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曾巩的归老桥记全文翻译

上欧阳学士书 曾巩全文翻译~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学士执事：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其仁与义，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穷也；其闻与实，卓卓然轩士林，犹雷霆震而风飚驰，不浮也。则其谓之大贤，与穹壤等高大，与《诗》《书》所称无间宜矣。夫道之难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见，而仲尼生于干戈之间，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于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舍是ㄤ矣。退之既没，骤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近世学士，饰藻缋以夸诩，增刑法以趋向，析财利以拘曲者，则有闻矣。仁义礼乐之道，则为民之师表者，尚不识其所为，而况百姓之蚩蚩乎！圣人之道泯泯没没，其不绝若一发之系千钧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贤以仁义为己任者，畴能救而振之乎？

　　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春驳于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既有志于学，于时事，万亦识其一焉。则又闻执事之行事，不顾流俗之态，卓然以体道扶教为己务。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论，不与高明，独援摧缩，俾蹈正者有所禀法，怀疑者有所问执，义益坚而德益高，出乎外者合乎内，推于人者诚于己，信所谓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天下学士有志于圣人者，莫不攘袂引领，愿受指教，听诲谕，宜矣。窃计将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语言退托而拒学者也。

　　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自幼逮长，努力文字间，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尝自谓于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周游当世，常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肤，随波流，搴枝叶而已也。惟其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姓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今者，乃敢因简墨布腹心于执事，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执事将推仁义之道，横天地，冠古今，则宜取奇伟闳通之士，使趋理不避荣辱利害，以共争先王之教于衰灭之中。谓执事无意焉，则巩不信也。若巩者，亦粗可以为多士先矣，执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己长退人，察愚言而矜怜之，知巩非苟慕执事者，慕观圣人之道于执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凡近矣。若其以庸众待之，寻常拒之，则巩之望于世者愈狭，而执事之循诱亦未广矣。窃料有心于圣人者固不如是也。觊少垂意而图之，谨献杂文时务策两编，其传缮不谨，其简帙大小不均齐，巩贫故也，观其内而略其外可也。干浼清重，悚仄悚仄。不宣。巩再拜。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学士先生执事：伏以执事好贤乐善，孜孜于道德，以辅时及物为事，方今海内未有伦比。其文章、智谋、材力之雄伟挺特，信韩文公以来一人而已。某之获幸于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率然自进于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于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而及于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感且喜。重念巩无似，见弃于有司，环视其中所有，颇识涯分，故报罢之初，释然不自动，岂好大哉！诚其材资召取之如此故也。

　　道中来，见行有操瓢囊、负任挽车、挈携老弱而东者，曰：某土之民，避旱饥馑与征赋徭役之事，将徙占他郡，觊得水浆藜糗，窃活旦暮。行且戚戚，惧不克如愿，昼则奔走在道，夜则无所容寄焉。若是者，所见殆不减百千人。因窃自感，幸生长四方无事时，与此民均被朝廷德泽涵养，而独不识衤发衤锄耒辛苦之事，旦暮有衣食之给。及一日有文移发召之警，则又承藉世德，不蒙矢石，备战守，驭车仆马，数千里馈饷。自少至于长，业乃以诗书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当今之得失，诚不能尽解，亦庶几识其一二远者大者焉。今虽群进于有司，与众人偕下，名字不列于荐书，不得比数于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获收齿于大贤之门。道中来，又有鞍马仆使代其劳，以执事于道路。至则可力求箪食瓢饮，以支旦暮之饥饿，比此民绰绰有余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足为长者言，然辱爱幸之深，不敢自外于门下，故复陈说，觊执事知巩居之何如。所深念者，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及行之日，又赠序引，不以规而以赏识其愚，又叹嗟其去。此巩得之于众人，尚宜感知己之深，恳恻不忘，况大贤长者，海内所师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轻重。某乃得是，是宜感戴欣幸，倍万于寻常可知也。然此实皆圣贤之志业，非自知其材能与力能当之者，不宜受此。此巩既夤缘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于圣贤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于进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愧于古人之道，是亦为报之心也。然恨资性短缺，学出己意，无有师法。觊南方之行李，时枉笔墨，特赐教诲，不惟增疏贱之光明，抑实得以刻心思、铭肌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诱之方，无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终成人材，无所爱惜，穷陋之迹，故不敢望于众人，而独注心于大贤也。徒恨身奉甘旨，不得旦夕于几杖之侧，禀教诲，俟讲画，不胜驰恋之至。不宣。巩再拜。

　　【上欧阳舍人书】舍人先生：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

　　一曰急听贤之为事。夫主之于贤，知之未可以已也，进之未可以已也。听其言、行其道于天下，然后可以已也。能听其言、行其道于天下，在其心之通且果也。不得其通且果，未可以有为也。苟有为，犹膏肓之不治，譬癃痹之老也。以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入告之，不解则极论之，其心既通也，以事之利害是非，请试择之，能择之，试请行之，其心既果也，然后可以有为也。其为计虽迟，其成大效于天下必速。欲其如此，莫若朝夕出入在左右，而不使邪人、庸人近之也。朝夕出入在左右，侍臣之任也，议复之其可也。一不听，则再进而议之，再犹未也，则日进而议之，待其听而后已可也。置此虽有他事，未可以议也。昔汉杀萧望之，是亦有罪焉。宣帝使之傅太子，其不以圣人之道导之邪，则何贤乎望之也；其导之未信而止也，则望之不得无罪焉。为太子责备于师傅，不任其责也，则责备于侍臣而已矣。虽艰而勤，其可以已也欤？今世贤士，上已知而进之矣，然未免于庸人、邪人杂然而处也。于事之益损张弛有戾焉，不辨之则道不明，肆力而与之辨，未必全也，不全则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为之，则如勿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则言未可望听，道未可望行于天下也。寻其本，不如愚人之云尔，不可以有成也。

　　二曰急裕民之为事。夫古以来可质也，未有民富且安而乱者也。其乱者，率常民贫而且不安也。天下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则怨且戾，是以执事望风惮言所以救之之策。今募民之集而为兵者，择旷土而使之耕，暇而肄武，递入而为卫，因弛旧兵。佛老也，止今之为者，旧徒之尽也不日矣。是不如怨与戾而易行者也。则又量上之用而去其浮，是大费可从而减也。推而行之，则末利可弛，本务可兴，富且安可几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一二岁而为盗者，莫之能御也，可不为大忧乎！他议纷纷，非救民之务也。求救民之务，莫大于此也。不谋此，能致富且安乎？否也。

　　三曰急力行之为事。夫臣民、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不为其所宜乱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官之不治不易而使能，则国家虽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使能，则一之士。以士之如此，而况民之没没，与一有骇而动之者，欲其效死而不为非，不得也。今者，更贡举法数十百年弊可谓盛矣。书下之日，戾夫惧，怠夫自励，近世未有也。然此尚不过强之于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不心化，赏罚一不振焉，必解矣。欲洽之于其心，则顾上与大臣之所力行如何尔。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适时而已耳，是不然。今时谓之耻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见适于时也。

　　凡此三务，是其最急。又有号令之不一，任责之不明，当亦速变者也。至于学者策之经义当矣。然九经言数十万余，注义累倍之，旁又贯联他书，学而记之乎，虽明者不能尽也。今欲通策之，责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则学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滥。欲反之，则莫若使之人占一经也。夫经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也，患不能通，岂患通之而少邪！况诗赋论兼出于他经，世务待子史而后明，是学者亦无所不习也。此数者，近皆为蔡学士道之，蔡君深信，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称：乡邻斗，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然观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从而去，犹曰：王庶几改之，则必召予。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独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盖以谓颜子既不得位，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责之耳。故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是也，不得位则止乎？不止也。其止者，盖止于极也，非谓士者固若狙猿然，无意于物也。况巩于先生，师仰已久，不宜有间，是以忘其贱而言也。愿赐之采择，以其意而少施焉。

　　巩闲居江南，所为文无愧于四年时，所欲施于事者，亦有待矣。然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恐不能就其学，况欲行其他耶！今者，欲奉亲数千里而归先生，会须就州学，欲入太学，则日已迫，遂弃而不顾，则望以充父母养者，无所勉从，此岂得已哉！韩吏部云：诚使屈原、孟轲、扬雄、司马迁、相如进于是选，仆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尔，此言可念也。失贤师长之镌切，而与众人处，其不陷于小人也其几矣。早而兴，夜而息，欲须臾惬然于心不能也。先生方用于主上，日入谋议天下，日夜待为相，其无意于巩乎？故附所作通论杂文一编，先祖述文一卷以献。先祖困以殁，其行事非先生传之不显，愿假辞刻之神道碑，敢自抚州佣仆夫往伺于门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许之，以永赉其子孙，则幸甚幸甚。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鄙心，其大抵虽如此，其详可得而具邪。不宣。巩再拜。

　　【上蔡学士书】庆历四年五月日，南丰曾巩谨再拜上书谏院学士执事：朝廷自更两府谏官来，言事者皆为天下贺得人而已。贺之诚当也，顾不贺则不可乎？巩尝静思天下之事矣。以天子而行圣贤之道，不古圣贤然者否也。然而古今难之者，岂无异焉？邪人以不己利也，则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则忌，怨且忌，则造饰以行其间。人主不寤其然，则贤者必疏而殆矣。故圣贤之道，往往而不行也，东汉之末是已。今主上至圣，虽有庸人、邪人，将不入其间。然今日两府谏官之所陈，上已尽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尽白而信也，尚惧其造之未深，临事而差也。其未尽白而信也，则当屡进而陈之，待其尽白而信，造之深，临事而不差而后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听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时，不得数且久矣。惟谏官随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归中书，盖常然矣。至于谏官，出入言动相缀接，蚤暮相亲，未闻其当退也。如此，则事之得失，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谕则极辨之可也。屡进而陈之，宜莫若此之详且实也，虽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间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

　　今谏官之见也有间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议亦明矣。禁中之与居，女妇而已尔，舍是则寺人而已尔，庸者、邪者而已尔。其于冥冥之间，议论之际，岂不易行其间哉！如此，则巩见今日两府谏官之危，而未见国家天下之安也。度执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则在使谏官侍臣复其职而已，安有不得其职而在其位者欤？

　　噫！自汉降戾后世，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自唐降戾后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则前数百年之弊无不除也，否则后数百年之患，将又兴也，可不为深念乎！巩生于远，厄于无衣食以事亲，今又将集于乡学，当圣贤之时，不得抵京师而一言，故敢布于执事，并书所作通论杂文一编以献。伏惟执事，庄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愿赐观览，以其意少施焉。

　　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庶知巩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书】庆历七年九月日，南丰曾巩再拜上书致政相公阁下：巩闻夫宰相者，以己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有余。古之称良宰相者无异焉，知此而已矣。

　　舜尝为宰相矣，称其功则曰举八元八凯，称其德则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卒之为宰相者，无与舜为比也。则宰相之体，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圣人也。或曰：舜远矣，不可尚也。请言近之可言者，莫若汉与唐。汉之相曰陈平。对文帝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对周勃曰：且陛下问长安盗贼数，又可强对邪？问平之所以为宰相者，则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观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汉之治莫盛于平为相时，则其所守者可谓当矣。降而至于唐，唐之相曰房、杜。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夫谏诤其君，与正纲维、持宪法、用兵征伐、长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务也，而尽付之人，又与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则房、杜者何为者邪？考于其传，不过曰：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不隔卑贱而已。卒之称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则著于近者，宰相之体，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尝无宰相也。称良相者，不过有一二大节可道语而已。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其谁哉？

　　数岁之前，阁下为宰相。当是时，人主方急于致天下治，而当世之士，豪杰魁垒者，相继而进，杂Ш于朝。虽然，邪者恶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独阁下奋然自信，乐海内之善人用于世，争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杰者皆若素由门下以出。于是与之佐人主，立州县学，为累日之格以励学者；课农桑，以损益之数为吏升黜之法；重名教，以矫衰弊之俗；变苟且，以起百官众职之坠。革任子之滥，明赏罚之信，一切欲整齐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庶几三代之事。虽然，纷而疑且排其议者亦众矣。阁下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呜呼！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非阁下其谁哉！使充其所树立，功德可胜道哉！虽不充其志，岂愧于二帝、三代、汉唐之为宰相者哉！

　　若巩者，诚鄙且贱，然常从事于书，而得闻古圣贤之道，每观今贤杰之士，角立并出，与三代、汉唐相侔，则未尝不叹其盛也。观阁下与之反复议而更张庶事之意，知后有圣人作，救万事之弊，不易此矣，则未尝不爱其明也。观其不合而散逐消藏，则未尝不恨其道之难行也。以叹其盛、爱其明、恨其道之难行之心，岂须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后也千载，尚慕而欲见之，况同其时，过其门墙之下也欤！今也过阁下之门，又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书杂文一编，以为进拜之资。蒙赐之一见焉，则其愿得矣。噫！贤阁下之心，非系于见否也，而复汲汲如是者，盖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巩再拜。

　　【上范资政书】资政给事：夫学者之于道，非处其大要之难也。至其晦明消长、弛张用舍之际，而事之有委曲几微，欲其取之于心而无疑，发之于行而无择，推而通之，则万变而不穷。合而言之，则一致而已。是难也，难如是。故古之人有断其志，虽各合于义，极其分，以谓备圣人之道，则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称其门人，曰德行、文学、政事、言语，亦各殊科，彼其材于天下之选，可谓盛矣。然独至于颜氏之子，乃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是所谓难者久矣。故圣人之所教人者，至其晦明消长、弛张用舍之际，极大之为无穷，极小之为至隐，虽他经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变于《易》，而重复显著其义于卦爻、彖象、系辞之文，欲人之自得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来，自孔子之时，以至于今，得此者颜氏而已尔，孟氏而已尔。二氏而下，孰为得之者欤？甚矣，其难也。

　　若巩之鄙，有志于学，常惧乎其明之不远，其力之不强，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贤以辅而进，由其磨砻灌溉以持其志、养其气者有矣。其临事而忘、其自反而馁者，岂得已哉！则又惧乎陷溺其心，以至于老而无所庶几也。尝间而论天下之士，豪杰不世出之材，数百年之间未有盛于斯时也。而造于道尤可谓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谓详且博者，未有过阁下也。故阁下尝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阁下独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阁下独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则阁下之于道何如哉！当其至于事之几微，而讲之以《易》之变化，其岂有未尽者邪？夫贤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况若巩者哉！故愿闻议论之详，而观所以应于万事者之无穷，庶几自寤以得其所难得者，此巩之心也。然阁下之位可谓贵矣，士之愿附者可谓众矣，使巩也不自别于其间，岂独非巩之志哉！亦阁下之所贱也。故巩不敢为之。不意阁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巩虽自守，岂敢固于一邪！故进于门下，而因自叙其所愿与所志以献左右，伏惟赐省察焉。

　　【上齐工部书】巩尝谓县比而听于州，州比而听于部使者。以大较言之，县之民以万家，州数倍于县，部使者之所治十倍于州，则部使者数十万家之命也，岂轻也哉？部使者之门，授天子之令者之焉，凡民之平曲直者之焉，辨利害者之焉。为吏者相与就而质其为吏之事也，为士者相与就而质其为士之事也。三省邻部之政相闻、书相移者，又未尝间焉，其亦烦矣。

　　执事为部使者于江西，巩也幸齿于执事之所部，其饰容而进谒也，敢质其为士之事也。

　　巩世家南丰，及大人谪官以还，无屋庐田园于南丰也。祖母年九十余，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故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川者久矣。进学之制，凡入学者，不三百日则不得举于有司。而巩也与诸弟循侨居之，又欲学于临川，虽已疏于州而见许矣，然不得执事一言，转牒而明之，有司或有所疑，学者或有所缘以相嫉，私心未敢安也。来此者数日矣，欲请于门下未敢进也。有同进章适来言曰：“进也。执事礼以俟士，明以伸法令之疑。适也寓籍于此，既往而受赐矣。”尚自思曰：巩材鄙而性野，其敢进也欤？又自解曰：执事之所以然，伸法令之疑也。伸法令之疑者，不为一人行，不为一人废，为天下公也，虽愚且野可进也。是以敢具书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其以为烦而察之，赐之一言而进之，则幸甚幸甚。〈公世家南丰，因奉祖母居临川。维时建昌隶属抚州。祖茔庙祀在南丰，其后裔世居查溪。〉

　　【与抚州知州书】士有与一时之士相参错而居，其衣服、食饮、语默、止作之节无异也。及其心有所独得者，放之天地而有余，敛之秋毫之端而不遗；望之不见其前，蹑之不见其后；岿乎其高，浩乎其深，烨乎其光明；非四时而信，非风雨雷电霜雪而吹嘘泽润；声鸣严威，列之乎公卿彻官而不为泰，无匹夫之势而不为不足；天下吾赖，万世吾师，而不为大；天下吾违，万世吾异，而不为贬也。其然也，岂翦翦然而为洁，幸幸然而为谅哉？岂沾沾者所能动其意哉？其与一时之士相参错而居，岂惟衣服、食饮、语默、止作之节无异也，凡与人相追接、相恩爱之道，一而已矣。

　　若夫食于人之境，而出入于其里，进焉而见其邦之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则立异矣。翦翦然而已矣，幸幸然而已矣，岂其所汲汲为哉？巩方慎此以自得也，于执事之至，而始也自疑于其进焉，既而释然。故具道其本末，而为进见之资，伏惟少赐省察。不宣。巩再拜。

　　【与孙司封书】

　　运使司封阁下：窃闻侬智高未反时，已夺邕邑地而有之，为吏者不能御，因不以告。皇三年，邕有白气起廷中，江水横溢，司户孔宗旦以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书告其将陈拱。拱不听，宗旦言不已。拱怒，诋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略其寨人，因其仓库而大赈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从。凡宗旦之于拱，以书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数。度拱终不可得意，即载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亲毋为与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应之。宗旦犹力守南门，为书召邻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贼！汝今立死，吾岂可污邪！”骂不绝口。智高度终不可下，乃杀之。

　　当其初，使宗旦言不废，则邕之祸必不发。发而吾有以待之，则必无事。使独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节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比见朝廷所宠赠南兵以来伏节死难之臣，宗旦乃独不与，此非所谓“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使宗旦初无一言，但贼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无赏。盖先事以为备，全城而保民者，宜责之陈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与陈拱同戮，既遗其言，又负其节。为天下者，赏善而罚恶；为君子者，乐道人之善，乐成人之美。岂当如是邪？凡南方之事，卒至于破十馀州，覆军杀将，丧元元之命，竭山海之财者，非其变发于隐伏，而起于仓卒也。内外上下有职事者，初莫不知，或隐而不言，或忽而不备，苟且偷托，以至于不可御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为世所侵蔽，令与罪人同罚，则天下之事，其谁复言耶！闻宗旦非独以书告陈拱，当时为使者于广东西者，宗旦皆历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惧重为己累，必不肯复言宗旦尝告我也。为天下者，使万事已理，天下已安，犹须力开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忧者甚众，而当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与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则宗旦之事，岂可不汲汲载之天下视听，显扬褒大其人，以惊动当世耶！宗旦喜学《易》，所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书，而人或质问以《易》，则贯穿驰骋，至数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尽心，贫几不能自存，好议论，喜功名。巩尝与之接，故颇知之。则其所立，亦非一时偶然发也。世多非其在京东时不能自重，至为世所指目，此固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赎矣。

　　巩初闻其死之事，未敢决然信也。前后得言者甚众，又得其弟自言，而闻祖袁州在广东亦为之言，然后知其事，使虽有小差，要其大概不诬也。况陈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独先以其亲遁，则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则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阁下好古力学，志乐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赏罚善恶为职，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须臾之听，尺纸之议，博问而极陈之。使其事白，固有补于天下，不独一时为宗旦发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愿赐还答。不宣。巩顿首。

　　【再与欧阳舍人书】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书既达，而先生使河北，不复得报，然心未尝忘也。近复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为御史，居京师。安石于京师得而友之，称之曰“有道君子也”，以书来言者三四，犹恨巩之不即见之也，则寓其文以来。巩与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谓无愧负于古之人。览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称，于是知二子者，必魁闳绝特之人。不待见而信之已至，怀不能隐，辄复闻于执事。三子者卓卓如此，树立自有法度，其心非苟求闻于人也。而巩汲汲言者，非为三子者计也，盖喜得天下之材，而任圣人之道，与世之务。复思若巩之浅狭滞拙，而先生遇甚厚，惧己之不称，则欲得天下之材，尽出于先生之门，以为报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还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别录。不宣。巩再拜。

　　书魏郑公传后


　　曾巩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唯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 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 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 焚稿者谁欤? 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

　　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 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 岂非然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以其哲深旨远,而流传于后世。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谏诤为已任,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二百余事”。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更脍炙人口。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总会有失误之时,“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贞观政要》卷8《论贡赋》) 故能注重任贤,纳谏。魏征所提“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后因魏征“以谏诤事付史官”,遂触“太宗怒之”。以致对魏征“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以天子的威严而论,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终不能容忍因“纳谏”而提高魏征的身价。曾巩正有感于此,便挥毫写下了《书魏郑公传后》这篇史论。文章以史实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诚信”的观点。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辩驳简捷而有力,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这篇史论,立论明确,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然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于是,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而“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至于“是以谏诤为非美”的认识则更不可取。纳谏不仅有利于“治国”,且有益于后世。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因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所治”与“所不治”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文章以“切谏其君者”伊尹、周公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为贤君”,是因为“其书可见”的缘故。它不仅使后人“知其贤且良”,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而桀、纣、幽、厉、始皇等数君则不然。“其臣之谏词无见焉”,此“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因而使“谏诤之无传”。这便是“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的根由。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结论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起伏有致,事与理互为增色。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既列举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为正面例证,亦举了桀、纣等君王为反面例证;既从为臣的角度谈谏诤,亦以君王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文章条分缕析,反复引证,层层推进。文中叙事、引证、议论环环相扣,理据事而存,事依理而深,使这篇史论达到了“曲尽事理,于平淡中见透辟”的艺术境地。

　　曾巩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认为世之“大贤者”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其弟曾肇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亡兄行状》)正因为曾巩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必止于仁义,故其抒情写景之作较少,而议论说理之文颇多。曾巩早年深受儒家“民惟邦本”,“民为贵”思想的影响,为官任上常竭力为民消灾除难。正如韩维所云:“其为政,严而不扰,必去民疾苦而所欲者。”(《曾巩神道碑》)因而政绩显著。他一生注重研讨治国之道,关心吏治,对谏诤之事往往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原则。曾巩这些思想除了身体力行之外,在其文章里也多有体现。这篇史论中,作者赞扬了魏征,并明确提出了公开诤谏内容以“告万世”的主张,实际上这是旨在公布封建帝王的缺点与过错。这在当时无疑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或许有了魏征作楷模,又有“兴天下,报国家”之心,(《上田正言书》) 曾巩为“治国”而落笔的勇气也因此而倍增。曾巩的文章往往“皆因事而发”,故内容充实,绝少空谈。本文虽侃侃而论,却要言不烦,语出有据。虽在传后,也并无说教或多余之感。

　　《书魏郑公传后》是一篇“跋”。“跋”作为一种文体,同“序”实为一类。世称“跋”是写于书后或文后的“序”。“跋”之义“躐也”(《尔雅·释言》)、“蹑也”。(《汉书》)。二者虽基本类似,然内容上略有差别。一般“序”文详,而“跋”文简。本篇“跋”的内容乃属说理文范畴。说理文虽滥觞于春秋,但直至《墨子》问世才可称之为有了真正的说理文。其后又经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游说纵横,辩驳之风大盛,使说理散文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仍未出现过单篇的说理文。时至汉代,才有了由文人作家撰写的单篇说理散文。

　　唐宋两代则是说理散文创作的繁荣阶段。曾巩的《书魏郑公传后》一文习古而不泥古,以其语言的晓畅、平易、谐美而独具一格。本文的语言在表达上以晓畅、平易为主体,却又处处不失错落变化,抑扬顿挫之韵味。此文第一句:“予观太宗常屈已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作者以家常话式的语言,娓娓而谈,令人感到平易而亲切。文章在批驳谏诤问题上的封建伦理观念时,文字显得平易、晓畅、毫无经学家古奥之气。而逻辑上却深入浅出,引人人理。文中使用了不少疑问句和反问句,如“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虽为常用句式,亦使行文增色。曾巩一贯反对“辞工以害文”,但仍提倡“文辞兼胜”。为使文章“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作文也多讲究语言层次的安排,句式的调配。本文第二段,先用一个疑问句作发问,然后以一个陈述句作回答。段中间又用了一个反问句,后面却不作回答。而后半段仅以两个较长的句子构成,语气盈足而贯通,这就使文章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层次和语调。整段文字语调摇曳,句式多变,显示出曾巩驾驭语言的不凡功力。不仅如此,这篇史论亦讲究语言的音和韵谐。本文第一段,首句较长,二句则短,三句又长,四句则短,尾句最长。长短句的交错使用,便文章产生了一种很强的音律感,读之则抑扬顿挫。文章非常巧妙地将情、事、理融合在这语言的音和韵谐之中。这篇史论虽不是曾巩的名篇,但较好体现了曾文在说理和语言方面的特色。

　　曾巩的散文不论叙事,说理、抒情皆表现出平易,婉转的风格。他的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与韩愈、苏轼等人相比,曾巩的说理散文似缺乏奔放纵横,能生能扫之气势。以本篇而论,称其行文“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堪为是评。这也是对曾巩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与评价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作者:韩达(共3678字)
　　[引用信息]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219-1220-1221-1222-1223页.

归老桥记译文
武陵柳侯用图画描绘出他位于青陵的居所，嘱托我写一篇记文，来信说：武陵的西北，有一个湖在梁山，叫白马湖。梁山是西南，有块田地在湖中，这是我先人的青陵田。我在此修筑了一座屋舍想于此养老，青陵向西二百步，有一股泉水从两座山崖之间流淌出来向东注入湖中，叫做采菱涧。我在湖上修了一座桥，又盖了一所房屋将其遮蔽住。若有事从武陵与青陵屋舍之间来往，以及他日我得以告老还乡，都要经过这座桥，所以给它题了一个名字叫做归老桥。
我的先人留给额哦这块土地，宅中有桑麻，田中有粳稻，而湖中有香蒲、莲蓬。在天空中可以飞射上下翻飞的野鸭与大雁，在水中可以垂钓四处游动的鲟鱼和鳇鱼。我由此可以自食其力，从而问心无愧。休憩之时有高耸的树木浓荫密布，偃卧之时有丰缛的嫩草清香扑鼻。登高山置身青云之上，可以一览天地 奇景；嬉戏清泉，戴月而归，褪尽尘世的污浊。我由此得以疗养疲惫的身心，舒心乐意。我年轻的时候生活安宁，到成年之后为工作而奔走四方，疲惫于万物对于身心的牵累，未尝不想在此修养身心。如今在朝廷为官，宠以优厚的俸禄，而我在此游览，感到自己终将衰老，难道没有归隐的想法吗？又写道：世上老于官场的人或许不高兴归隐；偶尔有乐于归隐的人，或许又没有可归之处。而如今我有这样的一块天地以成全我归隐的乐意，希望为我记载下来，使
我的后人可以阅读，由此而继承我的志向。
我认为先王养老的方法可以说是非常完善了，士大夫退休了，就说“不敢再用政务来麻烦你”，这是尊重他们，而士大夫也深明按时退休之大义，没有赖着不走的。可以说是两全其美了。后世养老的方法既不完善，士大夫年老之后有的被赶走，而士大夫确也有贪念禄位而不知节制的，这可以说是两方都有缺失。如今柳侯年届六十，齿发都没有衰落，真是为天子施展才华以普惠百姓的时候，虽想要舍弃官位的荣耀，享受湖光山色的快乐，但我知道还是不能满足其心愿的。然而他是如此有志于隐退，听说了他的高风亮节的人士也可以有所感触了，于是为他写了这篇记文。

书魏郑公传后

曾巩

予观太宗常屈己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虽其忠诚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则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渊源皆出于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书存也。及观郑公以谏诤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则未尝不反复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郑公之贤焉。

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 夫以谏诤为当掩,是以谏诤为非美也,则后世谁复当谏诤乎?况前代之君有纳谏之美,而后世不见,则非唯失一时之公,又将使后世之君谓前代无谏诤之事,是启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群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渐不知天下之得失,至于辽东之败,而始恨郑公不在世,未尝知其悔之萌芽出于此也。

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谏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于书,未尝掩焉。至今称太甲、成王为贤君,而伊尹、周公为良相者,以其书可见也。令当时削而弃之,成区区之小让,则后世何所据依而谏? 又何以知其贤且良欤? 桀、纣、幽、厉、始皇之亡,则其臣之谏词无见焉。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则谏诤之无传,乃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而已矣。

或曰:“《春秋》之法,为尊、亲、贤者讳,与此戾矣。”夫《春秋》 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然则焚稿者非欤?”曰: 焚稿者谁欤? 非伊尹、周公为之也,近世取区区之小亮者为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则? 以焚其稿为掩君之过,而使后世传之,则是使后世不见稿之是非,而必其过常在于君,美常在于己也,岂爱其君之谓欤? 孔光之去其稿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后世,庸讵知非谋已之奸计乎?

或曰:“‘造辟而言,诡辞而出’,异乎此。”曰: 此非圣人之所曾言也。今万一有是理,亦谓君臣之间,议论之际,不欲漏其言于一时之人耳,岂杜其告万世也?

噫! 以诚信持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万世者,郑公也。益知其贤云。岂非然哉? 岂非然哉?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是唐代魏征的一句忠谏名言,以其哲深旨远,而流传于后世。作为一代政治家和朝廷重臣,魏征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谏诤为已任,前后向唐太宗陈谏达“二百余事”。他的《谏太宗十思疏》更脍炙人口。而唐初的太宗皇帝则较为开明。他认为天子日理万机,总会有失误之时,“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贞观政要》卷8《论贡赋》) 故能注重任贤,纳谏。魏征所提“薄赋敛,轻租税”,“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等建议均为唐太宗所采纳。他们彼此间相互信赖的关系,堪称封建君臣关系之典范,历来被史学家们所称道。

然而,唐太宗毕竟是封建帝王。后因魏征“以谏诤事付史官”,遂触“太宗怒之”。以致对魏征“薄其恩礼,失终始之义。”以天子的威严而论,要维护其在历史上的神圣地位,终不能容忍因“纳谏”而提高魏征的身价。曾巩正有感于此,便挥毫写下了《书魏郑公传后》这篇史论。文章以史实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把诤谏之事载人史册,将会产生积极的政治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然后逐条批驳了隐瞒君王过错和掩盖历史真相等封建伦理观念,并在君臣关系上提出了“诚信”的观点。文章论述徐缓而庄重,辩驳简捷而有力,不失为一篇较好的说理散文。

说理与议论是曾巩散文的主要形式。他的说理文一贯注重章法的严谨和布局的分明,而说理透彻则是曾文更为突出的特色。这篇史论,立论明确,并以史实为证反复论说了什么是真正的“治国”之道。作者指出“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称贤主”原因就在于太宗能纳谏。然而,历史上对纳谏之事始终褒贬不一。于是,作者从君臣关系入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大公至正之道”才是君臣关系的行动准则。而“灭人言以掩己过,取小亮以私其君”皆不可取。至于“是以谏诤为非美”的认识则更不可取。纳谏不仅有利于“治国”,且有益于后世。但是就连太宗这样的君王在其执政末年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了。因而“渐不知天下之得失”,所以导致了辽东之败。文章以夹叙夹议的方法从国家社稷的“所治”与“所不治”两方面论证了纳谏的重要性。

本文到此并未浅尝辄止,而是将论题深入一步,对谏诤之事载入史册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剖析。文章以“切谏其君者”伊尹、周公为例,指出他们之所以“为良相”,太甲、成王之所以“为贤君”,是因为“其书可见”的缘故。它不仅使后人“知其贤且良”,而且使后世有了仿效之依据。而桀、纣、幽、厉、始皇等数君则不然。“其臣之谏词无见焉”,此“非其史之遗,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因而使“谏诤之无传”。这便是“此数君之所以益暴其恶于后世”的根由。通过正反史例之比较,结论已不言自明了。作者寓说理于叙事之中,既使道理得到了透彻论证,又避免了平铺直叙,使文章起伏有致,事与理互为增色。本文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对论题进行了阐述。既列举了魏征、伊尹、周公等人为正面例证,亦举了桀、纣等君王为反面例证;既从为臣的角度谈谏诤,亦以君王的角度进行了论述。文章条分缕析,反复引证,层层推进。文中叙事、引证、议论环环相扣,理据事而存,事依理而深,使这篇史论达到了“曲尽事理,于平淡中见透辟”的艺术境地。

曾巩的散文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典散文“文以载道”的传统。他认为世之“大贤者”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其弟曾肇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亡兄行状》)正因为曾巩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必止于仁义,故其抒情写景之作较少,而议论说理之文颇多。曾巩早年深受儒家“民惟邦本”,“民为贵”思想的影响,为官任上常竭力为民消灾除难。正如韩维所云:“其为政,严而不扰,必去民疾苦而所欲者。”(《曾巩神道碑》)因而政绩显著。他一生注重研讨治国之道,关心吏治,对谏诤之事往往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原则。曾巩这些思想除了身体力行之外,在其文章里也多有体现。这篇史论中,作者赞扬了魏征,并明确提出了公开诤谏内容以“告万世”的主张,实际上这是旨在公布封建帝王的缺点与过错。这在当时无疑要担当一定的政治风险。或许有了魏征作楷模,又有“兴天下,报国家”之心,(《上田正言书》) 曾巩为“治国”而落笔的勇气也因此而倍增。曾巩的文章往往“皆因事而发”,故内容充实,绝少空谈。本文虽侃侃而论,却要言不烦,语出有据。虽在传后,也并无说教或多余之感。

《书魏郑公传后》是一篇“跋”。“跋”作为一种文体,同“序”实为一类。世称“跋”是写于书后或文后的“序”。“跋”之义“躐也”(《尔雅·释言》)、“蹑也”。(《汉书》)。二者虽基本类似,然内容上略有差别。一般“序”文详,而“跋”文简。本篇“跋”的内容乃属说理文范畴。说理文虽滥觞于春秋,但直至《墨子》问世才可称之为有了真正的说理文。其后又经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游说纵横,辩驳之风大盛,使说理散文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仍未出现过单篇的说理文。时至汉代,才有了由文人作家撰写的单篇说理散文。

唐宋两代则是说理散文创作的繁荣阶段。曾巩的《书魏郑公传后》一文习古而不泥古,以其语言的晓畅、平易、谐美而独具一格。本文的语言在表达上以晓畅、平易为主体,却又处处不失错落变化,抑扬顿挫之韵味。此文第一句:“予观太宗常屈已以从群臣之议,而魏郑公之徒喜遭其时。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无不谏诤。”作者以家常话式的语言,娓娓而谈,令人感到平易而亲切。文章在批驳谏诤问题上的封建伦理观念时,文字显得平易、晓畅、毫无经学家古奥之气。而逻辑上却深入浅出,引人人理。文中使用了不少疑问句和反问句,如“夫君之使臣,与臣之事君者何?”“夫《春秋》之所以讳者,恶也,纳谏岂恶乎?”虽为常用句式,亦使行文增色。曾巩一贯反对“辞工以害文”,但仍提倡“文辞兼胜”。为使文章“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作文也多讲究语言层次的安排,句式的调配。本文第二段,先用一个疑问句作发问,然后以一个陈述句作回答。段中间又用了一个反问句,后面却不作回答。而后半段仅以两个较长的句子构成,语气盈足而贯通,这就使文章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层次和语调。整段文字语调摇曳,句式多变,显示出曾巩驾驭语言的不凡功力。不仅如此,这篇史论亦讲究语言的音和韵谐。本文第一段,首句较长,二句则短,三句又长,四句则短,尾句最长。长短句的交错使用,便文章产生了一种很强的音律感,读之则抑扬顿挫。文章非常巧妙地将情、事、理融合在这语言的音和韵谐之中。这篇史论虽不是曾巩的名篇,但较好体现了曾文在说理和语言方面的特色。

曾巩的散文不论叙事,说理、抒情皆表现出平易,婉转的风格。他的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与韩愈、苏轼等人相比,曾巩的说理散文似缺乏奔放纵横,能生能扫之气势。以本篇而论,称其行文“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堪为是评。这也是对曾巩的文学作品的研究与评价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作者:韩达(共3678字)
[引用信息]关永礼 主编.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1219-1220-1221-1222-1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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