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些维新变法的资料要与湖南地区有关的

谁能提供些维新变法的资料要与湖南地区有关的~

略论变法维新活跃于湖南的几个原因

晚清以来，中国大地频遭列强凌侵，自鸦片战争始则国无完国，于是志士仁人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或是各自立说，以开民智，或是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众多领域都广立范式而又成绩斐然。

湖南之地，处中国内陆。上无京师之显崇，下无上海之繁华，却何以成为清末变法维新的一块热土？

光绪21年（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宝箴年少时极负才名，后投奔曾国藩，得到重用。在其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甲午战败，马关缔约，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屡次上表，痛陈利害得失，锐意改革。此后巡抚湖南，终于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湖南地势重要，物产丰饶，士人果敢可用。陈宝箴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此其所谓“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因此，他意气甚豪，亟思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光绪14年（188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已在湖北筹军备、设工厂、通气船、开学堂，新政已渐次推行。但一江之隅的湖南仍较闭塞。宝箴一到任，就开始竭力推行新政。

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先与湘省士绅互商振兴之法，电信渐次。然后开办工厂，设立官钱局，铸钱局，洋圆局。又疏通城北河道，建筑港口，便于航运。此外，还设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以开展教育文化事业。

当时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江标是光绪25年进士，曾于同文馆习外事，熟知西洋情形。他利用学政地位，将广学会各类译著，介绍给三湘之人。

同时开设保卫局，以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主持其事。黄又改设课吏馆，草定章程。黄遵宪曾在驻日使馆中作过参赞，对日本维新变法，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都有一番研究。后来出任过驻旧金山领事和驻英使馆参赞。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很有研究，是一位提倡改革的健将。

江标、黄遵宪等都以变法开风气为己任。又一起在湖南创办了著名的《湘报》，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宣传民权、平等之思想。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在报上，他们竭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提倡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新学；反对旧学，即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

《湘报》的创立影响开化了许多有才智的湖南士绅，他们积极相应，“顷刻间，湖南风气为之大变。”有些外国学者把湖南比作日本幕府时期的长门和萨摩两藩，湖南新政由此可见一斑。

当湖南新政蓬然勃兴之时，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入学时务学堂，任学堂总教席。另聘李维格为西学总教席。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的私学，后被陈宝箴收为官有，由中英拨款，不足之数有地方乡绅援建。讲授的课程包括经史、掌故、格致、算术等。对当时湖南乃至中国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门生多有才华出众者。光绪皇帝当时也很关注时务学堂，曾夜读朱批时务学堂章程。

梁启超既主持时务学堂教席，康有为的公羊维新文义也随之入湘，但湘中公学并不自梁启超始。南学会会长皮锡瑞便是一位著名的今文大师。

南学会虽说是学会，但已具备议院的雏形。会员由品行端正，才识开明的士绅中选任，一切新政均交由南学会决议，会中常举行讨论，作开民智、升民权的宣传。

其后的“百日维新”，当时任“军机四卿”的刘光第、谭嗣同、杨锐三人皆是出自于湖南之地。“湖南一省当为变法之最前沿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至此，维新变法在湖南一省达到最鼎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湖南士绅们给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阵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时间： 明治维新19世纪60年代 戊戌变法19世纪90年代 明治维新比戊戌变法早了近30年。 人物： 明治维新：由中下层武士和一些大名发动武装革命，有明智天皇带领维新。 戊戌变法：有梁启超等上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有光绪批准下达变法。 影响：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从此日本开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由惜日的封建东亚小国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滋长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 戊戌变法 大多数改革措施被废或取消。但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变法保留的内容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 结果：戊戌变法失败 明治维新：成功 相同点：（1）背景相同，改革前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2）性质相同，都是由最高统治者自上而下进行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3）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重大措施；（4）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同点：戊戌变法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明治维新获得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强大起来。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不同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旧的统治阶级——武士等级，不仅在其上层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日益贫困化的广大下级武士对上层的不满情绪也发展到“恨主如仇”的严重程度，一部分武士甚至向资产阶级转化，这就使幕府陷入极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强藩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大。1864、1865年幕府两次发兵征讨长州藩，标志着幕府与强藩的矛盾也已公开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不但无法调节这些矛盾，本身也陷于瓦解。而中国戊戌维新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自从1864年欺骗利用。在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勾结起来共同绞杀中国人民革命；对内则向汉族地主实行让步，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军阀官僚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暂时得以维持。统治阶级内部虽然有洋务派、顽固派以及帝党、后党之争，但总的说来守旧势力还很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还版籍（1869年）、废藩置县（1871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废除封建俸禄（1876年）、地税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产兴业、修改不平等条约，最后制定宪法（1889年）、召开国会（1890年），使日本成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的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日本商品经济在江户时代已得到长足发展，当时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发生矛盾时，幕府已推行过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但没有得到最终的调和。即明治维新前，日本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不断壮大起来，被封建制度遏制其发展了。 中国虽是封建社会末期，但封建经济仍有强大势力，商品经济发展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力量弱小。 外部因素也很重要 明治维新开始的年份是1868年，此时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时代，列强在亚洲侵略的重心是中国，而非日本。日本改革得到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戊戌变法是19世纪末。此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并已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上，中国已经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资产阶级根本无力翻身。 领导人的影响深远 日本维新领导人明治天皇已掌握了政权，并得到国内实力派资产阶级的支持，封建势力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了。明治维新的改革并不彻底，但还是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维新派依靠的是无实力的皇帝，他的改革已遭到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维新派又没有军队，寄希望于帝国主义的帮凶，封建势力依靠的袁世凯。维新派轻信了袁世凯后，袁世凯向太后告密后，维新人士被全国通缉捕杀。 国内 --明治维新:在日本一些地区，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而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开始出现改革政治体制之声。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组成“倒幕派”。 --戊戌变法：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空前加大，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救亡图存的行动。 国际 --明治维新：列强正在进行二次工业革命，垄断出现并开始向帝国主义转变，重点在国内，无暇顾及亚洲。 --戊戌变法：列强完成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日本、俄国完成工业革命及资产阶级革命。列强目标在包括中国再内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 相同点:都是个人专制。 不同点：1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2社会经济层面来说：日本已有一些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3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传统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湖南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地区，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维新人才,在湘办新学兴新政,为全国封疆大吏中唯一支持和从事变法者。
史实表明，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在郭嵩焘等人的引导下，绅民之间已有“讲求洋务”的思潮。但就城市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而言，尚不能称得上开放。因为，除了要求兴办小轮，表明部分绅民已认同了“部分洋务”外，湖南绅民毕竟未作出其它开放之举。对外界而言，以往湖南的“守旧”印象，依然未能泯除。在这里，我们引用一下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显然，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变”，既包括历史事件，亦包括历史局面，当我们用恩格斯的“合力”理论分析湖南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时，需要用到的概念则是后者。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变革求强思潮虽然代表了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方向，但这股意志“力”的矢量值毕竟非常弱小，而顽固守旧思潮的矢量值却超乎其上。这样，城市绅民意志的“合力”还是远远偏离了“新思潮”的方向，如此也决定了湖南绅民意识形态以守旧为总体特征的特定的“历史局面”。

然而，城市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又是相互消长的。湖南绅民的变革求强“新思潮”随着民族灾难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发展着。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侵权攘利活动，对湘绅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作用。受此震动作用，湖南绅民的意识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于是在开明官吏的倡导下，终于形成一股势头强劲的变革维新思潮。

甲午中日战争对湘人之所以产生巨大的震动作用，同湘军在这场战争中的惨败有很大关系。曾几何时，湘军以清政府绿营兵无法相比的作战能力，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挽救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进一步强固了湘人颇为自傲的救世责任感。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原派驻朝鲜和防守辽东的军队（大部分是淮军），不堪一击，接连败退。无可奈何的清政府遂又将“救命稻草”系在湘军身上，指望湘军重振昔日雄威，挽回眼前败势。时人感叹：“时危湘军耐苦战”，“淮军一败又湘军”（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5。）。 而向以救世自命的湘军将领也将保家卫国视为神圣使命，湘抚吴大chéng＠①主动请缨，率湘军三万余人（注：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第335页。），并起用湘军旧将魏光焘、陈shí＠②、李光久、 余虎恩等，由三海关拔队东征。1895年 1月，清政府正式任命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各军，吴大chéng＠①和宋庆帮办军务。吴大chéng＠①自以为湘军不仅有“精枪快炮”和“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更有“湖湘子弟，忠义奋发”的斗志，“日本以久顿之兵，师老而劳，岂能当经生力军乎！”（注：《湘抚告示》，《万国公报》第74卷，第15092页。）遂煞有介事地向日人“出招降旗”（注：《学会汇纂》，《湘报》第92号第839页。）。 没想到辽东一役，湘军所战皆败，仅六天便接连丢失了牛店、营口、田庄台等城镇，“前敌诸军，勇怯不一，……而锋镝余生，竟致穷途坐毙，疮痍满目，疾痛切夫，惨不忍睹”（注：《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901页。）。时人有诗叹曰：“旧部招荆楚，长缨请世臣；当知销碧火，不比扫黄巾。”（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湘军的惨败， 使清政府彻底失去了决战的信心，加速了与日本议和的进程（注：《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第131页。）。

甲午中日战争最终以清政府的割地赔款和满足日人在通商口岸置机设厂等一系列苛刻条件为结局，由此引发了全国救亡图强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而对湘人来说，他们以往自负与嚣张的幻觉，则被彻底“震”碎。“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残酷的现实， 使湘人由原先的自傲心态折而为一种沉重的负罪心理（注：如湘人杨子玉曾在《湘报》上撰文指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湘报》第94号，第854页）， 于是不得不在痛苦的煎熬下正视这严酷的现实。自是，“湘人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 第1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另一方面，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和湘人原有的热忱救世观念以及强悍执着的性格特征相结合，又使得湘人的求变自强意识变得愈益强烈。正如当时的一则告示指出的：“昔道咸之乱，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称之”，而“自今以往，其祸益烈”，“其戡定益难，惟我湘士，其宁能自弃焉？！”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湘人认识到，“吾湘士及今不思自厉，上无以宣圣天子作育之化，中无以答有司宏奖之雅，下无以塞薄海豪杰敬畏想望之心”（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史料丛刊》正编771 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在救时使命感的支配下， 湘人将自变同国变，自立同国强的命运紧密相联，进一步激发了变法求强的自主性。不少开明湘绅摇笔鼓舌，为此疾呼：谭嗣同指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岂补苴所能了”，必须“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7～168页。）；皮锡瑞则写下了“国破山河泪溅花，横流沧海哭牛车”（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的忧愤诗句，而且“急言变法之不可缓”（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37页。）。王先谦亦指出：“今日之局，前代所无，当雄邦环伺之秋，为经久自立之策，熟筹通变，时势使然。”（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甚至后来攻击维新派最力的叶德辉也认为，“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注：叶德辉：《＠③园书札》第22页。），“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注：叶德辉：《＠③园书札》第30 页。）；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今日视西艺若仇者，一孔之儒也”（注：叶德辉：《＠③园书札》第3页。）； 他甚至抱怨“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注：叶德辉：《＠③园书札》第22页。）。不难看出，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使湘人产生了广泛的求变自强心理。

湘人起而求变的精神动因除了民族危机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倡讲西学的湘籍洋务派官员的榜样作用。这些前辈精英人物的经历和事业，此时被湘人视作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湘人受到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当时长沙的一则告示中这样说道：“吾湘以士气闻天下，通商数十年，西人足迹交遍于中国，惟于楚地，几不敢越半步。……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然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jié＠④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大诟，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乌在湘人之为守旧也？且如日本前事，虽守旧何害？其守愈笃者，其变亦愈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宁有让焉！”（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 《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可见， 湘人并没有因为曾经极度守旧而自暴自弃，相反从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动力，将湖南自比为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坚定了变法求强的信心与决心。于是，长沙士绅一洗从前的虚骄之气，变法求强之议，靡然向风，成为城市大众思潮的主流，使长沙由文化守旧城市渐变为南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

在长沙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湘抚陈宝箴曾长期在湖南为官，在长沙寓居（注：陈宝箴步入仕途的第一站就是同治六七年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此后他又长期在湖南为官，家眷居于长沙，其子三立就婚长沙，其孙寅恪生于长沙。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 6、8页。）， 同忧国愤时、大讲“洋务”的郭嵩焘关系密切，得其影响不弱。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上书言政，历陈得失，言之耿耿，一片忧国之情。陈宝箴对湘人感情较厚，深习湘省风土人心，尝语人曰：“昔廉颇思用赵人，吾于湘人犹是也。”（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所以， 当其得知被委以湘抚一职时，“窃喜自慰”（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 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上任之后， 陈宝箴于地方政务“思有所振兴”（注：王先谦《葵园自订年谱》卷中，第52页。）。其子陈三立随侍左右，多所赞划。较为理想的出仕环境，为陈宝箴施展为政才干，实现为政抱负提供了条件。陈宝箴激于国势危亟，遂慨然以变法开新为急务，希望通过变法使湖南实现富强自立，以为国家之“凭恃”。正如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记述的：“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阴念湖南据天下上游，号天下胜兵处。其士人率果敢负气可用。又土地奥衍，煤铁五金之产毕具。营一隅为天下倡，立富强根基，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注：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6页。）

对陈宝箴的为政魄力和为官德行，湘人较为赞赏，闻其出抚湘政，咸感欢欣（注：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称：“湖南人闻巡抚得府君，亦皆喜”，见《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 176页。）。皮锡瑞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廿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湘抚放陈右铭年伯，可谓得人。”（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 1958年第4期。 ）唐才常亦欣喜地说道：“如我湘省得陈右老力加振剧，厚植人才，则将来挽回大局之人，又未必不出湖南，试目俟之可耳。”（注：见唐才质《唐才常和时务学堂》，《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3期。）后来， 《湘学新报》作如此评论：“我湘陈右铭中丞，亟力图维，联属绅耆，藉匡不达。兴矿务，铸银圆，设机器，建学堂，竖电线，造电灯，引轮船，开河道，制火柴，凡此数端，以开利源，以塞漏卮，以益民生，以裨国势。”（注：《论湘中所兴新政》，《湘学新报》（二），第833页。）诚然， 这些新政成就并非陈宝箴一人之功，但陈宝箴本着“惟天下非常之变，必有度外之举”（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25页。）的变革思想，对长沙变法维新运动所作的倡引与领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连张之洞亦对陈宝箴大为赞赏，称赞他“识力恢闳，肇开风气，通商惠工，百废俱举。湖外闻之，足令俗吏陋儒，人人增气同心，击jí＠⑤钦佩”（注：张之洞《与陈右铭》，《张文襄公全集》卷218 页。）。 盛宣怀亦赞叹：“衡湘地气磅礴，所出人才得天独厚，从前……与时务格格不入者，湘人为尤。他日毅然决然挽回时局，安内攘外，恐天下莫湘人若。……然微公（陈宝箴）实力提倡，循循善诱，亦何能变化如此之神速？”（注：盛宣怀《上湘抚陈佑帅书》，《愚斋未刑信稿》第10页。）王先谦亦评价陈宝箴“居得为之位，任先觉之责”（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这些都是对陈宝箴在长沙维新运动中作用的较好诠释。

陈宝箴的变法“开新”之举，得到了当时湖南其他主要官员的支持与配合。学政江标，青年时曾入京师同文馆学习，于西学有所研究，曾参与筹办北京强学会。光绪二十年（1894）视学湖南，即以“变士风，开辟新治为己任”（注：胡思敬《江标传》，《碑传集补》卷9。）。到任之后，他以舆地、掌故（时务）、算学试士，识拔有用人才，“一决数百年拘牵忌讳之藩篱”，“于湖南得人最盛”（注：《唐才常集》第195、197页。）。对湘抚陈宝箴的新政举措，江标皆极力赞成之。他主持整顿长沙校经学堂，筹建学堂藏书楼，主办《湘学报》。在为《湘学报》所作《序》中，江标喊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呜呼，变法其宜哉。”（注：《湘学新报》（一），第5页。 ）后人有将江标称作湖南维新运动之“开路先锋”者（注：林能士《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第21页。），也有将江标视为湖南“开展风气的第一功臣”者（注：王尔敏《南学会》，台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2编《戊戌变法》，第457页。），足以说明江标在长沙变法运动兴起之初所起的作用。除陈、江之外，其他湖南主要官员亦积极支持变法维新。按察使兼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曾出使日本，游历欧美，尝读卢梭、孟德斯鸠之说，“于变法维新，颇眷眷焉”（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第179页。）。他同与己有着戚属渊源关系的陈宝箴关系密切（注：有人这样指出：陈宝箴“和嘉义州本州的黄公度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的思想，然与义宁陈族和嘉应州本州的黄族，上代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 247页。）， 对陈的新政举措极为赞同，并“以其平日之学发纾之”（注：康有为《〈入境庐诗草〉序》。），“不啻陈右铭中丞之灵魂”（注：正光《黄公度 ——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逸经》1936年第10期。）。因黄遵宪是湖南维新官员中唯一对西方文明有过亲身感受的人，“较道听者自胜一筹”（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所以对长沙各项新政多所推进。继江标之后出任湖南学政的徐仁铸，不仅积极巩固和扩大江标所创各项新政成果，而且通过撰写《yóu＠⑥轩今语》，颁发《湘士条诫》等方式，对进一步转变湘省学风（尤其是倡导今文经学），促进变法维新运动的深入助益颇大。可以说，在变法开新的胆魄和步伐方面，徐仁铸甚至超过了前任学政江标。

开明官员的倡导和策划，得到亟思变法维新的湘绅的积极响应。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皮锡瑞等分别从各地奔赴长沙，共襄新政。“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见气几大变”（注：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卷5；陈寅恪《寒柳堂集》第177页。）。长沙士绅王先谦、张祖同、朱昌琳等亦起而响应，他们创办火柴厂与机器制造公司，兴办内河轮船，力争粤汉铁路入境，支持陈宝箴创办电报局与矿务局等，均很出力。王先谦还领衔呈请创办时务学堂，并在自己主持的岳麓书院进行课程改革，增设算学、译学等课程，他还通令岳麓书院师生购阅鼓吹变法维新的《时务报》。时务学堂成立后，长沙“官绅士民同出一心”，“敦请卓公（梁启超）为主讲”，“湘士尤盼之甚切也” （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253页。）。梁启超莅湘后，长沙士绅“款待优渥”，王先谦、张祖同等人还建议接待梁启超“须特加热闹，议于曾忠襄祠张宴唱戏，普请各绅以陪之，其礼貌可谓周矣”（注：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甚至后来大肆攻诋维新派的叶德辉，一度时期，也经常出席激进维新派主持的湘绅聚会（注：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而且与梁启超关系“极洽”， 且“酒食往来”（注：熊希龄《上陈中丞书》，《湘报》第112号。）。

如上表明，长沙维新运动实是一个由开明官吏倡导，官绅一气，共同推进的“开新”运动。有人这样说：“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非官长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官绅一体，上下一气，之有以致此乎？”（注：《湘报》第105号。 ）这一概论，似较恰切。当时《湘报》所刊一则歌谣则这样说道：“湘军当日有威名。于今不是旧湘军，牛庄一败威名丧。……我辈宜将实事务，虚心下气学人长，农学商学先自固。何幸大吏皆贤良，奋发已为湘人倡。举行新政讲新学，首开民智求富强。湘中大绅体此意，上下一心同勉力。”（注：《湘报》第27号。）这实际上也是对长沙维新运动兴起原因和发展状况的通俗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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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变法维新活跃于湖南的几个原因

晚清以来，中国大地频遭列强凌侵，自鸦片战争始则国无完国，于是志士仁人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或是各自立说，以开民智，或是攘臂前行，以其生命践信。他们振民族之睿智，汲异域之精华，在众多领域都广立范式而又成绩斐然。

湖南之地，处中国内陆。上无京师之显崇，下无上海之繁华，却何以成为清末变法维新的一块热土？

光绪21年（1895年）陈宝箴授湖南巡抚。宝箴年少时极负才名，后投奔曾国藩，得到重用。在其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甲午战败，马关缔约，给了他极大的打击。屡次上表，痛陈利害得失，锐意改革。此后巡抚湖南，终于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湖南地势重要，物产丰饶，士人果敢可用。陈宝箴欲以湖南一隅为天下先，创立富强根基。此其所谓“足备非常之变，亦使国家他日有所凭恃”因此，他意气甚豪，亟思有所作为。

其实早在光绪14年（188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已在湖北筹军备、设工厂、通气船、开学堂，新政已渐次推行。但一江之隅的湖南仍较闭塞。宝箴一到任，就开始竭力推行新政。

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先与湘省士绅互商振兴之法，电信渐次。然后开办工厂，设立官钱局，铸钱局，洋圆局。又疏通城北河道，建筑港口，便于航运。此外，还设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等，以开展教育文化事业。

当时翰林院编修江标主持湖南学政。江标是光绪25年进士，曾于同文馆习外事，熟知西洋情形。他利用学政地位，将广学会各类译著，介绍给三湘之人。

同时开设保卫局，以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主持其事。黄又改设课吏馆，草定章程。黄遵宪曾在驻日使馆中作过参赞，对日本维新变法，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都有一番研究。后来出任过驻旧金山领事和驻英使馆参赞。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很有研究，是一位提倡改革的健将。

江标、黄遵宪等都以变法开风气为己任。又一起在湖南创办了著名的《湘报》，宣传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宣传民权、平等之思想。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在报上，他们竭力主张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提倡兴办学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即新学；反对旧学，即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

《湘报》的创立影响开化了许多有才智的湖南士绅，他们积极相应，“顷刻间，湖南风气为之大变。”有些外国学者把湖南比作日本幕府时期的长门和萨摩两藩，湖南新政由此可见一斑。

当湖南新政蓬然勃兴之时，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三年入学时务学堂，任学堂总教席。另聘李维格为西学总教席。时务学堂原为王先谦的私学，后被陈宝箴收为官有，由中英拨款，不足之数有地方乡绅援建。讲授的课程包括经史、掌故、格致、算术等。对当时湖南乃至中国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其门生多有才华出众者。光绪皇帝当时也很关注时务学堂，曾夜读朱批时务学堂章程。

梁启超既主持时务学堂教席，康有为的公羊维新文义也随之入湘，但湘中公学并不自梁启超始。南学会会长皮锡瑞便是一位著名的今文大师。

南学会虽说是学会，但已具备议院的雏形。会员由品行端正，才识开明的士绅中选任，一切新政均交由南学会决议，会中常举行讨论，作开民智、升民权的宣传。

其后的“百日维新”，当时任“军机四卿”的刘光第、谭嗣同、杨锐三人皆是出自于湖南之地。“湖南一省当为变法之最前沿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至此，维新变法在湖南一省达到最鼎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湖南士绅们给中国近代史上掀起了一阵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以下是一些与湖南地区有关的维新变法的：1. 《湘军歌》，该歌成为了湘军的旋律，湘军是晚清时期湖南军阀冯子材创建和领导的重要军事力量，他实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被认为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措施之一。2. 《黄花塘起义》，该起义于1911年爆发，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事件之一。起义由湖南的一支秘密团体策划，旨在推翻清朝统治，并为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奠定基础。3. 徐宗汉，《癸卯纪事》，徐宗汉是湖南军阀之一，在晚清时期提出了一些维新变法的建议。他在《癸卯纪事》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对湖南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4. 《湖湘故事》，该书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晚清时期湖南地区的社会背景和人物故事，展现了当时湖南地区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命运。5. 黄兴，《导湖书》，黄兴是辛亥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在《导湖书》中，黄兴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试图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以上是一些与湖南地区有关的维新变法的，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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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湖南地区相关的维新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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