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刘勰说明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有哪些？~

在总论中，刘勰说明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化，从而体现出他论文的基本思想。就文学创作而言，写作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在其中了。

文心雕龙的中心思想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按照《序志》所提示，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原道》至《辨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二是《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论文叙笔”；三是《神思》至《程器》二十四篇为“割情析采”。这只是刘勰对全书主要轮廓的说明，其具体安排还有以下情况：第一、二部分之交的《辨骚》，既有列入“枢纽”的必要，又与《明诗》以下“论文叙笔”各篇有相同的性质。“论文叙笔”的二十篇（加《辨骚》为二十一篇），一般称为“文体论”，其中又分“文”与“笔”两个部分：由《辨骚》到《哀吊》的九篇属“论文”，由《史传》至《书记》的十篇为“叙笔”，间于这两类之中的《杂文》和《谐隐》两篇，则兼属“文”、“笔”两类。“割情析采”的二十四篇，又可分为创作论和批评论两个部分：《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是创作论，《才略》、《知音》、《程器》三篇为批评论。创作论与批评论之间的《时序》、《物色》两篇，也兼有创作论和批评论的性质。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序言。根据《文心雕龙》的这种结构体系，下面拟从“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创作论、批评论四个方面分别介绍。

　　首先讲“文之枢纽”，重点探讨《文心雕龙》全书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

　　（一）

　　“枢纽”不等于总论，这是首先要明确的。关于《辨骚》篇属上属下的长期争论，主要就是混淆了“枢纽”和总论的性质。所谓总论，应该是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或者是建立其全部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理解来看，不仅《辨骚》，《正纬》也同样不具备总论的性质。所谓“枢纽”，也是关系全书的关键问题，不首先解决，就将影响和不利下面的论述。如《正纬》，因为儒家经典在东汉时期被纬书搅混了，不首先“正纬”，就会影响到在全书中贯彻“宗经”的基本观点。所以，“正纬”不过是为“宗经”扫清道路，并未提出什么总论性的论点。《辨骚》论骚体，实为“论文叙笔”之首。刘勰之所以把《辨骚》篇列为“文之枢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二、《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由此可见，《正纬》和《辨骚》虽列入“文之枢纽”，但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总论。属于总论的，只有《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其中《征圣》和《宗经》，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向儒家圣人的著作学习。因此，刘勰的总论，只提出两个最基本的主张“原道”、“宗经”。

　　“原道”的基本观点，上面已经谈到了。这里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73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74“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75。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76；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二）

　　至于“原道”和“宗经”两种基本观点的关系，这还须首先弄清“征圣”、“宗经”的观点之后才能说明。
　　《征圣》主要讲征验圣人之文，值得后人学习，即所谓“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则强调儒家经典的伟大，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因此，建言修辞，必须宗经。其中许多对儒家著作的吹捧，大都是言过其实的，什么“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完全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儒家经书是“衔华而佩实”的典范等等，除《诗经》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外，大多数儒经都是不堪其誉的。

　　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刘勰为什么要强调“征圣”、“宗经”，他的用意何在。《通变》中说：“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个用意，《宗经》中也明确讲到了：“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刘勰就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而大喊大叫“征圣”、“宗经”，企图以此达于“正末归本”的目的。从这一方面来看，“征圣”、“宗经”的观点虽有它的局限，但也是未可厚非的。

　　刘勰从文学要有益于封建治道的思想出发，企图使文学作品对端正君臣之道以及在整个军国大事中发挥作用，在当时就必然要反对“离本弥甚”的浮华文风，而强调“正末归本”。“离本”的原因是“去圣久远”，文学创作“鲜克宗经”，则“归本”的途径，他认为就是“征圣”、“宗经”。对于挽救当时“讹滥”的创作倾向，刘勰从当时的思想武库中所能找到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也就只有儒家经典了。佛道思想在齐梁时期无论怎样盛行，它既没有提出文学创作方面的什么理论主张，也没有儒家思想那种“根柢盘深，枝叶峻茂”的雄厚基础，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只有儒家思想，才过问世俗，才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只有儒家经典，才更有利于为封建治道服务。正如前引孙绰所说：“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范泰和谢灵运也有这种说法：“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78佛经是用“普度众生”、解救人类灵魂之类为“指南”来动人的，至于“济俗为治”，处理世俗政教，怎样统治人民，一般佛徒就无意过问，而认为理所当然是儒家的事了。这也说明，《征圣》、《宗经》中虽然极力吹捧儒经，对于笃信佛学的刘勰并不矛盾。

　　更值得注意的，是《征圣》、《宗经》的具体内容。刘勰论文，当然不仅仅是打儒家的旗号，他写《文心雕龙》时积极入世的态度，也决定了他确是以浓厚的儒家思想来评论文学的。但刘勰毕竟是一个文论家，而不是传道士；《文心雕龙》也毕竟是一部文学评论，而不是“敷赞圣旨”的五经论。所以，即使在《文心雕龙》中最集中、最着力推崇儒家圣人及其著作的《征圣》、《宗经》中，并没有鼓吹孔孟之道的具体主张。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对忠孝仁义之类也有一些由衷的肯定和宣扬。如《程器》篇肯定“屈贾之忠贞”，“黄香之淳孝”；《指瑕》篇说“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余不足观矣”。《诸子》篇评商鞅、韩非的著作“弃仁废孝，轘药之祸，非虚至也”等等。这说明，儒道思想在刘勰的文学评论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种思想使他形成一定的偏见，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文学观点。但这个方面并不是《文心雕龙》的主要任务，刘勰既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从维护儒家观点出发，也没有把文学作品视为孔孟之道的工具而主张“文以载道”。

　　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战国初墨家学说盛行的时候，“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以至到了“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79的严重程度，孔、墨两家发生一场尖锐、激烈的斗争。这场与孔、墨两家存亡攸关的重要斗争，刘勰是不会不知道的。他对这场斗争的态度如何呢？《奏启》篇曾有所议论：

　　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柯讥墨，比诸禽兽。……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对于“世人为文”以善骂为能的现象，刘勰是极为反感的。他主张“辟礼门”、“标义路”，定规矩，对有违“礼门”、“义路”的文章，就要砍他的手，断他的足！这就严然是一副凶象毕露的卫道者的面孔了。“礼门”、“义路”出自《孟子》80，礼、义之教，也正是儒家的主要教义，这似乎很能说明刘勰对儒家的态度了。但从他所举“躁言丑句”的具体例子，联系当年儒墨之战的具体背景来看，刘勰的用意就值得研究了。那种“复似善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门“亚圣”孟轲和墨翟的破口大骂。墨翟骂儒家是猪，孟轲骂墨翟是禽兽。刘勰呢？认为这些都是“吹毛取瑕”，都是“躁言丑句”，一概加以批判。他不仅没有在这场关系儒家命运的大战中站在儒家立场指责墨家，也不仅是认为两家都不该大骂，且用《孟子》的话来批评孟子。很难认为这是刘勰立论的疏忽，误以《孟子》批判了孟子；更难说这是刘勰对孟子的有意嘲讽。刘勰的这段论述，只能证明他是从论文出发，不是从宗派出发；他反对的是“为文”中的破口大骂，关心的是文之利弊，而不是儒家宗派。

　　《征圣》、《宗经》两篇所论，和上述刘勰对儒家的态度是一致的。这两篇对儒家著作虽然作竭力的吹捧，也全都是从写作的角度着眼的。刘勰所强调的，主要是儒家圣人的著作值得学习。如说圣人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或“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等，都是讲圣人的文章在写作上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堪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一思想讲得最集中的，是《宗经》篇提出的“六义”：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这就是刘勰所论学习儒家经典的全部价值，也是他主张“征圣”、“宗经”的全部目的。学习儒家经典来写作，他认为就有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六大好处，这就是他要归的“本”。“六义”的提出，其针对性也很明确，就是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诡、杂、诞、回（邪）、芜、淫，这就是刘勰要正的“末”。所以，刘勰“征圣”、“宗经”的主张，主要就是企图纠正当时文学创作中形式主义的倾向，使之“正末归本”。

　　（三）

　　明确了“征圣”、“宗经”的基本观点，我们就可进而探讨它与“原道”的观点有何关系了。“原道”是注重自然文采而反对过分的雕饰，主要属于形式方面，《原道》中对内容方面还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就不能构成全面的文学观点。要挽救当时“饰羽尚画，文绣鞶帨”（《序志》）的创作趋向，只以“原道”的主张，也是无能为力的。“征圣”、“宗经”主要是针对当时“将遂讹滥”的文风，为了“正末归本”而提出的，重点是强调“情深”、“风清”、“事信”等内容方面，而反对“诡、杂、诞、回、芜、淫”等弊病。对一般文章的写作，以“征圣”、“宗经”为指导思想是可以的；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来看，只强调内容的纯正、反对形式的淫丽，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没有正面的主张，对必不可少的文采没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则《文心雕龙》就将循着“征圣”、“宗经”的观点写成一部“五经通论”，而不可能成为一部文学理论。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而又强调“征圣”、“宗经”的原因，也是他的总论只有这两个基本观点的说明。“原道”和“宗经”的结合，就构成《文心雕龙》完整的基本观点。

　　“原道”和“宗经”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出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基本文学观点。虽然“道心惟微”，自然之道是十分深微奥妙的，但“圣谟卓绝”，因此，可以“因文而明道”。而儒家经典其所以值得后人学习，刘勰认为主要就是它体现了自然之道。这样说，显然是为其论文找理论根据。儒家的周孔之文，未必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者；儒家的经典，也未必有刘勰所说的那些典范意义，这都是很明显的。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在当时突出强调“征圣”、“宗经”有一定的必要性外，刘勰这样讲，如果不是仅仅借助儒家的旗号，至少是反映了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或者是被刘勰所美化了的儒家经典，在他看来真是如此；或者是他以为在当时要提出较有力量的、全面的文学观点，必须强调这两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也就是以“原道”和“宗经”相结合所表达的刘勰对文学艺术的基本主张。因为他在实际上是这样做的，并以此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我们从这里就可清楚地看到：刘勰首先树立本于自然之道而能“衔华佩实”的儒家经典这个标，不过是为他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衔华而佩实”，是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总论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所以他说：“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要有充实的内容和巧丽的形式相结合，这就是文学创作的金科玉律，这就是刘勰评论文学的最高准则。
　　这一基本观点，是贯彻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在“论文叙笔”部分，论骚体中提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辨骚》）；评诗歌，则强调“舒文载实”（《明诗》）；论辞赋，就主张“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诠赋》）；对“情采芳芬”（《颂赞》）、“华实相胜”（《章表》）、“志高而文伟”（《书记》）、“揽华而食实”（《诸子》）的作品，予以肯定和提倡；对“或文丽而义睽，或理粹而辞驳”（《杂文》）、“有实无华”（《书记》）、“华不足而实有余”（《封禅》）的作品则给以批评。

　　至于创作论和批评论部分，刘勰用“割情析采”四字来概括其总的内容，更说明他是有意着眼于华和实、情和采两个方面的配合来建立其文学理论体系的。创作论部分，如结合“体”和“性”（《体性》）、“风”和“骨”（《风骨》）、“情”和“采”（《情采》）、“熔”和“裁”（《熔裁》）等进行论述，这些篇题都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命名的。刘勰认为：“立文之道，惟字与义。”（《指瑕》）又说：“万趣会文，不离情辞。”（《熔裁》）“情”与“义”指内容方面，“字”与“辞”指形式方面，作品不外由这两个方面组成，创作的具体任务，也就是如何“舒华布实”，怎样安排好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所以，刘勰在《情采》篇把正确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称为“立文之本源”。创作论中虽然讲修辞技巧的较多，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运用种种表现手段服务于内容来论述的。如讲对偶，要求“必使理圆事密”（《丽辞》）；论比喻，主张“以切至为贵”（《比兴》）；论夸张，要求“辞虽已甚，其义无害”（《夸饰》）等。

　　文学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志然后通过文辞形式表达出来；文学批评与此相反，是通过形式进而考察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刘勰就根据这一原理建立了他的文学批评论：“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知音》）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就是“沿波讨源”，即从作品所用的体裁、文辞等形式方面，进而考察作品的内容，以及这些形式能否很好地表达内容。这和刘勰论创作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仍然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个基本点出发，要求作品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完美的表现形式。因此，刘勰的作家论，也是肯定在创作上“文质相称”、“华实相扶”（《才略》）的才能，而不满于“有文无质”（《程器》）、“理不胜辞”（《才略》）的作者。

　　以上情形，不仅说明“原道”和“宗经”相结合的基本观点是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的；同时也说明，“衔华佩实”是刘勰全部理论体系的主干。《文心雕龙》全书，就是以“衔华佩实”为总论，又以此观点用于“论文叙笔”，更以“割情析采”为纲来建立其创作论和批评论。这就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概貌，也是其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

《文心雕龙》写成于齐代。就其本来意义说，这是一本写作指南，而不是文学概论。
书名的意思，“文心”谓“为文之用心”，“雕龙”取战国时驺奭长于口辩、被称为
“雕龙奭”典故，指精细如雕龙纹一般进行研讨。合起来，“文心雕龙”等于是“文章
写作精义”。讨论的对象，是广义的文章，但偏重于文学。书的本意虽是写作指导，但
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具
有理论性质。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前所未有的。
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
《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
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
“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杂文》、《谐隐》两篇
文笔相杂），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
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
讨论一些共同性的东西，经纬交织。《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
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
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是传统观念与时代思潮的集合。作者用折衷牵合的方法，
构筑起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内中仍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一特点，在讲“文之枢
纽”的开头五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原道》首先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
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
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
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汉语的“文”字，本有多重涵意。其本义为纹理，引申为美饰、华采，又引申为文
章。这里数义并用，主要是说明：文章生于道，而道是万物的本源，所以文章具有崇高
的价值；天地山川乃至动物的羽革、草木的花叶都是美丽的，证明道有美的显象，文章
也是道的显象，所以文章的华美是自然现象。这显然是六朝文学风气的反映。这里需说
明：六朝文人所说的“自然”，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朴素自然”。他们认为华美也是自
然的。《文心雕龙·丽辞》甚至说，对偶的辞句犹如人们的手足自然成双，单行的辞句
反而不自然。
应该注意，刘勰这里所说的“道”与后来唐宋古文家所说的“道”不尽相同。他是
指自然的“天道”，而不是指儒家的伦理之道。天道自然，这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命题，
从这里本可引申出顺遂万物本性，反对人为拘束的观念，但刘勰接下去却把自然之道与
儒道相互捏合，认为儒家圣人的经书最能“原道心以敷章”，而且“道沿圣以垂文，圣
因文以明道”，一般人不能够深刻体悟道的神奥，所以要“征圣”——向圣人学习，要
“宗经”——效仿经书的榜样。这实际是玄学中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
由此建立了以雅正为最高准则的文学要求。所谓：
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
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至此，刘勰既以“道”的名义，赋予六朝美文以崇高的地位，又以同样的名义，要
求各种文章符合于雅正规范。他又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即楚辞、汉赋以来，
文学作品多有不够雅正的毛病，应当“正末归本”，返回到经典的规范之内。《原道》、
《征圣》、《宗经》三篇，紧密联为一体，构成刘勰文学思想的中心。但字面上虽然说
得圆通，矛盾还是很多的。儒家经典，本来是质朴的文字，他非要说得美轮美奂；六朝
美文，与楚辞、汉赋的关系最近，如何能宗经归本而不失其美质？
《正纬》、《辨骚》也作为“文之枢纽”，着眼点却不同。前者说纬书的奇特想象
和富艳辞采有益于文章写作，后者的意义更重要。这里虽同《宗经》篇有一致之处，首
先辨明楚辞的代表作《离骚》有不合于经者四点，合于经者四点，实属破碎迂腐之论，
但又自我背离，对楚辞的文学意义给以高度赞扬：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
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
《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夫》寄独往之才。故能
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这里对楚辞作品中“绮靡”、“伤情”、“瑰诡”、“慧巧”、“耀艳”等并不符
合雅正规范的特点，均表示赞赏，后面对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及其对当今创作的
价值也作了充分肯定。这表明刘勰虽以宗经为大前提，但对文学中的艺术创造仍然是很
重视的。不过，刘勰对楚辞的肯定，主要是从艺术性的一面着眼，他所设想的理想境界，
是以经典的雅正为主导，而参酌以骚体的奇丽：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
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
这种设想似乎不错，其实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为骚体的奇丽，在很大程度上是
突破雅正规范的结果，而不仅是语言修辞之美。所谓“以正驭奇”，即使能吸收骚体的
某些优点，也难于发扬其原有的生气。
通过以上分析，《文心雕龙》的核心思想已可以大致了解。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文学的美质，这是与当代文学风气一致的。缺陷也同当代文人一样，是单纯地
以华丽为美。二、主张宗经，提倡雅正，在原则上排斥一切离经叛道的文学，这是一种
保守的文学观念。但在对待具体作品的时候，态度并不那么褊狭。尤其在以后的各篇中，
并没有以是否雅正的标准随意否定有成就的作家与作品。三、应当注意到，刘勰所说的
“宗经”，是指以儒家经典为典范，而不是要求把文学作为阐发儒家之道的工具。他还
是承认文学有抒发个人感情的作用。这同后世极端的载道文学观还是有很大区别。四、
联系刘勰对六朝文学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离异于儒道，包括思想感情不够
纯正、艺术风格诡奇轻艳等等，二是有单纯追求辞采而缺乏充实的感情的现象。这些批
评有些是正确的（如对后者），有些仍有些守旧倾向（如对前者）。但不管怎么说，以
返归经典作为文学发展的出路，总是弊大于利。
作为“文之枢纽”的五篇，其意一在赋予文学以哲学本质上的说明，同时也由此赋
予文学以崇高的意义，这一种理论上的努力，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在建立一种规范
的、雅正的，同时又富于美感的文学准则，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折衷的态度，也反映出
矛盾的心态。
《明诗》以下二十篇，是《典论·论文》、《文赋》等批评著作论文体之别的继续，
但要细致深入得多，每一篇差不多都是简短的文体小史，虽未必无误，但多见精彩。如
《明诗》说建安诗的特点，谓之“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
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说正始诗歌，“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感
受敏锐，概括精赅，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具有先导的意义。论各种文章之风格特征，亦
能举其大要。
第三部分的前几篇，围绕具体的文章写作（主要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提出了许
多有价值的看法。《神思》篇主要说创作的构思，承《文赋》而来，但也有精彩的新解。
如文中细致描述了创作活动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现象，从而探讨了从
形象思维到语言表现之间的距离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体性》篇指出，由于作者才学修
养不同，形成典雅、远奥等八种主要的不同风格，进一步发展了曹丕、陆机的意见。文
中举前代名家为例，对他们的为人气质与文学风格的关系，有很好的概括。《风骨》篇
要求文学作品应有充沛的生气（指感染力，不是指思想内容）和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
从而达到刚健明朗的美学效果。以后“风骨”成为文学批评中最常用的概念之一。《通
变》篇论新变，“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
这一节赞语，表现了作者对文学的健康态度，可惜又说“还宗经诰”、“参古定法”，
毕竟还是显得拘谨。《情采》篇论情志与文采的关系，力主华采，但要求“为情而造文”，
反对“为文而造情”，对六朝文学中“繁采寡情”的现象提出针对的批评，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看法。以后《熔铸》、《声律》等十篇集中谈修辞问题，对声律、骈偶、用典等
当代文学中普遍使用的修辞手段，加以充分肯定。在此以前，专门讨论修辞的文章还不
曾有过，所以，《文心雕龙》在修辞学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四部分脱离了具体的写作（只有《物色》兼及写作），从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有
关文学的问题。《时序》论历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推求文学演变的原因，提出“文变
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者主要从政治状况、社会风气、统治者的好恶等几个方
面论述文学的兴衰，注意文学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关系。这是历史上第一篇具有文学史
性质的重要的论文。《才略》篇简论历代作家，与《时序》相辅相成。《物色》论文学
与自然景物的关系，专立此篇，也是当代文学风气的反映。“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
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
前两句说对外物的感受、描摹，后两句说内情对于景的再造，对文学作品如何写景，
是精彩的概括。《知音》专门谈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问题。从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来
说，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作者指责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知多偏好等错误
的态度，要求批评者提高自身修养、理解作者、博观圆照，进行公平的批评，并且提出
了若干条从事批评的客观原则。虽然，批评标准的问题，复杂多变，很难加以简单的规
范，但这一种努力，表明刘勰对于批评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要求，就思想方法而言，是
很有意义的。
总之，《文心雕龙》虽在宗经的原则上显示出保守意识，但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
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
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其成就十分重大。
参考资料：http://www.liuxie.com/

《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于刘勰（xié）在江苏省镇江市南山写下。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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