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时期四大口号

宗教改革时期的四大口号~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破除一切旧风俗 旧习惯 旧文化 旧传统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改革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时期宗教改革者的思想成就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大繁荣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西方近代政治学的建构。一、信仰与理性理性与信仰的争论在基督教内部由来以久。奥古斯丁贬低理性的作用,而阿奎那则在一定的程度上调和了理性和信仰。宗教改革的神学理论家们则采取了一种当时看来更近合理的妥协:他们不但承认存在着教会和国家的区别,而且还认可了指导教会和国家的理论的差异。区分信仰和理性甚至被看作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神学家”的标志。[1](P39)理性指导着世俗的王国,而对圣经的信仰主宰着属灵的王国。这样一来,尽管宗教改革者看起来比中世纪的神学家在信仰的问题上更加严格了,而实际上他们却给世俗领域留出一个足够的空间,而填补这一空间成并为其主宰的必然是理性。政治学恰好是这一空间中一块引人注目的领域。加尔文进一步将控制人们的外部环境划分为两个王国:“一为属灵的王国,一为俗世的王国”[2](P15)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划分,再使圣经成为政治家的教科书就会显得毫无道理,“汝行事应如基督徒”对政治家的训诫已经足够了,[3](P377)事实上,宗教改革者们正是在上帝的权威下将政治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然而,在圣经这些训导之外,政治学应该依据什么呢?路德的答案是“上帝使世俗政府服从于理性”。[4](P194)在这一点上,路德甚至把象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异教徒奉为权威。加尔文在谈到“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事情,所有的机械技艺和文科研究”时,他避而不谈信仰,而是专注于理性。然而,这并不表明理性主宰一切。在神学领域,对理性的排挤有增无减,比之中世纪神学家,有过而无不及。路德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之于神学,正如黑暗之于光明”。[5](P50)然而,我们能看到加尔文比奥古斯丁,甚至是阿奎那更高明的地方:理性和信仰被严格地区分开了。在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世俗领域的研究中,理性的地位得到了恢复,这对近代政治学方法的影响尤为深远。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在加尔文那里,理性起作用的范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加尔文甚至在《真教会和假教会的比较》中“以经文、理智和奥古斯丁的权威来证明此点”(即教会的所谓的“真”与“假”)。[6]这表明,理智甚至成为对“真”、“假”教会的一个证明。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在神学范围内大肆地宣扬理性,然而他们能够将神学和政治学区分,把信仰的至上性限制在神学的范围内,并且在世俗的理论,尤其是政治的理论中确立理性的权威。近代被称为“理性的时代”,理性成为近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理性在指导政治学研究中权威的确立为近代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确立提供了一张“通行证”。二、民族国家与民族教会就宗教改革的理论家来说,改革宗教教义的念头本身是不可思议的,甚至说是一种罪恶,他们更重视的是教会的改革。建立“廉价民族教会”成为一个口号,甚至可以看成是其全部理论最终的一个合理的结论。诸如鹿特丹的伊拉斯莫对圣经的翻译、“埃尔福特小组”的活动等等,在建立民族教会的问题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当数埃尔福特大学的一个学生——路德。路德最重要的理论即“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这意味着对“庞杂而腐败透顶的罗马教会”的抛弃,然而,这正是民族教会得以确立的一个前提。在萨克森选候的瓦特堡内,路德所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宗教本身,甚至对语言、文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英国,此类工作随之而起,这一系列的工作无疑为民族精神的兴起注入了兴奋剂。摆脱罗马教皇的束缚成为宗教改革的一个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同建立民族教会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而如何对抗强大的罗马教皇呢?各国的宗教改革者们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上。“民族教会”的建立在德国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这种活动是建立在诸侯的支持之上的。“民族教会”的建立必然需要一种力量同罗马教会对抗,掌握德国政治前途的诸侯充当了这一力量,这种情况必然使“民族教会”依附于“民族国家”之下。加尔文最初否认教会组织的必要性,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他自己本人竟跑到日内瓦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加尔文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教会直接行使行政权利。英国则是另一种景象:凭借王权,英王享利八世进行了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教会改革。这引进事例说明:“民族教会”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西方社会各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在近代欧洲的新教国家中,民族教会和民族国家的关系有着不同的模式。然而,我们不可否认宗教改革所倡导的“民族教会”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影响。近代政治学理论形成的历史中,其一不可辩驳的历史现象即民族国家的兴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政治学说就是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无论是马基雅弗利的“国家的理由”(Reasonofstate)还是不丹的主权理论,他们理论的形成都基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的这一事实。包括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都同样地基于民族国家兴起的这样一个事实。或许刻意追求宗教改革者的民族国家理论会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然而,改革者的工作饱含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打破罗马教皇在西欧的太上皇地位,一是建立民族教会。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借助了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且反过来成为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为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片沃土。三、人的近代特色与个人精神的兴起中世纪的人有着双重的身份即:“基督徒”和“臣民”。基督教是在道德方面有着严格要求的宗教,这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生活,这一影响同中世纪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到了近代,地理大发现和贸易的兴起剧烈地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人有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时的名字:新兴的资产阶级;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以及今非昔比的农民。虽然人们仍旧是“基督徒”和“臣民”双重身份的聚合体,然而,财富的猛增导致了正在成长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新兴的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等等表明经济生活的变化使人改变了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人的地位的改变及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对人的重新认识。“平信徒皆祭司”、“人人皆僧侣”这样的观念在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领袖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宗教改革对人价值观的改革而引起的“个人精神”的兴起成了这场宗教运动近代化的最明显特征,这似乎是在神学范围内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曲折回应。然而,路德与加尔文二人的看法并非是一致的。路德更强调人的信仰,“你怎样来信仰上帝,你就怎样来得到上帝”、“信者就是上帝”。象所有的神学家一样,人在宗教改革者那里首先是堕落的,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而在得救的途径上,宗教改革者们表现了他们同罗马教会最大的分歧。那就是“唯信称义”,有罪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信”得救,而不是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功行”。因此,我们看到“信仰的人”的概念在路德那里成了“个人精神”的宣言书。加尔文对这种大胆的言论不以为然,堕落与罪的观念在加尔文那里显得更突出。他宣称:“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甚至引用大卫的话:“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同中世纪对人的认识如出一辙。然而,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微妙之处,加尔文不是因为神而忽略人,恰恰相反,他认为“人是上帝工作的明镜”。那么,又是什么使加尔文对人的认识如此之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得到答案。残酷的商品经济将人卷入一种未知的、琢磨不定的力量之中。在这股力量的旋涡中,个人的力量显得更加渺小。加尔文的悲观由此而生,在他眼里的人就象狂涛巨浪中随波逐流的木筏。因此,我们认为于其说加尔文忽略人,还不如说,他眼中的人更加敏锐地反映了人的近代特色。宗教的问题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是因为中世纪西欧的个人更关心的是自身的获救,而近代经济生活所导致的在道德领域的变化给这一获救带来了危机。近代社会的产生过程表明:对内心世界的关心同对外部世界的活动的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基督教神学的曲折发展改变了人的价值观,成为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在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改革显然是一股极强的推动力。随着人的地位的改变而来的“人的发现”是文艺复兴的一大功绩,而个人精神兴起的细致工作则大部分来自宗教改革。这种“个人精神”建立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很容易理解诸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也无法领会的近代观念。四、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神学支点近代政治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该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应该是民主的。这在中世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并非近代政治思想家的首创。自由派意义的国家理念、以职业平等为背景的平等、民主的组织形式等等这些观念在宗教改革者那里就已萌生,对自由、平等、民主这些作为近代政治学核心内容的观念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基督徒的自由”是宗教改革者的自由理念,其内容是极其狭隘的,加尔文在日内瓦对异教徒的迫害就是一个明证。然而,宗教改革者们对自由理论更深一层的贡献,却是来自对国家的理解。建立民族国家是实现民族教会的一个手段,世俗国家仅是帮助个人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虽然这一思想是通过个人依靠信仰得救这一局限性的事务中体现出来的,但是却对近代自由派的国家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德将诸侯看作宗教改革的后盾,而诸侯的力量被看作是实现民族教会的根据。路德对诸侯,甚至对国家的理解仅仅如此:世俗国家在个人通过信仰得救的事业中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加尔文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共和国也正是为了保障这一事业。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行为的进行,这在宗教改革的理论家那里显得格外引入注目。有一点近代政治发展史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对国家的这种认识几乎是近代政治学国家理论的一个支柱。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体系中的国家只不过是对宗教改革的这种国家观的一种世俗翻版,尽管这一翻版是被打扮得如此华丽。基督教早期作为下等人的宗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体现了早期“先知”们的平等观,然而,基督教的发展表明:这种平等是灵魂上的,同教会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无关。甚至这种灵魂上的平等亦是来自教会的,因为教会掌握了对圣经的解释,垄断了文化。教会内等级制度建立的基础是教会在人实现自己的信仰中的作用。而罗马教会统治的根基正是建立于这样一种普遍的认识中:个人是无法领会上帝的意旨的,人的信仰必须在罗马教会的指导下得救。正是因为这种指导撑使教会内部的不平等成为必然。而宗教改革者却直指这一理论的核心,针锋相对地提出:“唯信称义”,这一口号的提出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公开向罗马教会的教阶制权威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它把人在灵魂上本应得到的平等重又交给人,而条件只有一个:“信”。罗马教会那种森严的教阶制从一开始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众矢之的,而最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教到底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于怎样的一个水平上。路德给了我们一个鲜明而又准确的回答:“每个人都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按照自己的职业为其余的人服务。所有的人都应该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犹如人身各部,互相服务一样。”[7](P12)这一内容十分引人注目,在信奉新教的主要民族中所具有的这一内容恰恰是信奉天主教的民族中所不具备的。宗教改革者(典型是路德)关于“职业”的理论被韦伯称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然而,韦伯并没有看到的是,在路德这一“职业”概念的背后蕴含了一种以社会经济变化为背景的平等。在加尔文看来,人人是平等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他指出:“即使是圣徒,也不能做出一件功事,这种功事,若按其功绩来评判,不应该受到谴告。”[8]新教的平等理论经过宗教改革的大师们的辛勤培育,逐渐成为等级制在现实世界中的替代物。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这一新的平等观成为刺向教会等级制的一把利剑,使近代意义的平等在世俗范围内得到了合理的“道德辩护”。近代政治学理论中另一核心的观念即民主。而政治国家意义上的民主并不是谁创造出来的。反而是人们不断地从个人生活出发,将认识逐渐贯彻到政治领域当中,逐渐培养出来的政治民主理论正是这样,宗教改革者主张的教会“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加尔文主张按民主的原则改革教会组织。在加尔文建立的共和国里,教士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投票选举产生神职人员;组成由信众兄弟组成的大会并遵从其做出的决定……这一系列改革对产生近代民主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践中,加尔文按着这一教会组织的原则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教会组织。这种民主起初仅限于教会内部,但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它逐渐地扩展到“人间王国”,其理论的贡献不仅限于对近代的政治学说的影响,而且“成了日内瓦、荷兰、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9](P252)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新教徒建立的国家中大多为共和国的形式,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加尔文式”民主的开创性意义。我们并不想夸大宗教改革在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体系建构中的作用。然而,宗教改革对当时人们思想的震撼是根本性的,其对近代政治体系的建立所起的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

　　曼德
　　有信仰不错，但有正确的信仰才是最好的。 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场信仰归正运动，是人类从人对神的掩盖、专断和践踏之中恢复上帝的荣耀及个人的尊严的运动。宗教改革被马克思主义渲染为打倒了神权，高扬了人权，标志着现代社会以人为本和世俗化的开始。这种观点影响了大多数国内知识分子。实际上真正了解西方史的人知道，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宗教改革不仅没有打倒神权，而且前所没有的强调了神权，这突出地表现在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中；宗教改革打倒的是天主教教皇和教士阶层的教权，所要树立的是个人信仰的至高与纯粹，以及由此衍发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基石——个人主义。

　　我认为宗教改革对现代民主宪政自由市场国家的形成，至少有4点决定性意义：
　　1。高扬了神权，从而也高扬了人权；
　　2。因信称义的发现，促进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
　　3。预定论强调神的主权和人的全然败坏、全然无力，抑制了人性之恶，为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4。预定论和天职（calling）观的发现，破除了偶像崇拜、烦琐的宗教仪式、遁世修行的修道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积极入世、全面征服全地的信仰雄心使整个国家与社会全然圣洁化、信仰化。

　　宗教改革是以两个伟人的思想为重要特征的。他们就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马丁?路德（1483年～1546年），德国人，是他首先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狂飙。他提出了“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的三大原则，又提出了“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的四大口号，这些都成为宗教改革的旗帜。

　　在信仰上“惟独圣经”，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等等阶层的特权，让人单单敬拜神，在神之下就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一切专制权利的拦阻。“惟独信心”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心灵，告诉个人灵魂的救赎不能靠教会的一系列活动和行为如苦修、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惟有人的信心，这标志着信仰上个人主义的发轫。“惟独恩典”强调了人信仰中上帝的主权，这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人是祭司”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祈祷，这打掉了修士阶层人为的中保，使每个个人在上帝面前都非常的尊贵并且相互之间非常平等；人人是祭司，每个人都有责任帮助他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修士的特权，而是每个基督徒都拥有的权利，所以在新教中，基督徒帮他人决志甚至洗礼，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人人是祭司，更说明每个人在每时每刻无论做什么工作、处什么状态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都是在全职侍奉，都是何等的神圣与尊贵。表面看来，这张扬了人权、反对了教权，但从信仰无比虔诚的马丁?路德看来，这是在恢复被教权掩盖了的上帝的尊严，也只有每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就是祭司，那么上帝的荣耀才真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扎根。

　　“人人有呼召”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是calling（天职）,都是与牧师的神职一样神圣的侍奉。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这有力地高抬、强调了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也使信仰开始渗透、彰现在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天职观解放了生产力，也撼动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平等观念，推动了自由、平等、诚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与以上类似不再赘述。马丁?路德从《圣经》发现的真理及这个真理被千百万欧洲人的实践，的确高扬了神权和人权，奠定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的根基，为积极入世、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彰现上帝的公义、圣洁、神圣等属性开创了局面。

　　约翰?加尔文因发表《基督教原理》而成为当时的新教领袖。就像《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改革。凡加尔文的思想占主流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等国，无不以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为其特色。

　　加尔文曾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没有一个教义象他所体现的那样积极、有力并且充满得胜的雄心，他说：“欲想在天国得荣耀的，今生必须争战，而争战之胜利，必须历经艰难险阻始能获得。“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加尔文将积极入世、在社会中全面渗透信仰的倾向发挥到极致。加尔文提出了著名的预定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中人类思想的颠峰。预定论的核心是高扬上帝的绝对主权，以下是其中5点要旨：

　　1． 人的完全堕落、全然败坏。人类由于原罪完全腐败，绝对不可能有行善和称义的能力和功劳。这个教义使人彻底认识到人类的有限和罪恶，使人们在关于教会、政府等制度设计时无不以”无赖“假设为前提，各种制度安排来防范、监督人尤其是有权力、有地位的人的无赖本性。这为平等自由的教会制度和宪政、法治奠定了根基。　
　　2． 上帝对人无条件的选择。被拣选的人和消亡的人之间没有任何伦理差别。拣选不是按人的伦理上行为，拣选的主权完全在上帝手中，就是人的信心，也是上帝所赐。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在人的救恩问题上无限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彻底地排除了教权、皇权、政权的专制与影响力。
　　3．有限的赎罪论。认为只有被上帝在创世之先拣选的人才能借基督的赎罪而得救，因而基督只是为被栋选的人赎罪而死。
　　4．不可抗拒的恩典。人不能抗拒救赎的恩典，凡被拣选的就无法逃避上帝的拣选。
　　5．圣徒永蒙保守。被拣选的圣徒在上帝的保守下永远处在恩惠和选民的状态、永不丧失救恩。

　　这一教义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尊严，使人间的王权、皇权、教权和人的各种宗教仪式、巫术图腾全部黯然失色，它的逻辑结果，就是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在现实中的有力实践。就象马克斯?韦伯针对预定论所评价的：“人类信仰史上的这一伟大历程——把魔力（ magic ）祛除于世界之外，在这里达到了它的颠峰与终点：这一历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力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做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了。真正的清教徒甚至在坟墓前也拒绝举行宗教仪式，埋葬至亲好友时也免去挽歌及其它仪式，以便杜绝迷信、杜绝靠魔法的力量或行圣事的力量来赢得拯救这种想法”。

　　既然在现实世界已经除魅，既然将人干预神灵世界的可能性完全排除了，那么人只有将得救的确据完全地指向现实社会，他们就不能将眼光关注在圣事上，而是充满选民的自信，在传统教义认为并不属”圣“的领域：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等领域来见证上帝的荣耀、效法上帝的圣洁、公义和慈爱、履行基督徒作光作盐的本分，以此更加加强作为上帝选民的属灵信心与雄心。正如《申命记》中所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一切都凝聚成突现加尔文教义的韦斯敏斯特要理问答中的第一条：”人生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除了这种积极入世、见证信仰的教义极大地推动了经济、政治变革外，加尔文教义之所以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伟大动力还在于：它最极端化地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最极端化地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从而最极端化地践踏了教权、皇权、政权的权威，也从而最极端化地树立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并将这种个人主义最极端化地实践在现实社会中。

　　加尔文进一步发展了”因信称义“教义，通过预定论打碎了在个人与上帝（三位一体）之间的任何事物和行为，最有力地揭示出：在个人与上帝之间没有任何有权威的实体，宇宙所有、上帝至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而且信仰纯粹就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个人应该优先于教会、政府、社会团体，是团体的目的， 根本不是团体优先于个人，团体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个人主义的根基。美国历史学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说：“个人主义是遗留给后代的清教主义的核心”，“如果说美国人今天是个个人主义者，那么，清教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基督教的价值观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因为“从灵魂上来讲，神拯救的是个人而不是集团，没有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团体的成员而获救。”　

　　凡是独裁的国家首先要摧毁的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个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纳粹就称个人主义为极端的利己主义，把“个人的权利”的概念改变为“人民的权利”这个概念，把人民变成脱离了个体的集合概念，然后以人民的名义开始独裁，让人民这个词成为纳粹对实质人的权利的践踏的一个遮羞布。……

　　没有个人主义，民主自由等意识形态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施密特说：“没有个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宗教领域。”　

　　有关个人主义，宗教改革区别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高扬人权的基础建立在高扬神权上，它在赋予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也用“律法”克制住了人性之恶；它高扬人权的精髓在于高扬了人内在的”上帝的形象与样式“，高扬了人权中的上帝圣洁、公义、慈爱的属性。在这种对上帝的尊崇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基础了，建构了真正符合宇宙和社会大道的宪政民主体制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当秋风先生说：“自由存在于意志与理性、本能与规则、欲望与法律之间的某个平衡点上。英格兰人幸运地、也许只是偶然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真正地让臣民享有了一种确获法治保障之自由权。英格兰历史所透露出来的自由的秘密，值得今天中国人深思。”我们说自由不是存在于有限的人的平衡点上，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英格兰人的命运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上帝的必然之中，所谓自由的秘密乃是在上帝之中，在宗教改革所掀起的波澜壮阔的运动和纯真美好的思想、制度结晶之中。

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

信春哥！得永生，原地满血满状态复活！

http://baike.baidu.com/view/94764.htm

宗教改革是以两个伟人的思想为重要特征的。他们就是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马 丁路德（1483 年～1546 年），德国人，是他首先点燃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狂飙。他提出了 “惟独圣经、惟独信心、惟独恩典”的三大原则，又提出了“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人 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的四大口号，这些都成为宗教改革的旗帜。
在信仰上“惟独圣经”，就破除了政府、教皇、修士等等阶层的特权，让人单单敬拜神， 在神之下就是单独的个人，实际上这就高扬了人权，使个体信仰权利逾越了世上一切专制权 利的拦阻。“惟独信心”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心灵，告诉个人灵魂的救赎不能靠教会的一系列 活动和行为如苦修、弥撒、圣餐、捐钱、买赎罪券等才能实现，惟有人的信心，这标志着信 仰上个人主义的发轫。“惟独恩典”强调了人信仰中上帝的主权，这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得 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人是祭司”就是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交流、祈祷，这打掉了修士阶层人为的 中保，使每个个人在上帝面前都非常的尊贵并且相互之间非常平等；人人是祭司，每个人都 有责任帮助他人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这不是修士的特权，而是每个基督徒都拥有的权利，所 以在新教中，基督徒帮他人决志甚至洗礼，是没有什么限制的；人人是祭司，更说明每个人 在每时每刻无论做什么工作、处什么状态都是在敬拜上帝侍奉上帝，都是在全职侍奉，都是 何等的神圣与尊贵。表面看来，这张扬了人权、反对了教权，但从信仰无比虔诚的马丁路 德看来，这是在恢复被教权掩盖了的上帝的尊严，也只有每个人从内心感到自己就是祭司， 那么上帝的荣耀才真正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扎根。 “人人有呼召”就是每个人的职业都是calling（天职）,都是与牧师的神职一样神圣 的侍奉。只要有呼召，洗地扫街等职业并不亚于作牧师、医生、护士之辈。这有力地高抬、 强调了工作者在神面前的尊贵地位，也使信仰开始渗透、彰现在人类活动的任何方面；天职 观解放了生产力，也撼动了统治阶级，促进了平等观念，推动了自由、平等、诚信为特征的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人人是管家、人人有圣经”与以上类似不再赘述。马丁路德从《圣经》发现的真理 及这个真理被千百万欧洲人的实践，的确高扬了神权和人权，奠定了信仰上的个人主义和社 会政治经济领域的个人主义的根基，为积极入世、在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彰现上帝的公义、 圣洁、神圣等属性开创了局面。 约翰加尔文因发表《基督教原理》而成为当时的新教领袖。就像《拿破仑法典》完成 了法国革命一样，《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改革。凡加尔文的思想占主流的国家，如荷兰、 英国、美国等国，无不以宪政、民主、个人主义为其特色。 加尔文曾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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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19320824238： 宗教改革时期的四大口号 - ？
貂纪苓苾： http://baike.baidu.com/view/94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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貂纪苓苾： 我学的是宗教改革也属于思想解放运动 个人认为,政治运动时涉及国家政权归谁所有或者国家政策的问题,比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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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县19320824238： 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主要诉求有: ①批判神权统治 ②鼓吹人性解放 ③信奉思想自由 ④“因行称义”的信条 - ？
貂纪苓苾：[选项]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民权县19320824238： 说明德意志宗教改革的主张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有何内在联系 - ？
貂纪苓苾： 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文艺复兴崇尚人性,反对神性,而宗教改革时路德反对赎罪券,加尔文主张自我救赎,所以他们的主张都是解放人的,反对神性

民权县19320824238：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的实质及其对于西方现代化历程的不同客观影响. - ？
貂纪苓苾： 文艺复兴的背景 古典文明灭亡后,由野蛮的日耳曼人结合罗马因素建立起来的中古西欧文明,在其文明初期,呈现了一片黑...

民权县19320824238： 文艺复兴运动的起因!(急急急!)非常着急 ？
貂纪苓苾： 从文艺复兴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我个人将之归纳为“一四三”:“一”指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要求;“四”指中世纪的发展和文艺运动的产生所留下的四大馈赠;“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