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要论述古代文人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这个可以参考柳宗元，唐宋八大家之一，流传最广，也最好的散文，都是贬官之后的作品。当然写边塞诗的除外，他们越是体验军旅沧桑，诗文越是豪迈。当然一般文人跟柳宗元一样，大约是官宦生活束缚了他们，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诗句是少有的。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
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自从孔子的高足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孔子及其弟子并身体力行地在列国间的仕途上长期奔走之后，仕途与中国古代文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人为什么要入仕？还是用孔子的话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对这句话，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地予以阐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他的诗只是强调了读书，即"学"的重要，这并不准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读书可谓多矣，可怎么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哪里有什么黄金屋？哪里有什么千钟粟？穷得连饭都没得吃，过着一种近乎乞讨的生活。"读书"也罢，"学" 也罢，那仅仅是个起点，或者如鲁迅所说，仅仅是块敲门砖；只有由"学" 人"仕"，敲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宋真宗说的那一切，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
良田华屋，髙车驷马，美女如云，多么诱人的前景！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仕途是那么样的热衷，那么样的禊而不舍，那么样的孜孜以求！不追求也不行，舍此以外，古代的文人，再也没有别的人生道路。
这种追求，有实现了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立谈而致卿相"，或者是科举时代的"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仕途上是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的！仕途，仿佛是一条平直的康庄大道。
有这些人的榜样，文人们在向这条道路上竞奔时，越发显得动力倍增，， 干劲十足！但是，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人，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耗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却始终砸不开这座大门，那良田，那华屋，那美女，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终其一生，始终不过是"乾坤一腐儒"（杜甫语)。仕 途，也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即使是登上了天子堂，又该如何昵？都能够展现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本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吗（如果真的有这种志向的 话）？当然也有，管（仲）晏（婴〗、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 晦)、姚（崇）宋（璟〉，这些历史上的名臣贤相，功在当代，名垂青史，成为仕途上耀眼的明星，极大地吸引了文人们艳羡的眼球。仕途仿佛是充满了花环的显途！
可是，"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仕途瞬息万变，吉凶难测。"陋室空堂，当年饬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 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昨日破袄寒，今嫌紫莽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我们见到的还少吗？《红楼梦》中的这支曲子，真是将仕途上的变幻无常，参悟得透彻极了！仕途也是充满荆棘的险途！
唐朝人李公佐，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南柯太守传》，说一个名叫淳于棼的落魄之徒，在酩酊大醉中，被招致至一个叫大槐安国的国度，在这里， 他受到极高的礼遇，被国王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贵极禄位，权倾国都"，长达二十余年；后因战争失利，公主病亡，同僚忌妒，国王冷落，被遣送出境。在经历了仕途上所有的荣辱盛衰后，他才发现，这一切，竟然是醉乡中的梦境。那所谓大槐安国，不过是他家门前那棵古老的槐树罢了；所谓南柯郡，不过是槐树向南的一棵树枝罢了；所谓槐安国王，南柯太守，不过是盘踞在槐树洞穴中的一群蚂蚁罢了。于是他大彻大悟，弃绝酒色，皈依道门。类似的故事，在另一个唐朝人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中，也有着同样的记述,说中的主人公卢生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仕途人生后，幡然醒来， 发现睡前蒸煮的黄米饭，尚未蒸熟。后来，人们用"南柯一梦"、"黄粱一梦，来形容仕途以至人生的虚幻。
然而，即便如此，文人们还是绵延不绝地，无所畏惧地，百折不挠地，义无反顾地向这条路上迈进，毕竟，诱惑是太大了，利益是现成的； 而风险，是遥远的，也许还是可以规避的。谁愿意为了明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放弃眼前的巨大利益呢？"今日有权今日使，明日无权明日愁"。人们总以为文人是多愁善感的，岂不知，当他们一踏上了仕途，便会成为
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无所顾忌的人！只有像李公佐、沈既济、曹雪芹这样些未能吃到葡萄的落魄者，才有那么多的葡萄太酸的超然和天塌地陷的杞人之忧！
可是，一旦当"锁枷杠"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再想超然，再想多愁善感已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李斯临刑时东门黄犬之想，陆机就戮时华亭鹤唳之思，成为仕途上文人晨钟暮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不久，控制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 也宣告结束。现代文明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出现，为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展现了无比丰富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十分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经商办实业，可以从教授徒，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出书办报，可以发明创造，可以献身艺术……，其中一些"学而优"的知识分子，在这不同的行当中，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缋，有的堪称大师，令仕途上的衮衮隼公望尘莫及；即便是学而不优的文人，也可以谋到一个饭碗。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仕途为惟一出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
中国文人，要想完全摆脱与仕途的干系，实在很难。且不说，投身其他行当的知识分子，与仕途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非政治领域的行当，如工厂、学校、科研单位，甚至佛门，都有着类似政治领域的结构框架，衙门作风，等级森严，我们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准仕途"。因此，即使置身仕途之外的文人们，也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仕途情结"。

一、坎坷仕途路
古代社会，知识分子大都积极入世，渴望有从政的机会。正如儒家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苏轼自幼便饱读诗书，且天资聪颖。20岁前他一直在故乡四川眉山学习。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同其弟苏辙一同离乡赴京科考，二人皆顺利通过预备考试，翌年春的科举，苏轼又一举进士及第，继以第一流的学者才子之名知于天下。自此，苏轼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再也没能抽身出仁宗之后的整个北宋的政治旋涡之外。

嘉佑元年11月19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他在任内深受百姓的爱戴，或许是上天在庇护苏轼，任内他曾亲自为百姓求得雨水，解决了旱灾这一民生大事。

熙宗元年神宗即位，翌年，苏轼出任监官诰院。此时政治上已经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难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于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激进改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王安石变法般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无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入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这时的苏轼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好在杭州风景秀丽，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

熙宁七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后来苏轼又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就被捉拿进京。原因是一群小人为讨好王安石，指称苏轼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任杭州做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匆匆去，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这毕竟是诗，本不应当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李定等一干宵小之徒千方百计地欲置苏轼于死地，但神宗皇帝并无杀苏轼之心，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朝廷”之罪。是年12月28日，神宗皇帝判苏轼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

“乌台诗案”给苏轼以很大的打击，苏轼的生活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折。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1080到1084年，苏东坡的身份就是个农夫、隐士。社会、文化、学问、读历史的教训、外在的本分责任，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的眼前了。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只能算是半个海豹。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黄州时期也许是苏东坡最自由快乐的日子，同样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苏轼在黄州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就在苏轼以为可以在黄州继续过隐居式的生活的时候，却又被卷入了政治旋涡中。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后来神宗为恢复苏轼名誉，又任苏轼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知事，仅十余日，苏轼又受朝廷之召出任吏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大力推行变法的神宗崩逝，年轻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拔旧派人物，苏东坡奉召还朝，深受太后重用。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重新执政。

元丰九年，苏轼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任侍读。苏轼进京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对做官已经没有兴趣了。入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中有一部分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苏轼曾力劝司马光采用新政中的“免役法”，但司马光坚决不肯。于是，苏东坡便处于两派的夹缝中间，两面都不讨好。

元丰九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旧派四分五裂，朝廷陷入派筏之争。为离开是非之地，苏东坡力请外放，终于在元佑四年调转杭州任知事。但元佑六年苏轼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并兼任侍读，因遭朔党排斥，几个月后便被调任颍州（今江苏省杨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苏轼的职位越高，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郁郁寡欢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未获批准。元佑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

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重新推行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今广东省英德）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又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但却依然自得，悠闲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小人们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于是苏轼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疠丛生之地。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于五月被赦免了流放之罪。后来于北还途中染病，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轼逝世，死时66岁。

二、丰富的文学创作

纵观苏轼的创作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个人的创作要受其身处的外部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很大影响，而关键在于超越自我，超越人云亦云的窠臼。苏轼就几乎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东坡体形成的雏形期和形成期，苏轼以柳词的行役题材为切入点，渐次深入到其他词体，同时又以自己习惯的典故、学问的方式填词，先是颇多应景戏谑之作，然后转变为具有严肃创作意识的自觉写作，抒发内心情怀。这为东坡体在黄州达到了顶峰作了铺垫。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至黄州，政治失意反而成就了他诗歌创作的顶峰。苏轼深悟“酒后狂言醒可怕，“平生文字为吾累”，豪放不羁的词风不得不收敛。锋芒毕露、直抒胸臆的感情表达方式，也转向了平淡高远、闲静淡泊的情感内敛型。此前他已在进行自觉的文学创作，努力追求一种艺术的人生境界，创作风格更进一步由豪迈恣肆转向旷达淡泊，高雅超脱，以幽默通达来化解人生苦难，获得对人生的哲学感悟。在任杭州通判期间，有不少清新自然的诗歌为人所喜爱，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在密州则写了《超然台记》、《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这些作品大都充满了安静祥和的人生态度。而黄州期间的文学精品当属此四篇，分别为《赤壁怀古》、调寄《浪淘沙》；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一篇《承天寺夜游》。其中《赤壁怀古》一词气势磅礴，苍凉悲壮，被誉为“千古绝唱”。词中表达了诗人对往昔英雄豪迈的钦慕和自己功业未成的感慨，真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至于《前赤壁赋》则显现了诗人旷达的心境，尤以充满哲理的一段最为让人感悟良深：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而无与子之所共适。”

诗人被罢黜，心中自是苦闷，但这种苦闷却在自然天地间得以解脱。此赋代表了宋代散文赋的最高成就。小品文《承天寺夜游》描绘了一个澄静月光笼罩下的世界，作者因受打击而倍感压抑的心灵也在此得到了慰藉和净化。全文清秀自然。实为佳作。

苏东坡少年好远游，生性豪放不羁，踏入仕途后，胸怀经世济时之志。与其性格相应，他前期的诗作往往清新雄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度。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书》），或出人意料，或连用奇妙的比喻，气象逼真，如《游金山书》。而在《密州出猎》中表现出来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慷慨激昂情怀和豪迈风格更是以前词家所未有的，被推崇为第一首豪放词的代表作。

在苏东坡创作的后期，他仕途坎坷，遭到流放贬谪。但是这些人生遭际不仅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反而增加了他的人生体验。苏东坡其人在朝而为在野，由士大夫，而为底层之罪人。这一社会角色的转换，使苏东坡更接触大自然，更接触底层的日常生活，而且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由原本自然的远隔而为自然的亲子。

自古以来，失意文人无一不是从名山大川中寻求人生暂时的解脱和欢乐的。而“一切景语皆情语”，在失意者眼中，景物也是灰色的，江山若是如画，也与自己的落寞心情形成强烈的反差，增添哀愁。但是在仕途失意的苏轼眼中，自然是充满灵性。像那条颖水“笑问汝为谁”，调皮地与他嬉戏。

诙谐幽默的笔调在后期作品中更是常见。当然在前期的创作中，苏轼也有戏谑之作，如《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以《三国志》孙权的“髯须”典故和《新唐书》中李绅的“短李”典故（李绅“形短能诗”）来分别比喻孙觉和李常，兴会神来，机智幽默，然而意境不深。而在此时的《洗儿戏作》中，“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既是一种戏谑，又是对自己现在处境的自嘲。

总起来说，苏轼对后世影响最大也最为后人所喜爱的，还是寄情于山水田园和抒发个人情怀的诗歌。

三、政治生涯与文学的关系

苏轼在一生中两个最苦闷难过的时期创作出了最好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政治失意反倒成就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政治生涯中遭受的迫害，使苏东坡的通脱恬淡和旷达超速成为了一种内在的需求与必然。他以此来应付政敌的迫害、环境的艰难和信仰的危机。面对人生困境，苏轼没有逃避，而是选择了超越，使其文学作品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也成就了苏轼独有的人品和文品。

从苏轼身上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生涯的坎坷促成了文学成就。那又是为何政治生涯的坎坷能促成文学成就呢？

首先，仕途上不得志或者说是政治生涯的坎坷会让文人的性格乃至人格都清楚地显现出来。

真正性格坚定的文人是可以在不得志的苦难中超越自我的。苏轼没有在打击中平庸沉沦，因而成就了他自己，也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倘若文人们都能走出政治失意的苦闷，那么说明文人的心胸开阔了，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所体现的关于人生变与不变的哲理。如此的文学作品和胸怀怎么不令人称叹？正所谓苦难成就人生，一个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的文人是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的，这个从唐代诗人孟浩然身上就可以得到证实。他的诗歌虽然自然亲切，但缺乏丰富的思想内容，因为他未涉足过政治，没有经历过苦难的生活，只是平淡安静地度过了一生。

历史上如李白、杜甫、辛弃疾等文人，虽然他们经历的道路不同，但他们却无一例外的拥有十分坎坷的政治生涯。有一首评论历史的上这样说：“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雅。”极言隋炀帝和王安石若在政治上不得志的话，王安石将成为更大的文豪，隋炀帝则能成为一个才子名士。这种判断在历史已成定局后是不无道理的。如果曹雪芹压根儿没有经历过从政的失意和时事的无奈，他还有没有要写一部《红楼梦》的想法和毅力？青楼里吟花颂月的名人不少，但是其中可列入文人行列的，并且诗词流传至今的名人始终不及那些在政界中混着，或得意，或失意的文人多，名气大。明末清初有一首诗说：“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秋。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凡尘”，是说在政治上的失意，也未见得全是坏事，却极有可能在文学上取得更高的成就。

其次，政治不得志只是政治生涯中的一部分，但却是文学创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这几乎是中国文人的共性。

这是与中国独特的文人政治体系密不可分的。文人治国是中国的一大传统，也是中国迥异于西方国家的独特之处。而文学本来就是文人用以进行自我人格建构与社会建构、用以作为仕途晋升的艺术载体，所以，由文人所引发的政治层面的变革与运动必然会波及到文学层面的变革与运动，而中国封建时代的文人大多是身居高位的庙堂文人、体制文人或官方文人，因而，政治生涯对于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甚至是终极性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封建时代每一个文人的政治生涯整就是各种各样的史书材料，有喜、有忧、有得、有失，把它融入到文学中那定然会形成一本气象万千的史书。在中国的封建时代，政治生涯特别是相对坎坷的政治生涯是一种丰富的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可以扩大文人的视野，宽广文人的心胸，锤炼文人的性格。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如果中国古代的那些文学大家没有各自坎坷又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涯，那他们几乎不会成为文学大家。就像苏轼，如果没有新旧党争，外放岭南，就没有“日单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如果没有“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赤壁，就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就没有至今脍炙人口的苏子黄州“一词二赋八诗”……

在中国，几乎凡大政治家，也皆为大文学家。唐太宗诗好，他的大臣房玄岭、虞世南、魏征的诗都很好。历代象曹操、诸葛亮、柳宗元、王安石、苏轼、范仲淹、曾国藩等出相拜卿的人物是如此；遭人陷害为国捐躯、为理想殉道的屈原、岳飞、文天祥、于谦也如此；当代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也皆如此。今人评论苏轼的诗、词、文章、书法甚至画作都堪称极品，无与伦比，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苏轼没有如此波澜壮阔和充满传奇色彩的坎坷政治生涯，他能不能还有如此的气势。所以，真正的文人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生涯中锻造出来的，否则便不可能成为更伟大的文学家。

再次，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士大夫们的文学，而士大夫的个人文学创作和人生理念毫无疑问是和个人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的。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几乎可以认定，服务于平民百姓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中国的文学无论是创作群体还是欣赏群体，主流都是属于士大夫的。还是以苏轼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苏轼在北宋中晚期多年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倾轧中，一直扮演着一种奇怪的角色。正如他的侍妾朝云说他“一肚皮不合时宜”（费衮《梁溪漫志》），无论旧党还是新党上台，他都不讨好。但正是在这里，反映出他的为人品格的一个基本方面。
　　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受儒学理想影响较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士大夫，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作为一个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他具有坚定执着的品格。
　　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风波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因此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表现。毫无疑问，苏轼上述心理中实际蕴藏着比一般直接流露的悲哀更深沉的悲哀，包涵着自我麻醉、苦中作乐的成分，这种心理使他的文学创作削弱了激情的强度，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不仅是时代文化的产物，而且毕竟表现出在更为高远的立场上观照社会与人生、处理个人不幸遭遇的宏达情怀。
　　苏轼的朋友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作为一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他身上既有文人的普遍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藉由苏轼身上文人的普遍性，我们便不难得出政治生涯可以促成文学成就的结论。进而又可以总结出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即政治与文学是不可分离也是不可能分离的。因为即便象老子、庄子这些被后人视为出世隐遁的代表人物，他们也没能忘情于政治，虽然远避“庙堂”，他们却宏篇大论，著书立说，抨击政治，他们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参与世事罢了。

隋唐后,科举制选出来的文官都是学识深厚的人....当了官,学生多,有钱印册...

http://www.ilib.cn/A-QCode~djwx201003065.html，这个网站上有

这位同学，你是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的研究生吧？百度知道不一定只有学生会看。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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