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孟子》的文学色彩

如何分析《孟子》的艺术成就~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的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孟子》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后来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分每篇为上下，这样，七篇就变成了十四篇。该书主要记载了孟子的言论，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理论。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主张统治者施仁政、行王道、统一天下，在历史上影响巨大，成了儒家学派仅次于孔子的代表性的人物，被尊为亚圣。《孟子》一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哲学、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教育等方面，但是这部书富有文学色彩，又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
　　《孟子》的文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这种风格表现在各种场合。孟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和必胜性，所以，当他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充满自信，积极乐观，气势恢宏。例如：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这是一篇宣讲仁政必胜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时”、“势”为基点，全面分析了齐国当时的国土、民力、时势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够实行的历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条理清晰，信心十足，语气坚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泻千里，充分表现了博大恢宏之气。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具有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把“爱人”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施政的基本出发点。而当时的统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顾扩张，随意发动战争；或作威作福，穷奢极欲，极力盘剥百姓，而对于人民的生计乃至生存，却漠然视之。孟子对这种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抨击诸侯争霸的局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他曾当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诸如此类，感情激愤，言辞激烈，甚至显得尖刻，但他的言词和态度，出自于对正义的维护，对现实的揭露，自有一股浑厚的力量和凌厉的气势。
　　孟子生活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滕文公下》）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的继承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 （《滕文公下》）的重任，经常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同样表现出了谈锋似刃，气势如虹的特点。例如，孟子与信奉农家学说的陈相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曾有过一番辩论。在那次辩论中，他首先抓住农家学派的主张无法完全贯彻到其行为之中的破绽，反驳了对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然后牢牢立足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这个基点，全面展开，长篇大论，层层进逼，直到论敌彻底缴械，充分表现出了他刚建的谈锋和如虹的气势。
　　在辩论中，孟子惯于长驱直入，穷追不舍。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梁惠王上》）
　　当孟子询问齐宣王的“大欲”时，宣王避而不谈，于是孟子明知故问，一连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穷尽性的排除性的追问，缩小了包围圈，使对方无可逃遁，最后一语中的，迫使对方默认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文章一连串的追问，犹如一连串的炮弹，处处紧逼，势不可挡
　　孟子文章的气势，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现。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他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于“圣人”的立场，对于“邪说”、“淫词”，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了。其次，孟子有独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对于肉食者、对于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这样一个人格独立，桀立特行之士，说起话来自然不会畏首畏尾，看别人的脸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气势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文章的气势与作者心理的志气密切相关，而心理的志气与生理的气血密切相关④。《孟子》文气浩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养气。苏辙说过：“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孟子通过对生理的气与精神的气的培养⑤，使他的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表现在文章中，自然就气势浩然了。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千斤，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位不用恩焉。’”
　　这里，孟子先用两个浅近的事例，让齐宣王自己说出孟子想要让他说出的结论，然后类推下去，顺理成章地得出了齐宣王对百姓没有“用恩”的结论。齐宣王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他所同意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他如果要反驳这个结论，就会陷入逻辑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愿地默认了。这时，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当！上当！”可是，为时已晚矣。又如，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他先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然后指出了齐宣王自己就不称职的事实，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逃避，“顾左右而言他。”了。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如：“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他用人们手指有病懂得求医的事例，说明了心灵有病更需医治的道理。又如：“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这里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现象说明了人们受外界的影响的量的重要性。还有他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喻，察秋毫与见舆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墙而搂其处子之喻，鱼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缘木求鱼之喻等等，或两两相比而其理自显；或设为反诘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发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贴切简明，用浅显简捷的语言说明复杂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动，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孟子》中的许多妙喻因而成为成语，前百年来广为流传。
　　有时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助长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坟祭、却又以此冒充富贵，自夸妻妾的“齐人”，来譬喻名利场中那些“求富贵利达者”。故事短小，但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寥寥几笔，对于奔走在官场、名场、利场中那些只知富贵名利，不顾人格、不知羞耻之徒，虚伪萎缩、可鄙可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极为辛辣，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性。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除了譬喻，孟子还运用了别的修辞手法。他喜欢运用排比句。如：“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梁惠王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许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气贯下，显得丰润显豁，坚实有力。孟子还喜欢使用反问句。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下》） “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一连串的反问显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欢运用对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种语句反差极大，对比明显，可以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孟子》的语言通俗畅晓，平实浅近而又精炼简约。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操舵，中流自在。”孟子为文本在说理，不祈古奥华丽，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刚直，喜欢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语言风格，但是，孟子的语言平实，却绝不平淡，相反，他的语言又总是精炼简约，警策动人的。有时，寥寥数语，揭示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有时，用简洁的话语，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与处事的原则。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有时，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生经验，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告子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这些话语，畅晓简洁，而又内涵丰富，意义深刻，警策动人。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散文艺术成就仅次于《庄子》，影响深远，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孟子进行推理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这种论证方法缺乏必要严密性和客观性⑧，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孟子讨论问题，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从而诱导人（也许还有他自己）陷入误区，得出错误的认识。此外，孟子与论敌辩论时，务在必胜，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方法上，自然难免片面性之弊。作为发展中的说理文，这些缺陷自然是难免的，议论文的成熟，还有待于来者。
　　注释：
　　①孟子的生卒年，史无记载，后人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385年前后，死于公元前304年前后。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9月第1版。
　　②《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③《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④参看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第34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⑤参看连登岗《论气功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⑥刘熙《艺概》谓“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长沙”，“王介甫文取法长沙”。
　　⑦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⑧参见杨伯峻《孟子》，《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第1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

2012-1-1 21:19 慕染兮 | 二级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 同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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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17135109818： 孟子一书有哪些文学色采? - ？
慕侄金银： 《孟子》中论战性的文字,往往既记述孟子本人的言论,也记述对方的言论;既写论战的内容,也写论战的过程.《孟子》一书不仅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思想,同时也保存了当时某些学派、人物的言谈思想资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记述,往往把时代气氛、各家的和各种人物的言谈风貌,以至于孟子的论辩技巧性格、态度,都比较能够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虽同属语录体,而它比起《论语》来,就显得更生动,更完整,更具有某些文学色彩和吸引力.

于田县17135109818： 用一句话对《孟子》做出评价 - ？
慕侄金银： 《孟子》一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哲学、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教育等方面,但是这部书富有文学色彩,又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

于田县17135109818： 结合《齐桓晋文公之事章》分析孟子的艺术特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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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侄金银：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孟子》一书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发挥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性善论的伦理观,记载了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迹.

于田县17135109818： 求一篇:我眼中的孟子(随笔)300字左右 - ？
慕侄金银： 在我眼里孟子简直就是一个圣人,而且还是一个大大的圣人,因为我觉得孟子那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说得真的太有道理了,毕竟这是一句充满胆识的话,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和发展的国家里面,一个人在需要知识的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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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17135109818： 谈谈你对《孟子》中文艺思想理解 - ？
慕侄金银：[答案] 楼上不懂不要瞎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孟子.所谓的文艺思想,孟子算得上是战国散文代表之一,不过那个时间的人基本都很少用文章来抒发个人感情,基本都是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田县17135109818： 《论语》《孟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 ？
慕侄金银： 《孟子》是以记言为2113主的语录体散文,但它比《论语》又有明显的发展.《论语》的文字简5261约、含蓄,《孟子》却有许多长篇大论,气势磅礴,议论4102尖锐、机智而雄辩.如果说《论语》给人的感觉是1653仁者的谆谆告诫,那么《孟版子》给人的感觉就是侃侃而谈,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权了深刻的影响.

于田县17135109818： 先秦诸子百家中《论语》和《孟子》的区别 - ？
慕侄金银： 1、《孟子》和《论语》论语作者不同,那么所教导的角度也不同. 2、《论语》和《孟子》看待问题也不同.(《论语》见 八俏篇/《孟子》见 第三篇) 3、《论语》主要告诉我们道理,《孟子》却是说孟柯游说. 4、《论语》和《孟子》创作时的社会背景不同.(前言有说明) 论语》主要以事理论证,直接提出观点. 这样二种方式,哲理性强,格言警句多,发人深思. 《孟子》主要以事实论证(例证法,举例论证),事例论证.这二种方法,逻辑性强,形象性强,富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