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具体作品为例分析唐宋词的“女性化”“南方化”具体表现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滴解释`思想感情(最好有辛弃疾的资料)越多越好~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诗意】
明月升起来惊动喜鹊飞离了树枝，在夜晚，清风吹过来,蝉也一直在叫。稻花香里，人们在纷纷议论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青蛙也叫了起来。一片星空外，雨落在了山前。以前土地庙附近的树林有一间茅屋，到路边看见一条小溪上有一座小桥，过了那座小桥就忽然见到了那间茅屋。
辛弃疾
生平简介
辛弃疾（1140.5.18－1207.10.3）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中年名所居曰稼轩，因自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风闸村）人。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高祖辛师古，曾任儒林郎。曾祖辛寂，曾任宾州司户参军。祖父辛赞，因累于族众，靖康之变时未能随宋室南渡，仕于金，先后为谯县、开封等地守令。辛弃疾父辛文郁早卒，他自幼随祖父辛赞生活。
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与苏轼齐名，号称“苏辛”，与李清照一起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他出生时北方久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美芹十论》），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辛弃疾是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长大的，他也较少受到使人一味循规蹈矩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
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上任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伟大志向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其独特的词作风格被称为“稼轩体”。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二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又圆滑、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宋宁宗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辛弃疾任镇江知府，时年六十五岁，登临北固亭，感叹对自己报国无门的失望，凭高望远，抚今追昔，于是写下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篇传唱千古之作。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当年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勇冠三军、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 公文高手——读辛弃疾》）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所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词中，他不断重复对北方的怀念。另外，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安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他擅长的怀古之作中《水龙吟》，面对如画江山和英雄人物，在豪情壮志被激发的同时，他也大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为他的词构成悲壮的基调。辛词在苏轼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题材范围，他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入词的地步。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当代注本以邓广铭先生作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最为流行。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

苏轼与辛弃疾两位豪放派的大家的作品，总使人有不尽的遐想。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苏轼则代表着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苏轼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因为他的创作体现了这场文学变革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审美趋向，也不仅因为苏轼比其他作家具有更雄大的才力、高超的技巧。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轼的创作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这场文学变革的基本宗旨。

苏词有诗化的倾向，使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崇高的境界。生动的景物描写生成雄宏壮阔的画面，所能宣泄的激情与义愤，往往以不可遏阻之势表现理想与抱负，以及理想与抱负难以实现的怅惘，也显得那么自然与雄放。放逸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所体验的人生，常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这种渗透人生感悟的情愫，从激越的冲动终归于深沉的平静。华丽典雅而又高傲不羁的语言风格，以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佛老思想，使其本来故作矜持的态度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大度。把喧哗与骚动的人生看作一场大梦的喟叹，超重低音的穿越，打破时空的樊篱，与遥远的圣哲一起，在宇宙中共鸣。

辛词有散文化的意境，这种笔法有利于表现散乱的心灵。慷慨纵横是其情绪的主流。以炽热的政治情感与崇高的政治理想来拥抱人生。豪爽的英雄本色常常企图与历史上的众英雄相认同。关注社会现实，往往以时代的歌手自居。执着的爱国热忱与壮志难酬的忧愤悲情相交织，使其内心痛苦不已。“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诘问与感喟，使人产生几多悲凉之感。田园风光所能慰藉的苍凉老境，其温度毕竟还是有限的。典故所能表达的文化底蕴与口语化的鲜活话语所包装的鲜活而又坚持的思想，以及以后意义的坚持，以及以后的再坚持，是其人生最彻底的悲剧。至于意象的奔腾耸峙所呈现的阔大境界，只能看作一种故作深沉的虚张声势罢了。怀揣一块永远也晤不热的石头，永不放弃；如同一个见弃于途中的妇人（这一点又似屈原⑵），而“归正人”所感受到的猜疑与歧视，使其常常自怨自艾，用来剖白的语言，琐屑到婆婆妈妈的程度，往往也能博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

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但他的词在当时引发了两种绝然不同的争论:一方面,有人充分肯定其对词的开拓和革新之功;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他"以诗为词",要非本色. 苏词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抒情、咏物词、农村词。苏轼词在风格上的突破.苏轼词风可分三类1)豪放风格.这是苏轼故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济南人，早年受祖父辛赞影响,培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他20多岁时，曾组织了一支抗金义军。并受当时义军统帅耿京的派遣，与南宋朝廷联系，试图里应外合,协同作战。后南下，任江阴签判，在此后四十余年的生涯中，他除了有一半时间辗转在江西,福建等地任地方官外,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作为一个主战派，他有勇有谋，但生不逢时,郁郁而终。辛弃疾的词集名《稼轩长短句》，存词600余首，是宋代存词最多的词人。他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1：爱国词，主要追忆当年的抗金生活，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表达对于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懑之情。代表作有《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农村词，主要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以化解现实中的痛苦，代表作有《清平乐》(茅檐低小)等。闲适词与言情词，代表作有《西江月·遣兴》和《祝英台近》(宝钗分)等。辛弃疾词的内容虽有差别，但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1：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导风格，但不拘一格。意境开阔,气势飞动。多用比兴，博征典故，语言繁富。
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不同之处：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气势沉雄，豪壮悲愤。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 苏轼的豪放是很洒脱的，是个性使然。因为苏轼是一个很达观的文人。虽然他的政治生涯一直很不顺达，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个性，使他始终能够很洒脱很轻松的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和不满意，所以苏轼的豪放是从心里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给人的感觉是飘逸和洒脱，如行云流水。但是辛弃疾的豪放给人的是壮烈是沉郁，因为辛弃疾本身就是一个很传奇的词人，他最大的愿望是收复北方失地。但是南宋是一个懦弱的王朝。大部分当权者是主张苟且偷安的主和派，毫无疑问，辛老先生的主战肯定会得罪当权者。他英雄一样直爽的性格，使他的愿望一直不能够实现，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就自然充满了一种冲天的豪放感觉，弥漫着一个爱国战士的悲壮和激情。可是他的不受重用又导致他的失意，这就在豪放之外多了一些杜甫似的沉郁。总起来看苏轼的豪放是达观者的风采轻松而迷人，辛弃疾的豪放是壮志难酬的悲壮之音,沉郁而震撼人心 。

在北宋这个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

可以说，如果没有苏轼，宋代文学将会平淡得多。苏轼在中国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宋人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词到了苏轼，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这是很确切的。虽然在苏轼之前，从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到范仲淹的《渔家傲》，也有些苍凉刚健之作，但这只是整个文人词史上的个别现象。从晚唐五代到北宋中叶，在文人的观念中，词始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让歌妓唱来侑酒的风流小曲，写来写去转不出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圈子，其语言风格，也因此难脱离柔媚纤巧的樊篱。直到苏轼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进入词的创作领域，才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

在词这一领域中，苏轼对题材、风格、技巧都进行了大胆的开拓与创新，使他的词作与词的传统出现重大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不少人对苏词，特别对其“以诗为词”的特点提出了批评。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他“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则称之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词论》）。这些意见都是从词的传统标准、传统观念来提出的，而忽视了苏轼使词得到解放，成为与诗文一样具有丰富的表现功能的独立文学体裁这一重大意义。即便苏词中有些是“不协音律”即不合适演唱的，也未必是什么毛病。脱离音乐的书面化的词和与音乐紧密配合的词，未尝不可同时存在。

而辛弃疾则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辛弃疾的艺术成就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正是因为辛弃疾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会觉得“信着全无是处！”。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辛弃疾是一位英雄，而这首词却恰恰体现了辛弃疾作为一个词人那多愁善感的一面，套用郭沫若老先生赠给陈毅元帅的一句诗“将军本色是诗人”，来给辛弃疾一个中肯的评价“将军本色是词人”。我的博客开始了辛弃疾有许多与陆游相似之处：他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但辛弃疾也有许多与陆游不同的地方：他作为一个具有实干才能的政治家，曾经获得相当高的地位，他对抗金事业的追求，不像陆游那样主要出于一腔热情；作为一个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的个性要比陆游来得强烈，他的思想也不像陆游那样“纯正”；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自我完成的志向；因此，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不像陆游喜欢写作诗歌尤其是格式严整的七律，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词这一更宜于表达激荡多变的情绪的体裁。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六百多首。
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干、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

　　唐宋词的女性化来自于其女性化的传播环境和方式。然而从现存文本和文献来看，文人词成熟过程中女性化审美特征的形成并不是男性文人的被动适应，而是他们的主动选择。面对可以选择的文学遗产，五代文人跳过了对盛唐之音的学习，直承被讥为“亡国之音”的宫体诗，其原因就在于宫体诗的女性化特色：“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北宋李荐《品令》的夫子自道也很能说明问题：“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对于以男性为主的听众来说，曲子词的演唱者是否解歌并不重要，这似乎与词需合乐可歌的要求背道而驰。实际上，宋人(男性)强调的“可歌”一直是特指“女声”。我们可以随意地举一些例子：“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王灼《碧鸡漫志》)“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不可以气为色。”(刘克庄《题刘澜乐府》)“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吴自牧《梦粱录》)而词人们也并不掩饰他们在女性化环境中的心醉神迷，“文章宗师”欧阳修这样描述自己听歌时的心理体验：
　　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暗起。柔润
　　清圆。百绯明珠一线穿。 樱唇玉齿。
　　天上仙音心下事。留往行云。满坐迷魂
　　酒半醺。(《减字木兰花》)
　　词在宋代的文学地位远不如诗，宋人对词的重视也远不及诗。南宋胡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名日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日谑浪游戏而已也。”然而，在男性文人“笔墨游戏”的自我掩饰中，我们得以窥见他们深藏于内心的真实欲求。席勒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也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通过作词、唱词、听词的“游戏”，男性词人的“阿尼玛”冲破“男女有别”的性别大防，得到了宣泄和释放。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男性们为什么要在被他们视为“小道”、“薄伎”的曲子词中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热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当歌妓唱词不再是文人词的主要传播方式和创作环境以后，女性化的抒情和叙事方式却依然是男性词的主流。
　　因此，唐宋词“男子而作闺音”的意义就不仅在于它表现出男性文人对女性生活状态和情感的审美好奇或人道关怀——这种关怀是居高临下的，更在于这是词人本身“阿尼玛”情绪的宣泄，这种发自自我内心和人格构建需要的宣泄使“男子而作闺音”成为一种真实的心理体验：其中既有作为观察者对对象(女性)的内模仿，又有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最为真实的表现。这就是男性词人的闺怨词真切动人完全可以乱真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有的作品甚至比一般女性词更为生动。以下面两组词为例：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
　　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
　　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
　　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
　　去。(欧阳修《蝶恋花》)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
　　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
　　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
　　归。(魏玩《菩萨蛮》)
　　欧阳修的闺怨词情感细密缠绵，把身处深闺的女性无法把握爱情和青春的无奈痛苦描写得淋漓尽致。相比之下，身为女性的魏玩之词却显得单薄得多，词人向往鸳鸯成双的爱情，却欲说还休，终于草草收场。这一方面是由于贵族女性所受的礼教约束较多，不便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男性词人潜意识中的性别替代，使之超越了对象化描写和工具化使用的层次，进入情感层的同情乃至价值层的认同。

　　二、寄托比兴：“阿尼玛"的伪装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讨论的那样，男性文人的“阿尼玛”情结在现实中是受压抑的，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仿效以及对女性价值观的认同都会招致整个男性社会的唾弃。柳永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张舜民《画墁录》载：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
　　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日：“贤俊
　　作曲子么?”三变日：“只如相公，亦作曲
　　子。”公日：“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
　　拈伴伊坐’。”柳遂退。“彩线慵拈伴伊坐”出自柳永的《定风波》。这首词从女性视角表现对传统男性价值的否定，以郎情妾意对抗建功立业，柳永因此受到了以晏殊为代表的主流社会的排斥。实际上，晏殊本人的词作也常常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如王安石曾讥笑他“为宰相而作小词”；而一向不在乎世俗评价的晏几道也必须为父亲巧加解释：“先君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这说明，“妇人语”以及其内在的性别转换意义在男性社会是具有某种非法性的。
　　既然“阿尼玛”作为一种本能欲求不能直接地得到实现，那么就必须通过“一种相当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歪曲的形式”即伪装，而文学领域的“香草美人”传统恰恰提供了最好的伪装方式。
　　“香草美人”传统的形成本身就带有“双性同体”的内在动机。在屈原的楚辞作品中，作者自如地变换于两种性别之间。如《离骚》中诗人既有男性化的“求女”行为，又有“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女性自述。在寄托比兴传统的开创阶段，屈原的这种抒情方式与其说是对新的表现手法的有意识尝试，不如说是“双性同体”的原始文化的记忆残留。而后代文人对这一方式的继承更体现出整个男性文人阶层的集体无意识，从曹植的《七哀》、阮籍的《咏怀》，到李白的《远别离》、杜甫的《佳人》、李商隐的《无题》……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只写“男性”题材的文人，政治领域中的君臣关系在文学中可以变形为家庭伦理中的夫妻关系，并且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渴望报效一相思；怀才不遇一美人迟暮；为君王重用一宠幸；受冷落一薄情；遭排挤打击一弃妇。”但是，被人们所忽视的是，这一“换装”形式同时也可以是一种“伪装”，即把男性文人内心深处的“阿尼玛”情结以寄托比兴的手法释放出来。舒芜先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男性文人诗词中不乏直接表述忠君之情和功名之意的，“他既能如此明说，又何需用‘托志帷房’呢?”我们认为，这不仅是艺术表现的需要，而且从更深的心理动因来看，是文人的“阿尼玛”情结在作祟。
　　唐宋词的早期作品并没有寄托比兴的深意，因为作为“游戏”和“伎艺”的曲子词当时并没有进入主流文化，男性的女性性别向往在这一特定时期和场合也没有被完全禁止。随着词的文人化，作为文化主流的男性意识开始干涉词的创作和接受，当较为直接的宣泄方式被禁止以后，“寄托比兴”就被广泛地使用。所以，从两宋诃的创作来看，有政治寓意的南宋闺怨词远比北宋要多。而接受方面也是如此，南宋文人对词的解释越来越多地向寄托比兴靠拢。比如南宋铜阳居士《复雅歌词》释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
　　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
　　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
　　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
　　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
　　榘极相似。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此词是为一王氏女子而作，鲷阳居士的解释明显带有深文罗织的性质。可是有趣的是，这样的“曲解”和“误读”在后代居然大有人在，比如清代常州词派对唐宋闺怨词就一律解释成有寓托的政治词，“闺房琐屑之事，皆可作忠孝节义之事观”。如上文所举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张惠言的解释是“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
　　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
　　小人之径也。“雨横风狂”，政令暴乱也。
　　“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
　　通过这样的解释，男性词人的真实心理动机被完全地消解了，接受者对这些闺怨词的欣赏也就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更合法的意义。可见，寄托比兴作为“阿尼玛”的伪装方式不仅存在于男性作者的创作过程，也同样存在于男性读者的接受过程，而当这两者重合时，其“伪装”的意义就更为明显。男性文人的性别狂欢就是以这样一种无意识的默契不断持续着，直到有更为直接和明显的方式能够取代。

　　词在早期阶段带有明显的北方文化的气质,从晚唐、五代开始,词的面貌逐渐发生了变化,到宋代已经完全成为具有浓郁南方特色的文学.词的南方化趋向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作者以南方人居多;二是词的内容以言情为主,意象多为南方风物;三是风格以婉约居多,意境具有朦胧、精致、温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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