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音乐文化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诗词歌曲经历了那几个历史时期？各时期的音乐特征是什么？~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宋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所做出的突破，南北朝民歌给诗坛带来的清新气息，也都具有重要意义。齐梁两代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其一是诗体发生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融共同创立了“永明体”。他们试图建立比较严格的、声调和谐的诗歌格律，并且在词藻、用事、对偶等方面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这就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永明体”从而成为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二是在皇帝和太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三个文学集团，分别以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代萧衍、萧统，和梁代萧纲为中心。创作活动的群体参与，容易导致取材和风格的趋同性，也可以在互相切磋中提高艺术技巧。梁陈两代，浮靡轻艳的宫体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多有咏物的题材，女性也像宫廷的其他器物一样成为吟咏的对象。这种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到“四杰”和陈子昂手中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从审美角度看，唐诗包含五个审美特征：一是精神美，唐代诗人能将自己的心灵感受和内心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二是音乐美，唐诗一方面继承了南朝诗歌讲究韵律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受西域音乐的影响，具有独特的音乐美；三是建筑美，唐诗如同建筑，能把平面的时间艺术转化为具有空间立体感的作品；四是个性美，唐代诗人各具鲜活个性，璀璨的诗人群体中，绝少个性类似者；五是意境美，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唐代诗人进一步克服了物与我、主观与客观等矛盾，其诗歌完全是情景互生，情景交融，创造了中国诗歌最高的意境美。 宋词的繁荣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词的文体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断增加，能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 元曲， 曲，有歌曲和戏曲两类。元曲包含散曲和杂剧两个部分，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杂剧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元朝剧作家人材辈出，关汉卿是其中最优秀的一位。各时期音乐特点保持统一的局面。随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原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不相适应，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音乐文化转以儒家为主，并在两汉时期始终居尊崇地位。秦朝设置了管理国家音乐文化的机构——乐府，其在汉武帝时又得到加强。乐府里集中了１０００多个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音乐家，广泛采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加工、改编、创作。所以，它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经过乐府机构集中、提高的汉代宫廷音乐呈现出与旧时奴隶主雅乐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扩大到宫廷以外的音乐生活，如在达官府邸和地主庄园的演出活动。当时的演出包括鼓吹乐、相和歌、歌舞百戏及乐器演奏等多种体裁形式，最主要的是鼓吹乐和相和歌。乐器进一步发展是秦、汉时期音乐的又一特点。当时应用的乐器一方面是前期已有的铙、鼓、箫(排箫)、篪、笙、竽、琴、瑟等；同时也出现笳、角、笛（竖吹）、筝、筑、琵琶、箜篌等新的乐器，特别是琵琶类弹弦乐器的出现，是乐器的重大演进。秦汉时期的律学一直以战国初确立的三分损益律为主导，后在演出中发现三分损益律所生十二律不能回到黄钟律的缺陷，便有京房六十律学说的出现，但它并无实用价值，只对后世探求律制途径有所启发。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人们甚至将音乐看成为精神寄托的避难所。三国阮籍的古琴曲《酒狂》即是一例。清商乐与琴曲占主导地位，音乐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清商乐——相和歌和由南方民歌发展起来的“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的产物。作品大多数以爱情为题材，风格较纤柔、清新、自然。琴曲——琴艺自春秋战国由宫廷乐师向士人转移，至两汉已相当发展，许多著名文人如司马相如、蔡邕等都是琴家。魏晋以来琴艺进入高潮，许多名士如魏晋时的阮籍、嵇康，南北朝时的戴逵、戴(yong)父子等都以琴名世。阮籍所作的琴曲《酒狂》，成了传世之作。西晋时北部诸民族的内徙和晋室的南迁，以及连年的战争，既造成破坏，也形成南北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的融合。５世纪末南方的清商乐流入北朝；６世纪初南方的鼓角横吹曲被称为“北歌”。３８３年前秦的吕光征龟兹，龟兹乐被带到凉州，与中原音乐结合成“秦汉乐”（后称“西凉乐”）。４世纪中叶更有天竺国（印度）音乐传入，高丽音乐等也于５世纪中叶陆续传入。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当时的音乐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

分为六个阶段，包括：
一、远古的音乐（即原始社会的音乐）
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
二、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音乐（即奴隶社会的音乐）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
三、战国、秦、汉的音。
战国时期的巨大变革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然而，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和相互争霸的战争却阻碍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统一成了时代的趋势。
四、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的音乐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着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五、宋、元的音乐
隋唐以来的曲子，到宋代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歌曲形式。它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创作的繁荣。
不少著名词人的作品被运用于实际的演唱，它们既丰富了曲子的内容，也促进了曲子的发展，出现了“减字”、“偷声”、“摊破”、“犯调”等变化运用和发展曲调的手法，产生了徐缓抒情而细腻深刻的“慢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曲式。
六、明、清的音乐
“昆山腔”是明代戏曲声腔中成就极高、影响极广的一种。它在元末明初时即已形成，但当时海盐腔盛行，故未能受到广泛重视。

扩展资料
商、周时期出现的乐器中，对后世影响较广的有笙、竽和琴瑟笙的开始出现是在商代。甲骨文中有（和字，写作，据郭沫若考证，它就是早期的笙。
乐器所取得的上述进展，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历史文献中关于春秋时期已经存在七声音阶（七律）和十二律实际应用的记载是确实可靠的，而且它们的出现实际要比这些记载早得很多。同理，相关的乐律理论体系也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只是晚些时候才能见诸文字记载，曾侯乙钟的铭文是这一论断的有力证据。
奴隶制时代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揭开了光辉的一页，给以后音乐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音乐

中国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云南元谋等地发现的古猿人化石可知，大约从 100万年以前起，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的工具和集体进行劳动的时候，原始的音乐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幼芽。在漫长的岁月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缓慢发展，原始的音乐也逐渐地成长起来。只是这些原始的音乐早已湮没无闻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古代文献中一些有关远古音乐的传说和某些古文化遗存中发现的为数有限的原始乐器中约略窥见一斑。
　　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为名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另一类是被尊为古代帝王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时代的古乐。前者主要是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产物，其时间一般均较早；后者有的已属于部落联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的产物，时间一般较晚于前者。这些传说大都带有比较浓厚的神秘色彩，后者尤多附会与夸饰，但它们还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原始音乐的面貌。
　　约在公元前21世纪时，夏朝建立，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时代。由夏、商、西周到春秋末约1700年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在这段时期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等新的客观条件，音乐文化得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在奴隶社会中，创造音乐的是奴隶——大量的乐工都是名副其实的奴隶，而享有音乐的则是贵族奴隶主阶级。他们不仅把音乐作为享乐的手段，也把它用作加强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当时，最受尊崇的就是奴隶主阶级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的乐舞。其内容多为歌颂统治者列祖列宗的功德,意在宣扬宗族奴隶主统治的合理性,为巩固其统治权服务。音乐于是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传说中夏代的代表性乐舞是《大夏》，以歌颂夏禹治水的业绩为内容,由9个段落组成，演出时用作伴奏，故又称《夏》。据说这个乐舞在周代还在演出，由八列（八佾）头戴皮帽、下著白裙、裸露上身的演员表演。看来还多少保留有早期社会的简朴风貌。此外，夏代的乐舞还有启的《九招》和《九歌》。《招》即《韶》，可以认为《九招》就是《韶》在夏代有所发展的形式。
　　商
　　商代的代表性乐舞名《》，亦称《大》。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辞中不少片提到过商王用《》乐的事，如“乙亥卜,贞王大乙，亡尤”(《殷墟书契考释》七十九下)等,说明商代帝王常在祭祀祖先时用它。据文献记载，《》的内容是歌颂商汤灭夏开创商朝的功绩，同样具有为商族奴隶主统治造舆论的意思。商代的另一个重要乐舞是在“桑林之社”中用的《桑林》。“桑林之社”既是祭祀祖先，也是男女聚会结交的活动。《桑林》之舞在后人看来似有颇涉淫秽的表现，故有在郑重的交际场合宾客回避观看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年》)。此外，商代还有一种求雨的舞蹈，称为《雩》。“舞者吁嗟而请雨”，说明这是一种边跳舞边呼号求雨的舞蹈，这一舞蹈曾长期流传后世。
　　周
　　周代的代表性乐舞有《武》和《象》，它们都是以歌颂周王朝统治者的功德为内容的。武又称《大武》，歌颂周武王伐纣战争的胜利和国家在周、召二公的辅佐下得到有效的治理；《象》又称《三象》，歌颂周成王讨伐殷人叛乱的胜利。这些乐舞也都是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服务的。
　　公元前 475年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其后，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各诸侯国通过变法相继实现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革命转变。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了它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进程,直到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整经历了2300多年。
　　急剧的社会变革，给音乐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旧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了,旧时的雅乐也不可挽回地沦丧了,而新兴的民间俗乐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兴起，还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他已经不安地注意到“郑声之乱雅乐”的严重意义。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所爱听的“新乐”已不只是“郑声”或“郑卫之音”，而是已经包括了郑、卫、齐、宋 4国的民间俗乐。还有齐宣王所好的“世俗之乐”，秦国宫廷中的“郑卫桑间”之乐……，可以明显地看出民间俗乐纷纷进入各国宫廷的新趋势。在南方则有楚国的音乐——楚声的兴起，这种音乐曾经给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的《九歌》就是由民间祀神歌舞加工创作而成的。在秦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中，“楚声”随着以楚为基地并以楚为旗号的起义大军而在全国扩大着它的影响，并在汉代的宫廷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浪潮中，原来由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包括音乐教育)的“学在官府”旧秩序开始被突破，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了学术下移的趋势。孔子就是第一个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的教育家。到战国时期，私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再加上各国盛行养士之风，于是在社会上便形成了为数颇众的一个“士人”阶层。这些人来自不同的阶级（许多是没落的贵族），他们不仅受过一般的教育，而且许多人还具备有不同程度的音乐知识和技能，他们的出现，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众多学派的出现，包括儒、墨、 道、 名、法、阴阳等各家各派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发表过对于音乐的看法和意见，并且互相争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他们留下的音乐言论和几本专门的论著（如墨子的《非乐》、荀子的《乐论》和《礼记?乐记》等）都显示了古代音乐思想的光辉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就是从这些人中间产生出一批与旧时宫廷乐师截然不同的音乐家，如著名的伯牙、孟尝君的门客雍门周等。音乐在他们手里已不再是礼仪的附庸和宣扬迷信的工具，而成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他们和许多来自民间的音乐家一起，汇合成一股音乐的新潮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乱的时期。这时，国家分裂，战乱频仍，错综复杂的矛盾扭曲了社会的形象。固有的秩序，旧时的信念，统统都已幻灭。人们冀求着新的精神寄托，音乐便是一个理想的避难所。
　　清商乐
　　清商乐是这时期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音乐。它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或称“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的产物，是相和歌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其中的“吴声”与“西曲”，一方面从相和歌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仍发挥其原有的音乐特色，形成了多样的富于特色的音乐结构。它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和士族地主阶级的享乐需要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最普通的感情表现，却也另有其时代的需要。
　　琴曲
　　琴曲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发展的第一个领域。琴的艺术，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由宫廷乐师向士人转移以来，两汉时期也有相当的发展，许多著名的文人如司马相如、桓谭、蔡邕等都是著名的琴家。但是，魏晋以来，琴的艺术却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当时的许多名士如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南北朝时期的戴逵、'" class=link>戴父子等，都以琴名世。对他们来说，琴主要是寄托他们的情志的工具，而非无谓的玩物。无论是不满或者超脱，或寄情山水或饮酒高歌，或求仙成道或尽情享乐，都离不开一个中心：即对于个性或者说个人的价值的肯定。这是处在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时代里名士们能够选取的一种最佳表达方式。由于这样的原因，琴曲的题材范围有所更新，表现形式也有显著的进步。他们创作的或者经他们加工提高的不少琴曲长久地保持着它们的影响。
　　西汉末年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这动乱的年代里，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另一方面饱经忧患的人民在这里面也似乎得到了某种寄托，因得以广泛流传。在众多的寺院里，僧徒们或作乐以供养佛，或歌赞以宣扬佛法，竟成了宫廷、府邸与地主庄园之外又一重要的音乐活动场所。在这中间，促成了佛曲的俗化和俗乐的佛化，连最少宗教色彩的俗乐——清商乐也开始显现出与佛教音乐相结合的迹象，并逐渐形成了一种“其音清而近雅”的音乐——法曲，成为隋唐燕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西晋时北部边境诸民族的内徙和晋室的南迁，加上连年不断的战争,既造成极大的破坏,也造成了南北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与民族融合的某种条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之间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和宣武帝南征时所收伎乐,包括“江左所传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南方的清商乐由此流入北朝；而在6世纪初，南方梁朝宫廷里演奏的鼓角横吹曲则有不少是被称为“北歌”的北方鲜卑族音乐。383年，前秦的吕光征龟兹,龟兹乐于是被带到凉州，它和传到那里的中原音乐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秦汉乐”(即后来的“西凉乐”)。此后，龟兹乐在北齐、北周时仍有传入，高昌、疏勒的音乐也相继传进内地。至于外国音乐,早在4世纪中叶的前凉时便有天竺国（印度）音乐传入。其后，还有中亚安国的音乐和东邻高丽的音乐等也于 5世纪中叶陆续传入。这些只不过是这类交流中部分较为突出的事例而已。频繁的音乐文化交流，对当时音乐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给隋唐燕乐的高度繁荣作了准备。
　　燕乐
　　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这基础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音乐文化，繁盛的燕乐便是它的主要标志。
　　隋唐燕乐，是为满足统治阶级享乐的需要而汇集在宫廷里的俗乐的总称，它包括汉族的和少数民族的，中国的和外国的音乐。从隋初的七部乐到唐贞观时的十部乐， 包括燕乐、 清商乐、西凉乐（隋初沿用北周“国伎”名称）、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和高丽乐。不入十部者尚有扶南、百济、突厥、新罗、倭国、南诏、骠国和属于鼓吹乐系统的鲜卑、吐谷浑、部落嵇等多种伎乐，异常丰富多彩。如前所述，十部乐中大部分自 4世纪中以来已陆续传入内地。然而，只是在国家实现统一之后，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都极大加强的情况下，它们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充分条件。
　　燕乐包括各种声乐、器乐、舞蹈乃至散乐百戏之类的体裁和样式,而其主体则是歌舞音乐。歌舞音乐中,大曲（包括法曲）又居于重要的地位。燕乐大曲直接继承了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的传统，又有了重大的发展。大曲中含有散序、、中序（排遍、歌头）、、正、破（舞遍）、入破、虚催、衮遍、实催（促拍）、歇拍、煞衮等不同的结构成分和段落。仅从这繁多的名目中便可看出，燕乐大曲无论是音乐的主题结构或者节奏的发展层次都远较以前的相和大曲和清乐大曲更为细致，更为复杂而多变，其结构也庞大得多。以著名的法曲《霓裳羽衣》为例,全曲共有36段，其中“散序”6段，为器乐的演奏；“中序”（“排遍”）18段，是慢板的抒情歌舞；“破”（“舞遍”）12段，是节奏急促的快速舞蹈，有器乐伴奏。不难想见，这样一首颇为长大的作品，如果没有丰富的艺术手段，高度的技巧和动人的感染力，绝不可能在当时取得公认的完美的艺术效果。燕乐大曲的高度艺术成就，标志着歌舞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
　　在音乐文化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兴起的隋唐燕乐，在乐器的运用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魏晋以来陆续从边疆和国外传入的许多新乐器如曲颈琵琶、五弦琵琶、筚篥、方响、锣、钹、腰鼓、羯鼓等，大都成了燕乐中的常用乐器。尤其是琵琶类弹弦乐器和各种鼓类击乐器，适应着歌舞音乐的需要，有了较显著的发展。在唐代的大曲中，琵琶通常是占有中心地位的一种乐器，许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是优秀的琵琶演奏家，他们的演奏技巧——包括左、右手的技术和即席移调演奏的本领等已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鼓类乐器中，被唐玄宗称之为“八音之领袖”的羯鼓，以“其声焦杀，特异众乐”而受到特别的注意，出现了许多技艺高超的羯鼓名手和成套的羯鼓独奏曲，说明羯鼓音乐在节奏、力度与音色等方面都已有了相当高的表现力。总之,一方面众多乐器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燕乐的艺术表现力；同时，燕乐的音乐也为促进乐器演奏技巧的进步和丰富器乐的曲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隋唐时期的音乐，还有一些在当时及后世都有相当影响的体裁，其一是包括歌词和曲子在内的各种歌曲，它们和燕乐大曲也发生一定的联系，有时是它们被大曲所吸收，有时它们又从大曲吸取一些曲调。曲子的广泛流传,使为曲子填写的词成了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其次是属于“散乐”范畴的一些歌舞戏，如“代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和一些带有歌唱的“参军戏”等，这些带有一定故事情节的歌舞，为宋代杂剧与南戏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再其次便是唐代颇为流行的说唱变文。它原是寺院中僧侣们用民间原有的说唱形式演佛经故事来宣传宗教的一种??说唱历史或民间故事，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这种齐言歌赞与散文讲说相间的说唱音乐形式，正是后世词话与宝卷一类说唱的直系祖先。
　　隋唐时期，统治阶级虽然也曾致力于制订雅乐，然而真正受到重视的还是用于享乐的燕乐，以至当时创作的某些雅乐也不能不受到流行的燕乐的影响。贞观年间，唐太宗鉴于隋代承袭的前代雅乐，“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于是命张文收等人“为之折衷”，作《大唐雅乐》，已具有多种成分交融的特点。而《秦王破阵乐》等一些乐曲,则既用于燕乐,也用于雅乐。明显地表现出燕乐对雅乐的影响。唐朝政府设立了庞大的音乐机构——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统领各色音乐，总人数达数万人，唐初的大乐署，其职能与前代大乐署不同,它不是专管雅乐的机构,而是兼管雅乐与燕乐,也负责各类音乐人员的训练与考绩。到开元年间,才部分地将燕乐从大乐署中分出来，各类燕乐（包括散乐、百戏）统归左、右教坊和原来的内教坊，又专为表演法曲而在宫中设了梨园（包括一个30余人的少年班“小部音声”），并在西京和洛阳分别设了“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梨园的人员是从燕乐的“坐部伎”中挑选，由唐玄宗亲自审听确定，是各类音乐人员中专业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其次是燕乐中的“坐部伎”,再次是燕乐中的“立部伎”,最后便是雅乐。当时曾有规定,经过训练和考绩，“坐部伎”中不合格的降到“立部伎”，“立部伎”中不合格的就降到雅乐里去。这样的层次充分反映出当时对雅乐的轻视。
　　自魏晋以来，多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音乐的汇合及燕乐的兴盛，引发了音乐理论的发展。隋初郑译的八十四调理论的提出和后来燕乐二十八调的产生，都与不同音乐的交流而引起的更为频繁的旋宫转调的实践需要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乐律理论上，无论是南朝宋何承天的新律，或五代时的王朴律，都为克服三分损益律不能还生黄钟的缺陷，探索着通向十二平均律的途径，以适应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实践需要。

秦汉时期

早在《竹书纪年》里面就有这样一段材料：“少康即位(公元前2015年左右)，诸夷来宾，献其乐舞。”《古本竹书纪库》也有“(夏)后发即位，元年(公元前1774年左右)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路史》后纪十三作：“其始即继，诸夷式宾，献其乐舞。”献其乐舞就是文化的交流。

公元前623年,秦国曾将女乐二十六人送给西戎。西域的古代民族也曾有人在中原宫廷学习华夏音乐。张赛在前一三九年和前一一九年两次出使西域后, 丝绸之路上使节奔波, 商旅跋涉, 来往不绝。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也是千万匹绷锦结成的友谊桥梁。自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原与西域的交流更加密切，西域艺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带来了西域的文化。汉代设立的乐府，旨在搜集和整理民歌资料。乐府乐歌大致可分为鼓吹曲和相合歌。鼓吹曲，是从汉代发展起来，但并非中原的传统乐种。“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说朔野而有之”。班壹，因逃避战乱到北方边疆，与少数民族一起生活，“出入游猎，旌旗鼓吹，以财雄边”。鼓吹乐分为鼓吹和横吹，而横吹，最早兴起于西域。《晋书·乐志》云“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另外，东汉的灵帝爱好“胡箜篌、胡笛”,经考证，均为西域传来的乐器。汉末，蔡文姬兵乱中被匈奴所获，留居南匈奴与左贤王为妃，到了208年前后为曹操派人赎回。《胡笳十八拍》，相传是她借胡笳的声调翻入古琴，创造出一种结合胡笳与古琴特点的新曲。

而汉明帝夜梦金佛，迎佛入中原，也促进了更深的文化交流。这种佛教音乐起源于印度，但经西域东传时，受一路上当地舞蹈的影响，一些佛曲便是新疆和中亚的乐曲。佛教音乐一般在寺庙里听到，多以诵经为主，音乐为辅，又称唱念。音乐掺杂了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因素，因而中国佛教音乐既含有中国民族音调，又含有印度或西域少数民族音调。

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动荡的时代，由于民族的迁徙杂居，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国音乐正酝酿着巨大的发展变化。随着北方少数民族鲜卑、匈奴、羌等族进入黄河流域，西域音乐以更加强劲的势头东传中原，而大批北方人南迁，南北碰撞，东西碰撞，为隋唐时期的文化音乐大繁荣奠定了基础。“自宣武以后，始爱胡声”，“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文襄是北齐初文宣帝之高祖，河清是武成帝的年号，后主指北齐后主。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在文襄、文宣、武成、后主时，由“皆所爱好”到“传习尤盛”再到“耽爱无已”，其流传发展可见一斑。中原与西域乐舞文化的交流活动中，佛教寺院也是一条渠道。《魏书·释老志》说：“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梵唱屠音，连檐接响。”今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还保留着两晋及南北朝时期中外乐舞交流融合的生动形象资料。

唐朝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极盛的时期。唐国力强盛，位于世界的前列，长安是国际文化中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当时人民继承发扬南北朝文化传统，各民族间交流范围更大，国际间交流日益广泛，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音乐文化在前朝历代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融合了少数民族、其他国家的音乐精髓，博采众家之长，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唐代音乐至玄宗达到鼎盛。教坊，梨园，鼓吹署、太乐署均为培养乐工的处所。唐代吸收融合改编了大量外来乐舞，如《苏幕遮》，《剑器浑脱》，均为外来乐舞在中国的新发展改进。唐代的对外交流，不得不提一下日本的遣唐使。日本在唐时期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唐乐”作为精神层面的艺术形式，随着中日的广泛交流被引入日本。日本皇室学习中国音乐制度，建立日本雅乐体系。中国音乐在日本蓬勃发展起来。

宋元明清

宋元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不如隋唐活跃，但也并未中断。如北宋末期，中国曾派乐工前往朝鲜。另外，随着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阿拉伯和波斯音乐，对以后的新疆音乐影响很大。而在元代，又有集中新乐器由新疆传入内地，如“火不思”，“七十二弦琴”，“兴隆笙”等。

明清时代，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广大民间艺人的音乐戏曲活动非常兴旺，城市人口增加，各地方剧种传入大城市，彼此交流吸收，产生了包括各种声腔的综合性剧种，如京剧，汉剧等。戏剧对于各地方乐舞有很大的吸收和融化涵聚力量。

传教士的进入带来了西方音乐文明，许多传教士都是优秀的乐器演奏者。传入中国的欧洲乐器之中,键盘弦乐器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兴趣。对于西方音乐理论的介绍，最重要的是徐日升为康熙皇帝做的《律吕纂要》。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西洋音乐开始大量输入，其内容以宗教音乐为主。西方音乐的传入，体现在新学堂的大量“学堂乐歌”，学堂乐歌的旋律主要来自欧美，歌词会被不同的坐着反复填词。西洋音乐的基础知识开始在中国人民中得到初步介绍，为现代音乐艺术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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