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文章 （关於中国古代陶俑）
1秦汉时代的建筑
秦、汉建筑成就
一、秦王朝历史虽然短促，但在建筑上留下的彪彰业绩，却是千载以后仍为世人所仰叹的。阿房宫、骊山陵、万里长城，以及通行全国的驰道和远达塞外的直道，工程浩大宏伟，予后世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汉代兴建的长安城、未央宫、建章宫、上林苑和诸多的礼制建筑，也都是十分宏伟壮丽的。这些大规模工程，在施工的组织和实施方面，必定十分复杂艰巨，然而又都能得到顺利解决，古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经验，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二、中国的木框架建筑，特别是以抬梁式为主流的结构形式，到秦、汉时期已经更加成熟并产生了重大的突破。首先是在大跨度梁架方面，秦咸阳离宫一号宫殿主厅的斜梁水平跨度已达10米。可以想象，雄伟的阿房宫前殿的主梁，一定不会小于这个跨距。而千年后另一宏大建筑——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主梁，亦未超过这一限度。这表明至少在秦代，对木结构梁架的研究和使用，就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高层建筑的木结构问题，到汉代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西汉武帝时所建的井干楼结构是用大木套叠的井干）。抬梁式木构施于高层建筑的形象，可见于画像砖及陶楼建筑明器，其柱、梁、枋、斗拱的结构与组合形式已很清晰。因此可以断言，这类建筑的出现，不应迟于东汉中期。它们的产生和运用，使得中国建筑又有了新的突破，名噪一时的“高台建筑”退出历史舞台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陶质砖、瓦及管道的使用，到秦、汉时亦有了新的发展。陶砖不但用于铺砌室内地面，而且用作踏道，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还被用于贴砌墙的内表面。砖瓦的表面上，还要模印成纹样。汉代则大量用砖于地下工程，例如西汉长安城的下水道，以及许多空心砖墓和砖券墓的地下结构。它们是否也曾用于地面建筑，目前未见实物。但从少量陶楼明器中看到墙面有划为纵横砖缝的表示，而且至少还有两例陶楼下部已施用半圆拱券。此外，前述画像石中多次表现之弧状拱桥的形象，应非当时人所臆造。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中的建筑台基，似乎也是以条砖包砌其外表面的。若干建筑的正脊，亦有类似的砖砌现象。
四、中国传统的建筑结构方式是柱梁或墙梁式，但从西汉初已开始使用正规的拱券结构了。这时以筒拱为主要结构形式，大量用于下水道及墓葬。为了加强拱券的承载力，使用刀形或楔形砖加“枞”，叠用多层拱券，及在券上浇注石灰浆等措施。到东汉时才出现覆盖于方形或矩形平面上的穹窿。
五、在墓葬中大量使用画像砖和画像石，以代替容易朽坏的传统壁画与木雕。这些刻画在门楣、柱、墙、门扉等表面的形象，通过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墓主事迹、装饰图案等，表现了生者对神鬼的崇敬，对死者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雕刻手法上，既有线刻，也有浅浮雕和深浮雕，甚至还有圆体的透刻。大概是为了造成似壁画的多彩效果，在某些画像砖和画像石上还涂上了红、绿、黑、黄、紫等各种颜色。这些都使我们得以更加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世俗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一个反映面，以及传统雕刻艺术所达到的艺术水平。此外，画像砖、画像石除了表现自身的艺术风格，还和其他墓中建筑构件如柱、梁、斗拱上的艺术处理（浮刻、圆雕、壁画等）相配合，达到了和谐的统一，如山东沂南和安丘石墓及洛阳空心砖墓中所示。
壁画也是出现在汉墓中的重要艺术表现之一，如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不但表现了墓主身居高位的显赫，更重要的是使我们部分了解到当时城市、官署、道桥等许多建筑的情况。河北安平县逯家庄汉墓壁画，则使人们看到一座大型坞堡内部的稠密建筑、庭院及高大塔楼的形象。至于反映田园劳动、射猎、出行、宴饮等内容的壁画就更多了。
栈道
栈道又称阁道，就使用情况而言，有下列两种情况：
一种是置于建筑之间的空中通道，如西汉长安城中，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与桂宫、北宫之间所建的阁道。有的文史资料中载及阁道架越城垣，即城内建筑和城外建筑之间在空中架阁道相通，由此可知，其下之支承架构的高度不会太低。此外，在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釉陶坞堡明器中，亦可见到此种阁道形象。不过宫殿之间的阁道系宫室建筑，离地较高，长度亦远，故建有屋顶及两侧护壁，以避风雨日照。而坞堡阁道主要功能在于方便各碉楼之间的联手防卫，故仅有两侧之勾阑而无顶盖。
另一种是通行于悬崖峭壁之通道，如秦、汉时由关中越秦岭至巴蜀的山道险途。其构造方式为先沿石壁开出宽1～2米石道，上横铺木梁木板。或在崖壁上横向凿孔（口宽10厘米×20厘米、深50厘米），以插入粗木梁（间距约2米），并下加斜撑。梁上再铺厚木板，又于路之旁侧加构铁链或木栏。道宽约5～6米，可容车马并行。其上部分亦可建以屋盖。在栈道路面距谷底较近的情况下，梁下斜撑改用直柱支承。这种措施对结构有利，但山洪过大时，易将支柱摧毁。秦人修建的入蜀栈道至东汉末仍然保存并继续使用，如自关中通往汉中之子午道，以及其西之褒斜道；通大散关之故道，以及自围谷往傥光之骆谷道，均为商旅往来及军事运输的必经之途。除此以外，尚有汉武帝征四川时所开之棘道栈道及黄河三门峡的漕运栈道等，均屡见于文史。可惜此等栈道，多数在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毁于战火。
桥梁
在汉画像砖石及壁画中，曾多次出现这类建筑的形象，再佐证以文献，可知当时桥梁有多种式样。
一为柱梁式桥。这种桥置木桩或石礅于水中，上架木梁或石梁，再铺板成桥。它的形象又分为平直的与折线的两种形式。前者桥面平直，一如四川画像砖石中所示的长安渭河桥。其承桥之木桩排列成行且甚密集，桥面可容二车并行，桥侧构水平之卧棂勾阑。文献中提及的东汉洛阳跨谷水之阳渠石桥亦大体如是。折线式桥侧面形状如高度不大之梯形，桥自两岸起向上斜起，至河中改为平直，其结构仍如前者。使用此种式样可能有利于船舶自桥下通过。在某些画面中，除桥上通行车马，桥下有船外，桥之两端各立表木一根，以告路人桥头之所在。
二为拱式桥。拱式桥见于画像石者有多例。桥拱表现为弧线形，这在交通上是比较合理的。汉代之拱桥，虽历史文献中全无线索，但画像石上所刻图像恐难出于虚构，惟有待日后发现实物予以证实。
汉代画像砖上所表现的拱桥，上有车马行人，下有船只通过
楼阁
我国古代柱梁式木建筑之高层结构，大概在东汉中期已开始出现。虽实物不存，但自壁画、画像石及建筑明器等多方面的间接物证，可予说明。四川画像砖及河南、河北诸地出土的陶楼，平面均为方形，层数自三至五层不等。甘肃等地坞堡明器中央的塔楼，也都大体如此，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极限了。已见诸例，其楼体皆有显著收分，楼层挑出平座，最上覆以单檐四坡屋顶。在局部形象上，各式出跳斗拱和斜撑，平座勾阑纹样，各层窗扉棂格，屋脊起翘与装饰等，都给了我们许多鲜明且具体的形象，并得以与现存的汉代建筑实物（如墓阙）相互印证。反之也说明，许多明器的形象是相当写实与可靠的。
现知的汉代楼阁面积还不甚大，可能是因为当时高层建筑的大跨度问题未得到解决。即使如此，它在建筑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对佛教建筑中的佛塔中国化的影响较深。
市肆
古代城市中的商业贸易，常集中于城中某一坊里内进行，故称“市里”。秦代情况不明，西汉长安始建时，在城内西北设置包纳六市的西市与包纳三市的东市。史称“汉依秦制”，表明此种情形定有所依凭。比较具体的形象，数见于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其中一块表现了市里全貌。其平面为方形，周以市墙，每面中央开市门。市中央建二层高的市楼，楼下为市肆管理之处。楼上悬一鼓，通过击鼓以司市肆之启闭。通向四门的十字形道路将市内分为四区，各区均建有排列整齐的条状建筑，当为各行业营业之所。角隅另有小建筑若干，可能为仓库、市吏住所及杂屋、厕所等。该图中反映的布局形式，后世直至隋、唐尚在应用。
四川东汉墓画像砖，砖上有二层楼和市井交易形象
门阙
门阙是塔楼状建筑，置于道路两旁作为城市、宫殿、坛庙、关隘、官署、陵墓等入口的标志。外观大体分为阙座、阙身与阙檐三部分。阙身依数量有单出、双出与三出（仅天子可用三出），形体多带有较大收分。阙檐有一、二、三层之别。檐下多以斜撑或斗拱支承，又是重点装饰所在。建阙的材料可用土、石、木材，实心的土阙和石阙不可登临。有时在两阙之间联以短檐，以强调其出入口的效果。文献中有关阙的记载颇多，如秦阿房宫即“表南山以为阙”，汉宫中有关长乐、未央、建章诸宫阙之叙述更是早已为人所尽知。另在画像砖、画像石、建筑明器中的形象亦复不少。保存至今的汉代门阙实物均为墓阙，除少量在河南、山东外，大部分集中于四川，时代亦属东汉。目前最为有名的是四川雅安的高颐墓阙。此阙建于东汉末年，形制为单檐双出式。东、西两阙相距13.6米，现东阙仅有母阙，西阙保存完好。西阙由十三层大小不一的石块叠砌而成，母阙高6米、宽1.6米、厚0.9米，上浮刻车马出行图。子阙高3.39米、宽1.1米、厚0.5米。表面均隐出倚柱及横枋。二阙均以栌斗、一斗三升斗拱及横枋承阙顶。阙顶低平，隐出屋脊、瓦陇及圆瓦当。檐下刻有梭杀之飞椽，并有反映神怪故事及人间生活之浮雕。该阙阙体各部比例适当，建筑结构构件写实，多种内容的精美浮刻均居已知诸汉阙之首
四川雅安汉高颐墓阙
烽燧
烽燧又称烽台、烽火台，是用以燃烽举烟示警的台状建筑。烽燧一般置于长城城垣上或其内侧， 两台之间的距离约为130米。其形状为方、圆平面之土石墩台，直径5～30米，高度可超过10米。台下另建小屋数间供守卫者居住。
汉代长城烽燧遗址
关隘
关隘多位于要道及险阻之处，一般都建有城墙、关门及相应的管理与守卫建筑。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的一方汉代画像石即有此种形象。石上刻有两座三层阙楼，楼间联以通檐，下置关门二座，每座关门各有二扇门扉。图上镌有“嘉峪关东门”字样。
汉代阳关。关城在甘肃敦煌以西，为古代西去陆路交通的咽喉之地
边城
边城相当于县级行政单位。平面有矩形、方形、回字形、多边形及不规则形多种。一般均建有城濠、城墙、城门、城楼、角楼、街道、官署、商肆、民居、仓库等。有的还附有瓮城、烽燧。它是边界上某一地区的行政、军事和屯戍中心。
万里长城
战国时，秦、燕、赵诸国之北部边城，系为防御外来民族如匈奴等的侵袭而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上述各分段长城联为一体，又增修边堡烽燧。西汉武帝时大举讨伐匈奴，将长城西线扩展至今日甘肃敦煌一带，北面推进至天山以北，并建为复线。对沿途城邑、关隘、亭燧及各项防御设施均大加整顿，形成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庞大防御体系。
宁夏固原的秦长城遗址
长城多沿山脊及险阻之处而建，并使人为构筑尽可能结合天然地形。所用材料有夯土、石块、红柳、芦苇等。使用后者时，将柳、苇捆扎成束，排列于地面呈框状。然后往框中填以砂石，填满后，再在顶部平放柳、苇，其上再放置此种材料之框并填沙石。如此重叠而上，即成边墙，经冰冻后十分坚硬。敦煌附近有这类长城，墙宽尚有约3米，残高4米。 除修筑城墙外， 还深挖濠沟以为防御之用。濠沟宽8～10米，深3米，挖出的沙土，即在沟的一侧或两侧筑起高墙。
秦汉地方城市及坞堡
两汉经济实力空前发达，除长安、洛阳两京外，兴起了众多的地方城，如自战国就已发达了的临淄、邯郸，以及宛、江陵、吴、合肥、番禺、成都等。可惜对这些城的规划和建筑所知不多，仅举汉南阳县城以见一斑。此城位于河南洛阳周王城故址的中部，始建于西汉，平面近方形，每面长约1400米，墙基宽6米。城内发现有行政建筑、仓库、民居、水井等建筑多座。陶砖已大量使用于东汉建筑的壁体表面、地面、井台、水道等处。
坞堡是一种防卫性建筑，也称坞壁。汉代豪强聚族而居，故此类建筑之外观颇似城堡。四周常环以深沟高墙，内部房屋毗联，四隅与中央另建塔台高楼，其形象可见于河北安平逯家庄汉墓的壁画及陶质明器，如出自广州麻鹰岗、甘肃武威雷台及河南睢阳东庄东汉墓的陶质明器。大型的坞堡相当村落，较小的一如宅院。有的旁侧另附田圃、池塘。堡门一般辟于南墙正中，入口有庭院，院中建主要厅堂及楼屋。另有厨房、厕所、猪圈等辅助建筑，且多置于北面。后门常位于东墙的北端。
汉都长安
秦末咸阳残破，汉高祖刘邦乃在渭水之南另建新都长安，其平面大致为不规则矩形。城墙周长22690米，包纳面积35平方公里，每面有城门三座。其中北墙西侧之横门及东墙北端之宣平门，分别为赴渭北及东去洛阳的通途。而南墙中央之安门，则紧衔前往城南礼制建筑群的大道。城内主要道路有南北向八条，东西向九条。其中安门大街长5500米，宽50米。城内大部为宫殿所占据（主要有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北宫、明光宫），官署、武库杂处其间。城内西北隅有东市、西市。民居主要分布于城外北端及东侧。城南偏西有社稷、宗庙及辟雍等礼制建筑。汉武帝时，又在城西修造建章宫及上林苑。
此城虽系新建，但平面及布局均未按均衡对称原则，亦无明显的宫城范围。这是因为长安之兴建乃自南端之长乐、未央二宫开始，然后才次第扩及其他。因此城内宫殿、道路、市肆、民居之布置均不甚合乎章法。而五座相对独立的宫殿密集城内，也是过去和以后不曾出现的特例。
秦都咸阳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将国都由雍（今陕西凤翔）迁来咸阳（今陕西西安以北），至始皇统一全国及二世灭亡，均都于此。该城在渭水北岸，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7.5公里。秦末战乱致使城毁，后渭水又北移4公里，故遗址保存甚少，经发掘未见城垣。宫城位于城北，东西约900米，南北约580米，仅北、西、南三面有宫墙，内发现建筑基址八处。宫西有宫廷手工业作坊五处，宫东一处。民间制陶作坊在宫西约4公里处，并发现水井百余口。始皇时，以咸阳地狭人稠，乃役使工匠，大兴土木，建新宫于渭水南岸，又造长桥以通。
秦、汉时期建筑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兴土木，修长城、建阿房宫及通往全国各地之驰道，开南境之灵渠，沟通湘、珠二水。……创前人之未有。
汉代的建筑活动十分活跃。例如：首都长安、洛阳的建设，大量宫室、离宫、苑囿的兴造，长城防御体系的进一步延伸与完善，大规模营造陵墓、坛庙……其面广量大，达到了前世所未有的地步，并形成了中国建筑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汉代生产的发展与铁工具的大量使用有着密切关系。这一点反映在建筑上，则是对建筑材料更有利的加工，以及在建筑中若干铁质零件的运用。
在建筑结构方面，木柱梁系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最突出的是多层木楼阁建筑的出现，从而使“高台建筑”渐趋淘汰。另一方面，砖石拱券也被广泛运用，但多限于陵墓及下水道等地下工程。
秦汉皇家园林
秦咸阳宫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在秦咸阳宫遗址区发现较大的宫室遗址三组，其中较完整与宏大者为一号遗址。该遗址平面为曲尺形，东西宽60米，南北长45米。建筑分为上下二层，上层高于下层约6米，中部之近方形建筑为主要殿堂，中央有一大柱。除西侧外，其余三面墙均辟门。殿北为广廊，东南小殿可能是帝王住所，而西侧为附属房屋。下层建筑分布于南、北两面。南侧外有通廊，建筑划分为五间，其东端有沐浴设备，估计此区为嫔妃宫女所居。北侧两大间可能是宿卫之所。一号宫殿上下层均有回廊及排水管沟。楼梯置于东、西两端，布置甚为合理。建筑均依夯土台构建，与当时宫室建筑风格一致。依其曲尺形平面推测，东侧可能还有一组与其相对应的建筑。三号宫殿在一号遗址区以南，破坏严重，其走廊两面墙上留存绘有建筑、人物、车马、树木等之壁画残片，色彩有红、黑、蓝、绿、黄、白等多种。遗址还出土了一些空心砖、铺地砖、瓦当及铁质建筑零件等。
秦咸阳宫一号遗址复原图
秦阿房宫前殿
由于咸阳人众而宫小，秦始皇于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建朝宫于渭河南岸之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宫前殿。根据实地调查，尚存东西广1400米、南北长450米、后部残高7～8米之大夯土台。前殿为阿房宫之主要殿堂，与修建骊山陵同属最重大工程，所动员的人力物力之多，其规模之宏巨，当可想象。
阿房宫的铺地砖，上有“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的模印字样
秦代离宫
秦离宫为数众多，在始皇统一全国后达到极盛。始皇嬴政多次出巡，车驾几遍于全国，所到之处均需宫室驻跸，有的部分出于新建，有的系利用六国旧时宫殿，但数量之多，实在惊人。其建筑形式亦有多种多样，因“每破诸侯，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而自咸阳宫址发掘出土的楚、燕瓦当，亦可予以证明。现知的秦代离宫，建于咸阳渭水南岸的有兴乐宫（西汉长乐宫即在其基础上建立）、信宫、章台宫、上林苑等。潼关以内的有兰池宫、望夷宫、长杨宫、梁山宫、甘泉宫、蕲年宫等。关外之宫多名不见经传，其远者至于渤海之碣石。今日辽宁绥中县海滨即发现有秦汉时代的宫室遗址，留有夯土屋基，以及空心砖、瓦当、陶砖等具有明显时代性的文物，且数量甚多。
辽宁绥中黑山头海滨的秦汉宫室遗址
西汉长乐宫
长乐宫是在秦离宫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西汉第一座正规宫殿，位于长安城内东南隅，始建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年后竣工。遗址平面呈矩形，东西宽2900米，南北长2400米，约占长安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据记载，此宫四面各开宫门一座，仅东门和西门有阙。宫中有前殿，为朝廷所在。西为后宫。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朝廷迁往未央宫，长乐宫改为太后住所。
西汉未央宫
此宫位于长乐宫以西，始建于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自高祖九年迁朝廷于此，以后一直是西汉王朝政治统治中心。其平面略呈方形，东西宽2250米，南北长2150米，面积约占长安城的七分之一，较长乐宫稍小，但建筑本身的壮丽宏伟则有过之。据记载，四面建宫门各一，唯东门和北门有阙。宫内有殿堂四十余屋，还有六座小山和多处水池，大小门户近百，与长乐宫之间又建有阁道相通。今日发现的建筑遗迹，有位于中央的大夯土台，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50米，最高处15米，当系依土岗龙首原所建前殿的所在。第二号宫殿遗址在前殿之北，第三号宫殿遗址在前殿之西北，均为建于夯土台上的组群建筑，各有门殿多重。据出土遗物推断，前者为后妃居住的后宫，后者属宫廷的官署。较为特殊的是，二号宫殿的夯土基下掘有地道多条，其墙立壁柱，墙面则涂草泥抹白灰，地面铺以条砖。
汉长安未央宫遗址。未央宫是西汉王朝的政治统治中心
西汉桂宫
桂宫在未央宫以北偏西，平面矩形，东西宽800米，南北长1800米。北接西市，东邻南北向之横门大街。此宫建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元帝时居太子，后来居太后。宫内有鸿宁殿、明光殿等，亦建阁道通未央宫。
西汉长安除上述宫殿之外，其他尚有北宫、明光宫等。
西汉建章宫
此宫位于长安西垣以外，与未央宫间有阁道越墙垣相联，建于武帝太初年间。正门在南垣，宫中建前殿及其他殿堂二十余座。又有广大水面太液池，池中三岛，象征三神山。另构筑迎仙之神明台及托承露盘之仙人铜像。此宫主要用作游息，以补城内正规宫殿未央宫之不足。
西汉上林苑
上林苑原为秦代苑囿，位于渭水南岸。西汉初沿用，武帝再予以拓扩。据记载，此苑“方三百四十里”，内有离宫别苑三十六座（一说七十座），可称是一个庞大的离宫组合群，用以供帝王休息、游乐、观鱼、走狗、赛马、斗兽、欣赏名花异木。因面积广大，又多山丘、密林及水面，故富于自然景色。苑中最大水面为昆明池，原为水军操演战船之所，后改为苑囿。沿池有众多楼台及石刻之鲸鱼与神话人物牛郎、织女等。据文献，当时自各地移来的奇特花木多达二千余种，表明当时中国的园艺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上林苑中山林渊薮，除提供自然景观外，也是皇家围场射猎的所在。
汉代王室苑囿
两汉诸王室的苑囿，以西汉梁孝王的兔园最有名。《汉书》说：“……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文中说的东苑即兔园，平台为离宫，在孝王宫所在睢阳城外的东北。《西京杂记》则称：“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崖、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由此可见，该园之规模极大，几与帝王苑囿相比拟。其中除宫观建筑外，山林、渊池、洲渚、崖岫具陈，又多畜飞禽走兽，以效自然风光景色。
西汉早期住房
经考古发掘得知，汉代的民居规模均不甚大。如洛阳西部之西汉早期住房，平面方形，每面长13.3米，围以厚1.15米之土墙。南墙西及西墙北端各开一扇宽2米的门。室内西墙下有一土坑。发现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之住房平面呈曲尺形，内部划为南北二室。入口在北室西墙南端，北室南墙东端有一内门，均宽1.25米。北室建一小炕，南室有一“凵”形大炕，应系主要居室所在。然由出土建筑明器显示之民居，形式颇多，其平面有矩形、工字形、口字形、曲尺形、日字形等，内部围合成一至二个院落。房屋层数自一层至三层不等。结构有穿斗、抬梁和干阑数种。屋顶大多为单坡、两坡、四坡形式，如广州及河南灵宝东汉墓出土所示者。
汉代大型住宅
大型住宅多附建有园林，从河南郑州及山东曲阜、诸城出土的画像砖石中均可看到附建有园林的大宅。有的文献，如《后汉书·梁统传》所载，东汉大将军梁冀之宅第：“冀乃大起第舍……殚极土木……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克积藏室。”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大型住宅还以坞堡形式出现。由于这类住宅十分强调它的集中性和防御性，常建有高墙、角楼和阁道，估计不会出现在较大和繁华的城市之中。
秦汉宗教建筑
秦代之祠庙
祭天：约在春秋初到战国中期的四百年间，祭天之俗盛行，早期将祭天的场所称为“ 畤”，即依方位在各地祭祀白、青、黄、赤四帝，仪式可能是在丛林中的高地上露天举行。
祭祖：在国都的宗庙中举行。陕西凤翔秦故雍城已有发现，情况具见前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渭南的信宫改为极庙，作为祭天的礼制建筑，实际上是生前为自己所立之庙，并用甬道将它与骊山陵相连。始皇死后，二世尊之为“帝者祖庙”，废除了周以来“天子七庙”之制。
汉代之祠庙
祭天：汉高祖将秦四畤增为五畤，即将自己列为“黑帝”。对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祭祀也十分重视，并将巫祝进行分工，各司其职。武帝笃信神仙方士，在长安北宫、上林苑及甘泉宫等宫苑中多设神祠，又建柏梁台、铜柱及仙人承露盘等，并在全国各地大修神祠和推展祭祀活动。东汉时在洛阳南郊设圆坛祭天，在北郊建方坛祭地。
祭祖：西汉初沿秦制将帝庙置于城内，如太上皇庙、高祖庙等。惠帝时将上述庙迁于陵侧，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汉末。王莽时采用九庙制，其遗址已在汉长安南部发现，为共十一座有围墙之“回”字形建筑，排列为三行。东汉时将各代帝王牌位集中于同一祖庙内，但各有分室，此制度为后代诸朝所沿袭。
明堂、辟雍：始建于西汉武帝时，用以“正四时，出教化”，后来作为帝王“明经讲学”之处。在汉长安南郊已发现此项建筑遗址，其外环以圆形水沟，建筑平面为正方形，周以垣墙，各面中央开门，垣内有广庭，中央有一“亚”字形二层建筑，依夯土台而建。
汉代之佛教建筑
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在洛阳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这座寺院的规制全依天竺，但具体情况史文无载。东汉末年，丹阳笮融在徐州建造了一座“浮图祠”。这座祠由廊、阁围绕的广庭及庭中央的浮图（塔）组成，可容三千余人礼佛。这种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完全是外来形式，但中央之塔却是木构的中国式样。此种以“塔院”为主的佛寺一直沿袭到南北朝，并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
在江苏连云港市郊的孔望山崖壁上及其附近，留有大量佛教题材的石刻。内容有具背光之佛像及涅磐之卧佛、佛弟子、象及象奴、蟾蜍等。经专家鉴定，至少有一部分是刻于东汉时代。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佛教摩崖石刻，时代早于山西大同始凿于北魏的云冈石窟。
此外，在四川的崖墓中，也发现有背光之佛像浮雕，惟尺度不大，数量也少。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墓位于今陕西临潼县东的骊山。平面为具南北长轴之矩形，有内垣、外垣二重，四隅建角楼。但陵墓本身主轴线为东西向，且主要入口在东侧。外垣南北宽2165米、东西长940米。内垣南北宽1355米、东西长580米。陵墓封土在内垣南部中央，为每边长约350米的方形，残高76米。陵垣由夯土筑构，墓宽约6米。外垣每面开一门，共四门。内垣五门（北面开二门，其他三面各开一门，并与外垣门相对）。在封土以西发现大小夯土堆多处，当为官署及附属建筑。封土东北，有贵族陪葬墓二十余座。外垣东门大道北侧，已发现巨大的陶俑坑三处，内置众多的兵马俑及战车，当系秦始皇的地下仪仗及守卫。构造精美、外观华丽之铜马车及战车，则位于封土之西侧。此陵墓形制宏巨，规模空前，创造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寝的新形式，影响及汉乃至后代之唐、宋。
俑产生於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丧葬理念的温床。最早的俑见於安阳殷墟商代王室墓中与人殉一同发现的双手绑缚的奴隶俑。至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人殉时代的终结，代替人殉旧俗的随葬俑兴盛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献《孟子》、《礼记》也首次出现了关於俑的明确记载。中国古代各类俑中陶俑数量最多，另外偶尔也会使用木、石、瓷、铜、银等材料制作俑。
中国的俑发轫於商，至东周时代渐趋流行。在山西长子县春秋晚期晋国墓中发现的4件木俑仍与人殉同存，这正是人殉没落、以俑代替活人随葬之风初兴的特徵。至战国，湖南、湖北、河南楚墓中流行木俑，多为侍卫俑和女侍俑。北方诸国多为乐舞俑，而且多用陶塑。
陶俑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在中国美术史和雕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俑，《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小仁。”郑玄解释其中“俑”字说：“俑，偶人也，有面目肌发，有似于生人。”这说明“俑”的最初含义应该是指具有人物形象的雕塑，以后“俑”的含义外延不断扩大，逐渐将动物的形象也包括在内，形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俑”的概念。
中国古代陶俑的产生始于新石器时代，那时的人们用泥塑的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作装饰，当时的陶塑人像并不是古代文献中所诠释的俑，而是与原始社会图腾崇拜以及其他更为复杂的宗教观念有关。至殷商时期，出现了作为人殉替代品的“俑”，自此，陶制的俑开始成为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主体。随着历史的推移，陶俑雕塑艺术在风格上经历了秦的博大雄健、汉的朴拙豪放、唐的瑰丽大气、宋的淡雅含蓄以及元明的粗率衰落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陶俑,是1937年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商代晚期王室墓葬中出土的三个带手枷的陶制人物俑，俑的尺寸不大，头发盘起，男俑双手被枷于背后，女俑双手被枷于胸前，面部表情忧郁，据推测其身份应该是奴隶或是战俘。这三件陶俑用于随葬其作用应与人殉是相同的。
陕西是中华民族民族生息、繁衍，华夏文明诞生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千姿百态的历代陶俑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陶俑雕塑艺术的认识。目前，陕西地区时代较早的陶俑有陕北黄陵新石器时代的人头像，但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陶俑应是铜川市枣庙乡春秋晚期秦墓中出土的彩绘泥俑。泥俑分为侍卫、侍仆和动物俑三类，用红胶泥捏塑而成，未经焙烧。这批泥俑沿袭了商周时期陶塑作品的风格，庄重有余而活泼不足。
战国时期的陶俑有1954年宝鸡市李家崖出土的乐俑，1995年咸阳市塔尔坡秦墓出土的2件彩绘骑马俑。后者属于战国晚期，以捏制的方法制成，未经烧制，仅仅表现出俑的用途及其身份，且造型稚拙，在雕塑艺术上较为原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发天下刑徒七十余万，穿治骊山，为自己构筑陵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秦始皇陵东侧陪葬坑陆续发掘出大批陶兵马俑，其数量之多、个体之美，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奇迹。它们一方面为我们展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兵强马壮、叱吒风云、横扫六合、统一中国的历史画面，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秦代的陶俑艺术已经达到了中国陶俑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秦代陶俑摆脱了商周陶俑的呆滞和战国陶俑缺乏活力的面貌，以写实见长，在艺术风格上开创了活泼开朗的现实主义先河。工匠们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域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各具特色，显示出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日趋成熟。秦武士俑比例准确、机警聪敏、骁勇威猛、形象逼真；百戏俑造型生动、魅力四射；文吏俑儒雅拘谨、温文儒雅、憨厚朴实、独树一帜。马的塑造也颇具特色，主要表现为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使用了不同的雕塑手法。马的头部塑造多变而细腻，面颊用大刀刮削，使颌骨突出、颌角分明；马的眼皮、鼻翼和嘴唇用阴线精雕细刻；马四肢的塑造运用线面结合，棱角分明，强健有力；马的身躯肌腱隆突、肌丰骨劲，背脊结实有力，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秦马的神骏。总之，秦代陶俑明快洗练、浑厚宏大的艺术风格，为汉唐陶俑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制作工艺上，秦俑以捏制和模制为主，并运用了粘贴、刻划、彩绘等多种制作手法，几乎包含了陶俑制作的所有工艺，以后陶俑的制作基本上都以此为基础。因此，秦俑在我国雕塑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是中国古代陶俑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一方面国家的强大，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为陶俑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观念的盛行，则极大地推动了陶俑的制作和使用。从考古资料看，汉代陶俑的种类多种多样，除了传统的男女侍俑外，还有武士俑、骑马俑、文官俑、武官俑、歌舞伎乐俑、百戏俑等，此外陶畜禽俑在汉代大量出现，如马、牛、羊、猪、犬、鸡、鸭、鹅、鸟等，总之，后世所见各种陶俑在这一时期基本上都已经出现。
西汉前期陶俑的制作明显地继承了秦代注重细节刻画、明快洗练的写实风格。1965年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陶兵马俑群，1991年咸阳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出土的大量陶俑，是汉代前期陶俑的代表。杨家湾汉墓是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西汉时期研究价值极高的兵马俑群，出土的彩绘陶俑有骑兵俑、步兵俑等，具有规格整齐划一、工艺精良、塑造精美的特点。汉景帝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则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文景之治”时期社会生活尚简朴实的浓郁风气。这两批陶俑都明显表现出了官府作坊陶俑制作的特征。
西汉中后期，陶俑的制作完全摆脱了官府手工作坊陶俑风格的束缚，陶俑艺术呈现出一种新风貌。如陶俑的取材更加广泛，反映追求享乐的各种陶塑以及表示地主阶级占有财富的奴婢和家畜形象等在汉墓中普遍发现。人物的塑造注重内在神韵的刻画，人物形象生动活泼，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生活情趣。总体艺术风格粗犷豪放，注重追求简洁明快的动态美。
东汉陶俑艺术在继承西汉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又将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寓巧于拙的简朴豪放的艺术风格。东汉陶俑形象的塑造，不刻意追求形体比例的准确和对细节的精雕细琢，而是通过大轮廓剪影式的雕塑形式来表现塑造对象的内在神韵。此外，东汉陶俑题材也更加广泛，各种乐舞俑、杂技俑、百戏俑大量出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战争频繁的纷乱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迁徙和汉族人民的南下，促使了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表现在陕西地区陶俑雕塑艺术上就是南北方特色兼有的独特时代风格。
这—时期最为重要变化是新的随葬礼仪制度的确立，陶俑的造型和俑群的构成都有了新的模式，并且逐渐成为制度。这种新的模式对后世影响极大，以后历代随葬陶俑的种类和内容大都基本沿袭这种丧葬制度而没有太多的变化，偶有变化也多随朝代更替在随葬陶俑的组合上有一些增减调整。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新的埋葬制度中随葬陶俑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镇墓俑，包括武士俑、天王俑、镇墓兽和十二生肖俑。
第二类是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男女骑马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的马、骆驼、驴等。
第三类是家内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乐歌舞俑。
第四类是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有猪、狗、鸡等。
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不是很多，较重要的是1953年西安南郊草场坡1号墓的发现 ，此墓出土陶俑达120余件，随葬陶俑内容与种类与新模式极为吻合，特别是甲骑具装俑的出土更显重要，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同类俑中时代较早的。所谓“甲骑具装”，即人和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此类武士俑的出土，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骑兵装备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的历史大背景。1982年陕西安康市长岭南朝墓出土的一批陶俑，则反映了当时庄园经济生活中普通百姓的风貌，与陕西关中地区的陶俑在造型风格上迥然不同。
西魏、北周的势力范围以今天的陕西、甘肃和宁夏地区为主，统治中心在长安，因此这一时期的主要墓葬基本上集中在陕西地区。其代表是汉中崔家营西魏墓和咸阳国际机场北朝墓出土的陶俑，这批陶俑观赏价值极高，每一件俑塑都运用了熟练的雕塑手法，制作精良，造型别致。
唐代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陶俑艺术在此时大放异彩，无论从数量和质量、创作题材和创作手法上都比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三彩俑的出现更加丰富了陶俑的表现力，唐代陶俑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内容以及艺术上华丽灿烂的风采，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依据考古资料，陕西地区唐墓内随葬陶俑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为隋至初唐，即隋文帝至唐高宗末年。这一时期盛行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仪仗俑群。
第二期为盛唐，即武则天至唐中宗时期。这一时期仍以出行仪仗俑群为主，只是牛车的位置逐渐被马或骆驼所代替，形成了以乘马或骆驼为中心的仪仗俑群。
第三期为中唐，即唐睿宗至唐肃宗时期。这一时期出行仪仗俑群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表现家居生活的男女侍俑等。
第四期为晚唐，即唐德宗至唐末。陶俑数量和种类锐减，其它材质的俑数量增多。
上述各期陶俑组合的变化，也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盛衰以及丧葬习俗、审美观念和社会风尚的演变。
从唐墓出土的陶俑来看，初唐时期的陶俑制作工艺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表现手法和雕塑技巧日趋娴熟，对于人物外形和神情的刻画细致入微，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清秀俊美。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陶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盛唐时期陶俑的形象塑造以肌丰骨柔为特征，崇尚一种以丰腴为美的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贯穿整个盛唐时期，不仅影响到了女俑的塑造，甚至影响到了男俑乃至胡人俑的塑造。1959年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就是这一时期陶俑丰腴为美风格最典型的体现。这种审美意识一直延续到中唐元和年间以后才逐渐消失。
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盛唐以前的雕塑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仪仗、出行、狩猎、装扮、侍奉、歌舞、旅行、商贾、劳作、饲养等等尽入陶俑造型，陶俑人物形象极为丰富，男女老少、胡汉异族、文官武将、高官显贵、侍仆胡商、乐师舞娘呼之欲出，就连马、驼、驴、牛、狗、狮、鹰、豹等动物也是栩栩如生。可以说，唐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几乎都被工匠们独到的眼光和神奇的雕刀所囊括，他们在创作时既注重外形的刻画，又注意对人物及动物的性格特征的把握，将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强烈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中晚唐时期陶俑虽然仍具有大唐盛世的风范和余韵，但也逐渐显现出一种颓唐的面貌，陶俑题材、种类和数量明显减少，陶俑制作粗简，程式化趋向日益浓厚。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陶俑雕塑的衰落期。宋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时期，对自然界的更多认识使人们的丧葬观念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一时期使用木质明器和焚烧纸明器习俗的兴起，使得墓葬随葬陶俑大大减少。尽管这一时期纸制明器的出现与使用对陶制明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汉唐以来的陶俑雕塑传统依然存在，陕西旬邑县1965年和1978年出土的精美儿童俑就是这种传统艺术的延续。此外，当时理学思想的兴起，也对陶塑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1984年安康市白家梁出土的女侍俑所具有的婉约含蓄的风格，就是对理学影响下宋代陶俑艺术风格鲜明而生动的注解。
元代陶俑的制作粗率，这是因为，一方面纸制明器的继续流行，另一方面则是深受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蒙古族素以深埋不坟为传统，所以一般不用俑来随葬，只有部分汉族和少数契丹族官僚仍以陶俑随葬。元代陶俑主要出土于陕西和四川，陕西以西安曲江池西村元至元二年(1266年)段继荣夫妇墓、长安县韦曲村泰定三年(1326年)贺氏墓、宝鸡元墓等出土的元俑为代表。陕西元俑都为深灰胎，不上釉，在技巧和制作方法上尚有一定的艺术水准，风格写实，种类有男女侍俑、骑马俑、骆驼俑、马俑等，大部分俑的形象为蒙古族人和胡人。在陶俑的组合上，五代、宋时颇为盛行的神煞俑已消失，人物面貌多具有少数民族及域外文化色彩。
明代随葬器物中瓷制明器几乎完全代替了陶制明器的使用，陶俑仅见于分封各地的藩王墓和一些高级官僚的墓中。陕西出土明代陶俑最重要的墓葬是1986年长安县韦曲朱公镀墓和1990年长安县简王井乡明简王墓。后者出土的300多件彩绘仪仗陶俑，俑的脚底部多有墨书标明其身份，真实地反映了明朝初年藩王贵胄在丧葬上所恪守的礼仪制度。
陶俑作为一种随葬品，是古代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不仅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丧葬习俗和丧葬礼仪制度，同时它又是历史和社会生活的一种载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生产、生活、对外交流等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是对文献资料的形象补充。从艺术角度来看，陶俑是以古代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雕塑艺术品，它不仅真实地塑造了各个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地位、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昭显着历代人们对于美的理解，通过历代陶俑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各个时代雕塑艺术发展的水平和时代审美风尚的演变。
目前，文物和艺术品收藏热方兴未艾。在收藏过程中，由于利益因素的驱动，我们见到的文物难免鱼目混杂，陶俑作为一个主要门类更是如此。所以，无论是国家文博机构还是社会团体及自然人，对所要收藏的陶俑均应进行全面、认真的鉴别。目前古玩市场上的陶俑和三彩俑以假充真的仿制品多来自陕西和河南，常见的是用新土或石膏等做胎再施彩绘或釉，这类假俑较粗糙，易辨别。还有用古墓里的泥土或汉砖粉末制胎后，再上釉施彩，这类陶俑需要认真辨识。总之，只要从造型、陶胎、彩绘、釉色、工艺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和仔细鉴别，就不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由于陶俑的质地较脆，彩绘容易脱落，收藏后在保藏上更要注意用科学方法进行养护，只有这样才能够较长久地保存并体现其历史及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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