句，展示出他不平凡的气度，表明他内心充溢着盛唐的浪漫精神。所以，尽管他的总体诗风与盛唐不大相同，但与大历时期的诗人也并不同调，没有那种走投无路的失落感和叹老嗟卑的衰飒气象。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始终保持着正视现实的热情和突入时代的勇气。
　　杜甫始终自以为是儒家的信徒。“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乾坤一腐儒”（《江汉》），反复这样强调。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则更进一步，不光是不得志，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了，他还大声呵斥“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还在为皇帝担忧。儒生时代是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时时都充满忧患意识，杜甫就是这样立身处世的，一辈子都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处于紧张状态。他年轻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是典型的儒家理想。
　　在这一点上，他和李白大不相同。李白向往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从来不强调忠君。他渴望遇到明主，像刘备请诸葛亮那样赏识他，经他三言两语一点拨就天下太平，就尊他为卿相。而他又特别讲究功成身退，像战国时期的鲁仲连一样，为人排忧解难而不要报酬。杜甫固然也够不上政治家，但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耿耿为朝廷效力。
　　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四十四岁。随后在逃难中，他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看着京城的残破，痛心疾首，写下了他的名篇：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由于官小诗名也小，安禄山的部下没有关押他，他就乘机逃出长安，到了凤翔找到了自作主张登上皇位的唐肃宗。肃宗为了奖赏他的忠心，封他为左拾遗。后世称他为杜拾遗，就是这么来的。他不懂官场的厉害，只知道知无不言，结果上任不久就贬了官。由于俸禄太少，又当战乱，他干脆弃官，从此走上了日甚一日的苦难。也许真的诗是穷而后工吧，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磨难，用枯瘦的手去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的浓黑的悲哀，来记录盛唐这个伟大的时代如何走向没落。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备受后人赏爱，可是又有谁知道，那每一个字都是他眼中的泪，都是他心里的血，都是他无可奈何的惨叫！
　　后来，他绕道甘肃成县进入四川，一路上他声酸词苦地唱着：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食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他一路这样吟唱着，终于来到了成都。在朋友的资助下，他建成了这个草堂。“但有故人供禄米，余生此外更何求”（《江村》），他脸上终于闪起了一丝微笑。他被表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他心情轻快地唱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可是好景不长，他的朋友死了，他又失去了依靠。以后，他还在四川流落了几年，才终于由湖北转入湖南。路过岳阳楼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泪流。（《登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整个江南地区被洞庭湖分割在东南两侧，无垠的天空也在湖面上漂浮着。这时杜甫已经五十七岁，离去世只有两年了。要不是有文献资料为证，谁敢相信如此气魄雄浑的诗句，竟是个多病的老人写下的。
　　公元八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年，杜甫五十九岁时，终因贫病交加，死在湘江上的一条小船上。一个对中国诗歌有过重大影响的诗人，就这样凄凉地消失了。没有人为他送葬，没有人为他默哀，只有滔滔的江水永远鸣奏着他诗中诉不尽的悲愤。
　　千秋诗圣（下篇）
　　在古代，忠君也就是爱国，而忠君爱国，就要关心人民疾苦。杜甫的忠君爱国是真心实意的。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声明再怎么穷途潦倒，也要为百姓的疾苦呼吁，也要像葵花向阳一样忠于唐王朝。他的一生踏踏实实，就是这么实践的。
　　《兵车行》是给杜甫后期诗作定基调的作品。唐玄宗天宝年间，即八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中期，维持着表面繁荣的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统治者都视若无睹，还在对吐蕃进行战争。这首诗就是写对西北边境用兵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尘土飞扬，哭声震天，“爷娘妻子走相送”，壮丁被征发到西北边境去送死，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景啊！诗人还用镜头切换的手法，把“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与“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叠映[印]在一起，用强烈的对比来加强刺激效果。
　　在小农社会里，从来都重男轻女，诗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儿子是养老送终的依靠，现在都战死了，自然还不如生女孩子好，嫁在近处总算还有个可指望的。对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悲惨的呢？
　　在安史之乱和以后的几年混战中，杜甫描绘了一幅幅老百姓求生无望求死无门的悲惨图像,使后世能如见如闻地了解到，公元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老百姓是怎样在水深火热中翻滚，怎样命贱得跟蚂蚁一样默无声息地载入死亡。像著名的《石壕吏》，写诗人“暮投石壕村”，正碰上“有吏夜捉人”，去充当夫子。结果“老翁逾墙走”，总算逃脱了，剩下老妇人硬着头皮出来应付。老妇人说，她三个儿子都当兵去了：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三个在前线打仗的儿子战死了两个，家里只剩下老两口，一个没一条完整的裙子而不敢出来见人的儿媳和一个吃奶的孙子。一家人活到了这份儿上，已经是够悲惨的了，可是来捉人的公差还不依不饶，非要带人去交差不可。万般无奈，逼得老妇人只好跟着走，到前线去给军队做饭。于是这一家人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被战争剿灭了温情的岁月里，一切无法躲避的灾祸，就都会气势汹汹地降临到弱者的头上。清代诗人袁枚痛苦地喊道: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多少人在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洒下同情的泪水时，杜甫却看到了石壕村里这对老夫妻的生离死别。他们不善于吐露无法承受的悲哀，只会默默地哭泣。因为他们是弱者。
　　如今成都这里的杜甫草堂何等气派！可是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住在这里时，只是一栋茅屋，那才是真正的草堂。“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这是他五十岁那年，一场大风把他的茅屋掀了顶，于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失眠中他却想到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诗人总是这样推己及人，使自己从来都被苦难压扁的目光撑出一片树荫[阴]，苦苦地去为别人遮雨。直到自己走投无路了，杜甫还在《又呈吴朗[郎]》中写道: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个无食无儿的妇人，到杜甫门前来打枣充饥，只是一个秋天的事，诗人竟把她记住了。第二年，诗人把这所房子借给一个吴姓亲戚。还特意写这首诗叮嘱说：“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这妇人何至于稀罕这几个枣子？正因为她心怀恐惧，因此来打枣时一定要尽可能对她和蔼一些。你插上篱笆防止她来打枣，这岂不是算得太精细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谁不是连骨头都被榨干了！还是多想想在苦难中挣扎的老百姓，待人多一分爱心吧！这首诗几乎谈不上什么技巧，纯粹是一片真情。诗人用如此广大的心胸去关怀最底层的穷人时，他自己也正是一个无告的穷人。三年后他穷死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杜甫所以是诗人之首，就因为

李白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
李白（701年－762年） 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
白居易（772年－846年），祖籍山西太原 ，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 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杜甫（712年—770年）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扩展资料一、杜甫生平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二、杜甫成就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
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

一 王维
王维是一个全面的典型，首先是由于他全面地反映了盛唐时代生意盎然的气氛。王维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深厚造诣乃使他成为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代表人物。
在诗歌创作上，他则更是现实出他全面的艺术才能。在盛唐诗人当中，李白较少写律诗，杜甫较少写绝句，而王维则均衡地发展了自己的才能，并取得了普遍的成功。
王维在诗歌题材方面也是无所不备的。
山水诗以晚年辋川诸作为代表，像“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那样幽深而寂寞。
边塞诗现存者多达三十余首，而对比之下，通常称之为边塞诗人的李颀，却只有不到十首的边塞诗，王昌龄也不过才二十几首。王维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出色。像：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把边塞上的紧张生活写得何等明快。
他那流传人口的《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乃至于一唱三叹成为《阳关三叠》。
在政治诗上，王维反映着一般与权贵对立的开明政治的要求，他说：
翩翩繁华子，多出金张门。幸有先人业，早蒙明主恩。 童年且未学，肉食骛华轩。岂乏中林士，无人荐至尊。……
也有布衣寒士的普遍不平，他说：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
《息夫人》：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这首流传人口的名篇，正说明着诗人多少善良的愿望。王维仿佛是那时代中一个纯净朴素的歌手，并不在突出自己说明。而李白则是那高潮上翻江倒海的人物，他要乘盛唐的长风，直破那万里浪。他总是在追求更高的理想，而理想又总是高出于现实的，因此也就不免出现与现实的矛盾，这就使他的诗歌更强烈、更集中、也更富于戏剧性。而王维则没有这样强烈的性格，他的生活中既缺少戏剧性，他的诗歌也写的是普遍的日常生活。他并超越时代，而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将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新鲜气氛传达出来。如果说，李白是在追求盛唐时代可能得到的那些东西，因而成为一个集中的表现，那么王维则是反映了盛唐时代已经得到的那些东西，因而成为一个普遍的反映。
王维很少写特殊的题材，也不着意于表现题材中的特殊的部分，而是写出了时代生活中共同的脉搏，这便使他的诗歌更富于普遍的意义。如《新晴野望》：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两句中的山水之情写得那么层次分明，那么耐人寻味，却又是那么地与日常生活达成了一片。至于那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里可以说是爱情，可是说是友情，也可以说是乡情，它涵有非常普遍的思想感情，而又不流于一般化，这乃又都表现为盛唐诗歌深入浅出的普遍特色。又如他的《送元二使安西》，因为头两句“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便被后人称之为《渭城曲》，好像那原来诗题的特殊性已完全被人遗忘，只留下那最丰富的普遍性，成为唐代送别诗中最典型的歌唱。盛唐是一个春风得意，奋发蓬勃的时代，生活中生机盎然。因而，信手拈来，便成佳句。古人称王诗“穆如清风”，那就仿佛是清新的空气，在无声地流动着，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正是因为与时代的气氛息息相通。因此，王维的诗歌总是也那么富于新鲜感。如《赠远》：“当年只自守空帷，梦里关山觉别离。 不见乡书传雁足，唯看新月吐蛾眉。”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新鲜的一个月亮了，它仿佛是第一次的出现，第一次在与人相识，使整首诗的情调顿时超越了一般的相思之苦，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生活中本来并不都是快乐，青春难道就灭有悲哀吗？但这毕竟是少年人的悲哀，因此才能获得这么新鲜的感受。王维的诗歌所给我们的印象正是这种少年精神的青春气息，新鲜的气息几乎贯穿了王维的全部诗作。如：“杨柳渡头行客稀， 罟师荡桨向临圻。 唯有相思似春色， 江南江北送君归。”——《送沈子福归江东》到处都是一片富于生机的春色，到处都有新鲜的绿意，这绿意变成空气，化为细雨，构成了王维诗歌的总体气氛。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寒食汜上作》这诗中的青青杨柳透露出多少春的气息！而这乃正是盛唐时代所带来的气息。王维晚年奉佛，有许多寂静清冷之作，如：“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过香积寺》
也都取得了艺术上一些较高的成就，而这不正好也说明王维乃是一位更为全面的诗人吗？盛唐之世难道就没有冷清的角落吗？
宋、元以来，由于正统诗歌语言越来越脱离日常的生活语言，创造性越来越趋于枯竭。而山水画则随着唐代山水诗的发展而逐渐走向兴盛。宋元以来，山水诗既失去了优势，山水画因其不受语言上的限制，便在艺术领域里取代了山水诗的地位而有了普遍的发展。另一方面。宋元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一般有识之士，他们的心情往往是寂寞的，因此向往于一种清高幽寂的境界。这样，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便越来越转向于以隐逸为中心的基调，甚至于在山水画中也由青绿山水更趋向于水墨了。在这种情况下，王维晚年诗中那种幽寂的意境便很自然地与山水画融于一体。

二 李白
李白的诗歌波澜壮阔、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坛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南登碣石宫，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趋马复归来。” 是一脉相承的。他们正是对现实充满了信心，因而产生了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这些理想和追求未必都能得到实现和满足，但是却说明盛唐时代蕴含着蓬勃向上的力量。所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便是李白的英雄气概。李白又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既然“我独不得出”，为什么又说“大道如青天”呢？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的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正是李白自身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盛唐时代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因而激发起普遍的热情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展望。尽管后来出现了李林甫的忌贤害能，但并没有立即改变这总的形势。开明政治为文人入仕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科举入仕。但是，李白却并不想走这条现成的大道，他要一步登天，一举而成辅佐君王的事业，然后拂袖而去，隐逸江海，创造一个奇迹般的生涯。这种信心、热情和对奇迹的憧憬，贯穿了李白的一生。即便是在长安失意而归以后，他仍然相信：“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他仍旧一如既往地赞美鲁仲连，并且相信自己便是鲁仲连：
“以我一箭书，能取聊城功。”——《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到了安史之乱中，他更常常把自己比作了谢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
在永王璘的水军中，他甚至以为正是在梦寐以求的黄金台上了：
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在水军宴赠幕府诸待御》
显然，安史之乱不仅没有使诗人悲观绝望，反而激发了他多难兴邦的雄心，他以为自己可以一举而成为鲁仲连和谢安，完成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政治理想了，因此，李白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需要指出的是，李白的理想也并非凭空而来，它翱翔于现实之上，却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李白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当时却也不乏成功者，如李泌便是其中的典型。李泌出入三朝天子的宫廷，往来于名山与宫廷之间，左右逢源，进退裕如，终于成就了政治功业。这说明李白所选择的道理是可行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李白的理想正是在李泌那里得到了实现。《旧唐书·李泌传》又评论说：“泌放旷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为权幸忌嫉，恒由智免，终以言论纵横，上悟圣王，以跻相位。”这种纵横家的气质与经历都与李白极为相似，只是最后，李泌因辅佐肃宗而成就了事业，而李白却因为站在了永王璘的一面导致了失败。但是李泌的成功至少说明了，李白那种“为君一击，鹏飞九天”的理想并非大而无当的幻想。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因为李白最终失败了，就否定了这个时代蓬勃向上的基调。李白是盛唐高潮上的一个突出的人物，他的慷慨不平代表着对时代的更高的要求，因而也正体现了盛唐时代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精神。
李白的生活充满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他的感情也波澜起伏，千变万化。他到过宫廷，受过玄宗的礼遇，可是后来又被当作了罪犯流放夜郎。他好游仙，好游侠，做过隐士，也受过道箓。时而纵论王霸大略，时而又混迹于渔商。前不久还挥金如土，转眼间却又囊空如洗。这些戏剧性的变化和不同寻常的生活，也构成了李白诗歌波澜起伏的感情基调。他的《行路难》刚刚写到寒士失意、投托无门的悲哀：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而转瞬之间却又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高昂的旋律。在短短的一首诗中，感情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仿佛从谷底到波峰，大起大落。因此，如果说，王维的诗歌仿佛是新鲜的空气，清盈而透彻，那么，李白的诗歌则是长风巨浪，波澜壮阔。如同他《江上吟》所写的那样：“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李白仿佛是时代高潮上的一个弄潮儿，他的诗歌中澎湃着时代的风涛，充满了强烈而集中的艺术力量，这便使他成为盛唐时代的一个风云人物，一个集中的典型。
李白诗歌的集中性，首先体现在反权贵的方面。这原是寒士文学的普遍特征，也是它本质之所在。但在李白的诗歌中却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他鲜明的布衣感和独立性，他以布衣取卿相的豪情，他对权贵的抨击和蔑视，都表现了这一集中的特征，因而也就将寒士文学推向了高潮。关于李白的傲视权贵，民间流传着许多故事，其中不免有所夸大或虚构，但是也正可以说明李白留给人的一般印象。而这一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从他的诗歌中得来的。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志鸣春风。……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
反权贵的意识在这里已是登峰造极，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再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名句：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蔑视权贵势力，保持了布衣寒士的独立与尊严。这在封建时代正代表着一种民主的要求，这种呼声在以寒士为代表的文学传统中从不曾中断过，然而却是在李白这里唱出了最强音。
历代的诗歌中都有反庸俗的内容，因为真正的诗人是与庸俗不相容的，李白更是不能容忍一丝一毫的庸俗习气。他反权贵，是为保持一个布衣寒士的骨气与节操。他嘲笑迂腐古板的儒生，是出于凌云壮志的高度追求。《嘲鲁儒》：“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
对于攀龙附凤的斗鸡走狗之徒，李白则更是嗤之以鼻。如《古风》二十四：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行路难》其二：“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李白的人生理想就是要从一切世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做一个顶天立地、独来独往的人，因此一切的庸俗都会引起他尖锐的痛苦，激发他嫉恶如仇的性格，而这也正是李白的伟大之处。唐代是一个寒士大有作为的时代，因此李白的诗歌中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寒士阶层的政治要求。李白有着使“海县清一，寰区大定”的宏伟理想，而且不做则已，一做就要直接过问天下大事，并且始终相信自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这便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一种英雄气概。因此，即便是悲愤，也不失其豪放，即便是失败，也不失为英雄。李白始终是这样一个英雄壮士的形象。“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他的诗歌因此波澜壮阔，体现了盛唐时代的发展力量。而这力量更因为他的想象力而得到了加强。这丰富而天真的想象，便是李白诗歌集中性的又一个方面。李白的诗歌富于想象，几乎达到天真的程度，他像儿童那样想象月亮跟随着自己一路从山上下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他将月亮想象成自己的伙伴，一同饮酒，一同舞蹈：如《月下独酌》他直是把月亮真正的人格化了。至如：罗帷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独漉篇》月光毫无顾忌地照了进来，仿佛是一个不速之客，然而它又是那样坦白皎洁，所以你不必猜疑，无须防范。这样的对待月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而有时他又想象月亮就是挂在树上，仿佛是亘古不变的：我有万古宅，嵩山玉女峰。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这里用“万古宅”，“长留一片月”，强调了时间的恒久，仿佛那挂在松间的月亮也有了亘古不变的意味。至于“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颗心竟然也像月亮那样长挂在树上了。这些想象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是天真。正由于他童心一样的天真，他才能够不受一般常识的限制，而保持着新鲜的想象力。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不仅是人看山，山也在看诗人，这是何等的天真！仿佛是走进了一个童话的世界，一切都有了生命，一切都富于性灵。又如他写酒：“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葡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襄阳歌》“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陪侍郎叔游洞庭湖醉后三首》则目之所见，无处不成其为酒。这两首诗，前者作于早年，后者作于晚年，一个写江，一个写湖，然而这天真的想象却是一以贯之，成为李白诗歌的一个集中的表现。所以同样是写山水，王维写着一般的，随处可见的山水，而李白则“一生好入名山游”，往往写那些不同寻常的名山大川。因为这些名山大川特别能够激发他的想象力，唤起他创造的热情。如他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写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至于他的《蜀道难》则更是可以“泣鬼神”了。这种想象正有着怎样的力量！盛唐诗人视野辽阔，朗爽不尽，到了李白便更有了无边的气势。“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子夜吴歌》）这边关历来是险峻的所在，它标志着地理上的分界：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李颀《古从军行》而李白却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在李白的笔下，那浩浩荡荡的万里长风，竟从玉门关上一扫而过，畅通无阻。长风如此，巨浪又何尝不是这样：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横江词》而长江黄河更是波涛翻腾，白浪连天了：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气魄。这才真正是装浪纵恣。所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日出入行》）所以，李白乃是最盛唐诗歌的基调上，唱出了最富于解放情操的高亢的旋律。他的长风万里的气势，壮阔的波澜，使他成为盛唐气象中风口浪尖的人物，一个诗歌高潮上最为集中的典型。 三 杜甫杜甫是盛唐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盛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他对前代诗人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各取所长的态度，因而也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体现了盛唐时代集大成的艺术成就。如他评价初唐四杰时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戏为六绝句》
他概括自己的诗歌主张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同上
又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同上
这正反映了盛唐诗歌集大成的趋势。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同上
这虽然是在评价庾信，用在杜甫身上乃更是恰到好处。他的诗歌老成而凝练，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沉郁顿挫“，而这正是在集大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风格。
杜甫从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中汲取了激情和灵感，抱着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的理想，这与李白直取卿相，愿为辅弼的热情乃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李白是纵横家的作风，所以飘然一生，混游渔商，无拘无束；而杜甫则生长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后来家累又重，在性格上也就不免要老成持重一些。所以，杜甫尽管十分钦佩李白，但对于他飞扬跋扈的性格却不免有一些善意的规劝：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
因此表现在诗歌上，李白飘逸不群，充满天真；而杜甫则凝练深沉，波澜老成。但是，杜诗凝练而不艰深，老成而又雄浑，有正是建立在盛唐诗歌深入浅出、视野辽阔的基础上。盛唐诗歌是发展建安传统的。李白说：“蓬莱文章建安骨。”杜甫则说：“曹植文章波澜阔。”
杜甫本人的诗歌因此也往往是“慷慨以任气”的，如：
“鲸鱼跋浪沧溟开。”——《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
“悲风为我从天来。”——《同谷县歌》
不正有着与李白同样豪迈的一面吗？至如他的《醉时歌》：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与李白的慷慨不平，乃正是如出一辙了。所以，杜甫始终没有离开盛唐的高潮。晚唐的李商隐学习杜甫，凝练而失之纤弱；后人学杜甫，老成却难免有些枯燥，就便是由于离开了这个诗歌高潮的缘故。因此，杜甫的凝练老成，正是在总结盛唐时代浑成朗爽的诗歌风格的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这对盛唐诗歌的集大成，也就自然又标志着盛唐诗歌的终结。
在唐人的诗歌中，绝句以空灵见长，七古以奔放见长；而最需要凝练功夫的是律诗，特别是律诗中间的两联。这只要看连李白都有“人烟寒桔柚，秋色老梧桐”的句子，就可知了。初唐的律诗从五言排律发展而来，因此，盛唐时期虽有七律，仍多以五律为主，而杜甫则是在七律上也大显身手。尤其是在入蜀以后，几乎每有写作，都成佳篇。如《白帝》：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
《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这样的诗句既雄浑又是何等的凝练！几乎每个字都起着暗示形象的作用，造成了有如浮雕一般的效果，这就形成为杜甫的特殊风格。再如《秋兴》：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桐老凤凰枝。
鲜明的色彩，浓郁的香气，都凝结在这两句诗中了，这里剔掉了一切虚词，达到最高度的浓缩。而为了强调“香稲”个“碧梧”，甚至颠倒了正常的词序。这乃是将六朝以来，诗歌语言不断诗化的过程推向了极致，而这也是盛唐诗歌集大成的结果。至如《旅夜书怀》：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短短十个字，就写了多少景物！眼底的大江，头上的天空，天空中众多的星星，大江中奔涌的月亮，月光和面前无边无际的原野，无不踊跃地呈现出来，好像夜空下整个的宇宙都囊括在这两句诗中了。对照一下李白的《渡荆门送别》：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
这里同样是上对天空下临江面的景色，而四句中所写的实际上只相当于杜诗中的两句。当然这又别是一番天地，而它的爽朗之不同于杜诗的凝重，乃是一目了然的。
杜诗的凝练老成不只体现在律诗方面，就是在其他诗体中也同样有所流露。杜诗的风格因此是统一的，一贯的。我们试看他的七古：
捷书夜报清昼同。——《洗兵马》
一洗万古凡马空。——《丹青引》
在腾踔奔放中，也还是保留着他一贯的凝练的笔法。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送空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乃正是在雄浑奔放之中回荡着沉郁顿挫之气。再如他的《哀江头》，可以说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是同一个素材，只是《长恨歌》是事后写的，而且杂有传说；而《哀江头》是当时在长安作的，写的是眼前之事。《哀江头》最后说：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而这也正是白居易《长恨歌》最后所说的：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两首诗都把重点落在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上，但是，《长恨歌》是按照叙事的步骤一步步走向高潮的，而《哀江头》则以抒情的笔法写来，在结构上有大的跳跃。如写到昔日一同游南苑时，“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这“一笑正坠双飞翼”，原是写游南园时的盛况，但又是一种双关语，暗示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结局。于是，在这个暗示之后，几乎是意所不及地就转到了：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把整个马嵬坡事件的过程都略去了，而直接飞跃到悲剧的高潮。这里正充分显示了杜甫雄健的笔力和凝练的风格。
杜甫的绝句不多，但是在这为数不多的绝句中，杜甫也往往表现出他一贯的凝练老成的风格。如《绝句四首》：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总共四句，却写了这么多内容，这与一般的绝句显得很不相同。因此，有人说，这首诗“本七律状语，而以为绝句。”又有人说，这首诗是“半律”。总之，这都正是因为它凝练的缘故。
杜甫的凝练在五古中更显示了特殊的作用，他的五古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在于凝练，并由此取得了一个全新的成就。五古在盛唐诗歌中远不如七古活跃，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又盛赞“正始之音”，这正始之音便是以阮籍《咏怀诗》为中心的五古的传统。阮籍之后，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拟古》《杂诗》《咏贫土》《饮酒》、鲍照的《拟古》、庾信的《拟咏怀》，一直到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便都是以咏怀为中心的传统写法。但到了唐代这已成为五古的尾声，因此尽管李白有《古风》五十九首之多，代表李白风格和创造性的仍然是七古而并非五古。五古要有一个新的天地，则要等到杜甫的出现。杜甫也是利用《咏怀》以来所形成的一种夹叙夹议的写法。但诗歌本来是抒情的，增加了叙述和议论的成分，弄得不好，就会削弱抒情的力量，变得冗长而沉闷。这种情况前人也有过，而后人学杜甫的五古更往往不免于此，如李商隐的《行刺西郊作一百韵》，以他那么富于感染力的诗才，学习杜甫的《北征》却也不免于沉闷枯燥。但是杜甫以他集大成的天才和盛唐时代所具有的解放情操与雄浑的气魄，使得诗中的议论成为自然流露的心声。而其中的叙述，也由于凝练的写法而近于细节的真实。细节真实本是小说中的一种创作方法，原非诗歌之所长。但是杜甫的叙述，细致而不刻画，详尽而不冗长，能将身边琐事的叙述与关心天下大事的议论浑成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他五古的突出特色。由于细节的真实，他在叙述客观场面时，能够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诗人不只是在客观地叙述，作品中也同时浮动着他本身的形象，如《石壕吏》《新安吏》等便都是通过众多形象而又浮现出一个杜甫的完整形象。不仅五古如此，甚至七古中，如《兵车行》：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这道旁过者当然是一些路人，但其中就隐约地包含着杜甫在内，到了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则“长者”之为杜甫的形象便更是尽在不言中了。后来白居易的新乐府之所以比不上杜甫这些诗深厚，原因也就在其中缺少这样一个自身的形象。
通常，我们谈及杜甫这类的诗，都侧重在强调他的批判精神，并因此而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品。其实，倒是他的细节真实才真是具有现实主义的第一特征，而批判则是一般创作中所常有的。浪漫主义何尝不具有批判精神呢？杜甫由于在安史之乱中，不幸被卷入了战乱的漩涡之中，经历了种种灾难，先陷身长安，所谓“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而长安收复后又意料不到地遭遇了相州之变，在一片混乱中，对于前途如何，忧心忡忡，面临着这样的现实，在作品中也就自然有所反映，有所批判。但是，在整个安史之乱中，杜甫并没有就因此失去信心，一旦局势好转，他的压抑和不安便化为凯旋的歌唱，《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都是何等热情的高歌！这难道不又是非常浪漫主义吗？对于这一事件反映得如此强烈，在唐代诗人中也有绝无仅有的。杜甫的名篇中并不乏大量浪漫主义的佳作，便是在他富于现实主义特色的五古中也并不完全都是批判的，如他的《赠卫八处士》《彭衙行》《羌村三首》中的第二首乃至《北征》中的许多段落，或记叙行程，述说友情；或描写眼前的景致，抒发内心的情怀。它们之所以仍被认为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正是因为它们乃是细节真实的。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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