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老师是谁?没人知道吧?

作者&投稿:伊琪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谁知道杨万里这个人怎么样?是不是诗人~

杨万里是南宋人大诗人政治家
是诚斋体的创始人。
其人立朝刚正 遇事敢言 指摘时弊 无所顾忌 因而始终不得大用
算是南宋有名的清官忠臣吧

一字之师是解释为改正一个字的老师。有些好诗文,经旁人改换一个字后更为完美,往往称改字的人为一字之师。
齐已的一字之师是郑谷。(唐朝有个和尚,法号叫作齐己.齐己和尚很喜欢写诗,写的也很好,可算是所谓诗僧.他有个好友郑谷,也是当时的诗人.因为他们都写诗,自然能谈得来.
  有一次,齐己写了一首诗,叫《早梅》,其中有这么两句:"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过了几天,郑谷来串门.齐己和尚对他说:"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怎么样?"郑谷看了半天,说:"写得好,意境很好,情致也很高.但有一点,你写的是早梅,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早梅就是早开的梅花,一般不会数枝开,数枝就是开了一片啦,我觉得应该把数枝改成一枝.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这就显得这梅花是早开的梅花."
  齐己和尚一听,恭恭敬敬地向郑谷拜了一拜,说:"改得好!你真是我的一字之师啊."因为郑谷只提出一个字的修改意见,但却堪称老师,所以叫一字之师.)
杨万里的一字之师是小吏。( 南宋时著名诗人杨万里,有一回在屋里写字,其中写到了晋人干宝,也就是《搜神记》的作者.杨万里不知不觉把"干"写成了"于",变成了"于宝".当时正好有一名小吏站在杨万里身边,便提醒说:"老爷,好像应该是干宝."杨万里很惊奇他没读过什么书,怎么能看出差错,便问:"是吗?你怎么知道?"小吏便翻开韵书,也就是字典,指着说:"您看,这里讲晋朝有个叫干宝的."杨万里很欣赏他这种好学精神,称赞他道:"好.这一次,你是我的一字之师啊.")

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

杨万里“为童子时,从先君宦学四方”(《诚斋集》卷126《曾时仲母王氏墓志铭》),其父杨芾“隐吉水之南溪,号南溪居士云。家无田,授士以养,暇则教子”(胡铨《杨君文卿墓志铭》),最初接受的是父亲的教育。14岁时,“拜乡先生高公守道为师,与其子高德顺为友,同居解怀德之斋房”(卷39《赠高德顺》诗序)。后有《夜雨》诗云:“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便是回忆师从高守道的这段生活。如果其父亲不计在内,那么,接下来的第二位老师就是王庭珪。自17岁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就和王庭珪之间建立了一种越来越密切的师生情谊。

王庭珪(1180—1172),字民瞻,吉州安福县人,政和八年(1118)进士,调茶陵县丞。“以上官不合,弃官去,隐居卢溪者五十年,自号卢溪真逸”(卷81《卢溪先生文集序》)。自宣和五年(1123)辞官茶陵之后,隐居安福家乡,著书吟诗,设帐授徒,“主庐陵文盟者六十年”(周必大《跋王民瞻杨廷秀与安福彭雄飞诗》)。同时,“虽不仕,常怀经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当路”,从未忘怀世事。由于“蚤忤上官,晩复流窜,官簿所以不进”(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以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而终。王庭珪学问渊博,著述颇丰,“有《卢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经讲义》十卷、《论语讲义》五卷、《语录》五卷、《杂志》五卷、《沧海遗珠》五卷、《方外书》十卷、《校字》一卷、《停停山丛录》一卷。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同上)。

进拜而师

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王庭珪而问学,时在高宗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其《杉溪集后序》(卷84)说:“予生十有七年,始得进拜卢溪而师焉,而问焉。”王庭珪已是64岁的老人。17岁开始师从,为时几年,却不得详而知之。由其《送刘景明游长沙序》(卷78)所云:“始予生二十有一,自吉水而之安成,拜今雩都大夫公刘(安世)先生为师。”可知其于21岁之前已回吉水,师从王庭珪问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又由绍兴二十九年王庭珪《答杨廷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知杨万里后于绍兴十七年至十九年在安福师从刘安世期间,与王庭珪仍时有师从来往的。

那么,所学内容又主要是什么呢?对此,杨万里曾说:“其所以告予者,太学犯禁之说也。”(《杉溪集后序》)所谓“太学犯禁之说”,其在《杉溪集后序》中有具体说明:“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在仁宗时,则有若六一先生,主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时,则有若东坡先生,传六一之大宗。在哲宗时,则有若山谷先生,续国风、雅、颂之绝弦。视汉之迁、固、卿、云,唐之李、杜、韩、柳,盖奄有而包举之矣。中更群小崇奸,绌正目为僻学,禁而锢之,盖斯文至此而一厄也。惟我庐陵有卢溪之王、杉溪之刘(才卲),两先生身作金城,以郛此道。自王公游太学,刘公继至,触犯大禁,挟六一、坡、谷之书以入,昼则庋蔵,夜则翻阅,毎伺同舍生息烛酣寝,必起坐吹灯,纵观三书。逮暇,或哦诗句,或绩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辇毂,脍炙荐绅,纸价为贵。嗟乎,若两先生,当妖禽群啾而发紫鸾之鸣,抑扬骤歌而奏清庙之瑟,鹬冠毳服之竞丽,而觌黄收纯衣之制,其有大勋劳于斯文,其伟乎哉!”可见,其所学主要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古文和诗歌。

作为独出机杼、自成一体的诗人,杨万里曾经走过一条曲折而漫长的探索之路,他曾总结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卷81《诚斋荆溪集序》)又说:“予少作有诗千馀篇,至绍兴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概江西体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盖学后山及半山及唐人者也。”(同卷《诚斋江湖集序》)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杨万里36岁以前,作诗学江西诗派,所作“大概江西体”,与老师王庭珪崇尚黄庭坚恐怕不无关系。当然,诚如钱钟书所云:“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里,有些是瞧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另眼看待的,例如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像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所说:‘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宋诗选注》)对于王庭珪的诗文,杨万里也曾如此评价:“先生诗句得法於杜子美。自江西而下不论也。”(卷126《王叔雅墓志铭》)又说:“少尝见曹子方,得诗法。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卷81《庐溪先生文集序》)王庭珪崇尚黄庭坚的诗,然而却“不作西江社里人”,“自江西而下不论”,不步江西诗派之后尘,其诗近学黄庭坚,远承杜甫,走出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而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始学终弃,既学习前人,转益多师,又追求“笔下何知有前辈”(《迓使客夜归》),追求“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终于落尽皮毛,自出机杼,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诚斋体”,这一点,与王庭珪也似乎不无关系。

王庭珪又是一位刚正爱国、颇具胆识和骨气的诗人。在南宋朝廷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中,一直坚定地支持抗战,反对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也就是杨万里至安福师从的前一年,王庭珪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不但热烈赞扬了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桧罢和议”(王庭珪《跋曾世选三贤论》)的爱国壮举,而且直接指斥了秦桧的卖国罪行。“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满四海”(杨万里《卢溪先生文集序》)。后被乡人欧阳安永告讦,朝廷以为“谤”,十九年贬辰州(属湖南)编管。在王庭珪因诗送胡铨而获罪遭贬之后,也有人谓乃“先生之过”者。杨万里后来在《卢溪先生文集序》写道:“里之士爱先生者,谓诗之祸从古昭昭也,先生不戒,又欣然犯之,适以济权臣之威、成小人之名,此先生之祸也,亦先生之过也。或曰:先生何过哉?先生言直而诗工耳。言不直,诗不工,世无传也。世有传矣,不见媚于明,必见媚于幽,故庭草随意之诗,空梁燕泥之诗,飞燕昭阳之诗,不才多病之诗,言非直也,诗工而已耳。诗工而非直,犹且小者逐、大者死,况先生之诗工而言直耶?先生何过哉?济权臣之威,亦稔其恶,先生成小人之名,未若小人成先生之名,先生何过哉?未几,时相殂,先生得归。又未几,今上践阼,初召,除国子监簿,再召,除直敷文阁。年馀九十,耳目聪明,赋诗作文,不见老人摧颓之气,朝廷想闻其风采,天下诵传其诗。祸先生者,何知其非福先生乎?”绍兴二十五年秦桧死后,王庭珪获许自便,于次年春回乡。孝宗即位,召对,他乘机极言时政,建议“诚宜赫然奋威权,震动天下,委任贤相良将,以扫除宿愤,恢复中原”,力戒“和议断不可用”(《卢溪文集》卷26《上皇帝书》)。王庭珪坚定的爱国精神、刚正气概和无畏的人格,给正处青年的杨万里以震撼、以濡染,在杨万里心灵深处刻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

又,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云:“公学无不通,而尤䆳于《易》。少尝师乡先生张汝明,晚自得于言意之表。汉上朱先生震、文定胡公安国、芗林向公子諲见其解,皆叹赏以为必传。公亦不轻示人,欲献公车。会诗狱兴,郡守议收公,理掾汪公涓奋曰:王君刚介,勇于义,一纸书招之,必来。他掾变色云云,自请提禁卒、挟廵尉捕公,守唯唯。他掾遂行,至则突入公家。公谈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鐍箧中,卒疑其货也,挈以去。他日,公叹曰:天厄吾书。或谓今藏掾家云。”王庭珪《易解》20卷虽因诗狱而遭亡厄,未得其传。但是,后来杨万里自62岁始,用去十年时间,潜经覃思,作成《易传》20卷。这是否也受到老师的影响呢?

在王庭珪之后,杨万里还师从过安福刘安世、刘廷直,师从过庐陵刘才卲,然后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初赴任赣州司户参军。值得注意的是,正值“而立”之年,才刚刚走上仕途,杨万里便萌发了“弃官”之念。四十四年后,74岁的杨万里在《与南昌长孺家书》(卷67)中曾提及此事:“初仕赣掾,庀职一月,有所不乐,欲弃官去,先太中怒挞焉,乃止。”若非其父之“怒挞”,杨万里竟真的“弃官”而去,那么,其所为与其师王庭珪弃官茶陵、长隐卢溪又将何其相似乃尔!由此可见,在为学、为诗、为人、为仕等方面,杨万里所受王庭珪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勤相往来

杨万里进士及第、初入仕途之时,王庭珪还远在湖南辰州。而王庭珪获自便回安福之后,杨万里却一直在赣州任职。因而,两人重新见面,只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绍兴二十九年(1159)十月,杨万里赴任永州零陵丞。当年,曾两度至安福拜谒王庭珪。王庭珪《答杨廷秀》手简(《卢溪文集》卷32)云:“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少年登科,未足为左右贺。一日相见,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兹可贺也。去冬之官,再经敝里,失于侦伺,辱留手墨,追见不及。家仆回,又辱惠字,何其勤也。”第一次应是专程前往拜谒,两人相别十年,今“一日相见”,王庭珪喜其学成,故贺其“词学骤长,语有惊人”。对照王庭珪后来于乾道六年所作“益能为文,以显于时”(《卢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之评,可见此贺并非客套、溢美之语。第二次则是赴任途中取道安福,因未能谋面,故留下“手墨”,留下遗憾。至零陵后,又有书信命回吉水的家仆送致,可惜已佚。由“慰十年怀想之诚”一语可知,在王庭珪于绍兴十九年七月被贬辰州离开安福之前,两人之间该是常相见的。杨万里有《题代度寺》(卷2)云:“一别重来十五年。”代度寺在安福,诗写于隆兴元年(1163)八月,前推15年,正是绍兴十九年(1149),足证杨万里于绍兴十九年确实到过安福。也许正是特地赶往安福为老师贬窜辰州送行呢!师生情谊,于此可见一斑。

杨万里离任赣州,时在绍兴二十八年,其《达斋先生文集序》(卷80)云:(绍兴二十四年)“甲戌……后四年,某自赣掾辞满,乃归南溪”。第二年,便赴任零陵。那么,其专程前往安福拜谒老师,首先当如师所言,为“慰十年怀想之诚”,其次或许亦为赴任零陵为政之需。因为王庭珪曾任丞茶陵,两地同属湖南,虽隔时已久,然风俗民情,毕竟可以咨询。

隆兴元年夏,杨万里离任零陵归至吉水,九月,赴调至临安。时王庭珪已在临安任国子监主簿,两人开始又一度密切交往。

杨万里到达临安后,王庭珪是其首先谒见的人物之一。九月就有《为王监簿先生求近诗》(卷2)云:“林下诗中第一仙,西风吹到日轮边。杜陵野客还惊市,国子先生小著鞭。拈出老谋开宇宙,本来清尚只云泉。新篇未许儿童诵,但得真传敢浪传?”诗中将王庭珪称为“清尚只云泉”的“林下诗中第一仙”,誉为“杜陵野客”杜甫;祝其来到皇帝身边做“国子先生”,只是小试马力,虽年已84岁,仍当“拈出老谋开宇宙”,大展宏图;最后表明“求近诗”以“得真传”之意。其中“杜陵野客”之誉,与后来《卢溪先生文集序》中“其诗自少陵出”之说是一致的。王庭珪则有《次韵杨廷秀求近诗》(《卢溪文集》卷17)诗:“闻说学诗如学仙,怪来诗思渺无边。自怜犹裹痴人骨,岂意妄得麻姑鞭?曾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只今老钝无新语,枫落吴江恐误传。”紧扣“诗仙”一语下笔,说“学诗如学仙”,只要修炼到了家,便能“诗思渺无边”,虽然自痴于诗,也曾被誉为“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但毕竟今已“老钝”,无有新作,只是误传诗名而已。一者诚以求之,一者谦以答之,师生授受之意彰显。

当月,杨万里又有诗曰《宿徐元达小楼》(卷2):“楼迥眠曾著,秋寒夜更加。市声先晓动,窗月傍人斜,役役名和利,憧憧马又车。如何泉石耳,禁得许喧哗?”王庭珪也有诗《次韵杨廷秀临安小楼不寐之什》(《卢溪文集》卷10):“坐待银蟾上,寒禁酒力加。霜清群动息,雁过几行斜。楼角犹吹笛,天街又走车。客眠终未稳,人语已争哗。”两人不但吟诗唱和,而且共宿徐元达小楼,师生亲和之情深在。

十月,王庭珪“以老求去,主管崇道”(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10),离临安回安福。杨万里为其送行,作《送王监簿民瞻南归》(卷2)诗:“潮头打云云不留,月波泼窗窗欲流。夜寒报晴岂待晓,天公端为卢溪老。卢溪在山不知年,卢溪出山即日还。黄纸苦催得髙卧,青霞成癖谁能那?诏谓先生式国人,掉头已复烟林深。路旁莫作两疏看,老儒不用囊中金。”对王庭珪因“青霞成癖”、清尚烟林而“黄纸苦催”、再“得高卧”倍加钦赏,深致敬意。两人在临安的交往就此结束,为时一个多月。

隆兴二年正月元宵后,杨万里因父病,离临安回吉水。当年八月父亲去世后,又在家守制三年。服除后,直至乾道六年(1170)四月赴任知奉新县以前,基本上都在家乡。王庭珪自回安福后,除去世前一年即乾道七年冬因胡铨力荐、孝宗两诏而赴临安、“对内殿”(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外,也一直是在家乡。这六七年之中,两人当时应有来往。乾道七年冬,王庭珪因赴临安“锡对便坐,富有嘉言”,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特授依前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卢溪文集》附录《除直敷文阁诰词》)。时杨万里已在临安任太常博士,两人当时也应有来往。只是这两段交往皆未见诗文记载,无法考实而已。

晚复托婚

回到安福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三月己丑(二十一日),乃得微疾启手足”(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走完了他93年的人生历程。三年后,其子王頔(字叔雅)也“坐而云逝,实淳熙二年闰九月一日也,享年五十有三”(卷126《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王叔雅墓志铭》有云:“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两家“晚复托昏(婚)”一事,应该发生在王頔去世之前。《诚斋集》卷52有《回王敷文民瞻家定亲启》,全文云:“贤者有后,仰玉树之森然;儒冠多贫,顾席门而陋甚。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生而独秀;而某侄子第五女孙,为诗人泸溪之妇,愧其非宜。发币载欣,挥毫莫叙。”此定亲启既称王庭珪为“敷文”,而王庭珪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被除“直敷文阁”,则最早也应作于八年初之后。

由启文所述,“某”“犹子之二女”,得配王庭珪家之两孙,而此启所定之亲,乃“某侄子第五女孙”配王庭珪“第一令孙”。又由《王叔雅墓志铭》可知,王頔比王庭珪去世才后3年,却已有“男二人,詹、澹”和“孙男五人”,则此次定亲之“第一令孙”,绝非早已生儿育女的王詹,而是叔雅“孙男五人”中第一人,即王庭珪第一曾孙。《卢溪文集》卷39有《詹孙定婚启》和《澹孙定婚启》,后者有云:“不揆蓬蒿之室,素钦忠义之门,久接英游,敢求婚对。”其“忠义之门”之称,与杨万里启之谓“吾家忠襄之甥”相符,则此“第一令孙”或应是王澹之子?但是,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

今据乾隆壬寅重修安福《冷溪王氏族谱》载:“詹,頔长子,字岩鲁,行八,配东冈刘氏,子四:澄、洄、澜、涛。澹,頔次子,字无极,行九,秀才,常(尝)与侄澄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忠襄先生女。子三:潜、溉、湜。”再据杨万里《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卷118),杨邦乂只“生女一人”,“归新淦进士陈敦书”,则王庭珪次孙澹之所娶,并非如族谱所说为“杨忠襄先生女”,而其实是杨忠襄先生之孙女。又据《冷溪王氏族谱》载:“澄,詹长子,字见可,行二,秀才,尝编次祖《卢溪集》,配吉水湴塘杨诚斋先生女。”“潜,澹长子,字时可,行七,配湴塘杨诚斋先生女。”再据杨万里于庆元四年(1198)所作《同王见可刘子年循南溪度西桥登天柱冈望东山》诗(卷38):“亲交久别忽相从,饭罢相将柱瘦筇。”称王澄(见可)为“亲交”,庆元五年(1199)所作《赠王婿时可》诗(同上):“忠襄先生有贤甥,卢溪先生有贤孙。只今二十能缀文,超然下笔如有神。”则杨万里之二女,分别配王庭珪之澄、潜二曾孙,当属实无误。又据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载吉水《忠节杨氏总谱》),杨万里有“女五人,长季蘩,嫁进士刘价,皆先卒;次季蕴、季藻、季苹、季菽,嫁进士王徽、刘亿、从仕郎新荆门州司法参军陈经、进士王潜”,则第五女季菽嫁王潜,应相合无疑,而次女季蕴嫁王徽,徽、澄则字异。杨万里于淳熙十五年(1188)所作《庐溪先生文集序》(卷81)有云:“先生之孙澹及曾孙徵及其门人刘江诠次先生之诗文凡若干卷,将刻枣以传。”然而王庭珪曾孙七人之名,字皆从“水”,将徽、澄、徵三字相比较后,完全有理由相信,杨长孺墓志之王徽、王氏族谱之王澄及杨万里序文之王徵其实是同一人,而徽、徵则皆为澄之因形近而字误耳。而《卢溪文集》卷首所附杨万里序文,“曾孙徵”则正作“曾孙澄”!又据《冷溪王氏族谱》,王庭珪曾孙七人,澄行二,洄行三,澜行五,涛行九,潜行七,溉行十三,湜行十六,可知《王叔雅墓志铭》之云“孙男五人”依次应指澄、洄、澜、潜、涛,而溉、湜则出生于頔去世之后。王庭珪于乾道八年去世后,周必大所撰行状和胡铨所撰墓志铭载其有“一男,頔;一女,嫁将仕郎彭飞。孙男二人,詹、澹,皆世其业,孙女二人”,虽皆未言及曾孙,而王頔去世才仅仅后王庭珪三年,却已有“孙男五人”,不可能全在王庭珪去世之后出生。但王潜至庆元五年(1199)尚被岳父在赠诗中称扬为“只今二十能缀文”,却可以说明他应该出生于曾祖王庭珪去世之后。则定亲时间,也应在王庭珪去世之后。

至此可以明白,启文中“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所称“执事”、“某人”,原来不是指王庭珪,而是指王頔。还可以认定,杨万里这篇定亲启应该是以他的一位叔父的名义写的,也就是说,杨万里二、五两女各婚配王庭珪两孙之长子这门亲事,是由他的那位叔父出面料理的,所以启文中称杨万里为“犹子”、“某侄子”。同时也可以发现,启文中“第一令孙”其实应是第一、四令孙,“某侄子第五女孙”也应是某侄子第二、五女儿。或许,季蕴婚配王澄之亲已先定,此启所定只是杨万里第五女季菽与王頔第四孙王潜之亲事。然而今存启文何以误为“第一令孙”和“第五女孙”?则无从考证,姑存疑耳。

杨万里与王庭珪两家“晚复托昏(婚)”,结为姻亲,将自己二女许嫁给老师两曾孙,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其师生之间无比亲密的情谊。

师恩永铭

在王庭珪去世三年以后,其子王頔也于淳熙二年(1175)闰九月一日去世,且“将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安福县翔鸾乡青陂之原”(《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牢记“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为作《王叔雅墓志铭》。在这篇墓志铭中,杨万里由子及父,写王頔“六经、百氏,悉钩其深,尤邃于《春秋》,初,文定胡公(安国)过泸溪先生草堂,与先生讲《春秋》,叔雅从傍听之,即能陈说大义”,写王頔“少从先生,赋《早行篇》,先生惊喜曰:吾子亦能诗乎!遂授以句法”;写先生送胡铨诗狱发时,王頔“愿以身代之罪,若笞死、庾死,唯命,翦之市朝,亦唯命”,写先生已谪辰州贬所后,王頔不顾“狸嗥鼯啸,非人所居,崖路攀天,下则入阱,距家二千余里”,“徒步省觐,胝足血指,一岁再行,行不可至,至不忍归”;写王頔“一再试于有司,即弃去,曰:持古晞今,可乎”;写孝宗“即位,闻先生名,两诏召见,先生往来道途,叔雅皆侍行,礼部侍郎周公(必大)嘉叔雅之勤,欲白之朝,有以旌宠之者,叔雅力辞焉”,等等。择事谋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先生父子的深厚情谊和诚挚敬意。

至淳熙十五年(1188),王庭珪“先生之孙澹及曾孙澄,及其门人刘江,铨次先生之诗文凡五十卷,将刻枣以传,而太守朱公(晞颜)子渊复刻其诗于郡斋,澹属万里序之”,杨万里深感自己“尝侍先生之杖屦,闻先生之诲言者,欲辞,敢哉”,故于当年“九月晦日”为作《卢溪先生文集序》,且不忘署名时自称“门人”。序从绍兴十二年先生以诗送胡铨贬新州而“诗名一日满天下”写起,对先生的壮举加以充分肯定和赞扬,接着对先生的诗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清江刘清之子澄评先生之文,谓庐陵自六一之后,惟先生可继闻者,韪焉。”表达出杨万里对自己老师的真诚推崇。

对老师的恩谊,杨万里可谓永生难忘。在王庭珪去世三十年以后的嘉泰二年(1202)壬戌,76岁的杨万里重新读到其《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仍激动得难以平静,因而于正月十二日为之题写跋语。《诚斋集》卷101有《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全文云:“泸溪先生以诗取老桧之嗔,二沈希其意,出力挤老先生,以策元勋,竟何成耶?先生料其不三年必有大咎,果若其言。又四年,桧亦殪。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嘉泰壬戌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考《卢溪文集》卷31《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六幅之一有云:“己巳冬,作书与彭彦直、王十五迪洪时云:(沈)昭远欲陷我而进身,我非凡人,二沈不出三年,必有大咎。彦直以示同僚,端修亦闻之,莫不笑以为狂言。近方知端修死状与昭远无异,皆不出三年。天道如是,我又何憾!当有归日矣。”故知所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即《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又《卢溪文集》附录有《杨文节公诚斋跋王泸溪手简》云:“嘉泰壬戌人日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故知集载跋文“嘉泰壬戌后五日”中,“壬戌”后脱“人日”二字,人日为正月初七,后五日,当为正月十二日耳。师亡已三十年,仍不忘自称“门人”,师恩永铭之心,可鉴!可叹!

我以前的一个老师叫杨万里

我叫杨万里,我的老师叫陈方程.

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

凑个热闹,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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