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作者&投稿:冶芳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红楼梦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中国十八世纪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红楼梦》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
红楼梦是一部宣扬真善美的作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挚的爱情,友情和亲情,通过人性冷漠和温情的对比,超脱的美好生活和现实艰难的对比,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和渴望,当然,这种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很难实现,而且在任何社会都很难真正实现。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
小说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后世围绕《红楼梦》的品读研究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

扩展资料:《红楼梦》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
《红楼梦》版本可分为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大系统。程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此书新版通行本前80回据脂本汇校,后40回据程本汇校,署名“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红楼梦

《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摘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

【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讲《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我觉得首先应搞清楚一个,就是什么叫主题思想。那么探讨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呢,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么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这部作品这部小说,它写了什么内容。第二个层次,就是说作家写这部书的时候,他的创作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书?那么第三个层次,后来的人对这部书是怎么样看的,大概比较麻烦的就是最后一步。因为鲁迅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可能大家知道,就是讲到《红楼梦》的时候,他就说,说《红楼梦》的名义就是很多,因为读者的眼光不一样,所以就认为《红楼梦》的思想呢,也有冲突。比如说“经学家看见义,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的是排满,流言家看的是宫闱秘事”。实际上一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由于读者的思想感情和他的立场角度不一样,那么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觉得看《红楼梦》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就说还是应该肯定《红楼梦》是有主体思想的。大概最早的没有《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当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认为《红楼梦》它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是谁呢?就是脂砚斋,这个大家都知道,当然脂砚斋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看法不一样。
那么当时脂砚斋他讲到说《红楼梦》描写的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红楼梦》的第一回脂砚斋有个批,这个批语是写在第一回,写了一个 “绛珠仙草,神瑛侍者”的故事。那么写了以后,脂砚斋这儿有个批,他就说作者是要借这个故事来写他心里面的积郁,积郁就是悲愁和苦闷。那么曹雪芹通过《红楼梦》要把他自己心里边的悲痛的一些事情讲出来。这是比较早的,那么下来就是评点派,评点派代表人物是两个,一个大家也看到的就是所谓的护花主人,就是王希廉。那么王希廉他在评批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意思是说曹雪芹为什么要写《红楼梦》,就是感叹家世的盛衰。这是评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还有一个叫做张新之,就是太平闲人,那么他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是讽刺家庭教育的失败。那么后来就是索隐派,索隐派它重要的兴趣是考察《红楼梦》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大家也知道,最流行的一个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故事,顺治皇帝就是贾宝玉,董小宛就是林黛玉,写他们两个的故事。这是说他写这样一个故事,索隐派里头其实最有代表性的呢,那么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那么就说里头写的女子就是汉人,男子就是满人。所以他认为《红楼梦》主要是要批判满清王朝的,那么下来就是考证派,考证派认为《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写他自己的家世的,当然解放以后,那么又有一些新的一些意见。

《红楼梦》大家是非常喜欢的,很有兴趣了,其实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刚才张先生所叙述的那个情况,这之间这几种流派,事实上是一直贯穿下来的。但是有一些是并行的,但是有一些呢,它是有所侧重的,比如说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以后,那么好像考证派比较的占上风,为主体,为主线。但是其实这个时候的小说的评点派和索隐派都还存在的,所以它这几种是互相交错在一起的,而这里面每一派的里面其实情况也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讲,比如考证派吧,往往说是胡适先生是开山者,而且往往也把俞平伯先生提到这里面来,但是事实上呢,现在有人就指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余平伯的《〈红楼梦〉考证》是不一样的,胡适先生对于《红楼梦》的考证,他更着重于史学的,就是说把《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的版本,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去考证,通过历史,通过史料来对它进行考证,当然这方面胡先生取得很大的成就了,而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辩》或者《〈红楼梦〉研究》这个著作为代表的。他的考证呢,更着重于对于《红楼梦》作品本身,所以有人称做这是文学的考证,那么文学的考证呢,事实上跟后来兴起的小说批评,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是相融的,文学的考证和小说的批评它是相融的,所以这里边的关系很有意思的,仔细来分辨的话,有很多值得思考的。

《红楼梦》之所以形成为一门学问、专学,并不仅仅它有谜,首先是《红楼梦》本身所具备的文学艺术魅力,吸引了大家,大家关心《红楼梦》了,才去关心它的谜。像我无名无姓,大家不知道,我失踪了、死了、活了,大家不会关心。因为《红楼梦》有这个魅力吸引着大家,所以说大家才要去关心《红楼梦》,也关心《红楼梦》的谜。那么考证越多,发现的史料越多,那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越多,出现许许多多的矛盾的地方。曹雪芹活了四十岁也罢,活了五十岁也罢,咱们知道他的都只是些零零星星、点点滴滴的东西。所以好多是解不开的谜,《红楼梦》又是一部未完的作品,它也有许多解不开的谜,正因为它有魅力,大家要去解这个谜,越解谜越多,越有吸引力。第二个就是说许许多多的大学者,都加入红学研究队伍中来,不是说能搞《红楼梦》就能成为大学者,而是他本身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他才有《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熟悉的人物像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俞平伯先生,到后来的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李希凡先生等等,甚至于说咱们政治领袖的参与,更把这个红学热潮给掀起来,这个形成一个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一个群众基础,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红楼梦》爱好者在,爱好《红楼梦》不是别人能煽呼起来的,我在这儿推销一个产品,我做什么广告,而是《红楼梦》本身具备这样的魅力,为广大的读者所认同,所喜好,所以说红学的形成不是单方面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

那么索隐派它作为另一个历史流派,怎么说呢,概念是怎么说的,索隐就是因为第一,《红楼梦》有许多谜,曹雪芹有许多谜,《红楼梦》有这么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有许多人,就是说作者在前面有一个误导就是说“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这种情况下,有好多人,就要去索隐《红楼梦》背后隐去的真事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出现了种种说法。

最早可能是乾隆54年出现了“张侯家世说”,就是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里边提出来的,张侯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看过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边的有一个张勇,历史上实有其人,当时在平“三藩”之乱的时候,他立过战功。那么往后,实际上最早前面还有一个是纳兰明珠家世说,纳兰明珠大家看二月河的小说也都知道,就写了他的家史,有的时候是明珠,有的时候是他的儿子纳兰性德。那么还有一说,前一段《宰相刘罗锅》放得很火,说是和珅家世说,等等,实际上说它隐去的真事,也就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

所以说,它索解背后隐去的真事,恰恰是中国人传统的习惯上文史不分的概念所造成的,就是说小说起源于什么,起源于什么时代,现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像张老师、段老师他们专门搞小说史,都知道这个,有的说起源于史,有的说起源于神话等等,有说是起源于先秦散文。但是呢,看看那个都是翔实的,它真正成熟是从唐传奇开始,小说开始成熟起来的。但是呢,中国古代也就是说把小说叫做野史,就是说它是补正史之不足,所以文史不分家的观念,造成了中国人一种观念,就是说小说是来源于历史,它是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文人在那儿编造的故事,当然编造故事有的是虚空架构,有的是按照生活的真实,来艺术地升华,来写成的小说,那么就形成了这一流派。

还有一个咱们传统的汉人解经,就是分为古今两大学派,就是今文学家和古文学家。古文学家是依据版本,依据事实来考证这个书的真伪,这一段文字的是非真假,那么今文学家的,当时新文学家都是一帮“中央委员”一级的政治家,他要求的是文艺为政治服务,他所以解诗经的时候,就枉加阐释,那么这种传统继承下来到宋代这个时候,王安石他们搞变革的时候呢,解经的时候,都是随意而为。我怎么阐释这个,甚至我可以说,一直发展到咱们建国以后,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的阐释都有他们共同的性质,就是说我随意而解《红楼梦》。文学艺术研究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有这样的要求,那么阐释必然是歪的。那么实际上说到考证派,考证派推翻了索隐派的妄言,他注重事实,他从古文学家那儿流变来的,可是当胡适这一派,就是新红学派,把曹家和《红楼梦》里面的甄贾两府等同起来的时候,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是说蔡元培他们这一派,索隐的是明珠家世,什么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等等,他索隐的是曹雪芹的家世,根本的区别在于混同了文学与生活的界限,混同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

关于王国维的哲学思想我研究的不太多,他写过一篇就叫做《〈红楼梦〉评论》。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在当时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不同于评点派、索隐派的观点的。我接着刚才孙玉明先生说的,索隐派里边有一种意见,就是认为《红楼梦》里边写的就是明珠家世说。写的就是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在清朝是个有名的词人,那个词写得相当好,那么王国维先生我觉得他的这个观念很重要。他就说《红楼梦》里面写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一些诗词的一些思想色彩,那么和纳兰性德。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妻子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写了一系列的词,来悼念他的妻子,有名的像《金缕曲》。那么王国维先生他就认为,《红楼梦》里边的一些感情色彩和纳兰性德的词是一样的,就是相通的。但是他认为《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绝对不是纳兰性德和他妻子的那种感情。所以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是悲剧里边的悲剧。我觉得《红楼梦》我写的是什么?《红楼梦》写的人生的悲剧、爱情的悲剧、家庭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大概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今天我们有这样一种意见,这个观点大概最早的可能来自于王国维先生的那个意见,因为王国维先生他是一个文字学家,他是一个古典文献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文艺批评家,所以,他的眼光我觉得比索隐派的那些蔡元培先生,沈瓶庵这些,比他们要高得多。

王国维先生《<红楼梦>评论》这部书很薄,它这书最早写成的时候,1904年,因为他这个书的问世的时间,那比索隐派的那两部代表作品,就是蔡元培和王梦阮比他们那个要早十几年。所以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王国维这样有理论的有系统的这种评论,应该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很有价值的这种评论,给冲淡了。大家所喜欢的、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贾宝玉到底是谁,贾宝玉是不是顺治皇帝,林黛玉是不是就是董鄂妃。

大概像蔡元培先生他那个《石头记索隐》大概是1917年的时候,其实他比王国维那个已经晚了很多了。但是他这个一出来以后,就把王国维先生非常重要的这部著作就给冲淡了。那么你谈到王国维的这部著作我觉得在中国,它不光是红学史上的一部有标志性的一部理论著作,而且在中国学术史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也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就研究《红楼梦》而言呢,他是第一个是有系统地来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的。整个《红楼梦》已成为一个学问,它的理论价值得到阐释,这个王国维是功不可没的。另外他也是第一个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他引用的是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们的这种哲学观点用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宿命的、悲观的。这是很了不起吧,我们现在要引进西方的理论技术,那王国维那个时候就已经引进得非常成功了,已经拿来了。

所以这个著作在《红楼梦》研究当中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它里面所讲的问题我的看法它是一个美学角度的评论文章,它虽然讲人生,说《红楼梦》写的就是人生的这种,人生有欲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就永远是痛苦的,这是他的观点。人就像钟摆,钟的摆是一样的,摆过来摆过去的话,都是在痛苦欲望之间,不会超出这个。所以他认为他用这个观点解释《红楼梦》,就比如像贾宝玉看到他的未来就是贾雨村贾政第二,他不愿意再走这样同样的路。

贾宝玉越是有欲望,他希望过那样的生活,他希望得到像林黛玉那样的爱情,那么这些又是不能够实现的,所以他就永远在痛苦当中,所以他最后讲到了,贾宝玉最后怎么办呢?出家是一种解脱,人生是永远不能摆脱痛苦的,因为你人生老是有欲望,欲望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所以就是永远是痛苦的。那么怎么才能够解脱呢?就像贾宝玉那样,这是他特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红楼梦》评论的价值不在于这儿,在于《红楼梦》的美学的批评,美学的鉴赏。他提出来就是中国两部悲剧作品之,一个是《桃花扇》,孔尚任的长篇传奇;另一个就是《红楼梦》,而且他说《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样引进悲剧的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王国维是首功,地位是很高的。

对于王国维先生这边,首创之功不可没,我承认。但是我觉得现在红学界对这篇文章评价非常高,他当时之所以没有引起反响,后继无人的原因:第一是当时咱们的留学生太少,了解欧美的人还太少,那么它引不起反响;第二是他这个文章现在仔细读一读,给我们现在研究界基于用欧美的方法,弗洛伊德、尼采的理论来肢解文学作品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王国维先生是一个大学者,他驾驭起来游刃有余。就说让你读着非常什么,他纯粹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人生可以,来解释《红楼梦》不可以,《红楼梦》虽然写的是一部人生的悲剧,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那种思想和叔本华是不一样的,叔本华所谓是人生是痛苦的,痛苦来自于欲望。这样解释人生,我觉得有时候行得通,可是《红楼梦》表现的不是这样,《红楼梦》表现的人生是美好的,但人生是美中不足的。人生许许多多的美的东西被毁灭,它又无可奈何,无法挽回这样的一首悲歌。我是这样想的,所谓的是人间倒有许多乐事,只不过是美中不足,好事多磨。这是当时那个石头动了凡心要下凡的时候说的那一番话,在曲子里面也唱到了“叹人生美中不足今方信”,有的版本是“叹人间”,实际上还是一个道理。

通过《红楼梦》的描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痛苦烦恼,有许多欢乐欢笑和幸福,大观园里面的描写,许多情节的描写,令人羡慕、令人向往,令人忘忧,忘却痛苦的,可是这些东西恰恰被毁灭了。这由此以人为本、以人为出发点,由此观照到整个自然宇宙。为什么花开了它要凋谢,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她要老,为什么人有生还有死,为什么还有四季的变化,等等东西。他在探索自然,所以它通过黛玉之口对天发出问苍天这样的话。他是一种无可奈何,所以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人死去,人老去,无可奈何世界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灭了。真善美,是他所赞美的,假丑恶是他所谴责的,他在挽留世界的一切,他在哀叹世界的一切。包括贾宝玉的心劳力竭、无可挽回,无可奈何。当然最后论主题思想,从《红楼梦》产生以来,甚至每一部小说,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流传到今天我们在座的甚至我跟我两位老师,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刚才张老师已经谈到了说《红楼梦》是一部人生的悲剧,我也承认,但是我们关于人生的涵盖的那个内涵又不一样,那么我只是说说我自己的看法来。

张俊:我觉得是这样的,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观点来看,可能有它的缺陷。但是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肯定它首创之功。因为他是研究《红楼梦》里边,段启明先生讲的那个,是第一个把西方的美学观点,引用来评价《红楼梦》的,这一点是应该对它肯定的。至于说它这个里边有些观点,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不认同,到了今天可能有一些并不见得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咱们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引进一些西方的一些观念,我们研究《红楼梦》。实际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西方有一些文章写得还是很好的,我们看不着。在1975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汉学家,《红楼梦》研究家余英时先生,他写了一篇论文,就是《〈红楼梦〉里面的两个世界》,这一篇论文在当时反响很大。他讲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什么,一个是大观园里面,一个是大观园外。大观园里就是“情”的世界,就是感情的世界,大观园外就是“礼”的世界,礼教统治的世界。

段启明:这“两个世界”我有点想法,我觉得,我等着孙玉明来批评我呢。我觉得这个大观园是不是能够跟外边的社会分开,它是另一个世界,这个值得研究。余英时先生这个讲法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在海内外影响都很大的。因为鲁迅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受之者,独宝玉而已”。那么它所说的这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个“华林”是包括了大观园的,而且从贾宝玉的生活来看,贾宝玉主要生活的是大观园嘛,不是说他跑外面去了,受了种种的挫折或者怎么样,那么他对于人生的感触,他对于人生痛苦的深切的体验,就是在大观园生活所获得的。所以大观园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地方,更不是说超脱了现实的一个什么理想的地方,它跟《牡丹亭》里边那个梦里面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一回事,它是实实在在地写了这么一个生活的环境。而贾宝玉所蒙受的种种人生的这种苦难,对于人生的这种感触,就是在大观园当中生活所得到的,所以它跟外面呢,是有一个围墙,但是就是说这“两个世界”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讲这两个世界,如果说是把外面的大观园外面的当作是一个现实的充满矛盾、充满痛苦的社会,而大观园里面是一种理想的、是一种欢乐的,那我觉得不太符合这个事实。大观园里面的血泪,它真正感染了贾宝玉,所以贾宝玉对于人生最后采取那么决绝的态度,就按现在的120回本子来看吧,它也是毫无反顾地走了,更不用说,到底是曹雪芹的原著最后是“悬崖撒手”,只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他对于这个生活简直是彻底地否定了。所以大观园没有使他得到什么,大观园墙里像墙外一样使他失意。

余英时把《红楼梦》硬性地划为两个世界,恰恰是没有考察一下中国小说或者戏剧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封建时代,男女之间的恋情要有一个特定的场所,有的是作家的虚构,有的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几个地方,梦里边,代表作《牡丹亭》;妓院里边,从《霍小玉传》、《李娃传》一直到后来的《杜十娘》的故事。再一个在后花园,才子佳人后花园,还有一个,一层关系就是表兄妹,在那个时代,男女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像贾宝玉那样,在内闱厮混,作者要回避年龄,让这些人做许多大事,说出许多大人才能说得出来的人生哲理的话。甚至可以推荐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去协理宁国府,那么贾宝玉的年龄会太小吗,这时候就淡化它,写成了大人,但要让他在内闱厮混,有跟一帮女孩子在一块儿的条件的时候,就要把他的年龄给缩小。那么大观园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在《红楼梦》以前的后花园、寺庙、妓院或者梦里边,它给《红楼梦》里边的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场所。青石板上长不出树苗来,它先给你提供一片沃土,然后再培植这一棵爱情的苗子。那么大观园呢,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而前面我也谈到了,《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生的悲剧,是人生、人世间、自然界中一切美好事物被毁灭的悲剧,它通过薛蟠打死人,让宝钗进了北京,通过林黛玉丧母,也把她弄到京,全集中到贾府这个大舞台以后呢,男女主人公所谓的这一干风流冤家就能聚到一块儿来,才演出这一台戏,最后通过元妃省亲搭了一个更大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大舞台,让这些男男女女、少男少女们在这儿来演出这一出人生悲剧。那么大观园很美好,里边的生活非常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但里边也不是没有矛盾的,里边的矛盾很多,到抄检大观园,可以说是一个信号,是第一缕秋风吹来的时候,剩下的就是百花凋谢,万木凋零。那么它前边竭力渲染大观园的美好,渲染人生的美好,恰恰是美好事物渲染到极点的时候,被毁灭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让人叹息,比如你走到路上看到一棵野草的时候,你踩它一脚就不会介意,当你看到一朵漂亮的小花的时候,你可能会珍惜它、爱惜它。当你养一盆非常名贵的鲜花的时候,你也会爱惜它,当它一旦没养好,它死去的时候,你这种悲痛才是由衷的。所以说我觉得呢,余英时先生划分这两个世界,是无道理的,他恰恰是搭起一个美好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美好的事物,男女主人公被毁灭,青春的包括爱情的,人生的一切东西被毁灭,大观园里边并不是脱离现实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我觉得是太绝对的。

段启明:我肯定一点就是说,把中西文学进行比较这种研究道路是绝对可走的,绝不荒唐,绝不是荒唐的。因为运用西方的理论,甚至和西方的文学加以比较,这种研究本来是从王国维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只是在6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不开放,那种情况下,固步自封,那个时候出现了,那是一个逆流。所以说吸收西方的观点,跟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研究方面。我刚才说,王国维1904年写《〈红楼梦〉评论》,到1920年,我记得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吴宓先生,学衡派的吴宓先生,吴宓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新读》。这篇文章是1920年写的,那完全是一个跟西方文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正常了,而且我们看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外语也不行,说到西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学者你去数吧,都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等等,至少会一门外语,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是留过洋的,但我们这一代客观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没有留洋,我们到农村劳动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所以也不怪我们,所以这也是我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个断裂,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再说两句,你老是脸背过去,我也没法跟你交流。

学习西方的东西的话,跟西方的作品进行比较,是绝对应该进行的,可能有些有的时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规范,就是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也不是文学的比较,那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比较文学的内涵,比较文学的方法,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要力求做得规范,它是有一个方法在里面,不是拿过来什么就可以的。

孙玉明:谈到比较文学这一块儿,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我们收到大量的来稿当中,根本没有理解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它应该如何运作,就是非常机械化地比较。比如说比较贾宝玉《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那么贾宝玉有几个女孩,光源氏有几个女孩,贾宝玉如何疼爱女孩,光源氏如何疼爱女孩,不是这样比较法。如果说能深入到两国文化的同异中去,比如说《源氏物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日本那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什么状况,那么《红楼梦》产生的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再比较点其他东西,谈点文化的流变,或者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包含了 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叙述 自此一书
第一人称 贾宝玉 第二人称 向读者调侃提问 主要是第三人称

大量的伏笔 猜谜 暗示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谐音、倒读、拼字

金坐马 满人骑马
堂是家
白玉 皇 多一点
贾不假 不是贾

连起来 这家人事清皇室的一个分支,皇亲国戚。但是并不姓贾。贾倒过来是曹

中国封建文化的百科全书

红楼餐饮 园林设计 中药文化

反映一个社会.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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邲斩脑塞: 研究红楼就相当于研究清史. 很多史料中不曾记载的东西,比如家常的饮食,服装,风俗,百姓的观念等等...... 况且,一部不完整的小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巨大引力的黑洞.平常的小说看到一半就断了lz你肯定也会好奇地看完不是吗? 更何况是《红楼》这样的一篇浑身都是精华的好书. 搂主不如看看雪芹的《红楼》,看完之后无限的谜底和感叹,就是你自己的最好的理由.有些感觉,是别人说不出的..... 不过千万只看前八十回,看后四十回高鹗的续会有很多误导的,那样对体会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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