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 (1)1956-1976年，我国经济建设出...

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实践，从1956年至1976年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的严重曲折吸取哪些教训~

①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科学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社会矛盾，不能阶级斗争扩大化；
②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③党和国家领导方面，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④社会主义建设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成就和探索成果
1、培育了良好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

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培育形成了良好社会风气。在惩治贪腐、反对封建迷信、扫除文盲、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

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2、在外交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链条。

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0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

3、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

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4、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

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这期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956-1976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探索中取得的成绩是（ACDE）。
A.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
B.四个现代化基本实现
C.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D.探索中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E.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1.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 2. 第一，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并规定：“应当使管理区（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组织生产和基本建设、管理财务、管理生活福利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单行本，第24-25页。）。这些规定，对纠正人民公社建立初期的生产大呼隆，管理责任不明，权力过分集中等偏差，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中，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并较为详细地划分了三级的职权范围。当时概括为十四句话，即：“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这样，经营管理的基本单位由公社变成了生产大队。虽然这些规定是一个进步，但还没有解决生产队的所有制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第二，着手纠正社员之间的平调和承认小私有等问题。中共中央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先后在有关文件中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单行本，第21页。）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自留地可以占耕地的5%；鼓励社员利用零星闲散地进行耕种，谁种谁收，不征公粮和派购任务；对家禽实行集体与个人喂养并重的方针。规定在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时，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要逐步扩大工资部分。对于社员之间、公社和社员之间的借贷和社员欠的贷款，“一律不要宣布废除”，这些债务凡有条件偿还的应当照旧偿还。规定一类、二类和某些国家规定有交售任务的三类物资，在完成交售任务以后，剩余部分可以拿到集市进行交易，社队和个人生产的副业产品、手工业品，都可以在集市出售；出售一、二类物资执行国家牌价，其他物资，分别实行牌价、限价或议价。这些规定，对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家庭辅助劳力和剩余劳力，充分利用零星资源，扩大农副产品交流，都起了积极作用。在社员收入分配问题上，虽然一再强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但由于实行供给制、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并没有解决。
　　第三，调整城镇手工业所有制结构和经营规模。针对手工业在盲目过渡和合并以后，生产大幅度下降，品种规格显著减少，质量低劣，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情况，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发出《关于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提出了十八条措施。强调凡转为全民所有制后，对生产不利、对居民不便的手工业合作社，要采取适当步骤退回来；凡由小并大以后不能按照社会需要保持和恢复原有品种和数量的，要适当划小。还强调了家庭手工业的积极作用。要求原来从事手工业的干部和人员要迅速归队，实行按行业、按产品分工分级管理。这些措施对手工业生产的恢复起了一些作用。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这些指示各地并没有很好地贯彻，其作用是很有限的。
　　第四，上收一部分下放得不适当的企业和调整经济管理权。针对一九五八年盲目下放造成的混乱，毛泽东同志在庐山同一些领导同志谈经济工作时指出，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了混乱。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陈云同志撰写文章，着重指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能从全国范围开始，而且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在一个省、区内建立完整无缺、万事不求人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不切实际的（注陈云：《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5期，第95页。）。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采取了下列措施：一是上收招收职工的审批权。要求各部门、各地区立即停止招收新职工和固定临时工；地方的劳动计划必须报中央批准。二是调整部分基本建设管理权限。规定地方不再具有不受限制的审批项目的权力，各地基本建设投资包干后省下来的资金用于扩大建设规模，必须服从全国的统一计划。多余的资金必须上交。三是变动财政体制。将“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财政体制，改为“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办法，把地方负责组织的全部收入和支出挂起钩来，把基本建设支出由中央专案拨款改为列入地方预算支出，以便中央调剂各地区的收入和适当集中财力。并且针对各地方、各部门把银行贷款和流动资金用于基本建设的混乱现象，要求严格划清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的界限。四是增加统配部管物资。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将统配部管物资由上年的132种增加到285种。五是上收部分企业。一九五九年四月到年底，中央决定对民航的各项事务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将下放地方管理的地方航线改为以中央为主的双重领导。决定将九个省区的31个矿务局和筹备处，以及两个煤矿机械厂，实行以煤炭工业部为主的双重领导。还决定除个别地区外，将下放的石油普查队收回，建立区域性综合性的石油普查大队，由地质部领导。上述这些措施，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仍在搞“大跃进”，所以实际效果并不显著。至于上收的企业仅仅是极少数，不足以扭转体制上过于分散的弊病。
　　第五，强调建立各种责任制，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和地方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多次强调要整顿工业企业，要治乱，要把企业管理上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说，“大跃进”以前，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好的东西。这些不应该否定的东西给否定了，应当恢复起来。对于一九五八年以后新创造的企业管理成功的经验也要肯定下来。《人民日报》曾就企业整顿问题发表社论，认为只破不立，只有始没有终，是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把破了以后没有立的规章制度立起来，主要是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以及各种专责制、各种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各种检验制度和安全制度等建立起来，而且立了要行，行要彻底。人民公社也要在整顿的同时建立和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兵团作战是一种临时的突击的劳动组织形式，不能长期采用。正常的农业生产要建立“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等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主要是“四定一奖”制，即定生产指标、定投资、定上交任务、定增产措施和超产奖励。
　　与整顿企业的同时，提出了整顿高等教育的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央在有关文件中规定，一九五八年新建的高等学校，凡是招收的学生是初中或高小毕业程度，教学计划以及所开课程是中等学校水平的，应分别改为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或初级中学、初级技术学校。同时，中央还指定一批重点院校，由教育部直接领导。
　　综上所述，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纠正一九五八年改革的偏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转变，因而这种纠正是不彻底的，成效也是极其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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