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关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案例！！！

急求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案例，一成功一失败的即可~

案例一威斯特与伯顿

原大连电机厂（下称“大电机”）成立于1946年，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生产企业，1997年4月，和新加坡威斯特签了合资协议，成立威斯特（大连）电机有限公司。合资后，外方通过垄断购销渠道做亏损的惯用手法，很快掏空了合资企业。并且仅用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使曾经的金牌电机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声匿迹。



大连第二电机厂（下称“二电机”）曾排名第二，1998年12月，与英国伯顿电机集团签订合资协议，成立大连伯顿电机有限公司。合资后的情况和大电机如出一辙，不到3年，外方的8000万股本金还没到齐，就完成了独资步伐。


案例二西门子

锦西化机始建于1939年，是中国化工机械制造工业的摇篮。透平机械是其主导产品之一，在该领域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核心技术。

锦西化机与西门子合资的主导者是葫芦岛市政府，起因于“国企改制”。西门子最初提出参与锦西化机改制，进行整体合作，之后却说：不整体合作，而要全资收购透平分厂。而此时锦西化机即使不同意也已挨不到谈判桌旁，即便参加谈判也没有多少发言权。

2005年4月签订了合资合同，合资公司随后就挂牌,合资公司股权比例70∶30，西门子控股。这意味着西门子彻底消除了中国本土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案例三卡特彼勒

多年来，卡特彼勒在华合资有两个原则：第一，必须控股；第二，必须掌握销售权。他们往往不允许控股企业有独立的技术能力与产品。

在中国，由于外国公司在华装载机和压路机领域完全没有优势，卡特彼勒此前与中国大企业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等的几次合作都不愉快，于是开始选择二流企业，即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下称“山工机械”），此并购案是卡特彼勒在华并购战略的第一个实质性战果。卡特彼勒最终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40％的股份，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

卡特彼勒也开始调整在华并购战略，正在与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等行业内重要企业建立紧密联系，等待时机。其正利用中国国企“产权改革”，以及中国机械工业在跨国公司竞争压力下陷入困境的机会，有条不紊地蚕食由国企组成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核心企业。


案例四约翰迪尔

为了引进世界先进技术，佳联和开封收割机厂（下称“佳联”）共同引进世界500强企业、美国约翰迪尔的1000系列联合收割机技术。技术引进协议1981年签订。

1994年，由于佳联有技术引进的积累，大型联合收割机在中国占据垄断地位，约翰迪尔选定佳联作为合资伙伴，并且提出：只与佳联的优质资产合资，由约翰迪尔控股。可以先由中方控股，最终由约翰迪尔控股，并威胁道：“我可以选择与开封、四平等地的企业合资，若中方控股，我就不提供更先进的技术，而且佳木斯投资环境不具优势。”

1997年5月，双方签了合资合同。2004年9月,佳联成了美国约翰迪尔在中国的独资公司。至此，约翰迪尔佳联取代了老佳联在中国农机行业的垄断地位，实现了它在中国的产业布局。（案例资料来源：《工人日报》赵何娟整理)

据有关消息,不久前,北京大宝被某国外知名化妆品公司并购

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又称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firm)和宇宙公司(cosmo-corporation)等。197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作出决议，此后联合国统一采用“跨国公司”这一名称。
跨国公司是在两国或两个以上国家（地区）拥有矿山、工厂、销售机构和其他资产，在母公司统一决策体系下从事国际性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它可以由单个国家的企业独立创办，也可以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企业合资或合作经营，跨国公司是通过输出企业资本，在许多国家设立分公司，或控制当地的企业成为他的子公司，从事生产、销售及其他经营的国际性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它是垄断财团通过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一个由国内到国外，从生产至销售的一个超国家的垄断体系。

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认为跨国公司应具备以下三要素：第一，跨国公司是指一个工商企业，组成这个企业的实体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内经营业务，而不论其采取何种法律形式经营，也不论其在哪一经济部门经营；第二，这种企业有一个中央决策体系，具有共同的政策，此种政策能反映企业的全球战略目标；第三，这种企业的各个实体分享资源，信息以及和社会效益引起世人注目。

跨国公司的经营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跨国公司实行全球战略目标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

这一点我们从跨国公司的定义中就不难看出，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配置，并把研究与发展、采掘、提炼、加工、装配、销售以及服务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伸向世界各地，而把最高决策权保留在跨国公司总公司，总公司对整个公司的投资计划、生产安排、价格体系、市场安排、利润分配、研究方向以及其他重大决策分担责任。

如果我们把1865年德国拜尔化学公司在美国纽约州开设的苯胺工厂视作为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那么，跨国公司至今为止已有130多年历史。1885年创建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875年创建的日本东芝公司，1899年的电气公司，德国乐嘉文洋行等等，这些集团在19世纪末期就具有当今世界公司的雏形。但在二次大战前，跨国公司的发展缓慢，其经济实力十分有限，对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微不足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发展，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促进下，跨国公司广泛发展。至1988年，跨国公司投资总额达9628亿美元，为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0312亿美元的93%，全球已有2万余家跨国公司母公司，它们设立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已超过10万家。近年来，由于wto的成立，更加带动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及其给企业和投资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决策，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子公司根据母公司的全球战略制订各自的经营计划及措施。

跨国公司的管理也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形势趋于稳定，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都在研究自己的管理之论。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对管理的研究也就日渐深入，如果把众多的管理之论加以分类，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之论；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资本主义管理之论；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管理之论。从目前看来，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七大学派，即管理的程序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以上这些学术思想形成了现代管理思想，现代的管理思想又为跨国公司的发展奠定了管理基础。

二、跨国公司向综合多种经营发展

虽然在19末期，很多跨国公司就营业额来说已经具有当今世界公司的雏形，但真正实行复数产品生产的产品结构的公司，也就是综合型多种经营的跨国公司，从七十年代以后才得以迅猛发展，其业务经营的范围形象地说，就是“从方便面条到导弹”，几乎无所不包。例如，美国杜邦公司和联合化学公司，联邦德国巴登笨胺苏打公司和赫希斯染料公司，英国柯尔兹化学公司，日本朝日化学公司和住友化学公司等化学工业公司。除了经营化学工业产品以外，还兼营制药、食品、化妆品、首饰工艺品、纺织、冶金、电子、化肥、农药、运输和旅馆业等各种行业。

多种经营给跨国公司营销带来极大的好处：(1)增强垄断企业总的经济潜力，防止“过剩”资本形式，确保跨国公司安全发展，有利于全球战略目标的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在于获取利润，而利润率的高低多寡取决于企业如何筹划和组织生产、销售与分配这三道前后相衍的运动环节，多种经营可以使跨国公司加强生产环节，进行低价值的投入，高价值的产出，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达到利润最大化。(2)有利于资金合理流动与分配，提高各种生产要素和副产品的利润率。资金的投入必须带来良好的投资效益，这是投资的必然性选择，生产要素组合的合理、经济与否直接决定着企业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国际间的生产要素组合也要优于一国自身。跨国公司就是国际性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一种灵活而又高效的载体。(3)便于分散风险，稳定企业的经济效益。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行业、种类日趋繁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行业在年度之间状况波动很大，占据多个行业的跨国公司的经营，就不会因一项经营的波动而影响整个公司的收益。(4)可以充分利用生产余力，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增加利润。(5)能节省共同费用，增强企业机动性。

三、以开发新技术推动跨国公司的发展

高技术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引擎”，故跨国公司之间在这一方面展开了一场较大的角逐，更尖锐地表现在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贸易的磨擦上。

（一）跨国公司在新技术革命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跨国公司在新的国际分工中，若要保持优势，或从一种优势向另一种优势，就必须在研究与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跨国公司始终在新技术部门占领先地位，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如汽车、石化、制药和电子工业等，几乎全部为跨国公司的控制。

跨国公司注重于生产工艺的研究，每一个跨国公司都设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得到政府大量财政资助，7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用预算拨款资助了民用科研项目的1/4以上。

（二）跨国公司奉行特有的技术战略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战略：从全球范围比较生产成本，选择最佳生产基地，以确保高额利润。首先，把研制的专利技术应用于母国的国内生产，垄断国内市场，并通过产品出口满足国外市场的需要。其次，经过若干年后，再将新技术转让给设在其他发达国家里的子公司，取得当地市场的技术优势。再次，又过若干年后，再向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转让技术。跨国公司转让技术要考虑生产能力（或运用生产技术的能力），投资能力（或扩大生产以便利用扩大了的国内市场或出口市场的能力）和革新能力（它使研制新产品和提供新服务成为可能）。

四、跨国公司从利用价值竞争手段，转向非价格竞争手段争夺世界市场。

传统的价值竞争是指企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以低于国际市场或其他企业同类商品的价格，在国外市场上打击和排挤竞争对手，扩大商品销路。

非价格竞争是指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增加花色品种，改进商品包装及装璜、规格、改善售前售后服务，提供优惠的支付条件，更新商标牌号，加强广告宣传和保证及时交货等手段，来提高产品的素质、信誉和知名度，以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扩大商品的销路。目前跨国公司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商品的非价格竞争能力；(1)提高产品质量，逾越贸易技术壁垒；(2)加强技术服务，提高商品性能，延长使用期限；(3)提供信贷；(4)加速产品升级换代，不断推出新产品，更新花色品种；(5)不断设计新颖和多样的包装装璜，注意包装装璜的“个性化”；(6)加强广告宣传，大力研究改进广告销售术。

五、跨国公司扩大内部贸易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是指跨国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之间以及国外子公司相互之间在产品、技术和服务方面的交易关系。7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日益呈现出巨大的重要性，不仅对国际贸易体系和贸易方式而且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虽然获得详细而准确的关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资料相当困难，但从所获得的不太多的资料中发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地位。

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贸易相比，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有以下特点：第一，一般来说，在研究与开发的密集较高的产业部门中的公司内部贸易，比研究与开发密集度低的部门高。公司内部贸易呈现这种特点的原因，主要是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从事海外经营活动，是因为它们在技术上和管理上拥有某些优势，而这些优势的获得往往是以付出高昂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为代价。因此为了保持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垄断优势，为了不使已付出的高昂的代价付之东流，将所有交易都在公司内进行，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第二，公司内部贸易的产品构成主要是最终产品，其次是有待加工和组装的中间产品。经系统的研究证明，公司贸易的内部化率与产品的加工程度成正比关系，即产品的加工程度越高，其内部化率越高；反之，则内部化率越低。第三，公司内部贸易的价格不依国际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化，而是采用转移价格的方式进行。这不仅是公司内部贸易区别于公司间贸易的一大特点，而且是跨国公司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程。

可以预料，跨国公司除了有更大发展之外，在未来10年还将会出现三种趋势：按“国际化经营三阶段”论，专家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早已跨越了以“物”为中心，即商品进出口部门展开国际交流的第一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正处于此阶段。大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已进入所谓“当地化阶段”，即就地产销、设立据点的第二阶段。只有少数跨国公司已达到第三阶段，即国际分工阶段。据预测，新世纪将有大批公司进入第三阶段，即跨国公司的人才、物资、钱财、技术、信息等经济资源倾向于效益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最终成为“无国界企业”。

美、欧、日三方跨国公司“三足鼎立”雏型已见眉目，今后将是他们演绎“三国志”的时代
参考资料：陈晶瑛《论跨国公司的主要经营特征》

　　随着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越来越多，投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近一、二年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与企业，普遍对此看好，认为这将极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在一派乐观的氛围充满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同时，有的学者认为：目前国内的“主流媒体”和“主流派经济学家”对跨国公司进入的一边倒赞扬，其中隐含着很大的误导。
　　跨国公司对华的技术投入

　　根据我们的研究，尽管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这也是我国打开国门的目的之一，但是直到今天，从总体上来讲外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并未放松，甚至在某些方面对华技术强化控制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国家层面上，许多资料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对华的技术转移仍然处在严密控制中。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外资司司长胡景岩披露，巴统仍然“对进入中国的技术限制。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对转让到中国的技术，特别是最先进的技术，如计算机、微电子、核能技术等还有许多限制，致使跨国公司在华的一些投资项目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著名WTO问题专家、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指出，目前有30多个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有限制。

　　2002年8月，日本通产省着手制定限制本国企业向海外特别是中国地区输出先进技术的相关政策。《日本经济新闻》在同月11日发表社论说，鉴于中国的成本优势，日本企业生产向中国转移势不可止，在新品研究开发方面的转移也蔚然成风。但前端的研发应放在日本，商品化的应用开发可放在中国。日本政府专门做过一个对华汽车技术输出的报告，要求各汽车厂家必须让中国的汽车技术落后20年以上。

　　“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不再实行全面封锁，而只是把相对落后的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美国自从2001年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实行重新审查后，相当一部分原先批准的许

　　可证被冻结。对超级电脑、高科技电信设备、半导体设备，以及尖端的机械工具，几乎完全对华停止了出口。”

　　考察现实，我们面临着多种问题并存，一是跨国公司并没将先进技术或者关键技术投入中国；二是跨国公司虽然将一些先进技术投入在华企业，但是关键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术与产品只是其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无法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四我们引进的主要是先进的生产线，得到的是生产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赖外方提升产品与技术水平。

　　从市场取向的角度，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有两种，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产品用于出口世界各地。对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低廉的生产成本、优惠政策以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只是其全球的一个生产基地。这在高新技术产业表现比较明显。实证分析表明这类企业往往采用其母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其母公司最先进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销售的一个生产车间。另一种是市场占领型的，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这是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许多在发达国家市场已饱和的产品在中国的成长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谋求占领中国的庞大市场。这类企业跨国公司投入的技术与母公司的最先进技术有一定差距。

　　根据对北京市科委认定的48家由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的调查，与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占26.3％，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2.1％，比较先进技术与一般技术混用的占31.6％。但是对外方投入的技术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技术水平有限。

　　事实上，技术转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2002年9月6日国家领导人宋健率团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线技术，为中方是否引进日本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悬浮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蒂森克虏伯集团发言人表示，德国磁悬浮列车联合财团没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国磁悬浮技术的意向。开始因为日本不愿转让技术我们才选择德国的磁悬浮技术，我们与德国合作后日本又后悔，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还有不少线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断示意愿与我国就相关技术的转让举行谈判。但是与德方的合作过程并不顺利，每前进一步都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其中关键点在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技术实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谈判地位，外方不会轻易将技术给我们。目前德国给了我们一部分技术，但都是在中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关研制成果的情形下德国才愿意转让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愿将全部技术转让。虽然该项目已在上海投入试运行，但是围绕技术转移的“斗智斗勇”还有一段较长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们在技术转移问题上封锁太紧或设置的门槛太高，我们会有新的选择。

　　所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上来看，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特别在关键性技术引入方面还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正在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与反控制中艰难前行。

　　跨国公司对华的生产转移与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整体上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厂商英特尔进入了中国，但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带到中国，它在上海的工厂仅仅是芯片的封装线，最核心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测试还是在国外。而从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国国内工厂的产品仍是以零部件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见，如VAIO笔记本电脑、PS2游戏机都不是在我国生产，在我国工厂的产品线在索尼体系中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日本爱普生在深圳与苏州都投资建厂，并且在中国的企业所产生的效益已占到该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爱普生的研发仍然放在日本，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基地。

　　把研发的主要机构设在母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将核心零部件和产品的核心生产过程与关键环节放在其母国进行，而将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产品的最终成品组装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在跨国公司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国际大跨国公司

　　的战略选择。尤其是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产品的生产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国掌握了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过程的工艺技术，也无法生产出该类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对我们掌握其完整的产品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可能。

　　仔细考察我们所认为的跨国公司已将其先进技术投入到中国，大多数都是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是生产能力的转移，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转移是有本质区别的。产品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关键部件的设计与生产工艺方面。轿车行业比较明显，这是中国最早引进外资的行业，国际上各主要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投入了先进的生产线，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一跃而进入90年代，但是中国至今一直没有掌握轿车的设计技术，几乎没有自主设计的车型，作为轿车心脏的发动机的技术也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我们的轿车行业只能严重依赖合资中的外方，进一步讲，我们的命运实质上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通讯行业也是如此，成立于1984年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通讯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核心技术从未让中国人掌握，电脑芯片一直从其母公司进口，通讯程序不让中国人接触，真正对我们转让的技术十分有限。从“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来评价，上海贝尔公司这个项目并没有实现我们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动化的现代生产线所体现的生产技术，如果跨国公司不转让生产线的设计原理和工艺，那么我们学会的只是这种生产线操作技术。通过工人和技术人员“干中学”无法掌握全面的生产技术，更难理解与掌握其设计原理，一旦跨国公司撤走，我们的生产技术又会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说，现代生产技术发展也非常迅速，每种产品的生产线每隔一段时间技术上就会过时。只有真正掌握该产品的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做到创新，从而跟上该产品生产技术的最新发展。否则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如果跨国公司再有意识地将不是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投入中国，会使我们的追赶更为困难。如被称为工业粮食的集成电路，产品升级换代很快，为了发展中国的集成电路，1995年中国上了908工程，从国外进口设备生产0.9微米的芯片，两年后，世界集成电路已到0.35微米级的技术水平，中国又与NEC公司合资，生产0.5至0.35微米的芯片，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已达到了0.15微米级。

　　江苏省苏州市决策层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已深刻地认识到，尽管目前IT产业是苏州的一大优势产业，众多外商，包括摩托罗拉等著名公司早已进入，但是这种两头在外，即技术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格局，隐藏着较大风险，因此在新一轮国际和我国上海的产业转移中，苏州在沿江地带大力吸引“生根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企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跨国公司进中国决不是来给我们送技术的，他们根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东道国出现。相反，从其逐利本性而言，总是想方设法削弱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以便它们通过技术垄断实现对市场的垄断。我们所赞赏的跨国公司投入中国的先进技术，始终严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资企业中，严防扩散，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一旦外方撤走，这些“技术”也会随之而去。

　　综上所述，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线投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然而对工业技术水平起决定作用的产品和工艺设计技术却没有实现很好的转移，中国企业更没有机会据此而形成自己的技术知识体系。

　　对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再认识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直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部分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取消原企业的研发机构，因为他们是技术提供方，不需要原企业进行研发，把合资企业改造成单纯的生产基地，置中方于技术方面的附属地位。而在企业内部对中方人员封锁技术，阻止中方人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二次创新。这本是我们的初衷。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许可证形式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弊端。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与韩国为何坚持

　　以许可证方式引进技术。

　　——绝大多数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务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需求，基本上从事的是一些适应性的工程化配套技术服务，很少从事创新研究，研发的高端，即基础性研究与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仍放在母国。

　　——实力薄弱。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微软公司有数万名研究人员。同样，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也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朗讯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员。这与跨国公司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也是一致的，如美国，资料显示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87％投在本土研发机构，仅13％花在海外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这种现象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立研究机构是跨国公司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即争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最优秀的人才，会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实力，那么它们在中国将不会遇到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市场也就是它们的了。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成为“人才不出国门的流失”。把中方技术人员在其研发机构开发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战略转移出去，也是中国技术资源的一种流失。

　　近年来，这种形式的中国高素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自从IBM、HP、Microsoft等国际IT行业的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关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对于刚刚起步、实力很弱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这场新形式人才争夺战中，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著名大学的在校生和研发人员。

　　即便如此，主流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只要投入先进技术或者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就会有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因此就能推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确有溢出效应，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均有技术溢出效应不大的研究结论。

　　结论与思考

　　理论研究与经验均表明，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国转移技术，单纯从引进技术的角度来讲对我们不是最佳选择。能否真正引进先进技术？能否真正掌握引进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及提高的推进作用及大小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入世后如何变通？也是当前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现在大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主要是想在这个蓬勃成长的市场上抢占更多的份额，日本企业甚至把中国市场作为它们走出困境的逃亡“福地”。对我们而言，如果最稀缺资源“市场”丧失了，而技术又没得到多少，那是违背我们“开放”的初衷的。另外，不能最终摆脱技术上的依附“地位”，依靠自己的实力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技术又有何用？“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发的接受技术溢出其效果更为有限。通过直接投资而引进技术对本国的研发有压抑的一方面，这也是每当我们在某方面研发取得一些突破，外方就积极主动的要转让同类技术，目的在于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研发全部用它们的技术，从而削弱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国际技术转移中使我们的研发队伍实力不断增强。怎样把“不出国门的人才外流”变成接受技术溢出的手段，是摆在我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在当前发达国家政府及跨国公司严格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完全靠个人自发的行为，很可能结果是真正的“人才外流”。反观运用引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最为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我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形式，始终把技术转移中的技术能力转移作为我们的战略定位；对于国外的技术封锁，要思考与制定“反封锁”策略，采取有效手段打破“封锁”；应自觉主动与形式灵活地接受与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把引进先进技术与培育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的技术问题最终要靠自己解决，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为此，适度的产业与市场保护是必须的，主动权与控制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也必须采用“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围绕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设计安排我们的国际技术转移对策。

“中国加入WTO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不再实行全面封锁，而只是把相对落后的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但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松对华的高新技术出口管制。……美国自从2001年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许可证实行重新审查后，相当一部分原先批准的许

可证被冻结。对超级电脑、高科技电信设备、半导体设备，以及尖端的机械工具，几乎完全对华停止了出口。”

考察现实，我们面临着多种问题并存，一是跨国公司并没将先进技术或者关键技术投入中国；二是跨国公司虽然将一些先进技术投入在华企业，但是关键技术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术与产品只是其生产链中的一个环节，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无法生产出相应的产品；四我们引进的主要是先进的生产线，得到的是生产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赖外方提升产品与技术水平。

从市场取向的角度，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有两种，一是出口导向型的，即产品用于出口世界各地。对华投资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其他低廉的生产成本、优惠政策以降低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国只是其全球的一个生产基地。这在高新技术产业表现比较明显。实证分析表明这类企业往往采用其母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其母公司最先进的产品。这实际上是跨国公司面向全球销售的一个生产车间。另一种是市场占领型的，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这是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主要目的。许多在发达国家市场已饱和的产品在中国的成长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认为是全球最大的潜在市场，可望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通过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谋求占领中国的庞大市场。这类企业跨国公司投入的技术与母公司的最先进技术有一定差距。

根据对北京市科委认定的48家由跨国公司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水平的调查，与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占26.3％，使用比较先进技术的占42.1％，比较先进技术与一般技术混用的占31.6％。但是对外方投入的技术作进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技术水平有限。

事实上，技术转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2002年9月6日国家领导人宋健率团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线技术，为中方是否引进日本技术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悬浮项目提供技术支持的蒂森克虏伯集团发言人表示，德国磁悬浮列车联合财团没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国磁悬浮技术的意向。开始因为日本不愿转让技术我们才选择德国的磁悬浮技术，我们与德国合作后日本又后悔，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市场，还有不少线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断示意愿与我国就相关技术的转让举行谈判。但是与德方的合作过程并不顺利，每前进一步都是双方多次博弈的结果，其中关键点在我们必须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没有技术实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谈判地位，外方不会轻易将技术给我们。目前德国给了我们一部分技术，但都是在中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关研制成果的情形下德国才愿意转让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愿将全部技术转让。虽然该项目已在上海投入试运行，但是围绕技术转移的“斗智斗勇”还有一段较长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们在技术转移问题上封锁太紧或设置的门槛太高，我们会有新的选择。

所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企业层面上来看，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特别在关键性技术引入方面还设置了很多障碍。我们正在西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控制与反控制中艰难前行。

跨国公司对华的生产转移与技术转移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整体上高于国内企业，但基本上不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厂商英特尔进入了中国，但并没有把核心技术带到中国，它在上海的工厂仅仅是芯片的封装线，最核心的芯片设计和制造、测试还是在国外。而从产品结构和生产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国国内工厂的产品仍是以零部件为主，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少见，如VAIO笔记本电脑、PS2游戏机都不是在我国生产，在我国工厂的产品线在索尼体系中还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日本爱普生在深圳与苏州都投资建厂，并且在中国的企业所产生的效益已占到该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爱普生的研发仍然放在日本，中国只是一个生产基地。

把研发的主要机构设在母国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将核心零部件和产品的核心生产过程与关键环节放在其母国进行，而将技术含量低的零部件、产品的最终成品组装生产放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在跨国公司中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大多数国际大跨国公司

的战略选择。尤其是许多现代高科技产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产品的生产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国掌握了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生产过程的工艺技术，也无法生产出该类产品，这种生产模式对我们掌握其完整的产品生产技术基本上没有可能。

仔细考察我们所认为的跨国公司已将其先进技术投入到中国，大多数都是先进的生产线，事实上是生产能力的转移，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技术转移是有本质区别的。产品的技术，主要体现在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关键部件的设计与生产工艺方面。轿车行业比较明显，这是中国最早引进外资的行业，国际上各主要大汽车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合资企业，投入了先进的生产线，中国汽车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一跃而进入90年代，但是中国至今一直没有掌握轿车的设计技术，几乎没有自主设计的车型，作为轿车心脏的发动机的技术也没有掌握。没有掌握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我们的轿车行业只能严重依赖合资中的外方，进一步讲，我们的命运实质上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在通讯行业也是如此，成立于1984年的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是中国通讯行业的龙头企业，其核心技术从未让中国人掌握，电脑芯片一直从其母公司进口，通讯程序不让中国人接触，真正对我们转让的技术十分有限。从“以市场换技术”、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角度来评价，上海贝尔公司这个项目并没有实现我们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动化的现代生产线所体现的生产技术，如果跨国公司不转让生产线的设计原理和工艺，那么我们学会的只是这种生产线操作技术。通过工人和技术人员“干中学”无法掌握全面的生产技术，更难理解与掌握其设计原理，一旦跨国公司撤走，我们的生产技术又会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说，现代生产技术发展也非常迅速，每种产品的生产线每隔一段时间技术上就会过时。只有真正掌握该产品的生产技术，才有可能做到创新，从而跟上该产品生产技术的最新发展。否则就会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怪圈。如果跨国公司再有意识地将不是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投入中国，会使我们的追赶更为困难。如被称为工业粮食的集成电路，产品升级换代很快，为了发展中国的集成电路，1995年中国上了908工程，从国外进口设备生产0.9微米的芯片，两年后，世界集成电路已到0.35微米级的技术水平，中国又与NEC公司合资，生产0.5至0.35微米的芯片，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技术已达到了0.15微米级。

江苏省苏州市决策层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时，已深刻地认识到，尽管目前IT产业是苏州的一大优势产业，众多外商，包括摩托罗拉等著名公司早已进入，但是这种两头在外，即技术和市场都在海外的格局，隐藏着较大风险，因此在新一轮国际和我国上海的产业转移中，苏州在沿江地带大力吸引“生根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企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跨国公司进中国决不是来给我们送技术的，他们根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东道国出现。相反，从其逐利本性而言，总是想方设法削弱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以便它们通过技术垄断实现对市场的垄断。我们所赞赏的跨国公司投入中国的先进技术，始终严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资企业中，严防扩散，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员手里，一旦外方撤走，这些“技术”也会随之而去。

综上所述，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跨国公司将其生产线投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工业技术水平。然而对工业技术水平起决定作用的产品和工艺设计技术却没有实现很好的转移，中国企业更没有机会据此而形成自己的技术知识体系。

对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再认识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不能从根本上直接推动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几个问题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部分跨国公司在合资企业中取消原企业的研发机构，因为他们是技术提供方，不需要原企业进行研发，把合资企业改造成单纯的生产基地，置中方于技术方面的附属地位。而在企业内部对中方人员封锁技术，阻止中方人员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术人员的技术创新能力。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二次创新。这本是我们的初衷。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许可证形式引进技术的一个重要弊端。从中我们不难理解日本与韩国为何坚持

以许可证方式引进技术。

——绝大多数研发机构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务于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需求，基本上从事的是一些适应性的工程化配套技术服务，很少从事创新研究，研发的高端，即基础性研究与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仍放在母国。

——实力薄弱。如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微软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微软公司有数万名研究人员。同样，朗讯科技贝尔实验室基础科学研究院（中国）也只有一百多名技术人员，而朗讯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员。这与跨国公司研发经费投入结构也是一致的，如美国，资料显示1992年美国跨国公司的研发费用87％投在本土研发机构，仅13％花在海外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这种现象至今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建立研究机构是跨国公司整个策略的一部分，即争夺中国最优秀的人才。如果跨国公司能够在中国获得最优秀的人才，会进一步增强其竞争实力，那么它们在中国将不会遇到有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的市场也就是它们的了。对中国而言，实际上成为“人才不出国门的流失”。把中方技术人员在其研发机构开发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战略转移出去，也是中国技术资源的一种流失。

近年来，这种形式的中国高素质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自从IBM、HP、Microsoft等国际IT行业的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关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绝大部分都去了这些跨国公司。人力资源已成为现代企业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这对于刚刚起步、实力很弱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为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在这场新形式人才争夺战中，许多在华跨国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著名大学的在校生和研发人员。

即便如此，主流观点认为无论如何跨国公司只要投入先进技术或者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就会有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因此就能推进我国企业技术进步。不可否认确有溢出效应，但对此不能估计过高。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均有技术溢出效应不大的研究结论。

结论与思考

理论研究与经验均表明，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我国转移技术，单纯从引进技术的角度来讲对我们不是最佳选择。能否真正引进先进技术？能否真正掌握引进的先进技术？对我们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及提高的推进作用及大小都是很值得深思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在入世后如何变通？也是当前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现在大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主要是想在这个蓬勃成长的市场上抢占更多的份额，日本企业甚至把中国市场作为它们走出困境的逃亡“福地”。对我们而言，如果最稀缺资源“市场”丧失了，而技术又没得到多少，那是违背我们“开放”的初衷的。另外，不能最终摆脱技术上的依附“地位”，依靠自己的实力把失去的市场夺回来，技术又有何用？“先进技术”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自发的接受技术溢出其效果更为有限。通过直接投资而引进技术对本国的研发有压抑的一方面，这也是每当我们在某方面研发取得一些突破，外方就积极主动的要转让同类技术，目的在于让我们放弃自己的研发全部用它们的技术，从而削弱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在国际技术转移中使我们的研发队伍实力不断增强。怎样把“不出国门的人才外流”变成接受技术溢出的手段，是摆在我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在当前发达国家政府及跨国公司严格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的情况下，完全靠个人自发的行为，很可能结果是真正的“人才外流”。反观运用引进技术提高本国技术创新水平最为成功的国家，如日本、韩国，都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对此我们要高度警觉。

我国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形式，始终把技术转移中的技术能力转移作为我们的战略定位；对于国外的技术封锁，要思考与制定“反封锁”策略，采取有效手段打破“封锁”；应自觉主动与形式灵活地接受与扩大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应该把引进先进技术与培育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中国的技术问题最终要靠自己解决，这一点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为此，适度的产业与市场保护是必须的，主动权与控制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应该也必须采用“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围绕提高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设计安排我们的国际技术转移对策。

参考资料：http://www.jssti.net/bianjishi/jinghua/2003year/2003-12/kuaguo.html

---

建阳市15337596640：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有哪些 可以举些例子吗 关于技术转移的 - ？
滕中可还： 应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论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国都应敞开大门,适应这一趋势,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握其中机会,面对各种挑战,至于现在的影响是如果可以看一下这篇文章: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

建阳市15337596640： 跨国公司并购失败的案例有哪些 - ？
滕中可还： 跨国公司并购失败的案例很多,如:达能收购娃哈哈;上汽收购韩国双龙汽车;中铝并购力拓;TCL收购阿尔卡特;明基并购西门子......

建阳市15337596640： 什么是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 - ？
滕中可还：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是一个正的外在性的特定情况,它既不是在经济活动本身内部获得的利益,也不是由该项活动的产品的使用者获得利益.换句话说,这种利益对于经济活动本身是外在的,对社会产生了外部经济.

建阳市15337596640： 跨国公司跨国兼并的案例,分析哪些行业的兼并比较活跃?(紧急)拜托了各位 谢谢 - ？
滕中可还： 1.目前,宝钢在巴西和世界最大的钢铁矿石公司巴西国有铝厂成立了合资公司,在当地建立了规模达80亿美元的工厂.这为宝钢在中国和当地的高端扁钢生产提供了丰富的高档铁矿资源. 2.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出资1亿500万美元收购了阿拉伯联...

建阳市15337596640： 重金悬赏 青岛产业转移的例子 - ？
滕中可还： 我能帮你找这三个.但是不能弄图片.韩国企业在青岛的投资结构近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初期的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化工、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房地产服务、零售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服务业转...

建阳市15337596640： 急求案例分析——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好的追加分 - ？
滕中可还： 合作中致胜——跨国公司r&d活动的国际化战略述 http://www.shu1000.com/thesis-41/EE9D44B4/ 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统计表明,某些特大型的跨国公司一年的产值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GDP(美国通用公司与波兰).跨国公司在资本金、技术、管理、营销等诸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跨国公司纷纷把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以下简称为R&D)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R&D国际化态势越来越明显. 数据不算新 可以根据他提供的信息再收集一些相关公司的最新信息

建阳市15337596640： 跨国公司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把自己的先进技术转移给其在东道...？
滕中可还： 1、先进的管理2、先进的技术3、技术创新 跨国公司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发明者,是世界先进技术的主要供应来源,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实现其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让行为对东道国会带来外部经济,即技术溢出.一项技术溢出...

建阳市15337596640： 跨国公司成功案例 - ？
滕中可还：跨国公司成功案例侧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跨国公司正在超越国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跨国公司与母国基地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梳离,从人员配置、技术输出、科技...

建阳市15337596640： 搜集跨国公司跨国兼并的案例,分析哪些行业的兼并比较活跃. 结合国内或本地的产业结构调整,为迎接这场全球性的产业大转移提出建议. - ？
滕中可还：[答案] 答案: 提示: 这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同学们可通过上网、阅读书刊、报纸等,掌握关于跨国公司跨国兼并的案例,在深入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把握本地产业结构调整的脉搏,然后将二者的结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