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作者是谁
作者&投稿：阮亨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中国人也讲规则啊。孔子的所谓礼教，其中礼就是规则。他觉得周王朝这样是礼崩乐坏，也就是规则崩坏，大家都不按照规则办事了，所以要重拾礼乐。
所谓礼，臣子对君主要行什么礼，儿子对父亲要行什么礼，朋友之间的礼节，所有的礼节其实就是用来区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等级，根据礼节划分地位，确立规则，怎么能说是讲道德不讲规则呢。
孔子正是讲规则的行家，只是他用的方法比较委婉，没有法家那么直接。
直到后期的儒家的程朱礼法，什么女子与人手接触需要砍手之类的，这还是道德，已经是束缚人方方面面的规则了。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我们消灭了贵族
我们常听到一些传言，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巧对外国领导人的责问，却很少听到外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主题由流氓与贵族说起。
▊ 贵族，平民，流氓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既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
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并驾齐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如上述。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并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丰是亚甲： 我也想知道,今天拜读了他的《贵族精神的消亡,流氓意识的崛起》,深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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