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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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张元济认识到，“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
张元济传--出版巨擘而救治的良方，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传播新知、转变风气，这才能给变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最终取得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躬身反省，培植了他后来选择与教育紧密相关的出版作为终生事业的思想根基。1898年10月，被贬黜的张元济离开京城，在李鸿章的推荐下，来到了“新学枢纽之所”的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而其主要的工作，则是翻译出版西学书籍。这使他有机会结识了到处寻找印刷生意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二人一见如故。
世间的事充满偶然与必然。如果不是夏瑞芳有借重文化人的心思，如果不是张元济的思想有了改变，他们的相遇也不会促成现代出版业重镇——商务印书馆的崛起。1902年，受夏瑞芳的热情邀请，张元济毅然辞去南洋公学职，到商务印书馆任事。张元济的到来，为早期商务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方向。商务的主体业务逐步由印刷转变为出版，并渐及其他与教育相关的事业，例如兴办学校、创办图书馆、制作教具仪器、拍摄电影等。张元济的个人地位和声望，也给商务带来巨大的作者资源，在与知识界、政界，尤其是教育界的紧密联系中，商务猛增了许多声名烨烨的合作者。有论者说，这是近代传统士大夫与工人阶层、文人与商人成功合作的鲜见例子。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到商务印书馆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写适应现代教育的教材。20世纪初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但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师资和教材的极度匮乏。张元济曾有通艺学堂和南洋公学办学的经验，对时势的敏感，使他果断抓住机会，以教育热情和专业意识，推进教科书的编撰。他主持编写的“最新”系列教科书，以其完善的内容和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时的教育革新。正是这套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按照教育原理编写而成的教科书，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也是这套行销全国、一印再印的教科书，奠定了商务在出版业中的优势地位。
教科书的成功，使张元济更加坚信了出版于教育的意义，也坚定了他把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处。1904年，汪康年转告张元济，说清廷拟请张元济出任外务部职事，张复信辞谢，表示进入商务后的心情是踏实的:“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中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做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类似的辞官事件还有1907年辞外务部、邮传部任职，1913年辞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职;类似的表达还有1917年致蔡元培信:“盖出版之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在张元济的心目中，商务印书馆已成为他事业的重心、人生的园地和实践自己素志的好地方。
从张元济留存下来的日记来看，记载的内容也确实大多为出版事务，而且颇为细碎琐屑，从制定馆务规则、购进新式机器、图书销售发行，到某人违纪应予处分等等，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张元济以文化人的身份投身实业，实业家的身份又使他力避“务虚”，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所以章锡琛说他“没有丝毫官僚习气，他在编译所中，每天总是早到迟退，躬亲细务，平时写张条子，都用裁下的废纸，一个信封也常常反复使用到三四次以上”。
张元济“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事务主义工作方式，从一个侧面颇能反映他做事为人执著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张元济还有他超脱的一面。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包括精力的有限与思想资源的有限。在五四新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他一方面尽量跟上潮流，另一方面则心生退志，照他的说法是“引避贤路”。1920年春，他五十五岁，宣布辞职引退，而且没有商量余地。在答复孙壮、孙伟的信中，他谈到辞职的根本动机:“……吾辈在公司几二十年，且年逾五旬，体力均非健硕，岂能永久任此繁剧。亟宜预备替人，培植新进，以谋公司可久可大之计。……且吾辈脑力陈旧，不能与世界潮流相应，若不引避贤路，恐非独于公司无益，而且于公司有损。弟实不忍公司陷于困境，而志不得行，故毅然辞职，以为先去为望之计。”这样的“老计”，是含有他对时代进步的自觉认识，体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前行者的情怀。
1926年，按中国传统算法，张元济60岁，他坚决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监理职务，算是正式卸职退休了。虽说不久后又被推选为董事会主席，对公司事务仍居顾问之位，但毕竟有更多时间专心于他喜爱的古籍校理和出版工作。影印古籍为张元济早就留心之事，早在1904年他即为商务印书馆构筑收藏古籍的涵芬楼，大量搜罗善本典籍，一方面是为商务影印古书提供版本保障，另一方面也有抢救文化遗产，避免母邦文献流入异土的可贵意图。1920年前后，影印出版大部头古籍的条件渐趋成熟，在张元济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及时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为商务印书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可观的收入。他在其中担当的角色不仅是一位内行的出版者，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版本学家，亲自参与整理古籍，在版本、校勘方面显示了深厚的旧学功底。1926年从监理位置上退休以后，张元济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淘漉、校勘整理、影印描润等烦难而琐细的工作中。该书1930年开始出版，因“一?二八”事变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才告竣。它在史书出版上所具有的承先启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1948年8月，张元济被选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隶人文历史学科，当选的原因是“主持商务印书馆数十年，辑印《四部丛刊》等书，校印古本史籍，于学术上有重大贡献”。
1936年，张元济70岁。由蔡元培、胡适和王云五发起，收录当时二十多位文化界名人学者在各自领域的学术论文，编印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以此特殊方式为这位出版界前辈祝寿。在“征文启事”中，张元济被朋友们称为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也是能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这是对张元济一生思想性格和文化态度的高度概括。趋新而不躁进，温和而不保守。在这点上，张元济与他的好友蔡元培颇有相似之处。当年蔡元培到北京大学当校长，一方面引进胡适、陈独秀等新人物，另一方面又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下，使各方面学者同流并进，为北京大学确立了一种非急功近利却有助于学术、人格发展的文化精神环境，进而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和思想的新纪元。张元济主持商务编译所多年，同样在大力引进新人、擘画出版方针时，注意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既关注西方文化学术思想的译介，又着力传统典籍的整理，新与旧，中与西，并行不悖地共存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结构中，从而使商务印书馆别具一种有容乃大的恢宏气度，进而引领了新式出版文化建设的新方向。这一南一北两个最重要的学术文化机关，一个作为中国最高学府，一个作为中国最大书局，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在交通大学的历任校长中，第二任校长张元济是一位颇具传奇经历、对教育文化事业及祖国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有大贡献的人物。
1899年初，张元济到达上海后不久，便应盛宣怀的邀请，出任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院长(据张元济说，盛宣怀邀请他是由于李鸿章的推荐)。自此，张元济开始了他在南洋公学3年多的工作历程。南洋公学译书院初创时院址设在虹口，同年秋迁往提篮桥。张元济先后主持编译了物理教材：英国莫尔旦的《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中等格致读本》；历史方面的书籍有英国索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等，实用科学有《社会统计学》几种书籍。
1901年初，张元济兼任公学代总理。接任后，他便致力于公学特班的筹办。张元济亲自主持特班的招生考试，先笔试，后面试，共取学生42名，都是二三十岁，在中国文学方面有相当根基的人。
张元济雕像张元济对师资非常重视，认为一个作为尝试性质和尖子的特班，必须有一流的教师。其时，张的老友蔡元培从绍兴到上海。蔡虽未像张那样参与维新活动，但同情维新派。他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事先不培养革新人才，希图以少数人取代政权，此为致败原因。这一观点与张吻合。故张请蔡出任特班主任，两人一拍即合。特班另聘王舟瑶、赵从蕃为教习。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期，特别是代任总理期间，工作繁重，加之路远耗时，他平时住宿在学校里，极少回家。他时常直接找学生谈话，询问他们的功课。蔡元培任职后亦在校内住宿，两人常作彻夜长谈。
当年南洋公学学生平海澜后来曾回忆张元济在南洋公学的情景：张先生励精图治，真好。他是非常爱研究学问，勉励先生读新书。譬如本来我们是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御批通鉴辑览》等旧书的，他改掉了，教我们读严复的《原富》。他的教法，读一遍，一遍读了好几页，马上就回答，那么我们小孩子怎么答得上呢——十三四岁读《原富》！从这段回忆中可知，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是倾心尽力的，并对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作了改革，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和爱国思想。
后来，因他的办学思想与监学美国人福开森不合，1901年5、6月间，他便向盛宣怀请辞，未被接受，8月坚辞代总理职，专任译书院院长。1903年，南洋公学由于经费短绌，译书院及东文学堂停办。张元济遂离开南洋公学，加盟商务印书馆，开始了其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从此，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出版事业中，直至终老。 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1949年9月。当时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元济这位为中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爱国老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同游天坛，陪同游览的还有陈毅、刘伯承、粟裕等。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谈笑风生
毛泽东与张元济等人共游天坛生，并合影留念。休息的时候，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身边，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回答：“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毛泽东还问了一些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况。谈到商务印书馆，毛泽东说商务出版的书有益于人民大众，他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毛泽东还说，商务出版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1949年10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张元济，并共进晚餐。张元济向毛泽东建议，要想国盛民富，必须发展农业生产，毛泽东表示赞同。
1950年底，张元济得知西藏和平解放，他怀着喜悦的心情于12月30日和次年4月15日、5月26日、8月29日四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先后寄去“告存诗”《积雪西陲》和古诗《西藏解放歌》。毛泽东复信对这两篇诗作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之间前后通信共有十多次。
1952年底，上海筹建文史馆，中央决定请张元济出任馆长。但张元济因偏瘫床榻，没有同意。翌年春，陈毅市长两度到其榻前转达毛泽东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他不再推辞。
1958年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去医院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张元济。当周恩来对他说“主席特托我来探望您”时，张元济脸上流露出欣慰之情。一年后张元济谢世。 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孤岛”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早已迁到后方，上海的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封，书籍被抄走460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一小部分。
张元济仍留在那里苦撑危局，既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日伪的“合资”、“合作”，只以印刷一些旧版书籍 。
民国时期的张元济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他自己的家庭境况也日益窘迫，连为数不多的善本书都陆续卖掉了。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想过要低头。大约1942年初，两个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他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下“两国交战，不便接谈”八个字，拒绝见面。他与汪精卫本来有私交，上世纪20年代，他去广州，汪曾陪同他拜谒黄花岗烈士墓。当汪与日本人合作后，他就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汪托人带来与陈璧君合著的《双照楼诗集》，他嗤之以鼻，始终不予理睬。
在一位亲戚的建议下，张元济开始卖字，他写给商务天津分馆经理的信中说：“上海百物昂贵，生计大难。弟今岁起以鬻书度月。”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润例，制定一份“鬻书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分发润例、代收写件，还将书法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书画店代销。当时他刻有一枚图章，有“戊戌党锢孑遗”字样。他孙子张人凤记得，每隔几天，他就要在饭桌上写几件书法作品：“祖父用一个圆形的大砚台。竹制的笔筒内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他写得最多的是对联。先将裁好的宣纸摺成七格，在饭桌上铺好厚厚的几层报纸，再将宣纸铺上拂平，然后挥笔。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有时站在他对面，写完一个字，帮着将纸向前挪动一点。祖父有几本楹联手册之类的东西，可能是根据求字人的身份、爱好，挑选词句。他挥笔时，我们在旁边是不能说话的，写完了，可以向他问长问短。”
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附庸风雅，托张元济的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从支票的印章发现是傅式说，马上断然拒绝，退回支票，修书一封，其中说：“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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