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联系?高分追加!!!

作者&投稿:邵从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写有关弘扬屈原文化,创建和谐社会的文章,开头怎么写?~

可以先写句题记,再以第二人称写,最好写亲切点,容易让人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它是一种“耻感”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荣明耻的历史,华夏文明就是一个明辨荣辱的文明。知荣明辱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屈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文化蕴含着鲜明的荣辱观,弘扬屈原文化应从知荣明辱做起。

  一、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内核

  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年,是从奴隶主所有制转变到地主所有制、从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代。春秋战国是我国哲学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其思想反映了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他的政治理想“德政”,吸收了一些法制观念,形成为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和广大被压迫、被奴役人民的某些要求的思想。屈原作为一个诗人,从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的阶级矛盾,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反动,为坚持自己的美政理想而斗争。
  屈原文化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热爱大中国的爱国主义和同情最下层人民的民本思想,以及大无畏的批判精神。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核心。
  屈原爱憎分明。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憎恨误国误民的昏君和奸臣。他正道直行,为朝廷竭忠尽智,结果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离骚》怨恨怀王,讽刺椒兰,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庄严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民本主义是屈原理想的核心,他思想上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从政期间,他想通过改革使人民得到好处。在共赴困难的时候,他不愿离开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
  屈原美丑分明。在治国上,他追求“美政”,以天下一统为美,以天下分裂为丑;以“有德在位”为美,以无德在位为丑;以“举贤授能”为美,以政权世袭为丑;以“循绳墨而不颇”为美,以“背绳墨以追曲、竞周容以为度”为丑。在修身上,他追求高风亮节,“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以清醒为美,以浊醉为丑;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为美,以同流合污为丑;以“受命不迁,深固难徙”为美,以“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为丑;以“高冠岌岌、长佩陆离”为美,以“细腰的朝臣、妇饰的儇子”为丑。
  屈原善恶分明。他用自然的美表现道德的善,也用自然的丑表现道德的恶,他把属于美学范畴的美、丑,和属于道德范畴的善、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美的善的乃是赞扬歌颂,对丑的恶的则是诅咒摈斥。他赞扬和批判的标准,是以人民之好而好之,以人民之恶而恶之。“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屈原明美丑,知善恶,爱美爱善,憎丑憎恶,以美、善为荣,以丑、恶为耻,大是大非毫不含糊,原则问题从不苟且,知行合一,以高尚的人格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道德丰碑。

  二、屈原文化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屈原精神光争日月。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叙》中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泥污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爝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是对屈原的思想、情操、品格和创作的恰当而崇高的评价。
  屈原精神最感人的是他作为一个高尚廉洁、坚贞不屈的艺术形象的巨大魅力。这一形象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独特的,象《诗经》中的《小雅》被誉为“怨诽而不乱”,有反对邪恶的精神,但并没有美的政治理想;《左传》中的郑子产,《晏子春秋》中的晏婴,都是政治改革家,有政治远见,但没有高尚的情操;诸子著作中的一些寓言故事,有反剥削、反压迫和赞扬智慧的内容,但却没有爱国爱民的感情。屈原作为一个文学家则集中了政治、思想等各种优良品质,并且知行合一,成为许多世纪以来影响人们的高尚情操、爱国思想和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力量。
  屈原精神感人之处,还在于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对理想执着的追求。屈原的理想就是实现“美政”。为了理想,他“虽九死犹未悔”、“虽体解犹未变”。当理想无法实现时,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效彭咸之所居,也不出走他国,不苟且偷生。汩罗江畔“惊险一跳”,定格成伟岸人格的永恒。屈原作品理想的特点,是他赋予自己理想以美女的品格,通过对女性的爱慕来寄托对理想的追求。这就把自己的理想描绘得特别崇高和纯洁。
  屈原精神感召古今。汉代以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日渐崇高,影响愈加深远。屈原的伟大,一是他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二是他用毕生心血写成的20多首诗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世界文学殿堂的精品。
  爱国主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检验个人行为的试金石。屈原之后,如北宋的杨业,南宋的岳飞、文天祥,明朝的史可法,南明的夏完淳,清朝的林则徐、邓世昌,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林祥谦、施洋、夏明瀚、吉鸿昌、江竹筠等,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使站在他们面前的刽子手吓得发抖。爱国主义的旗帜在他们手里越举越高,使他们成为民族的象征,为理想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真的猛士。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是爱国主义诗人,是人民诗人。他开创了楚辞体,是独立创作第一人,首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鲁迅评价屈原及其作品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屈原的精神和创作对后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郭沫若先生讲:“楚人是把在政治上统一中国的功名和产生了一位屈原的功名兑换了。……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果不灭种,中国文如果不消灭,《楚辞》没有毁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会永远存在的。”1953年,屈原以诗人身份,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现实呼唤屈原文化。现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变化之剧烈,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变化之迅猛,超出屈原所处的时代。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客观上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加之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渗透,无一不对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提出挑战。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思想领域呈现“诸子百家”,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丑观、善恶观、荣辱观呈现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破除了人们的一些旧观念。但是,如何尽量减轻商业化浪潮对社会优秀传统道德风尚的冲击,却是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内在秩序,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需要主旋律,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重构主旋律和基本道德规范,既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又要继承扬弃古代文化。屈原文化精华多于糟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屈原文化拥有的和赞美的许多东西,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屈原深恶痛绝、严加批判的很多东西,现在死灰复燃,甚至泛滥成灾。因此,现实呼唤屈原文化。

  三、弘扬屈原文化应从知荣明辱做起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视屈原文化为圭臬。如果荣辱颠倒,美丑混淆,就会把屈原文化当糟粕。在那些贪官污吏心目中,志洁行廉的屈原值得效仿吗?在那些尸位素餐的昏官面前,独清独醒的屈原值得学习吗?在那些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人看来,清直忠烈的屈原值得敬仰吗?在那些“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者看来,屈原是非分明、毫不妥协无疑是不谙世事、不识时务;在那些卖主求荣、卖国求荣者看来,屈原的忠君爱国自然是愚不可及;在那些贪生怕死、苟且偷生者看来,屈原宁愿跳江,也不出走根本不值……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掌握屈原文化的真谛。屈原文化的进步性体现在爱国爱民,屈原的美政理想就是民富国强。屈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以强国富民为荣,以误国误民为耻。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就读不懂屈原。如果我们从屈原文化中读不出荣辱观,就没有真正读懂屈原。
  只有知荣明辱,才会让屈原文化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知耻”与“无耻”始终是评判行为好坏的道德标准,寡廉鲜耻被看作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明显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的关于知耻、知辱的论述。所谓羞耻心,是基于一定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而产生的一种自觉的求荣免辱之心,是人们珍惜、维护自身尊严而产生的情感意识。鲜明的荣辱观是屈原文化的内核,屈原的一言一行都受到荣辱观的支配,宁死不受辱。他的一生,是耿介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屈原越发显得耀眼夺目。弘扬屈原文化,就是要行荣避辱,不能荣辱不分,更不能荣辱颠倒。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包括屈原文化在内的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又赋予了鲜明的时代性。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应该大力弘扬屈原文化,弘扬屈原文化应该从知荣明辱做起。屈原的伟岸人格,是衡量荣辱的标杆,是检验荣辱观正确与否的试金石。把屈原作为一面镜子,经常照一照自己,以屈原之荣为荣,以屈原之耻为耻,修身养性,自己就会不断高尚起来,纯洁起来,美好起来。

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世代相传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在弘扬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是考虑到它在延续中华文化血脉、维系民族文化和谐、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性,在近三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我连续提出了三个有关增加中国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议案。”纪宝成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几个议案提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反响,2004年两会期间一经提出,便成为提案建议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在全国,甚至在整个华人世界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务院法制办也正式回函表示:‘目前,中央有关部门正在统筹研究是否将传统节日设立为法定节假日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提出将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在广大青少年中普及文化传统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事实上,传统节日本身包含着珍贵的民族精神养分。譬如端午节,形式上虽为划龙舟、吃粽子,但在本源上却蕴含着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忧国忧民的情怀。屈原的这种精神人格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所内含的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一文化遗产经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人格的传承而更加完善。这种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直到如今。

凌宇代表认为,端午节内含着的这种对民族精神品格的追求,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是无价之宝。它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一起蕴含着我们祖先几千年的精神承传。这一承传如果在我们这一代就此断绝的话,对整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件极其可悲的事情。对于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应该体现包容性,主动吸取它们的积极成分,但绝对不能失掉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血脉,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传统文化要留“形”更要扬“神”

越是物质富足的年代,人们对非物质生活的重视程度就越高,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拯救乃至捍卫传统节日的呼声一直居高不下。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也开始日渐重视这一趋势。200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委正式发布《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2006年2月12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正式确定501个推荐项目,其中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名列其中。

“这充分表明了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保护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的意识开始增强,这对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是一件好事。但这还不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应在更高层面上意识到这种保护的重要性,在主体性上有更大的作为。”

现实呼唤屈原文化。现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变化之剧烈,与屈原所处的时代有相似之处。变化之迅猛,超出屈原所处的时代。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客观上形成了人们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加之全球化与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渗透,无一不对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提出挑战。

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思想领域呈现“诸子百家”,新理论、新观点层出不穷,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美丑观、善恶观、荣辱观呈现多元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破除了人们的一些旧观念。但是,如何尽量减轻商业化浪潮对社会优秀传统道德风尚的冲击,却是个紧迫而严峻的课题。

和谐社会需要一种内在秩序,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是不可能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需要主旋律,需要基本的道德规范。重构主旋律和基本道德规范,既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又要继承扬弃古代文化。屈原文化精华多于糟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屈原文化拥有的和赞美的许多东西,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屈原深恶痛绝、严加批判的很多东西,现在死灰复燃,甚至泛滥成灾。因此,现实呼唤屈原文化。

两千多年来,人们用赛龙舟这种民间方式来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典型地反映出以屈原为代表的文化精神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宜昌是屈原的诞生之地,是龙舟文化的发祥地。在宜昌举办长江三峡国际龙舟赛事,是展示和弘扬屈原精神的最好载体。通过龙舟赛事,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使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从而增强了宜昌的文化魅力,提升了宜昌的城市品位,扩大了宜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我们举办赛事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龙舟是文化,龙舟是竞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赛龙舟逐渐演变成为一项竞技性、观赏性很强的群众体育活动。龙舟赛事除了要求健儿要有健康的体魄、顽强的毅力和持久的耐力外,还要求有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敢于胜利的信心及勇气。运动健儿们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的拼搏精神,团结一心、步调一致的协作精神,勇往直前、奋勇争先的开拓精神,克难奋进、敢闯敢冒的大无畏精神,与屈原对祖国“九死不悔、竭忠尽智”的爱国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孜孜追求富强康乐“美政”思想的创新精神,具有内涵的继承性,与我们当前大力弘扬的时代精神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举办国际龙舟赛事,既是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的展现,同时也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光芒。

伟大的事业需要崇高的精神,这种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事业的发展。

他为了国家被便为平民 因为国家灭亡,所以跳江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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