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孟子》的文学色彩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炼准确。作为散文,《孟子》长于论辩,更具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其中的论辩文,巧妙的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的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的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增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和锋芒毕露、万物披靡的“词锋”;行文以畅达详尽取胜,运用了“逐层疏解,不怕反复,多用排语,重言申明”的铺排手法,“具有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气概”;“不得己”而辩的现实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讲究辩论技巧”,论辩中往往采取诱敌深入因势利导的欲擒故纵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气势,加之严密的逻辑推理,引导对方,使其渐入彀中,陷论敌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使其无可置辩,甘心折服。徐立《孟子论说文的特色》一文[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害,步步紧逼,势如风雷,三是对比论辩,尖锐深刻,淋漓痛快,从而形成了孟子“锋芒毕露、剜心入骨”的气势与风格[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张的研究来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只能说是尚处于起步阶段,无疑尚有不少缺憾。揣度未来的研究趋向,笔者认为当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要对理论上存在一些失误作冷静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百年中对《孟子》散文艺术性的确认,所使用的评判标准和术语基本上是用欧美移植来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实际情况,因为《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有其独特的内部构成因素,在诸如文体品类、题材内容、形式构造、表现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将会阉割其丰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因而,真正从实际出发,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从中提炼出相关的命题,探索出切合诸子散文自身特点的理论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把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应成为新世纪诸子散文艺术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对其散文艺术的研究过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重思想轻艺术,既造成了众多的迷误,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浅和领域的狭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领域需要去填补。这方面,徐华龙的《孟子对民间文艺的运用和认识》一文[31][4]或能给人以某种启发。徐文探讨了孟子与民间艺术的关系,指出孟子大量运用了民间故事、神话、寓言、谚语、传说等“劳动人民创造的丰富的民间文艺的内容和形式”,并联系孟子的政治哲学思想、美学观点和文章体式对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认为所以如此,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强烈的‘民’的观念”和“为了对话的需要”,这表明孟子“在自觉地肯定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其确有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在先秦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难发现相同或相似的现象。按照流行的观点,一切文学活动和艺术形式均肇始于民间,因此探讨先秦其他诸子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此,进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内的先秦诸子散文的研究领域,加强理论建设,开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实现新的跨越,将是新世纪《孟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的必然趋势。
《孟子》的文学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孟子》的文章素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这种风格表现在各种场合。孟子有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坚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和必胜性,所以,当他在讲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充满自信,积极乐观,气势恢宏。例如: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公孙丑上》)
这是一篇宣讲仁政必胜的道理的文字,文章以“时”、“势”为基点,全面分析了齐国当时的国土、民力、时势等有利因素,指出了仁政能够实行的历史必然性。理由充分,条理清晰,信心十足,语气坚定,且行文排比而下,一泻千里,充分表现了博大恢宏之气。
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学说,具有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把“爱人”作为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施政的基本出发点。而当时的统治者或野心勃勃,只顾扩张,随意发动战争;或作威作福,穷奢极欲,极力盘剥百姓,而对于人民的生计乃至生存,却漠然视之。孟子对这种现实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抨击诸侯争霸的局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他曾当面指斥梁惠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诸如此类,感情激愤,言辞激烈,甚至显得尖刻,但他的言词和态度,出自于对正义的维护,对现实的揭露,自有一股浑厚的力量和凌厉的气势。
孟子生活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滕文公下》)的时代,作为儒家学派的继承人,他自觉地承担起了“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 (《滕文公下》)的重任,经常与其他学派的学者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同样表现出了谈锋似刃,气势如虹的特点。例如,孟子与信奉农家学说的陈相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曾有过一番辩论。在那次辩论中,他首先抓住农家学派的主张无法完全贯彻到其行为之中的破绽,反驳了对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主张,然后牢牢立足于社会分工的合理性这个基点,全面展开,长篇大论,层层进逼,直到论敌彻底缴械,充分表现出了他刚建的谈锋和如虹的气势。
在辩论中,孟子惯于长驱直入,穷追不舍。例如,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梁惠王上》)
当孟子询问齐宣王的“大欲”时,宣王避而不谈,于是孟子明知故问,一连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穷尽性的排除性的追问,缩小了包围圈,使对方无可逃遁,最后一语中的,迫使对方默认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文章一连串的追问,犹如一连串的炮弹,处处紧逼,势不可挡
孟子文章的气势,是他人格力量的表现。首先,孟子自信真理在手,正义在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理直气壮,居高临下,甚至盛气凌人。他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放淫词,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自立于“圣人”的立场,对于“邪说”、“淫词”,当然是理直气壮的了。其次,孟子有独立的人格,高度的自信。他抱负远大,自许甚高,曾说过:“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对于肉食者、对于流俗所孜孜以求的权势富贵,则傲然地给以藐视:“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在权势富贵面前,孟子不是匍匐在地的奴仆,而是卓然耸立的伟人,这样一个人格独立,桀立特行之士,说起话来自然不会畏首畏尾,看别人的脸色了。再次,《孟子》充沛的气势与他的人格修养有关。文章的气势与作者心理的志气密切相关,而心理的志气与生理的气血密切相关④。《孟子》文气浩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养气。苏辙说过:“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大小。”孟子通过对生理的气与精神的气的培养⑤,使他的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表现在文章中,自然就气势浩然了。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如:《梁惠王》:
“(孟子)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千斤,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位不用恩焉。’”
这里,孟子先用两个浅近的事例,让齐宣王自己说出孟子想要让他说出的结论,然后类推下去,顺理成章地得出了齐宣王对百姓没有“用恩”的结论。齐宣王当然不愿意接受这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根据他所同意的逻辑推导出来的,他如果要反驳这个结论,就会陷入逻辑的自相矛盾之中,就只好不情愿地默认了。这时,他只能在心中大呼“上当!上当!”可是,为时已晚矣。又如,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他先诱使齐宣王得出了对于不称职、不尽责者,“弃之。”“已之。”的结论,然后指出了齐宣王自己就不称职的事实,用子之矛,攻子之盾,逼得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逃避,“顾左右而言他。”了。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如:“今有无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同不远秦楚之路,为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告子上》)他用人们手指有病懂得求医的事例,说明了心灵有病更需医治的道理。又如:“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告子上》)这里用一曝十寒的自然现象说明了人们受外界的影响的量的重要性。还有他的五十步与百步之喻,察秋毫与见舆薪之喻,紾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墙而搂其处子之喻,鱼和熊掌不可得之喻,缘木求鱼之喻等等,或两两相比而其理自显;或设为反诘而答案自明;或想象奇特发人深省。他的比喻,既贴切简明,用浅显简捷的语言说明复杂深刻的道理,又形象生动,于警策中具幽默之趣,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孟子》中的许多妙喻因而成为成语,前百年来广为流传。
有时孟子用一些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违背自然规律,人为地助长事物的危害性,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的故事,用乞食坟祭、却又以此冒充富贵,自夸妻妾的“齐人”,来譬喻名利场中那些“求富贵利达者”。故事短小,但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寥寥几笔,对于奔走在官场、名场、利场中那些只知富贵名利,不顾人格、不知羞耻之徒,虚伪萎缩、可鄙可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讽刺极为辛辣,具有浓烈的喜剧色彩,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性。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除了譬喻,孟子还运用了别的修辞手法。他喜欢运用排比句。如:“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梁惠王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离娄上》)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排比句把许多事物排列在一起,表述中一气贯下,显得丰润显豁,坚实有力。孟子还喜欢使用反问句。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下》) “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一连串的反问显得理直气壮,咄咄逼人。孟子也喜欢运用对比句。例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种语句反差极大,对比明显,可以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孟子》的语言通俗畅晓,平实浅近而又精炼简约。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操舵,中流自在。”孟子为文本在说理,不祈古奥华丽,但求通俗易懂,加之他性情刚直,喜欢直抒胸臆,因而形成了平易率直的语言风格,但是,孟子的语言平实,却绝不平淡,相反,他的语言又总是精炼简约,警策动人的。有时,寥寥数语,揭示出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例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有时,用简洁的话语,告诉人们做人的道理与处事的原则。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有时,用浅近的语言说出了深刻而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人生经验,如“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告子下》),“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这些话语,畅晓简洁,而又内涵丰富,意义深刻,警策动人。
在先秦诸子中,《孟子》的散文艺术成就仅次于《庄子》,影响深远,但是它的散文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孟子进行推理时,最常用的方法是比附和外推,这种论证方法缺乏必要严密性和客观性⑧,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孟子讨论问题,还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偷换概念,从而诱导人(也许还有他自己)陷入误区,得出错误的认识。此外,孟子与论敌辩论时,务在必胜,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在方法上,自然难免片面性之弊。作为发展中的说理文,这些缺陷自然是难免的,议论文的成熟,还有待于来者。
注释:
①孟子的生卒年,史无记载,后人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他生于公元前385年前后,死于公元前304年前后。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9月第1版。
②《尽心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③《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④参看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第34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
⑤参看连登岗《论气功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⑥刘熙《艺概》谓“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长沙”,“王介甫文取法长沙”。
⑦参见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⑧参见杨伯峻《孟子》,《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7月第1版。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新1版。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
2012-1-1 21:19 慕染兮 | 二级
一、气势浩然,辩锋犀利。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五、语言畅销,警策动人。 同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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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17135109818: 用一句话对《孟子》做出评价 - ?
慕侄金银: 《孟子》一书的精华主要表现在哲学、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教育等方面,但是这部书富有文学色彩,又使它成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典范.
于田县17135109818: 结合《齐桓晋文公之事章》分析孟子的艺术特色. - ?
慕侄金银: 《孟子》的艺术特色可归纳为:1、长于辩论,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文学散文的性质.他论辩的方法大多是产用类比论证的方法.2、善于运用比喻论证.3、气势浩然,感情激越,具有浩然之气.4、平易晓畅、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结合本篇《...
于田县17135109818: 《孟子》的文学成就在文学史上有什么影响 - ?
慕侄金银: 孟子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孟子》一书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发挥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性善论的伦理观,记载了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迹.
于田县17135109818: 求一篇:我眼中的孟子(随笔)300字左右 - ?
慕侄金银: 在我眼里孟子简直就是一个圣人,而且还是一个大大的圣人,因为我觉得孟子那句“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说得真的太有道理了,毕竟这是一句充满胆识的话,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和发展的国家里面,一个人在需要知识的同时也是...
于田县17135109818: 孟子的散文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 ?
慕侄金银: 孟子的散文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艺术特点:1. 气势充沛:孟子的散文气势充沛,具有强烈的感情和说服力,例如《许行》一章,作者通过激烈的论辩,斥责陈相背师说而学许行之道为“用夷变夏”,表现出强烈的气势和说服力.2. 笔带锋芒:孟...
于田县17135109818: 谈谈你对《孟子》中文艺思想理解 - ?
慕侄金银:[答案] 楼上不懂不要瞎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出自孟子.所谓的文艺思想,孟子算得上是战国散文代表之一,不过那个时间的人基本都很少用文章来抒发个人感情,基本都是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于田县17135109818: 《论语》《孟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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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田县17135109818: 先秦诸子百家中《论语》和《孟子》的区别 - ?
慕侄金银: 1、《孟子》和《论语》论语作者不同,那么所教导的角度也不同. 2、《论语》和《孟子》看待问题也不同.(《论语》见 八俏篇/《孟子》见 第三篇) 3、《论语》主要告诉我们道理,《孟子》却是说孟柯游说. 4、《论语》和《孟子》创作时的社会背景不同.(前言有说明) 论语》主要以事理论证,直接提出观点. 这样二种方式,哲理性强,格言警句多,发人深思. 《孟子》主要以事实论证(例证法,举例论证),事例论证.这二种方法,逻辑性强,形象性强,富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