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汉语更适合写哲学而不适合写科学

为什么说"哲学不是科学 却能给人以真理"~

哲学出自古人追随智慧留下的脚印，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科学的一个主要面向是追求真理，而真理与智慧永远是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他们又一起与完美同在，与永恒同在。而在人生追求与追随他们的道路上，哲学与科学当然不能等于智慧和真理，这意味着追求者的脚步不能终止，因为瞬间的停止就会半途而废。在概念上首先要明确语义和意境。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1、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对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2、哲学的派别众多，其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其他哲学流派都有其片面性，有的甚至是反科学的。
3、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习和研究具体科学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但他不能代替科学，因为它揭示的是世界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研究的是世界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

邓晓芒：让哲学说汉语
——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当我读着那一行行用方块字整齐排列的句子并体会其中所表达的“意识流”、所结成的思想织体时，竟感到仿佛是康德本人在用汉语向我们宣讲他那艰深晦涩的哲学。这时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黑格尔的一段箴言： “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为此他提出要“教给哲学说德语”，认为“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德语”换成“汉语”，这仍然是一条至理名言。的确，我们的意图就是要让哲学(这里就是康德哲学)“说汉语”。

但黑格尔这段话可能会有两点使人困惑之处。其一是，一个民族为什么一定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能否例如说通过普及外来语教育(在当时即普及拉丁文和希腊文，或者按今天中国的情况，普及英语教育或其他外语教育)而达到同样的目的？其二是，既然说到一个民族要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哲学，后面的结论就应当是“教给德语说哲学”，而不是“教给哲学说德语”，黑格尔这里是不是有笔误？

先说第一个问题。哲学显然是属于“最优秀的东西”之列。在西方，哲学首先是希腊人创造的，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哲学。然后是罗马人及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哲学家，他们使用的是拉丁语。近代以来，古典拉丁语随着欧洲各大民族国家的形成并创立了自己各自的语言体系，已经成为死去的语言。在黑格尔的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一小群经院神学家用拉丁语这种脱离广大群众的语言自说自话，这个民族整体上就会被看作仍然属于“野蛮民族”(这一点深受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拉丁语已经失去了来自生活本身及其生动活跃的“自然语言”的根，它对哲学的表达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表达，因而它已经不适合于表达新的哲学思想，而只是禁锢哲学思想；另一方面，这个民族的日常自然语言因此也无法上升到优雅的哲学层面，而只能停留于粗陋和芜杂。所以在黑格尔看来，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沃斯(Voss，Johann Heinrich，1751—1826)把荷马译成德语，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都是了不起的贡献，因为这种翻译深入到民族的日常语言去对这个民族进行高层次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教化，形成了这个民族本身的规范化的、便利于思想情感交流的学术语言和艺术语言，同时又从本民族文化和日常生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保持着这种语言自行生长的永不枯竭的生命力。黑格尔所做的工作虽然不是翻译，但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黑格尔由于力图克服异化了的学院语言而又不陷入任何语言纯正癖，他就通过将日常思维的概念贯彻于哲学的生硬做作的语词表达中，而恢复了他母语中的思辨精神，形成了如同希腊早期哲学中曾是自然伴有的那种哲学思辨运动”。(注：伽达默尔：《黑格尔和古代辩证法》，载《黑格尔辩证法——六篇解释学的研究论文》，图宾根，1980年版，第28页。)显然，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尽管也有以拉丁文写作的库萨的尼古拉和主要以拉丁文和法文写作的莱布尼茨，但只有从康德以来的一批用德文写作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才真正使德意志成为了一个世界顶尖级的“哲学民族”。他们使哲学第一次在德意志的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了。

其次，所谓“教给哲学说德语”，听起来似乎违拗常识，其实表达了黑格尔的一个双重的视角。即一方面，他不是立足于世俗的国民教育的角度来试图提高一般群众的文化素养和知识，如通常人们所说的把哲学“通俗化”、“普及哲学”(或今天我们所说的“科普”)，而是立足于哲学本身的发展。“哲学”在这里是主体。哲学“说德语”首先是哲学的发展，其次才是德语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所以哲学本身是需要“教”，即需要发展的，在黑格尔的时代，哲学被“教导”得能够“说德语”是哲学最大的发展，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德语是最适合于哲学来“说”的一种语言。

黑格尔的看法很值得我们中国学人参考，特别是值得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记取。研究外国哲学的人首先要外语好，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我历来也强调，真正要把外国哲学研究透，更重要的还是要精通母语，即对中文的娴熟把握。因为所谓“研究透”，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能用汉语思维透彻地理解乃至于表达外国人的哲学思想，而不是仅仅能够用外语复述外国哲学家的文本。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能够用汉语顺畅地思维和表达一般的哲学思想，首先是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哲学思想。在这一点上，哲学是非常独特的一门学问。例如，研究外国的历史或经济、政治、社会制度、法律、道德风尚等等的学者专家一般不一定需要具有对自己本国这些情况的全面丰富的知识(在这方面也许只有文学是例外，自己缺乏汉语语境中的审美体验和诗性精神的人是很难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也可以进行比较客观的介绍和研究辨析；但研究外国哲学的学者一定要有对哲学本身的兴趣和思考，而这种属于自己本身的哲学思考当然只能用母语，而不能用外语。伽达默尔认为，所谓的 “语言能力”并不是一种技术性的模仿能力，“一般说来，语言能力只有在自己的母语中才能达到。这就说明，我们是用母语的眼光学会看世界，反过来则可以说，我们语言能力的第一次扩展是在观看周围世界的时候才开始得到表现的。”(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 633页。)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语言能力本身在起源和根基上是一种哲学能力，反之，一个人的哲学思维真正说来只有用母语才能进行。母语，即以一个人的日常自然语言和全部生活经验为基础的本国语言，是哲学思维以及以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哲学学术研究(如外国哲学研究)的源头活水或土壤。(注：哈贝马斯如此看重日常自然语言，他甚至认为“自然语言对所有用形式语言表达的理论来说代表着‘最后的’后设语言”，参看所撰《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一文，中译文载洪汉鼎等译：《诠释学经典文选(下)》，台湾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第7页。)

我们在对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中正是力图要贯彻黑格尔所表达的上述思想，通过翻译这位世界级的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来使哲学说汉语。然而在过去，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甚至之后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文化和语言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中国人要使一种外来的哲学，特别是像康德这样的高度思辨化因而集中代表了西方思维方式特点的哲学思想得到汉语的比较准确的表达，的确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书写的汉语本身还未完成向恢复到与日常口语相一致的现代化蜕变(而这正是西方近代语言的一个重要优势，也是它们适合于更精密的哲学表达和哲学讨论的基本条件)，更谈不上在这种蜕变的基础上出于现代学术的需要而(借鉴西方语法)建立起一套明确规范的学术语言了。当人们以古代汉语译西方哲学文献时，会发现由于缺乏相应的语法手段，一些语法关系不得不以大而化之的方式来处理。以文言文译康德著作的一个最典型的尝试，是蓝公武于1933～1935年译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公开出版于1957年)。在这部译著中，译者尽了最大的努力将康德本来佶屈聱牙的德文经康浦·斯密的英译本而转化为流利典雅的汉语文言文，居然在行文上做得气韵生动、滴水不漏。从中文的角度来看，这部译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精品。但从康德哲学思想的连贯性和严密性来看，则显然常因迁就语言的限制而使信息受到不少扭曲和损耗，许多细微之处无法表达出来。在这里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外来语言和本民族语言的冲突，而是外来语言和本民族的已经过去了的语言(如果把它看作时间维度上的“外来语言”，那就是“两种外来语言”)的冲突，这冲突的无法解决正在于它们都与现代中国人的日常自然语言相脱节。

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文化成就和功劳之一，我以为就在于对古典汉语的改造和现代汉语的形成。(注：对这一点，目前国内学人多有负面的批评，认为文言文的废止不是五四运动的功劳，而恰好是五四运动最大的罪过。然而我以为这种，评价毕竟带有过多的情绪色彩，并未仔细考虑中华民族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发展。)这一过程是艰苦而漫长的。清末以来，一些古典文学功底深厚的才俊之士留学西方，除带来了西方近代新思想外(如严复)，还带来了西方的文法(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这些都为现代汉语的产生作了准备。五四以后，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抛弃了以文言文译异域小说(如林纾)的做法，开始在用日常口头语言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语言实践中锻造现代汉语，并从中逐渐形成了与日常口语比较接近但又不失学术气度和文化学养的“翻译体”。这种翻译体的特点是基本合乎现代西方语法(包括标点符号、系词介词、倒装句型、主从句关系等等的运用)，大大扩展了句子对修饰词(定语、状语、补语等)的容量，强调句子各部分及各句之间的逻辑关联，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在古代汉语中闻所未闻的长句子；但同时它又保持了不少古代汉语的优点，如各种修辞手法(赋比兴、排列和对偶、成语和典故等)的运用，以及点到为止、言不尽意的简洁的文风和意会式的表达方式。这种从对经典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形成起来的翻译文体对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王小波说，他的文学素养主要是通过读翻译作品获得的，那些了不起的翻译家，“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章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注：王小波：《我的师承》，载《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这其实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这样一些同龄人(出生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人)的共同体会。当然，除了文学之外，其他翻译作品如美学和哲学理论也参与了现代汉语的塑造，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规模地被翻译过来，对现代汉语的学术语言都起到了重要的定型作用。我曾经说过，50年来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和其他理论研究在语言和文体方面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所决定的，而这些著作所传达的无疑是西方学术话语的模式。所以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规范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的东西了，而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杂交品种。

当然，在这一碰撞过程中发生争论和偏颇都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等人关于“曲译”、“硬译”、“死译”和“乱译”的争论，对于把握翻译的分寸就很有参考意义。当然，鲁迅主张翻译要“硬”一点，我理解这并不仅仅是着眼于一个翻译技巧的问题，而是从他一贯主张的“国民性改造”的大前提来考虑的。他不愿意一味地迁就国人的理解能力和欣赏口味，他深知这种能力之不发达、口味之偏狭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束缚所导致的，翻译家的任务则是首先为这种束缚松绑，这就要求翻译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尽量能使读者“跳一跳够得着”。有趣的是，鲁迅也提到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在《为翻译辩护》一文中对于当时有人抱怨翻译的“硬”或“乱”，说有许多翻译作品糟糕得“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的现象，而指出病根一方面在于中国人喜欢“抢先”和赶时髦的浮躁风气(这与80年后的中国目前翻译界的现状何其相似！)；再就是批评的缺席(这点至今也仍然毫无改善)；但最后却为翻译“辩护”说，对某些翻译应该区别对待，“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注：《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9页。)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也为自己的“硬译”反驳梁实秋的指责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举日本人的例子为自己辩护：“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197、199—200页。)的确，一般未经训练的中国读者，最害怕的就是读翻译作品中的长句子，于是一些好心肠的译者为了可怜读者的头脑，就把一句话切成好几句来说。其实这种做法，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说也许仅仅只是“失了精悍”(即失了“中气”)，(注：中国古代文章的通病就是“中气”不足，或者说“气短”，写不出大著作，只能写“小品文”，如《史记》之类的鸿篇巨制其实也无非是小文章的堆积。读这种文章长大的读者当然很难适应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气呵成的巍峨体系。)但对于某些哲学作品的翻译来说则往往是灾难性的。

在西方哲学著作中，康德的作品被公认为最难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句子太长。曾有德国学者抱怨说，读康德的书十个手指头不够用，因为他用每一个手指头按住康德的一个从句，十个手指头都用完了，康德的那一句话还没有完。这种抱怨听起来非常可笑：读书怎么还需要用手指来按住句子？但这正说明了德国读者力图对思想作整体把握(即“概念式把握”，“概念”德文为Begreff，就是用手“抓住”、“握住”的意思)的那种值得钦佩的精神力度。康德的书正是写给这样够资格的读者看的。中国读者(也许还有英国读者)就不会费这么大的神去读康德，对他们来说事情倒变得十分简单，干脆一个从句一个从句地顺着读下去就是，读不懂了就说康德“充满矛盾”甚至“混乱”(反正连专家也这么说)。因此，当中国的译者到处拆解康德繁复的句型以适应中国读者那贫弱的理解力时，康德的精神便已经丧失掉了很大一部分。然而，不拆解又怎么样呢？不拆解，译者就得自己去弄清那些句子的结构，整体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把握康德的思想，这谈何容易！所以翻译康德的著作实际上就是在研究康德的著作，只有康德研究的专家才能有真正好的翻译。(注：其实其他哲学家的作品也应当是这样，只不过康德这样的伟大哲学家更为突出罢了。)语言与思想的这种紧密的结合，正是为何当今翻译界人们热衷于抢占地盘，惟独康德的作品乏人问津的缘故。鉴于这一点，我与杨先生在翻译康德著作时有一个默契的原则，就是康德原文的逗号尽可以改(增删或移动位置)，但句号(和大部分分号)则绝对不能动，以尽量保持一个句子各成分的完整性。我现在每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康德原著选读课，课堂上第一件基本功就是让研究生按照我们的译本把康德的一段话读下来，每句话要尽量一口气读完，即使要换气也要马上接上来，不能中断语气。

然而，当我在做这样一种看来极其笨拙而且似乎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时，却另有一番乐趣，这就是发现了现代汉语对翻译康德著作具有一种特别的长处，即它的灵活性和多功能性。这主要是与康德著作的英译本(部分也和俄译本)对照而言的。同属于条顿语系的英语和德语在语法、词汇和语感上当然有汉语所不可比拟的亲缘关系，但两者其实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有时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差别。例如英语的语法属于开放型、分析型的，一边说一边理解，是散漫而无边际的线型结构，特别适合于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德语的语法则是封闭型、综合型的，要等一句话说完了才知道整个句子的确切意思，是集合性的团块结构，适合于闭门沉思默想。这常常是由于德语所特有的“框形结构”造成的。德语的许多动词都有可分前缀，在句子中这些前缀可以与词干分离而甩到句末，与动词词干合围而形成框形结构；再就是由情态动词(“能”、“必须”、“愿意”、“允许”等等)和时态助动词与放在最后的主干动词所形成的框形结构；此外凡是从句的动词也被放在该从句末与引导词形成框形结构。这些都是英语无法表达的，因此英语在排列那些从句和从句的从句时特别容易造成混乱。令人惊奇的是，现代汉语竟然有办法表达大部分框形结构，如对于动词前缀和情态动词及时态助动词所形成的框形结构，汉语必要时可以通过把主干动词变形为“对……进行……”或“将……加以……”的方式，使主干动词掉到最后来达成框形结构；对于从句的框形结构，则是利用汉语的定语词尾“……的”来表达德语的定语从句，利用汉语的“如果……的话”来表达德语的条件从句，利用汉语的“当……的时候”、“在……的情况下”来表达德语的时间或状态从句，利用汉语的“像……一样”、“比起……来”来表达德语的比较从句，如此等等。

除了句法的灵活性外，现代汉语在翻译中的优势还体现在组词法的灵活性上。同样以英语为例。康德哲学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专门术语Wille(中译作“意志”)和Willkür(中译作“任意”，也有译作“意欲”、“意向”的)，在英文中始终无法区分开来。英文只能用一个词即will来表示这两个相差很大、甚至有时是对立的词。

汉语的缺点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它的优点的例子，即使在不得不一词多译的情况下有时也可以表现出来。如上述Sein或Being的译法，目前许多人争论不休的是究竟用一个什么中文词才能准确地将它的意思完全把握住。但其实西方人在使用这个词时，虽然明知道这个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也并不一定要把所有含义全都保持在视野中才能理解，常常是根据当时的语境每次只取其一个含义，所以他们常遇到的困扰是往往在一个句子中会发生歧义，甚至产生根本性的大问题。如康德在批判西方流传了数百年的对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时就指出，这一理性幻相全部都基于对这个Sein的误解，即利用这个词的含混性把作为语法上的系词的 “是”理解成了一个“实在的谓词”，即“存在”。(注：参看《纯粹理性批判》A598 = B626。)但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德文中一般地把Sein当作一个“实在的谓词”来使用时则不能将它理解为系词“是”。这一点连康德自己也是这样用的，如他在其范畴表中的“存有—非有”(Dasein—Nichtsein)这对范畴(也可译作“定在—非存在”)是决不可以理解为逻辑系词意义上的“此是—不是”的，而是恰好指“实在的谓词”(即“现实性”范畴)。中文的一词多译正可以避免从西方语言中生出的这种一词多义。

现代汉语在翻译德国哲学文本时还有一些其他便利之处，例如汉语中没有特定的“虚拟式”，但却可以通过语气来表达虚拟式，如用“或许”、“就会”、“将会”、“就将”、“本来会”、“本可以”等等，而英语译者在翻译德文文本时往往把虚拟式省略掉了，即使有也不明显(难以与过去时区分开来)。再就是汉语中还有一些古代的词汇已被废弃了，但正好作为备用的词库，在某些场合下会意想不到地派上用场。这就像西方人往往通过引入拉丁文中的一个词来取代一个意义相同的词，以表示这个词的更为抽象的含义一样。如黑格尔说的：“对于反思规定，哲学术语每每使用拉丁名词，这或者是因为本国语中没有那样的名词，或者即使有，也因为本国语名词使人较多地回想起直接的东西，而外国语则使人较多地回想起反思的东西。”

当然，要让哲学说汉语，这不仅是翻译的事，更是哲学思维本身的事，因为翻译(如前所述)一方面是以译者的哲学思维为前提的，另一方面最终也是为了促进中国人的哲学思维。在今天看来，古代汉语不仅已经不适合于进行哲学翻译(包括对西方古典文献的翻译)，而且很不适合于哲学思维。现代汉语则不仅具有翻译上的优势，而且(或者说正因为如此)具有哲学思维上的优势。我们现在通过欧化了的现代汉语已经在原则上有可能透彻理解西方最深层次的思想，相比之下，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深层至今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就此而言，我们今天对西方文化其实应当说处于高位，正如当年经济上落后的德意志文化在思想上对欧洲其他文化处于高位一样。如果说，当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教哲学说德语”意味着哲学本身的发展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哲学说汉语”同样将意味着哲学本身在当代的新发展。汉语中不仅也有黑格尔当年对德语备极赞扬的“思辨精神”，即一个词常常会具有完全相反的意思(如“易者，不易也”，“乱，治也”；又如“亏”字本来指受损失、吃亏，但“多亏”、“幸亏”却是指获得帮助)，而且有当今德里达等人所倾慕的“解构”性和“替补”性。最明显的例子是，汉语中连动词的主动态和被动态都是模糊动摇的，是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定的；而且，与西方语言的名词一般都是从动词变化而来相反，汉语中动词一般都是从名词变化而来的；(注：恩格斯曾研究过约20种西方语言，发现这些语言中几乎所有名词都来源于动词。汉语则反之，绝大多数动词皆有名词的起源，这只要看看《说文解字》便可明白，所谓“从某，某声”是解释的一般模式，而前一个“某”通常就是名词。这大约是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的一个重要区别。)因此西方语言的任何动词都可以很轻易地名词化 (在德语中只须将一个动词的首字母大写即成了名词)，汉语的动词要名词化却比较难。尤其是那些原始的单个动词，如种地的“种”，斫树的“斫”，虽然本身出身于名词，但以动词的含义作名词用怎么也觉得别扭，在现代汉语中往往要配成双声词(动宾结构)才能作为一个过程名词看待(如说“农民的斫树造成了水土流失”)。这表明汉语不习惯于将一个动态的活动固定化(实体化)，而是倾向于将一个固定名词投入到动作中来展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所以汉语在损失了确定性的同时，却带来了灵活性。(注：当然，有时灵活过了头，也造成了汉语的污染，如时下网上不少文章(“网文”)都有这个毛病，所谓“无哩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任何名词都被消解成其他词性如动词、副词、形容词(如说：“这个女孩很村上春树呕！”)。)

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汉语的这种灵活性当我们还未把西方哲学的确定性吸收为我们哲学思想的一种规范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会徒然增加思想的混乱。可以说，我们今天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缺乏学术规范性、缺乏理性思维基本训练的现状正表明了，我们在真正学习西方科学精神方面还很欠缺扎实的工夫。换言之，我们的思维方式还处于“前现代”的水平，尽管与“后现代”有某种貌合，但毕竟神离甚远。所以我们的哲学思维对于西方哲学的“高位优势”目前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我们只有先向西方人学习纯正的哲学思维、“对思维的思维”，才能找到恰当的手段把我们的语言文化优势发挥出来。现在有些人天真地认为，既然西方人都欣赏中国文化的模糊性和混沌性，那么21世纪一定会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种说法给人带来一种欺骗性的自我陶醉，似乎我们中国人不须花什么力气，就凭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或遗传素质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当上世界文明的领头羊。其实如果我们想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处，从中挖掘出新的生命力，这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现代人所习惯、所能理解的语言把古代那些智慧重述出来，用现代汉语去“格”古典汉语的“义”，即一种再创造，而不是现成地搬用古代的词汇。这种搬用只是一种时髦，如果这个词汇并没有得到现代汉语的认可，只是被故作神秘地卖弄一番，那么时过境迁，就会被更新的时髦所取代而遭到抛弃。所以关键在于，当你重述古代的词汇时，你是否真正懂得了它的意思？你所懂得的那个意思是否在现代汉语中是不可取代的？如果可以取代，你的工作虽然不能说白做了，但意思不大；如果不可取代，那么你要让人意识到这是不可取代的，即通过现代汉语的诠释，让那些研究哲学的人能够发现这确实是不可回避、绕不过去的，非用它不可的。这样，这个词就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人家在谈到你所谈的问题时就非用这个词不可，这样你的工作有了推进哲学思维的意义。进一步说，能够用欧化了的现代汉语诠释或翻译的古代词汇，原则上也就能够用外文来诠释或翻译，这样一来，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成了全大类的财富，哲学就不仅能够说现代汉语，而且能够通过现代汉语来说古代汉语了。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尊重现代汉语的主导地位，以现代汉语去打通外语和古代汉语，并通过现代汉语将它们与我们现代人的人生体验及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把现代汉语提升为当代的一种锐利无比的哲学语言，以至于，用已故哲学家陈康先生的话说，要叫西方哲学家以不通中文为恨！(注：参看陈康：《巴曼尼德斯篇》序，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但并不是不可行的，问题只在于有没有人、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去做。这正是我们的期望。

因为汉语不够精准，语法不够严谨，而且构成要素太多。学习起来成本太高

---

站前区18865508273： 为什么说汉语更适合写哲学而不适合写科学呢？
郭步多康： 个人认为,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最适合哲学

站前区18865508273： 汉语语法和其他语言比较起来有什么特点 - ？
郭步多康： 我大学学的德语,二外学俄语,我可以说汉语的语法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字比较难写,但是说起来相当容易.所以汉语适合写诗,但是不适合做学术文章.比起英语语法,汉语语法再简单不过. 还有说汉语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汉语写起来确实不占空间,说起来用的时间也并不老外说话用的时间少.

站前区18865508273： 有人说一些没有曲折变化的语言不适合用来研究哲学 - ？
郭步多康： 在国内主要还是研究比较多,真正运用和发展确实让人担心,不过也不是没有.最近几十年来,语言哲学在我国哲学界、语言学界、逻辑学界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形而上学、认识论以及其他任何哲学学科都必...

站前区18865508273： 想问一下,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分方向,选择语言方向与文学方向哪个比 - ？
郭步多康： 选文学,文学才是中文系的根本,我觉得语言学、文字学那些东西适合搞学术、搞科研,天天去研究发音、文字来源的、语音语系的,偏离了文学的根本.你去当编辑,肯定要考查文学功底,这文学功底怎么来的,是读书、读文学作品积累来的...

站前区18865508273： 怎样快速背英语.. - ？
郭步多康： 我有一个办法, 1、就是 念,通过音标来记住. 做到新单词会念,然后根据音标记住词根,然后再加上表示意思的后缀.例如list 【list】这种只要会念就会写.bed big 等等2、了解构词法 对词的分类有一定的认识 ①合成词,就是两个单词的简...

站前区18865508273： 哲学,英语,历史和汉语言文学哪个专业好?? - ？
郭步多康： 英语吧,毕竟文史哲不是短时间能学好的,可以作为业余爱好终生研习.而英语学好,一是能作为直接的技能,二是能作为学习其它知识的工具,三是可以拓展眼界,尤其是当今世界是英语主流世界. 再举个例子,原先学电脑时,老师说这个这...

站前区18865508273： 我想出国,怎么学英语快一点? - ？
郭步多康：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其实学习英语就想走路一样,并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靠自己的不断努力坚持“多说”、“多听”、“多读”、“多写”,那么你的英语成绩肯定会很出色. 一、多“说”. 自己多创造机会与英语教师多讲英语,见了同...

站前区18865508273： 为什么说汉字属于表意文字体系 - ？
郭步多康： 因为汉字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象形字就好像图画,是根据事物的形体画出来的,《说文解字》里说象形字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也就是说,我们一看到象形字,就可以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所以汉字是表意的,它是用一定的形体来表...

站前区18865508273：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许嘉璐说,我们不能说汉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什么叫优秀?就看你的文字形式适合不适合本民族的思维和表达,适合就是好文字... - ？
郭步多康：[选项] A. 不同事物没有优劣之分 B. 优与劣没有绝对的判别标准 C. 优劣的判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D. 优与劣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