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预备立宪前后，社会上为何掀起一场服饰改良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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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前后，关于服饰改良的讨论首先集中体现在服色改制的问题上。早在维新变法前后有人就提出了改易服色的要求。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之后，梁启超等人本着政治诉求，又反对服色改制，他们认为当前最需要的是去掉发辫，改易西装，而服色不能骤然变革。

由于当时国内风传要进行服色改制，特别是新军改易服制之后，社会上对于服制特别是服色改革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

一、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后易服的传闻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推动了服色改制。社会上对清廷是否进行服制改革的态度也捉摸不定，先是称“上意决定今年改变服饰以副众愿，剪辫与否尚未制定。大约早则日间，迟则年内必可发表”。第二天就宣称这次服饰改革的消息确确实实，由于新军已变，将会把服色改制扩展到学生和外省官员上。

报道宣称，关于服饰改革，各军机大臣共同商议，同意改革服色七八成，不表态的占一二成，反对改革占一成。据说新的服色制度已经拟旨将要颁行了。随后，社会上流传出端方已上奏朝廷，讨论服色改革的问题，至于具体细节尚不能确切了解。

然而，太后在召见军机大臣时，认为武官改易服色可以达到操作灵便的效果，而文官还是要保存旧有服色以维护体制。

1906年出洋大臣考察归国之后，关于易服的讨论再次甚嚣尘上。端方、戴鸿慈的随员在出国前后大都有易服之举。留法学生在《留法学生上出洋大臣书》中提出要对学堂的服饰制度和官民的服色进行改革，以达到满汉一体的目的。

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清廷实行服饰改革持讥讽的态度，传播朝廷内外反对易服的消息，证明所谓的易服传言只是谣言，不可相信。又有政务处大臣准备奏请易服，醇亲王载沣、世续、王文韶等人坚决反对。

端方、戴鸿慈在奏折中提出服制改革的必要性。在军政上，希望清朝皇帝能“亲御戎服以振士气也。”又称西方各国无论是君王还是总统“无不戎装军服”，并且在参加宴会之时也是“戎服从事”。在学务上，他们认为，朝廷应该“订立学堂冠服以一民志”，以此达到“冠服定而后观听一，观听一而后地位明，地位明而后心志专，心志专而后学术定”的目的。

二、实行西式服制的理由

实行西式服制有以下五大理由：一以为军国之时代，非西制无以振精神，二以为交通之时代，非西制无以便交际，三以为机制广布之时代，非西制无以免危险，四以为生理发明之时代，非西制无以合卫生，五以为人事繁琐脑力触发之时代，非西制无以捷应赴而适机宜。

服饰改革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强弱、智愚、文野、勤堕的分界，东亚各守旧国，服饰都繁复博大，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喜新厌旧本是人之常情，加之交通日渐便利，十多年来以海外留学生为代表的服饰演变已成风气，确实无法阻挡。不改换西装，就无法提倡西学。地方官员遵守朝廷谕令也不会有多大的效果，禁者自禁，变者自变，没法强迫。改革服制的目的，是让那些质疑“新政”的人们不会将守旧的恶名加于朝廷。只要固有的伦常的保证，服饰可以除旧布新，因时制宜。

三、反对的意见

而内阁校笺殷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中国国情与西方各国不同，不应全部改换服饰，只需先更换外交人员、学生和新军军服即可，以免违背祖制，使民间议论纷纷，而且守旧势力也会加以阻止。维持旧有官员和士农工商的服饰不变，以维护固有的等级制度。他还提出，满汉女服应加以统一，以贯彻满汉联姻的政策。

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认为新学堂学生变装为洪水猛兽，“剪辫改装仿效西制，以为便利”，“若变西服，不但体制有乖，则毳毛之衣，必购自外洋，又添一绝大漏卮。”

他声称假如朝廷不加以重视，“恐无知之辈，聚城市，转相摹仿，昧授时之大义，观王章若弁髦，被服不衷，非中非西，实为非圣无法之最。”他建议清廷对改易服饰的学生及社会各色人等严厉查处，已维护世道人心。最后，他认为，变法不在外貌，而在内容，所谓改正朔易服饰就说能使中国自强的变法不足为信。

四、当时舆论的态度

《大公报》也专门开辟专栏，号召读者进行讨论。此前，《大公报》关于剪发易服问题已在1903和1904年征文讨论过两次，而1906年这次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于天泽、育黎王采五、沈鄂、湘乡季子等认为易服势在必行。

于天泽认为，易服是全球公认的大趋势，中国不能自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只有实行了易服，才拥有同世界各强国平等的地位。育黎王采五认为，易服是实现国家自强的第一要义。沈鄂认为，易服最终为了培育尚武精神，通过强种来实现强国。湘乡南子写道，要想真正实现立宪，就是要从剪发易服这样的小事情做起。他们对所谓的祖制不符、民间反对以及立宪变法重内容不重形式等说法给予了驳斥。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对于所谓易服的舆论，朝廷置若罔闻，学界的剪发易服更是被牢牢地限制。在学部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上，所有留学生入场必须穿中国服饰，不得穿西装。同年，端方、戴鸿慈等人奏请朝廷准许学堂易服，学部很快就学堂服制问题做出规定。可见，与剪发相比，清廷对易服之事还是相对比较宽容的。

五、清末资政院关于易服问题的争论

在清末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上多次涉及到了易服的问题，其中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的剪发易服具奏案可以看做清末最后一次关于易服问题的讨论。

这次议题是由湖南人罗杰提出来的，本意就是希望朝廷把易服当作立宪之先，使天下人耳目一新。议员牟琳认为，易服问题关系重大，中国的衣服与国外的衣服是不同的，需要审议剪发问题才能谈到易服问题。由于剪发问题尚无定论，所谓礼服变更也就无从谈起。

至于服制问题，中国衣服分为常服、礼服两种，常服宽绰适体，可以不必变更；惟礼服寒燠迭更，年换十数袭，然后完备，且大褂长袍妨碍动作，殊属不便，所以中国的礼服亦不能不有变更，请皇上定出礼服，以资遵守，此易服之办法也，而常服本无更改之说。

陈宝琛认为，易服还是专易军人、巡警的服装。因为军界不易服，不利于军事行动，所以军人、巡警应该全部改换洋装。至于军服，还是要穿原来的官服，以为朝堂之上不可以有两种服饰制度。至于学堂的学生，由于他们已经有操服了，就不需要更改服制了。如果全国学生都改换新服饰，那么就可能加重人民的经济负担。

罗杰认为，中国要想达到富强，必须改良形式。中国的外交官到了大会场外面，因为辫子礼服不便，不能像其他国家的外交一样骑马进去，只能下了马车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只有出了会场才有马车可坐，所以中国外交官在国外很是受气。中国便服尚好，无需变更。惟有礼服非常不便，所以要想朝廷建议易服。但礼服式样可改，材料不能改，要发展自己的工厂，帽子、外套、衣裤、鞋履等都要能够自己制造。

现在社会上认为，易服必然导致洋装盛行。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论易不易服，洋货还是会盛行。只有提高了本国的工艺制造水平，才能够与之对抗。而杨锡田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并非在服饰之上，专在形式上讲求，不仅不利于中国，而且还会将利权拱手相让。易服之事既改变祖宗的制度，也丧失自己的廉耻。而且他在街上听到许多工商界人士对此坚决反对，与资政院代表舆论的宗旨不符。

议员易宗夔认为中国便服是很舒服的，外国人到中国年深日久的，多有穿中式便服。然而中国的礼服却非常繁琐，诸如顶子、翎子、帽子、朝珠、领子、袍子、套子、补服、单夹皮棉袄、鞋子等，一个人就有十几套衣服，至少得需要几千两银子，尚且难得齐备。而且中国穿礼服坐洋车，既不美观也不方便。

所以说礼服要改变，便服不要改变。现在军界、警界、学界皆有礼服，而且都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就是政界，包括官员、议员在内，几十万人一律改变礼服，对国家财政也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如果不改革服制，朝会时出现两种服制，成何体统。希望朝廷能将服饰改革方案交给宪政编查馆而不是礼部进行商议，以防对易服建议形成阻力。

然而，这份议案上奏朝廷之后，清廷的态度是“仍遵前旨办理，此奏应即着庸议。”

由此可见，资政院议员之间对服制改革的方案分歧仍然较大，而以议员庆王奕劻为代表的清廷上层统治者仍然希望部分保留传统服制，原因是服饰的改革深入必然会对以旧服制为代表的传统体制产生冲击，从而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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