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行向一个国家投资一般要看什么指标？

分析一国的投资环境用什么指标~

　　国际投资环境的定义
　　国际投资环境是指外国投资者在一国进行投资活动时的各种条件的综合体。国际投资与国内投资不同，投资者在东道国之外，风险很大，因此，国际投资环境的好坏，投资者对国际投资的了解程度与分析评估直接影响着投资效益的高低。

　　国际投资环境的分类
　　国际投资环境的分类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对国际投资环境作不同的分类。
　　（一）从国际投资环境包含因素的多少，可以分为狭义的投资环境和广义的投资环境。
　　狭义的投资环境是指投资的经济环境，包括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基础设施、市场的完善程度、产业结构、外汇管制和经济物价的稳定程度等。广义的投资环境除包括狭义的投资环境外，还包括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对投资可能发生影响的所有的外部因素。我们所说的投资环境通常是指广义的投资环境。
　　（二）从地域范围上划分，可以分为宏观投资环境和微观投资环境。
　　宏观投资环境是指整个国家范围内影响投资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微观投资环境是指一个地区范围内影响投资的各种因素的总合。微观投资环境是一国宏观投资环境的构成部分，微观投资环境因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社会文化、基础设施、优惠政策等的不同而各异，但微观投资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一国宏观投资环境的改善。
　　（三）从投资环境表现的形态（物质与非物质性）来看，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
　　硬环境是指能够影响投资的外部物质条件，如能源供应、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自然资源和社会生活服务设施等。软环境是指能够影响投资和各种非物质形态因素，如政策、法规、行政办事效率、政府管理水平以及宗教信仰等。
　　（四）从投资环境各因素的稳定程度来划分，可以分为自然因素、人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三类。
　　自然因素是相对稳定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地理条件等，人为自然资源是中期可变因素，主要包括实际增长率、经济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等，人为因素是短期可变因素，主要包括一国的开放程度、投资政策和政策连续性等。

　　国际投资环境的构成因素
　　影响国际投资环境的因素很多，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它们是：自然资源、经济状况、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
　　（一）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主要研究地理、人口和气候三个方面。
　　1. 地理。
　　地理因素包括地理位置、面积、地形条件、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地理条件对一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投资者以开发利用资源为目的就要考察东道国的各种资源情况，投资者准备投资精密仪器行业就要考察东道国的地形条件是否影响产品的精密程度等。
　　2.人口。
　　人口因素对直接投资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人口是构成市场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它既能决定某一产品的需求规模，又能决定需求的种类。例如，教育水平高的人口密集区对书籍、音乐和电影等各种产品的需求就与落后国家和地区有较大的差异。
　　3.气候。
　　气候主要研究气温、日照、降雨量、风暴以及台风等。气候因素从不同侧面对许多行业的投资都会产生影响。气候的差异和变化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产、运输，而且还会影响到消费市场的潜力。
　　（二）经济状况。经济状况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众多因素中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因素，也是国际投资决策中首先考虑的因素。经济状况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的完善和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状况、经济和物价的稳定程度和经济政策等内容。
　　1.经济发展水平。
　　一般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就意味着该国有较大的市场、较多的机会和较好的经营条件，对外国投资者就有较大的吸引力。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是根据一国经济的发达程度，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又分为制成品出口国、原料出口国与石油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其投资需求和市场结构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就工业品市场而言，发达国家偏重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消费品市场而言，发达国家在市场营销中强调产品款式、性能和特色，品质竞争多于价格竞争。而发展中国家则侧重于产品的功能和实用性，销售活动因受到文化水平低和传媒少的限制，价格因素重于产品品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所引起的市场结构和投资需求的不同，必然引起各个国家对外资利用规模和结构的差异。
　　2.市场的完善和开放程度。
　　正常的生产和运行需要有一个完善和开放的市场环境。市场体系的完善，意味着各类主要市场如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已发育齐全，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市场体系。同时，完善的市场体系也意味着该体系内的每个市场都是规范的。市场的开放程度，是指一国允许外国投资者不受限制地进入本国市场的程度。如果在对一国市场的利用方面不存在本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的差别待遇，则可认为该国的市场有较高的开放度，否则，就被认为开放度不够。对外国投资者来说，一国市场的完善和开放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完善和开放的市场是较好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对外国投资者有较大的吸引力。反之，封闭和残缺的市场只会使外商望而却步。外国投资者以后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市场问题，一方面是市场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受到较多的限制，从而阻碍了外来投资的进入。
　　3.基础设施状况。
　　基础设施状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业基础设施的结构和状况；二是城市生活和服务设施的结构和状况。基础设施的好坏是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它的内容主要包括：（1）能源，包括基础能源和水力、电力、热力等供应系统和供应状况；（2）交通运输，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等方面的条件；（3）通讯设施，包括邮政、广播、电视、电话、电传等方面的设施；（4）原材料供应系统；（5）金融和信息服务；（6）城市生活设施状况，如住房、娱乐、饮食等；（7）文教、卫生设施和其他服务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与国际投资密切相关的外部物质条件，外国投资者是不可能到一个能源供应短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和生活条件艰苦的地区进行投资的。正因为如此，东道国政府都很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4.经济和物价的稳定程度。
　　经济和物价是否稳定，主要看以下几个指标的情况：（1）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持续稳定，若出现忽高忽低、大起大伏的情况，则被看成是经济不稳定；（2）通货膨胀率的高低，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贬值程度就越大。西方学者一般把年通货膨胀率是否超过两位数作为币值是否稳定的一个界限；（3）国家债务规模的大小。如果一个国家债务尤其是净债务规模过大，变成“债务经济”，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是脆弱的，一旦国内或世界经济中出现一些重大的事件，就可能导致该国经济的大波动。由于经济和物价的稳定是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所以外国投资者一般在进行国际投资时，都很重视这一因素。在经济和物价不稳定或经济状况较差的情况下，企业很难达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和利润水平，因而也很少有投资者愿意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投资。
　　5.经济政策。
　　一国的经济政策往往和国际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对国际投资也有着较大的影响。（1）贸易和关税政策。国际投资必然伴随或表现为大量的国际商品流动，包括机器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和产成品的国际交换。一国采取何种贸易和关税政策，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保护贸易政策，是高关税还是低关税，是较少的非关税壁垒还是较多的非关税壁垒，对国际投资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一般地说，那些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关税低、非关税壁垒少的国家，会被认为具有较好的投资条件。（2）经济开发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工业化政策、产业开发政策和地区开发政策等等。工业化政策的核心是促进和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政策是，一般都会遇到资本投入不足的困难，故希望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这一不足。为了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实行工业化政策的国家一般都限制成品的出口，在此情况下，原有的外国出口商品生产者往往采用在当地投资生产或者其他的合作方式进入该国市场。产业开发政策常常是提倡优先发展某些特定地区，或者边远落后地区，或者重点发展地区而制定的政策。一般说来，符合一国地区开发政策的国际投资，往往也能得到一定的优惠。（3）外汇与外资政策。外汇和外资政策直接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资本能否自由进出，利润和其他收益能否汇回的问题，所以一般也甚为国际投资者所关注。
　　（三）政治法律。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因素直接关系到国际投资本身的饿安全性。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长期的投资活动，所以投资者对投资地区的长期政治稳定状况和法律保障程度十分关注。政治法律方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1.政治的稳定性。
　　政治的稳定性表现为政府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一般认为政府的稳定应不受任何内部与外部问题的困扰和动摇，如内部的分裂、反对党派的存在、民族问题、经济困难、潜在的政变因素、不规则的更迭等。政府应具有对付一切冲突的应变能力，如有上述问题的存在，则被认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当然，上述问题的存在与否，以及能否得到恰当地解决，还取决于政府的宗旨、政策、政府官员的意志和才能等因素。政策的连续性不仅在于本届政府的政策要有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在于它不受政府正常选举的影响，不会因为政府的正常更迭而改变政策的连续性。在国际投资中，政策的连续性往往那为投资者所特别关注。一国的政策连续性越大，说明该国的政治稳定性越高，对外国投资者越有吸引力。否则，就缺乏吸引力。
　　2.政府的对外关系。
　　政府的对外关系，包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与他国政府的正常关系等方面。一国政府的对外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同样会影响到外国投资者对该国政治环境的评价。一般说来，一国对外关系良好，而且与越来越多的国家交往密切，关系友好，则外国投资者对该国的政治环境评价就会好些。反之，评价差些，从而影响外资的进入。
　　3.政治体制。
　　政治体制通常指有关政体的制度，包括国家的管理形式、结构形式以及选举制度、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制度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总是同该国的根本性质和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体制的不同，具体表现在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政府部门的结构、行政效率等方面。一般说来，与资本输出国不同的政治体制可能会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但也有可能对外资有一定的吸引力。
　　4.法律制度的健全性。
　　法律制度的健全状况，主要指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各项法规实施的情况。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某些法规对外国投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反托拉斯法、劳工法、税法、外资法、海关法等等。尤其是各国的外资法更是投资者特别观众的法律，它是影响外资进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法律的实践状况主要强调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公允性。在法律使用上的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资者产生较大吸引力，相反，若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将会影响外资进入的积极性。
　　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在国际投资环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经济环境，或是社会环境，大都可以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世界各国无不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为前提，制定本国利用外资的有关法律。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讲，发达国家国力强，资金充裕，技术先进，国际竞争能力强，因而对外资采取比较开放的立法态度，限制性措施比较少，但鼓励性措施也比较少；发展中国家国力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国际竞争能力弱，因而对外资的态度往往自相矛盾，一方面鼓励性措施较多，另一方面限制性措施也较多，其目的是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还要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四）社会文化。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各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不同的，在有些国家里甚至还存在地区间的差别。这方面的差别使国外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时会遇到一些不便，这种不方便的程度对国际投资是有影响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主要有：
　　1.语言和文化传统。
　　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往往是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直接因素。不同的文化传统所造成的不同社会观念、消费习惯、生活准则、思维方式等，会对国际投资活动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语言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越小，投资者与东道国越容易沟通，从而越有利于国际投资活动的开展；反之，则会阻碍国外投资者进入某一国家进行投资。
　　2.教育状况。
　　一国的教育水平高低，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该国的教育制度和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教育的普及程度；三是教育与社会需要的结合；四是一般认字状况；五是基础教育、职业几和专门教育的状况；六是国民对教育的基本态度。教育水平高，劳动力素质必然高，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就高，投资的收益就好，对国外投资者就有吸引力。反之，则会影响国外投资者的进入。
　　3.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包括民众的一般价值观念、对物质分配的态度、对工商业的一般看法、对经营和风险的态度、尤其是对国外投资者经营活动的态度以及现存的上下级关系和部门间的关系、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等。这些因素对外来投资的影响往往是比较微妙的。一般说来，它们影响一国对外资的接纳程度、外资与当地资本合作以及与当地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合作的状况、外资投资效益和经营成果的分配等。
　　4.宗教信仰。
　　目前世界上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三大宗教，若把小的宗教派别和分支都包括进来，那就更多，至少有几十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消费方式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从传统上看，基督教主张努力工作、节俭、储蓄；佛教和印度教强调精神价值，贬低物质欲望；伊斯兰教禁止食猪肉、饮酒等，这些都会对国际投资活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从投资接受国来看，宗教制度和一些清规戒律越复杂严格，往往越令国外投资者畏缩不前。从国际投资者来看，越能尊重东道国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适度地加以利用，则越能在该国开展投资活动并获得成功。

　　国际投资环境的分析方法
　　（一）投资环境多因素分析法
　　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具体项目进行分析，就是对项目投资环境的评价。具体评价投资环境的方法很多，大都是将众多投资的环境因素分解为若干具体指标，然后综合评价。 多因素分析法（又称为等级尺度法或投资环境等级评分法）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斯托伯提出的。多因素分析法的特点是，根据上述国际投资环境的八项关键项目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程度的不同而确定其不同的等级分数，再按每一个因素中的有利或不利的程度给予不同的评分，最后把各因素的等级得分进行加总作为对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总分越高表示其投资环境越好，越低则起投资环境越差。多因素分析法由于具有定量分析和对不同因素的详细分析等优点，深为投资决策者和学术研究界所欢迎，是运用较普遍的一种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二）投资环境冷热比较分析法
　　美国学者伊西阿·利特法克和彼得·班廷根据他们对60年代后半期美国、加拿大等国公商界人士进行的调查资料，通过七种因素对各国投资环境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后提出了投资环境冷热比较分析法。
　　投资环境冷热比较分析法是以“冷”、“热”因素来表述环境有劣的一种评价方法，既把各个因素和资料加以分析，得出“冷”、“热”差别的评价。投资环境冷热比较法把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归结为七大因素：
　　1.政治稳定性
　　政府由阶层代表所组成，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深得人心，而且该政府能够鼓励和促进企业发展，创造出良好的适宜企业长期经营的环境。一国的政治稳定性高时，这一因素为“热”因素，反之，为“冷因素”。
　　2.市场机会
　　拥有广大的顾客，对外国投资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劳务尚未满足的需求，并且具有切实的购买力。当市场机会大时，为“热”因素，反之，为“冷”因素。
　　3.经济发展和成就
　　一国经济发展程度，效率和稳定形式是器乐投资环境的另一因素。经济发展快和成就大，为“热”因素，反之，为“冷”因素。
　　4.文化一元化
　　一国国内各阶层的人民，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世哲学、人生的观念和目标等，都要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一元化程度高，为“热”因素，反之，为“冷”因素。
　　5.法令阻碍
　　一国的法令繁杂，并有意或无意地限制和束缚现有企业的经营，影响今后企业的投资环境。若法令阻碍大，为“冷”因素，反之，为“热”因素。
　　6.实质阻碍
　　一国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往往对企业的经营产生阻碍，实质阻碍大时，为“冷”因素，反之，为“热”因素。
　　7.地理及文化差距
　　两国距离远，文化迥异，社会观念及语言文字的差别有碍思想交流。地理及文化差距大，为“冷”因素，反之，为“热”因素。
　　除这两种投资环境分析法外，还有许多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因素进行分析，以便在最好的投资环境中进行经营。比如，投资环境动态分析法，它是美国道氏化学公司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制定的一套分析方法；投资障碍分析法是依据潜在的阻碍国际投资运行因素的多寡与程度来评价投资环境优劣的一种方法

1、考察一个项目是否可投资要看的指标有很多，比如：
①消费人群；
②地理位置；
③场地费用；
④产品质量；
⑤竞争状况，要根据具体的项目而定。
一般来说，考察项目首先要关注项目是否合法，其次要看到项目运作流程，最后再看利润是否合理。
2、在项目投资考察前，要做好项目组分配工作，比如根据项目组的人员以及特长分配等量的收集资料的工作：上位规划提到规划地的内容、收集当地的交通情况（高速、国道、省道、码头等）、网上收集当地旅游资源做出资源表。
3、项目是指一系列独特的、复杂的并相互关联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或目的，必须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规范完成。

扩展资料：
投资指标编制原则：
由于投资估算指标属于项目建设前期进行估算投资的技术经济指标，它不但要反映实施阶段的静态投资，还必须反映项目建设前期和交付使用期内发生的动态投资，以投资估算指标为依据编制的投资估算，包含项目建设的全部投资额。
这就要求投资估算指标比其他各种计价定额具有更大的综合性和概括性。因此，投资估算指标的编制工作除应遵循一般定额的编制原则外，还必须坚持下述原则：
(1)投资估算指标项目的确定，应考虑以后几年编制建设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资估算的需要。
(2)投资估算指标的分类、项目划分、项目内容、表现形式等要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并且要与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深度相适应。
(3)投资估算指标的编制内容，典型工程的选择，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建设方针政策，符合国家技术发展方向，贯彻国家高科技政策和发展方向原则。
使指标的编制既能反映现实的高科技成果，反映正常建设条件下的造价水平，也能适应今后若干年的科技发展水平。坚持技术上先进、可行和经济上的合理，力争以较少的投入求得最大的投资效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投资指标

美国，还有欧洲的经济危机由争议最终还是变得无可争议。

此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两房事件、7000亿美元的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再到澳大利亚、欧、亚、拉美，及众多亚洲国家纷纷向金融机构注资，最后到欲召开全球金融峰会寻找对策，充分显现了危机的全球性。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它将成为美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此次危机破产、倒闭或出现巨额亏损的许多金融机构，直到昨天还被我们视作“基业长青”的楷模。

全球如此大面积、大规模、深度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几个人云亦云的原因就能解释通的，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角度，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剖析、检讨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此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是次级按揭，但成因是多方面的。金融业本来是实体经济的中介，今天却成为了虚拟经济的中介。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行等互为中介，互相放大风险，利用金融工具和产品的高杠杆比率，成倍制造货币、资产、资本泡沫。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近则是金融业产品设计问题，中则是混业经营问题，远则是金融发展观和价值观念问题，甚至是人类的生存哲学问题。

当代主流金融观和经济发展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以金钱为目标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观不矫正，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还会出现，其破坏力将会更大。

混业经营、做大做强是问题的开始

混业经营(又称“综合化经营”)，是导致金融业无限扩张和垄断性金融集团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金融机构一开始都为分业经营，日本和美国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初始理论和动机是增加盈利渠道，分散单一业务产生的经营风险。然而，结果并未导致金融机构整体效益的增加，更未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混业经营下，金融机构的投资冲动更加强烈，机构内部的股权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一个集团旗下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单向持股或互相持股，各项业务的风险不仅不能实现对冲，反而会使风险互相转移，产生叠加和放大。专业分工的消失，金融风险不论对金融公司，还是对于监管当局，或是对于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变得更加不可控。

中国在经济上一直都向美国看齐，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后，中国相关理论和依据开始出现，一进入21世纪，即打开了混业经营的大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没有丝毫的警惕和犹豫，反而将危机形势视作扩张的良机，许多机构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雄伟的混业收购和兼并计划。

另一方面，“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是导致金融乃至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呢，根本的一点是金融企业，尤其银行是负债经营，要无限扩张，就要不断增加负债规模，此后又要无限增加资产规模，资产规模到一定程度，受资本金比例的限制，又要用各种行外或社会融资方式补充资本(由于急于扩张、快速扩张，银行几乎从来不采用自我补充资本金这一稳健的形式)，如此循环无尽，这对社会贷款增量、证券市场的态势、社会经济的走势产生了一波波影响。由于银行上述行为的动机是使自己做大做强，所以社会效益如何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在资本金比例上，中国的银行奉行的是最低标准，即以8%的底线运作，欧美和亚洲的一些银行，底线则在12%左右。仅此一点，风险就大了很多。

银行的扩张在市场争夺方面表现突出。如近年国内银行在个贷，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的市场竞争，已达到血染江河的惨境。对于推销个人住房按揭产品，银行的指标经过层层分解后是逐级放大的，有的分支机构甚至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搞定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一些银行把对客户经理的培训计划用猛兽来命名；在住房按揭的政策执行上，部分银行变通规避监管机构的相关政策，如零首付、转按揭等。

做大做强方面，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家商业银行愿意做地区性的银行，一个诞生在省辖市的商业银行，都提出要跨省设立分支机构，都有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宏伟目标。而在美国，区域或地区性的商业银行有近8000多家，它们乐于为本乡本土服务。
银行的做大做强也导致了经济泡沫、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导致了经济的非自然、非需求波动。

以房地产泡沫为例，老百姓的存款通过银行，化作地产商的开发资金，然后，很多老百姓却透支几乎一代人光景的未来收入买一所房子，银行支付给存款人的价格又是负利率，这个金融运作的残酷游戏，大部分存款人是不知真相的。按《理财周报》2008年4月的一文统计，沪深两市105家上市地产公司的平均资本负债率55.7%，其中最高的达89.1%，也就是100块钱资产中有89块钱是从银行借来的。

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在自营贷款总额的占比，即使在风险意识比较强的银行，也接近30%，如果算上以房产作为抵押物的其他贷款，其涉及房地产的贷款要接近50%。

在社会学领域，对大多数事物来说，真理原本很清楚。而许多事物的真理之所以变得扑朔迷离，是因为真理变成了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或经济诉求。大量的真理一旦失去了本质，即演变为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代名词，社会危机就会出现。

高管巨额薪酬是问题的动力

目前，对于金融机构高管的巨额薪酬制度，人们多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角度来进行抨击。在美国，金融机构如证券交易所、投行和综合性银行，年薪过亿美元的高管并非凤毛麟角，几千万美元的也比比皆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目标在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领域进展迅速，许多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近几年达到了一年一倍增或双倍增。

金融机构高管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化，拿自己和美国的某家机构类比；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引进境外高管拉升自己的工资。金融机构内部的薪酬差距一般达200倍左右，如果计算获得的补贴(可报销费用)更高。从上市公司年报和其它方面披露的数据看，整个金融行业，以最高的6000多万和最低的5万相比，就是超过1000倍的差别。

讨论金融界高管的薪酬，并非为了讨论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不是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金融业高管的巨额薪酬导致了金融机构的无限扩张，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经济秩序紊乱，以致社会动荡。因为，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一般与所在机构的规模、总资产和利润总额挂钩，这是一个基础因素。要高薪吗？必须扩大规模，增加利润。薪酬还要再高吗？必须再扩大规模，增加利润，如此往复，没有止境。怎样扩大规模呢？增加网点，扩大客户群，增加存款；怎样增加利润呢？多放贷款，多做中间业务。以上是银行的情况。保险业是增加险种，多卖保单；证券公司则是扩大客户群，提高客户的证券成交量，多保荐企业上市等等。

金融机构互相拼规模，拼产品(即“创新”)、拼利润，年度利润可增长200%以上，而实体经济的增长仅仅几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正常吗？由于当代金融机构掌握着国家、社会法人和自然人的货币财富，即控制着社会上大部分流动性，如此疯狂追逐利润，无疑会造成经济的强力膨胀和随后的泡沫崩溃。

然而，发生金融风险对已有巨额资本的金融界高管来讲，几乎没有损失，当年的薪酬甚至都不会减。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分析，超大型金融集团或企业集团，尤其是垄断型、主导型的巨型跨国集团是可以影响并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甚至全球政治的。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一定关联，因为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这就像出钱让他们赌博，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携巨额红利走人；而当事情变糟，就像现在那样，他们不用共同承担损失。即便他们失去了饭碗，他们仍能带着一大笔钱走人。给奖金封顶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奖金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机制。

他开出的药方是：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应先由第三方托管10年，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出现业绩亏损，奖金也将相应削减。

金融衍生品是问题产生的工具

金融扩张和财富敛取需要渠道和工具，各色衍生工具和产品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发展期权和期货开始，到90年代初期摩根大通设计出CDS(信用违约掉期)，华尔街产出了层出不穷的复杂金融衍生品。其结果是，大部分产品开始和金融的初衷背道而驰，一是想方设法从投资者兜里掏钱，二是金融各行业互为利用，互相交易，互相攫取佣金和利息，使金融业狼烟四起，社会经济随之动荡。金融衍生品已成为金融机构掠夺社会财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次贷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比如，被我国金融专家视为重要创新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ABS)，设计者称其是为了分散银行风险。银行的意图是将信贷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一并转移到社会。我们把银行的动机和对社会经济实体产生的影响放在一边不论，先看银行实现转移风险的成功一跳后干什么？银行卖出信贷资产后所得获得的资金肯定大于自身所付成本(既然是有利于银行自身的产品创新，亏本肯定是不干的)，这笔钱还是继续放贷。此时，银行等于将一件物品卖了3次：第一次发放贷款给企业是首卖，贷款利息就是价格；第二次是卖给社会；第三次，在获得资金后还是卖给企业。至此，社会的信贷总量已增加一倍多，商品价格由此推高，资产泡沫、资本泡沫随之产生。

历史告诉我们，与科学、医学、工业、艺术产品的创新根本不同，金融产品的创新一开始就是为了自身赢得更多的利润而设计，衍生产品的设计尤其突出。这一差别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职业属性或职业本质使然。现在，连推崇并以金融衍生产品为生的金融家，都开始认识其罪恶的本质，对冲基金Seabreeze Partners Management主席Doug Kass称美国金融市场过分杠杆化是这场金融灾难的原因。他说，每1美元股本杠杆比率高过30美元，只要资产值回落4%，便可令股本消失。

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加上复杂的交易程序，形成复杂的虚拟资产，贝尔斯登在被摩根大通收购时，甚至算不清值多少钱，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极其复杂，该用哪些尺度去给它估值？当事双方谁也说不清。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资本会计核算本身就存在风险，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的游戏性显现得非常清楚。

这次金融危机中，为什么这么多老牌银行在有资本充足率约束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仍会顷刻轰然崩塌？原因就是在资产证券化及金融产品高杠杆化的情况下，金融最基础的支撑——诚信和信誉——遭到无端践踏；资本充足率等各种约束均名存实亡，会计核算失灵、失真；已经国际化的金融机构由于混业经营，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高速传导、扩散，流动性变得高度脆弱。整个金融体系变得不堪一击，因为它不像传统存贷业务，有实体经济需求和支撑。

有关金融衍生工具和衍生产品的交易量，以及名义本金的统计，由于大都是表外业务，相互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关系和不透明性，统计非常复杂和困难，国际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可以进行完整、准确的统计。

有不完全统计显示，全球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交易总额，1999年为100万亿美元，2007年近677万亿美元，其中场内交易量80万亿美元，场外交易量596万亿美元。Fitch统计，2006年仅信用类衍生市场就达到了50万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3年至2006年增长了15倍。CDS市值为62万亿美元，在2008年前的7年中，增加了100倍。

有资料统计，仅贝尔斯登经手的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就有100万亿美元，在被JP摩根大通接管前自身还有90000亿美元。AIG涉及的CDS金额也高达4460亿美元。

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18日，全球被蒸发的财富约4.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衍生产品，全球经济在4.6万亿美元的区间玩了个蹦极，其对自然人、企业和社会的破坏作用无论怎么计算都不过分。

今天，金融创新产品大部分都是衍生产品，并且大部分是N次衍生产品，它们能够不断变换组合。如，CDS不仅包装信贷资产，还包装五花八门的各种金融产品。只有很少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设计人和使用人(不是利用这些产品和工具的投资人)才知道它们的风险所在，众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也是不明就里。原因就是其“技术”含量高，“程序”复杂，被认为是少数精英的行为。

2008年5月，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东大会上这样评价CDO：弄懂CDO的一个证券，需要读75万字的报告。银行发明的这种以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组合的金融衍生产品简直是疯狂的。

日本《经济学人》称，“这是一个尾巴指挥脑袋的年代，尾巴指的是金融经济，脑袋指的是实体经济。全球存款加上包括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产已经达到实物资产(名义GDP)的3.2倍，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前者只有后者的1.7倍。”

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告诉我们，现在是一个思想过剩的年代，思想过剩对金融业尤其可怕。

以一家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为例，其公司业务的产品多达150种。在零售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产品更是不计其数，有一家银行仅其中的受托理财业务，就有800多个产品。这都是思想过剩，精力过剩的表现。在金融领域，一定要警惕思想过剩产生的危机。

金融业食利特征导致的金融产业的无限扩大，近年连美国金融界的高层人士也忧心忡忡，尤其对投资银行过度发展，经济和金融专业的高才生纷纷投身投行业感到担忧。一个社会，那么多的人不从事实体经济，不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创造，而蜂拥在所谓的投行、基金等投资领域，又不是实业投资，而是虚拟投资，玩“资本运作”游戏，天天想着用虚拟的产品在虚拟市场攫取社会财富，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的怎么不会将临？

金融业的过度“发展”，金融观念不矫正，金融扩张不停止，多次衍生工具不废除，终将牵引社会经济进入死胡同。如果不加干预，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将按照跨国金融垄断资本的目标发展，这结果十分可怕。对此，政治家、社会学家甚至经济学家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格林斯潘、保尔森、伯南克、中国金融界的高级官员，及许多经济学家都发表过类似言论——说得最多的是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

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角度审视当代的金融业。虽然金融业近十年来引入了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的观念、手段和方法，但远不足以抵消其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向错误所带来的灾难，同时对于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也丝毫没有帮助。因此，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讲的，是一场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小概率事件，而是当代金融业发展的必然。

端正金融业的发展思想和观念，规范金融业的行为，像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一样，金融风险的控制也需要全球化。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思想观念和宏观方面寻求出路，即要树立正确的人类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观。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等，并不是准确评价人类发展状态、方向的正确概念和指标。发展不是扩张、垄断和控制的代名词。发展和存在的关系要有机统一，科学和谐型发展、环境友好型发展、社会友好型发展、和平共处型发展、互利互惠型发展、幸福存在型发展，才是人类正确的社会观。发展不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首要命题和根本命题，和谐的存在才是人类生存哲学的根本命题。

在行动上，要逐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各国可根据国情对超级垄断型金融机构概念和尺度进行界定，要制定法律，限制其无限扩张，遏制垄断型、主导型的超级金融集团出现。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可以就限制金融垄断专门立法。

二是联合国在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方面应担负最高的国际责任，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要对防范全球金融风险进行国际立法，不允许有跨国型垄断金融集团出现。制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共同遵守的金融规则。各国，首先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金融业及金融机构要端正金融观，矫正畸形发展思想，不输出金融风险。

三是IMF的职能要重新定位，要担负对各国金融行为的监管和全球金融风险的防范职能和金融争端的裁决职能，有对成员国违法金融行为的控制手段和有效的惩罚手段。

(作者为国内某商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原文22000字，有删减)

个人观点是：投资银行过分忽略了系统性风险（几乎每个投行的数理模型都是以不考虑系统性风险为假设前提），从而过度地去金融创新，放大了风险，并在一个房市契机下不约而同地暴露了风险。说道发展路径，也许上面的文章有点引导性的启示，但是现在的情况下，谁能预料它会怎么发展下去，个人还是相信投行还会慢慢发展的，毕竟它的初衷是服务于实业的，只是后来变得脱离了。现在的状况应该知道吧，美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什么投行业务了，第3，4，5的投行该倒的倒，该被商业银行收购的收购，第1，2的投行向商业银行业务转型~~~


美国，还有欧洲的经济危机由争议最终还是变得无可争议。

此次金融危机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到两房事件、7000亿美元的美国金融救援计划，再到澳大利亚、欧、亚、拉美，及众多亚洲国家纷纷向金融机构注资，最后到欲召开全球金融峰会寻找对策，充分显现了危机的全球性。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它将成为美国经济史和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划时代事件。

此次危机破产、倒闭或出现巨额亏损的许多金融机构，直到昨天还被我们视作“基业长青”的楷模。

全球如此大面积、大规模、深度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是几个人云亦云的原因就能解释通的，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角度，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剖析、检讨自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

此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是次级按揭，但成因是多方面的。金融业本来是实体经济的中介，今天却成为了虚拟经济的中介。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投行等互为中介，互相放大风险，利用金融工具和产品的高杠杆比率，成倍制造货币、资产、资本泡沫。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近则是金融业产品设计问题，中则是混业经营问题，远则是金融发展观和价值观念问题，甚至是人类的生存哲学问题。

当代主流金融观和经济发展观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以金钱为目标的经济和金融发展观不矫正，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还会出现，其破坏力将会更大。

混业经营、做大做强是问题的开始

混业经营(又称“综合化经营”)，是导致金融业无限扩张和垄断性金融集团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金融机构一开始都为分业经营，日本和美国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初始理论和动机是增加盈利渠道，分散单一业务产生的经营风险。然而，结果并未导致金融机构整体效益的增加，更未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混业经营下，金融机构的投资冲动更加强烈，机构内部的股权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一个集团旗下的母公司和子公司，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单向持股或互相持股，各项业务的风险不仅不能实现对冲，反而会使风险互相转移，产生叠加和放大。专业分工的消失，金融风险不论对金融公司，还是对于监管当局，或是对于整个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变得更加不可控。

中国在经济上一直都向美国看齐，美国金融业混业经营后，中国相关理论和依据开始出现，一进入21世纪，即打开了混业经营的大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没有丝毫的警惕和犹豫，反而将危机形势视作扩张的良机，许多机构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或计划实施雄伟的混业收购和兼并计划。

另一方面，“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是导致金融乃至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

为什么呢，根本的一点是金融企业，尤其银行是负债经营，要无限扩张，就要不断增加负债规模，此后又要无限增加资产规模，资产规模到一定程度，受资本金比例的限制，又要用各种行外或社会融资方式补充资本(由于急于扩张、快速扩张，银行几乎从来不采用自我补充资本金这一稳健的形式)，如此循环无尽，这对社会贷款增量、证券市场的态势、社会经济的走势产生了一波波影响。由于银行上述行为的动机是使自己做大做强，所以社会效益如何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

在资本金比例上，中国的银行奉行的是最低标准，即以8%的底线运作，欧美和亚洲的一些银行，底线则在12%左右。仅此一点，风险就大了很多。

银行的扩张在市场争夺方面表现突出。如近年国内银行在个贷，尤其是个人住房按揭的市场竞争，已达到血染江河的惨境。对于推销个人住房按揭产品，银行的指标经过层层分解后是逐级放大的，有的分支机构甚至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搞定房地产中介和开发商；一些银行把对客户经理的培训计划用猛兽来命名；在住房按揭的政策执行上，部分银行变通规避监管机构的相关政策，如零首付、转按揭等。

做大做强方面，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家商业银行愿意做地区性的银行，一个诞生在省辖市的商业银行，都提出要跨省设立分支机构，都有成为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宏伟目标。而在美国，区域或地区性的商业银行有近8000多家，它们乐于为本乡本土服务。
银行的做大做强也导致了经济泡沫、通货膨胀，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导致了经济的非自然、非需求波动。

以房地产泡沫为例，老百姓的存款通过银行，化作地产商的开发资金，然后，很多老百姓却透支几乎一代人光景的未来收入买一所房子，银行支付给存款人的价格又是负利率，这个金融运作的残酷游戏，大部分存款人是不知真相的。按《理财周报》2008年4月的一文统计，沪深两市105家上市地产公司的平均资本负债率55.7%，其中最高的达89.1%，也就是100块钱资产中有89块钱是从银行借来的。

商业银行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在自营贷款总额的占比，即使在风险意识比较强的银行，也接近30%，如果算上以房产作为抵押物的其他贷款，其涉及房地产的贷款要接近50%。

在社会学领域，对大多数事物来说，真理原本很清楚。而许多事物的真理之所以变得扑朔迷离，是因为真理变成了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或经济诉求。大量的真理一旦失去了本质，即演变为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代名词，社会危机就会出现。

高管巨额薪酬是问题的动力

目前，对于金融机构高管的巨额薪酬制度，人们多是从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角度来进行抨击。在美国，金融机构如证券交易所、投行和综合性银行，年薪过亿美元的高管并非凤毛麟角，几千万美元的也比比皆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目标在中国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领域进展迅速，许多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近几年达到了一年一倍增或双倍增。

金融机构高管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全球化，拿自己和美国的某家机构类比；另一个办法是通过引进境外高管拉升自己的工资。金融机构内部的薪酬差距一般达200倍左右，如果计算获得的补贴(可报销费用)更高。从上市公司年报和其它方面披露的数据看，整个金融行业，以最高的6000多万和最低的5万相比，就是超过1000倍的差别。

讨论金融界高管的薪酬，并非为了讨论社会财富的分配，或者不是简单地讨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金融业高管的巨额薪酬导致了金融机构的无限扩张，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经济秩序紊乱，以致社会动荡。因为，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一般与所在机构的规模、总资产和利润总额挂钩，这是一个基础因素。要高薪吗？必须扩大规模，增加利润。薪酬还要再高吗？必须再扩大规模，增加利润，如此往复，没有止境。怎样扩大规模呢？增加网点，扩大客户群，增加存款；怎样增加利润呢？多放贷款，多做中间业务。以上是银行的情况。保险业是增加险种，多卖保单；证券公司则是扩大客户群，提高客户的证券成交量，多保荐企业上市等等。

金融机构互相拼规模，拼产品(即“创新”)、拼利润，年度利润可增长200%以上，而实体经济的增长仅仅几个百分点，这种情况正常吗？由于当代金融机构掌握着国家、社会法人和自然人的货币财富，即控制着社会上大部分流动性，如此疯狂追逐利润，无疑会造成经济的强力膨胀和随后的泡沫崩溃。

然而，发生金融风险对已有巨额资本的金融界高管来讲，几乎没有损失，当年的薪酬甚至都不会减。从更高的政治层面分析，超大型金融集团或企业集团，尤其是垄断型、主导型的巨型跨国集团是可以影响并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甚至全球政治的。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利茨说：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业高管的巨额奖金有一定关联，因为奖金刺激了高风险行为。这就像出钱让他们赌博，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携巨额红利走人；而当事情变糟，就像现在那样，他们不用共同承担损失。即便他们失去了饭碗，他们仍能带着一大笔钱走人。给奖金封顶的做法无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建立奖金与长期业绩挂钩的机制。

他开出的药方是：金融高管们的奖金应先由第三方托管10年，如果第二年、第三年，或第四年出现业绩亏损，奖金也将相应削减。

金融衍生品是问题产生的工具

金融扩张和财富敛取需要渠道和工具，各色衍生工具和产品由此产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发展期权和期货开始，到90年代初期摩根大通设计出CDS(信用违约掉期)，华尔街产出了层出不穷的复杂金融衍生品。其结果是，大部分产品开始和金融的初衷背道而驰，一是想方设法从投资者兜里掏钱，二是金融各行业互为利用，互相交易，互相攫取佣金和利息，使金融业狼烟四起，社会经济随之动荡。金融衍生品已成为金融机构掠夺社会财富的有效工具和手段，次贷危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比如，被我国金融专家视为重要创新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ABS)，设计者称其是为了分散银行风险。银行的意图是将信贷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一并转移到社会。我们把银行的动机和对社会经济实体产生的影响放在一边不论，先看银行实现转移风险的成功一跳后干什么？银行卖出信贷资产后所得获得的资金肯定大于自身所付成本(既然是有利于银行自身的产品创新，亏本肯定是不干的)，这笔钱还是继续放贷。此时，银行等于将一件物品卖了3次：第一次发放贷款给企业是首卖，贷款利息就是价格；第二次是卖给社会；第三次，在获得资金后还是卖给企业。至此，社会的信贷总量已增加一倍多，商品价格由此推高，资产泡沫、资本泡沫随之产生。

历史告诉我们，与科学、医学、工业、艺术产品的创新根本不同，金融产品的创新一开始就是为了自身赢得更多的利润而设计，衍生产品的设计尤其突出。这一差别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职业属性或职业本质使然。现在，连推崇并以金融衍生产品为生的金融家，都开始认识其罪恶的本质，对冲基金Seabreeze Partners Management主席Doug Kass称美国金融市场过分杠杆化是这场金融灾难的原因。他说，每1美元股本杠杆比率高过30美元，只要资产值回落4%，便可令股本消失。

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加上复杂的交易程序，形成复杂的虚拟资产，贝尔斯登在被摩根大通收购时，甚至算不清值多少钱，因为它的资产负债表极其复杂，该用哪些尺度去给它估值？当事双方谁也说不清。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的资本会计核算本身就存在风险，金融产品和金融交易的游戏性显现得非常清楚。

这次金融危机中，为什么这么多老牌银行在有资本充足率约束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仍会顷刻轰然崩塌？原因就是在资产证券化及金融产品高杠杆化的情况下，金融最基础的支撑——诚信和信誉——遭到无端践踏；资本充足率等各种约束均名存实亡，会计核算失灵、失真；已经国际化的金融机构由于混业经营，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高速传导、扩散，流动性变得高度脆弱。整个金融体系变得不堪一击，因为它不像传统存贷业务，有实体经济需求和支撑。

有关金融衍生工具和衍生产品的交易量，以及名义本金的统计，由于大都是表外业务，相互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关系和不透明性，统计非常复杂和困难，国际上并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可以进行完整、准确的统计。

有不完全统计显示，全球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交易总额，1999年为100万亿美元，2007年近677万亿美元，其中场内交易量80万亿美元，场外交易量596万亿美元。Fitch统计，2006年仅信用类衍生市场就达到了50万亿美元的规模，其中2003年至2006年增长了15倍。CDS市值为62万亿美元，在2008年前的7年中，增加了100倍。

有资料统计，仅贝尔斯登经手的衍生产品场外交易就有100万亿美元，在被JP摩根大通接管前自身还有90000亿美元。AIG涉及的CDS金额也高达4460亿美元。

2007年10月至2008年9月18日，全球被蒸发的财富约4.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金融衍生产品，全球经济在4.6万亿美元的区间玩了个蹦极，其对自然人、企业和社会的破坏作用无论怎么计算都不过分。

今天，金融创新产品大部分都是衍生产品，并且大部分是N次衍生产品，它们能够不断变换组合。如，CDS不仅包装信贷资产，还包装五花八门的各种金融产品。只有很少的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的设计人和使用人(不是利用这些产品和工具的投资人)才知道它们的风险所在，众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也是不明就里。原因就是其“技术”含量高，“程序”复杂，被认为是少数精英的行为。

2008年5月，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Berkshire Hathaway)公司股东大会上这样评价CDO：弄懂CDO的一个证券，需要读75万字的报告。银行发明的这种以按揭贷款为基础的证券组合的金融衍生产品简直是疯狂的。

日本《经济学人》称，“这是一个尾巴指挥脑袋的年代，尾巴指的是金融经济，脑袋指的是实体经济。全球存款加上包括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产已经达到实物资产(名义GDP)的3.2倍，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前，前者只有后者的1.7倍。”

层出不穷、花样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告诉我们，现在是一个思想过剩的年代，思想过剩对金融业尤其可怕。

以一家中等规模的商业银行为例，其公司业务的产品多达150种。在零售业务和私人银行业务方面，产品更是不计其数，有一家银行仅其中的受托理财业务，就有800多个产品。这都是思想过剩，精力过剩的表现。在金融领域，一定要警惕思想过剩产生的危机。

金融业食利特征导致的金融产业的无限扩大，近年连美国金融界的高层人士也忧心忡忡，尤其对投资银行过度发展，经济和金融专业的高才生纷纷投身投行业感到担忧。一个社会，那么多的人不从事实体经济，不进行科学、文化和艺术创造，而蜂拥在所谓的投行、基金等投资领域，又不是实业投资，而是虚拟投资，玩“资本运作”游戏，天天想着用虚拟的产品在虚拟市场攫取社会财富，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的怎么不会将临？

金融业的过度“发展”，金融观念不矫正，金融扩张不停止，多次衍生工具不废除，终将牵引社会经济进入死胡同。如果不加干预，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将按照跨国金融垄断资本的目标发展，这结果十分可怕。对此，政治家、社会学家甚至经济学家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格林斯潘、保尔森、伯南克、中国金融界的高级官员，及许多经济学家都发表过类似言论——说得最多的是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

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角度审视当代的金融业。虽然金融业近十年来引入了风险控制和内部控制的观念、手段和方法，但远不足以抵消其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向错误所带来的灾难，同时对于其树立正确的发展观，确立正确的发展方向也丝毫没有帮助。因此，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讲的，是一场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小概率事件，而是当代金融业发展的必然。

端正金融业的发展思想和观念，规范金融业的行为，像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一样，金融风险的控制也需要全球化。为此，我们必须首先从思想观念和宏观方面寻求出路，即要树立正确的人类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观。经济发展速度、国民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等，并不是准确评价人类发展状态、方向的正确概念和指标。发展不是扩张、垄断和控制的代名词。发展和存在的关系要有机统一，科学和谐型发展、环境友好型发展、社会友好型发展、和平共处型发展、互利互惠型发展、幸福存在型发展，才是人类正确的社会观。发展不是人类生存哲学的首要命题和根本命题，和谐的存在才是人类生存哲学的根本命题。

在行动上，要逐步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各国可根据国情对超级垄断型金融机构概念和尺度进行界定，要制定法律，限制其无限扩张，遏制垄断型、主导型的超级金融集团出现。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可以就限制金融垄断专门立法。

二是联合国在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方面应担负最高的国际责任，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要对防范全球金融风险进行国际立法，不允许有跨国型垄断金融集团出现。制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共同遵守的金融规则。各国，首先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金融业及金融机构要端正金融观，矫正畸形发展思想，不输出金融风险。

三是IMF的职能要重新定位，要担负对各国金融行为的监管和全球金融风险的防范职能和金融争端的裁决职能，有对成员国违法金融行为的控制手段和有效的惩罚手段。

(作者为国内某商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原文22000字，有删减)

个人观点是：投资银行过分忽略了系统性风险（几乎每个投行的数理模型都是以不考虑系统性风险为假设前提），从而过度地去金融创新，放大了风险，并在一个房市契机下不约而同地暴露了风险。说道发展路径，也许上面的文章有点引导性的启示，但是现在的情况下，谁能预料它会怎么发展下去，个人还是相信投行还会慢慢发展的，毕竟它的初衷是服务于实业的，只是后来变得脱离了。现在的状况应该知道吧，美国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什么投行业务了，第3，4，5的投行该倒的倒，该被商业银行收购的收购，第1，2的投行向商业银行业务转型~~~


对中国来讲，一些主要的关注点比如： 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外融资政策、基础建设、商务环境（包括金融市场、国内市场、物流发展、研发创新、贸易环境）、产业配套能力、 人力资源是否丰富、知识产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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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19196394822： 美国投行向一个国家投资一般要看什么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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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19196394822： 去投行工作前要看哪些书 - ？
海炎他克： 首先是要看基本的财务书籍,这一个投行工作者的根本,不能不看,而且要反复的看,就算你对这些知识已经掌握的很好,你还是要耐下心看,因为真能让你牢记财务准则,把那些恒久不变的原理看出新的想法,这是要看专业财务书籍的关系.其次就是看一些类似于性格分析类的书籍,因为这种书籍可以帮助你理解一个人的一些细节,一个人的各种习惯,从而判断出你的谈话对象有什么想法.这就有点类似于美国FBI读心术之类的书,我认为投行的人必须要查人必入其微,通过一些潜移默化的行为动作来判断你的对手.

沙县19196394822： 什么是经济基本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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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19196394822： 中国会受经济危机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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