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怎么理解?谢谢

作者&投稿:柴莎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后现代主义”的“后”该怎么理解?~

后现代主义 英文名称:postmodernism
定义:对现代主义的回应,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

后殖民主义 英文名称:post-colonialism
定义:为消除殖民思想,向冲击非西方文化的帝国主义进行挑战的运动。

后结构主义 英文名称:Posts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在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为止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维方式。

“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了它与结构主义又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后”作为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与超越。

从“后结构主义”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后”的意思应该一样。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一、后现代思维方式的突出特征

后现代主义表征一种思维方式。目前来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极具复杂性的思潮。在后现代主义的大旗下,聚集了众多的思想派别,如新解释学、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分析哲学等,也有学者把后现代哲学划分为十多个派别。这些思想派别彼此间差别很大,但是却具有一种共同性——追求一种新的“后现代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代表着后现代众多思想派别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视角。其最突出的特征有三个方面:反思现代性、多元化思维和否定性思维。

1.反思现代性

在思维的内容方面,对西方的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后现代主义众多思潮的共同动机和追求。一般认为,从哲学的角度讲,现代性主要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它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启蒙运动,以文艺复兴时期为反对神性而建立的人类理性和17、18世纪发展起来的科学与实证精神为基础。它强调理性、权威、同一性、整体性、确定性和终极价值观。而后现代主义者们用“后现代性”为工具,对现代性进行反思。I.哈桑(Hassan)在《后现代转向》中完整地概括了后现代性的特征——不确定性、破碎性、反正统性、非我性和内在性。菲瑟斯通(Featherstone)则认为,后现代性与后文化概念、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带来的变化相联系。它反对永恒的、先验的思想与知识基础。其意义在于“不确定性”与“去中心”。

后现代主义所谓后现代性的特点有二。一是反理性。后现代主义既反对科学理性;又反对终极性的价值理性。他们批判科学理性的权威,批判追求终极真理的哲学观;他们从人的生活和经验永远是个别的、杂乱的、不协调的观念出发,倡导一种非统一的、个别性的价值认识。二是反中心性、反同一性、反整体性。这是解构主义提出的要求,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拆除具有中心指涉结构的整体性、同一性,而把差异性、边缘性原则作为判断一切事物价值的根据。德里达提出“解构”概念、利奥塔对“元话语”的质疑和提出“谬误推理”、福柯选择疯癫等反常现象研究人文科学史都体现了差异性与边缘性原则。三是反确定性。反对传统哲学认识论追求唯一的真理性结论,重视认识者和解释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人的认识成果的多维性和动态性。

2.多元化思维

在思维的方法方面,后现代主义肯定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肯定了人在认识万事万物时差异性的一面。利奥塔在批判以总体化的统一性为特征的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同时,提出“纷争哲学”的概念。而“‘纷争哲学’就是要探讨规则的差异性,纷争就是一种表现差异的沉默(silence)”“纷争哲学就是要表达差异,让少数派话语发言;它是保存差异而不是压制差异;它追求理性的多元性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后现代要强调的是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和他者性。”梅罗?庞蒂也指出,没有人能同时看到立方体的六个面。也就是说,随着时空的变化和认识者的改变,人类认识的结果是不同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多样的和歧义的,人应该从多视角出发认识和理解世界。

3.否定性思维

在思维的性质方面,后现代主义着重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体现出否定性思维的倾向。如I?哈桑把后现代主义称为“摧毁”(unmaking)运动形象地表达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否定性倾向。后现代主义思维的否定性并不等同于虚无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们是过于专注于批判和反思而疏于建立。在后现代主义传入美国以后产生了分化,形成了具有破坏性向度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具有建设性向度的后现代主义者。其中,具有建设性向度的一派强调了对现代性的继承性。

二、后现代教育图景中人的关系

在后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中,除了利奥塔之外,其他人如拉康、福柯、德里达等人都没有专门地论述教育问题;但拉康关于无意识问题和大学话语的论述、福柯关于“知识-权力”的系谱学分析、德里达“解构”概念的提出都对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利奥塔通过分析后现代知识的状况,把现代科学知识拉下了权威性真理的圣坛,并描绘了后现代教育的图景和师生关系。另外一些人物如吉鲁(Henry Giroux)与多尔(W.Doll),把后现代哲学思维运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具体的教育观点。他们的思想中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教育思维倾向。利奥塔认为,随着后现代的来临,知识领域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知识分子的使命改变了,他们由知识的启蒙者变为控制信息的专家,教育的本质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学生不再是关切社会的“自由精英分子”(Liberalelite),而成为在终端机前获取新类型知识的聆听者,成为主动的信息获取者;教师的地位将被电脑信息库所取代,他们再也不是学生的传道授业的精神导师,而成为信息控制专家,其主要任务教会学生使用终端机的方法和教会学生新的语言规则;学校的中心场所不再是教室、图书馆而是数据库,“数据库成了明日的百科全书,其所有信息超过了任何学习者的容量和接受能力。数据库成为后现代人的本性。”

由此可见,利奥塔所谓后现代教育的本质与一般教育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教育更多地被理解为学习者主动获取信息和自我教育的过程,其中学习者面对终端机的自主的、多样性的选择成为他们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学习者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他们退居幕后,进行方法和语言指导;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是信息控制专家,所以在“数据库成为人的本性”的时代,教师在发展和丰富人的本性方面的责任更为重要了,并且由于学习者的自主、多样的选择是后现代教育的基本因素,因而对教师承担其责任的技术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和高超。

三、后现代教育思维关于差异的平等观

后现代思想体现了对平等的一种新的认识。一般来说,平等有两种层次。一是指同质的平等,即使用同一的标准要求和评价多样性的对象。现代性支配下的平等思想就是“同质的平等”,“近代启蒙思想打破了等级思想,代之以平等思想。其核心是一个无差异的原子社会观。”二是异质的平等,即使用不同标准要求和评价不同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就崇尚异质的平等观。“后现代主义强调每个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其核心思想似可归纳为:承认异质的平等观。”英国学者J?巴什勒提出“本体论上的平等”(onto logical parity),认为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论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都是真实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别的东西更真实、更具有实在性。“本体论上的平等”要求摈弃一切歧视,“接受和接收一切差异”。利奥塔提出“谬误推理”的概念,认为人类话语交往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而是通过宽松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追求一种异质标准。从而在认识论方面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用差异哲学取代求真求同哲学的特点。

现代性支配下的教育往往过分强调统一性,例如让不同的学习者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按同一速度、学习同一的内容,并用同样的标准考察和评价他们。实际上是用“同质的平等”观对待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学习者。而差异的平等观则承认和保护学习者的丰富多样性,这种观念更能体现“公平”的涵义,因而在教育活动中是更有效率的。提倡差异的平等必然重视教育的复杂性问题。在同质的平等观支配下,教育活动中的关系被简单化了,目标是同一的,评价标准是同一的,过程被严格地规范化、科学化,受教育者发展的结果是单一模式化的;甚至于在某些教育形态中,人的完善发展过程被简单化为掌握知识和发展智力的过程,而那些最能表现人的多样性的方面如情感、意志、动机、兴趣等方面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或被有意识地加以限制了;而在差异的平等观支配下,教育活动中的关系则是极其复杂的,受教育者的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是多方向的、可选择的。因为,严格来说,教育者面对多少个学习者,他就必须建立多少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发出多少种不同的影响,接受多少种不同的评价。

四、后现代教育思维对“教育学是一门科学”的怀疑

后现代主义从否定现代性的思维倾向出发,否定20世纪以来用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方法论倾向,反对把教育学作为科学或科学知识进行研究。认为教育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不是受普遍的理性原则的支配。教育不追求科学所崇尚的同一性和权威性,而是要强调以文化差异为背景的差异性和边缘性研究。后现代教育学者的重要代表吉鲁提出了“边缘教育学”(border pedagogy)和“批判教育学”(crictic pedagogy)的思想。强调教育学应“尊重文化差异,运用文化批判观点在教育研究中创造一种跨越边缘——文化差异的新形式。”

这里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即教育学的科学性与教育学的文化品格之间的关系。为了适应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存环境,教育学必须追求差异性,而绝对的差异性又与现代教育所孜孜追求的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相背离。两者之间谁是更主要的、更基本的?两者之间应保持怎样的关系和张力?后现代崇尚文化差异和文化批判的教育学研究为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五、后现代教育思维对“给定”(given)的瓦解

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对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有独特的认识。其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彻底否定了西方哲学中先验的、不证自明的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各样的“给定”对人的束缚。后现代哲学“用一个未知的、不确定的、复杂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传统的给定的世界概念。”实际上,在一个“给定”的世界中,人选择和创造的活动空间被极大地压缩了,而在这个未知的不确定的世界中,人的发展和命运不再被不证自明的给定的真理所引导和规范,而是依赖于人自己的选择和创造。

拉康(Lacan)提出并分析了四种基本的知识话语(knowledge discourses)即大学的话语(discourses of the University)、控制者的话语(discourses of the Master)、歇斯底里者的话语(discourses of the Hysteric)和分析者的话语(discourses of the Analyst)。其中,大学的话语代表了一种现代性教育环境,在这种话语中,学习者是某种处于支配地位的或全能性的系统或知识体系的接受者。有人把这种系统或体系鲜明地比喻为“纯粹的无人格系统”,指出这种系统不能照顾个体主观意识和欲望。个体只能按照扮演、复制或扩展该系统的方式去行动和思考。也就是说,个体的活动很难有创造性,这是一种“给定”(given)性的教育环境。拉康指出,这种“大学的话语”只能通过“分析者的话语”来加以抵制和颠覆。也就是要代之以重视个体无意识状态和以欲望为行为动力的(教育)系统。有的学者指出,现代性支配下的教育有太多“给定”的东西,后现代的(教育)价值就在于使瓦解这种“给定”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使教育具有批评的、怀疑的特性和恰当的不确定性。

六、后现代教育思维的建构性、隐喻与自组织

首先,后现代课程本质上是建构性的。这种思想实际上与瓦解“给定”联系在一起,后现代主义要求瓦解“给定”世界,代之以一个“生成”的世界,而“生成”即是建构。所谓后现代课程的建构性是指课程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由课程参与者的行为和交互作用构成的。课程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开放性的、可调整的、随活动情境而变的。考虑到多尔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从其课程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杜威的“经验交互作用原则”和“活动课程”的影子。

其次,在课程实施方法方面,后现代课程重视“隐喻”(metaphor),强调自组织(self-orgnization)。布鲁纳曾认为,课程表达的思想方式有两种:逻辑的、分析的、科学的方式和隐喻的、描述的、存在主义的方式。在两者之间,后现代重视的是隐喻的方式。隐喻的方式是阐释性的、生产性的、开放性的、启发性的。它可以使学习者参与到与教师、文本的对话中,获得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多尔认为,课程学习中,在激发教师、文本与学习者的对话方面隐喻的方式比逻辑的方式更有价值。

后现代教育学以自组织概念为核心。自组织又称为“自催化作用”,这个概念最初是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中可以存在着稳定的有序结构。在特定的状态和条件下——如系统内部存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不平衡系统通过与外部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依靠自身的结构的调整或要素的运动可以实现自身的向新的有序和平衡方向的发展。多尔由于深受自然科学理论如不确定原理、非线性观点、耗散结构理论的影响,把自组织这个概念应用于他的课程方法。在多尔的课程方法中,自组织的关键因素是“干扰”(perturbation),也就是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当系统(如学习者的内部状态)出现问题、处于混乱和不确定状态时,才会进行自组织;这种不确定状态(干扰)往往为系统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动力。这里,多尔所谓的“不确定状态”与皮亚杰在描述儿童认知结构发展时所说的冲突状态或者不平衡状态性质上是很相似的。在自组织过程中,“干扰”可能成为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消极因素。而“干扰”成为积极因素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学习气氛宽松;(2)学习者没有“迅速成功”的压力;(3)时间充分;(4)以学习者的观点为出发点与他们进行讨论。

七、后现代教育思维给予我们的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向西方学习,追求实现现代性的过程。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百年来,中国一个接一个的现代化运动,就目的言,无非在建构一个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特别是“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要求,已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标志。而“科学与民主”正是欧洲启蒙运动最重要的象征价值,也即是“启蒙方案”或“现代性方案”的最重要内涵。

然而,中国的现代性的发展并不充分。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五四”的启蒙并不彻底。科学、理性、民主的精神在中国还远远没有普及。所以我们在认识以颠覆、瓦解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时,应保持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强调权威、统一、中心,而后现代思维强调差异和多元在克服这个弊端方面有价值。许多学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肯定后现代思维。但有一点需要考虑,传统文化、教育中所强调的权威、中心与西方后现代思维所反思的现代性之权威、中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与封建专制、“大一统”“家长制”和“师道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权威,后者则是指科学与理性的权威,两者分别代表了人类思想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对于前者,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桎梏,必须加以批判和否定;对于后者则是一百多年来乃至今后我们批判前者的武器,是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所必需的,不应盲目否定。另一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双重进程:实现工业化和建设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表明,工业社会是现代性的乐园,而后工业社会则是后现代性的天堂。当代中国所经历的双重进程使我们有机会同时思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需要我们面对和完成双重的任务:一是发展现代性,启蒙以变革传统,实现科技与教育的现代化;二是反思现代性,克服西方现代性发展中的片面化,追求一个完整的本土化的现代性。

当前,即使在其发端的西方国家,后现代主义也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思想,仍然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激烈交锋。在社会与文化结构中,后现代主义对社会、文化、教育的影响也是局限于思想文化层面,还没构成对制度层面的重大影响。当然,目前在我国更没有其影响制度层面变革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应因为后现代思维与我们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差异而否定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学理意义。特别是当代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方面需要更多的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后现代思维更能给我们以丰富的启示。

概括地说,我国教育现代化应超越后现代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是对现代性的超越,而且这种超越往往是极端的。但是其所揭示的多样性、丰富性、差异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方面是当代中国教育所或缺的。后现代教育思维为我们批判和反思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现代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如果我们在分析和批评后现代主义思想极端片面性的基础上,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思考和融入后现代教育思维实质性的合理内容,可能会给个体(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表现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发挥创造性提供的巨大的活动空间,对教育改革的意义将是深远的。在这个方面,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思想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几个不可能的后现代主义定义。第一,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风格概念。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风格的观念,之所以不能成立,乃是因为,不管以什么样的风格术语来界定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人们发现两者其实难于区分,或者,后者只不过是前者早已拥有的某些风格的强化或变调而已。人们早已指出哈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区别性特征(如“不确定性”、“内在性”等等),根本不能成立。以风格或语言来界定后现代主义,还会导致某个作品的某些部分是现代主义,另一些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的荒谬结论(例如认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部分是现代主义,而其戏拟或滑稽模仿部分则是后现代主义,又比如认为埃森曼的建筑语言是现代主义的,但其空间却是后现代的,等等)。正如查博特(C. B. Chabot)所说:“我们对现代主义缺乏一个充分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解,使得许多为后现代主义所作的论辩变得似是而非,许多被冠以后现代之名的东西,都直接来自早先的〔现代主义〕作家。”1)

第二,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时期概念或一个艺术运动的概念。因为,其一,它首先错误地将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有时间性的艺术运动(比如从1860年到1960年),这种错误会产生将“所有”1960年以后的艺术都视为后现代主义的荒唐结论;其二,它不是建立在一种庸俗的社会决定论之上(比如在詹明信那里),就是建立在某些断言“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的启示录式的独断论之上(比如博德里亚,以及大多数低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又如查博特所说,“人们甚至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现代的社会。一定数量的人们显然相信,文化在某个时刻的断裂已经出现,其标志可以从我们文化活动的整个范围内被察觉到。然而,似乎很少人在其根本性质与假设中的断裂的时间达成共识,更少人在如何最充分在刻画它对于我们的文化产品的影响的问题上有相同的意见。”2)这种独断论不仅不能成立,而且以其先知般的口吻为人所恶。桑托尔(F. F. Centore)就指出:“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以诸如激进的解释学、解构主义、新实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为名,当下的正统教义教导人们现代世界(1600-1945),已随着上帝的分崩离析与客观科学一道,永远地过去了。应该代之以一种更具流动性的不定形的过程的世界,因此它呼吁一种更加激进的解释模式。它坚持每一种东西只是现实的一个隐喻或象征,而现实并不存在。每一种事物都是历史的功能;所有的文化与宗教都只是时间性的、暂时的与神话的。创世的不是上帝的言,而是解释学——中途与终结当然也不例外。”3)

第三,后现代主义不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现实,它只是、并且始终只是一种观念形式,一个批评概念或美学概念。这一点特别值得一提。某些天真的后现代主义者相信,我们“已经进入”某个划时代的时期,在这儿,一切皆“后现代”了。而在中国,由于一些更加天真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似是而非、似懂非懂的介绍,以及自始就乱轰轰的“后现代理论研究”,以至于在日常意识中,人们产生了“西方已经进入后现代,我们该怎么办?”式的无端焦虑,或是“我们应该绕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式的乌托邦狂想。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绝非西方一种社会现实,甚至不是一种思想现实。说它不是社会现实,是因为,正如贝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尽管与19世纪下半叶相比,经济、技术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一样:私人资本对集体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尽管政府干涉经济事务的意义不断增长,追求最大利润仍是社会生产的驱动力。因此,我们在解释当下变化时务须小心谨慎,不能幼稚地把它们估价为划时代的转变的迹象。”4)说后现代主义甚至不是一种思想事实,是因为: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后现代主义就一直处于西方有识之士的批评与反驳之中。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一天也没有作为一种“思想现实”存在过,而是始终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着。正如查博特所说:“他们〔后现代主义者〕假设我们事实上正在目睹某种真正的后现代文化的出现,而我想质疑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某些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事实上是现代主义本身内部的一种晚近的发展或衍变,这种说法至少具有同样的有似真性。我已经提出了一些论据来支持我的论点:(1)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与普遍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存在;(2)被称作后现代的许多东西其实直接来自现代主义;(3)对它的存在的大多数论辩主要都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的枯竭的概括,特别是通过一种忽视了其作为第二级别的概念的性质的概括,来获得其最初的似真性的。”5)

最后,后现代主义也不是一个媒介概念或艺术样式的概念。因此,比方说,我们不能说架上绘画是现代主义的,而装置艺术(installation)、视像艺术(video art)等等,却是后现代主义的。因为,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不是媒介或材料,或具体样式的分别,而是观念的分别。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我们得稍微绕一个弯。

我们已经说过,对“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以及“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的文化的出现”的断言,往往伴以对现代主义的死亡宣告。某些更为中立的作者,似乎更愿意提出“现代主义已经失败了吗?”这样的问题。例如加布利克。他在同名著作的开篇就问:“现代主义——这个一直被用来描述过去数百年的艺术与文化的术语——似乎正在走向终点。只要我们愿意认为一切皆得为艺术,创新似乎已不可能,或者甚至已不可取。我们在我们背后留下了一个成功与引起共鸣的创造性的阶段,还是一个贫乏与衰落的年代?现代主义已经取得成功了,还是已经失败了?既然多元主义已处于狂暴的境地,那么后现代主义为自由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空间,还是它只是黑格尔称之为坏的无限性的东西——它断言理解了一切,事实上却只是一种掩盖其意义的匮乏的虚假的复杂性而已?”6)

加布里克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争概括为如下问题:“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社会而艺术?”他说:“任何一个试图面对现代主义的全部现实的人,即使到现在,仍然会陷于它的赞美者(那些捍卫抽象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与它的诽谤者(那些相信艺术必须为一个目的服务或相信艺术必须有用于社会的人)之间的交叉火力之中。”7)

加布里克解释说,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高度现代主义阶段,艺术为了拯救其本质,非常有意识地割断了与其社会停泊处的联系,并撤退到自己的阵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发生的艺术的“解人性化”,更多的是对艺术家在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精神痛苦的一种回应。正如康定斯基所说,“‘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短语事实上是一个唯物主义(materialism)时代所能维持的最好的理想,因为它是对唯物主义以及对一切都应该有用和实用价值的要求的无意识的抗议。”为了反对唯物主义价值观,而且也由于随着现代社会的宗教的崩溃而来的精神崩溃,早期现代主义者转向内部,转而离开世界,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自我及其内心生活。既然有价值的意义不再可能从社会世界中找到,他们就转向他们自己来寻找这种意义。在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的思想中,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独立的纯粹创造的世界,它拥有自身的精神本质。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晚期现代主义开始吐弃不断增长的自我指涉的形式主义的例子,这种形式主义否认抽象艺术在社会框架中有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功能或意义。在经过了一个大多数前卫艺术家激烈地从社会主题或效果中脱离出来阶段后,许多艺术家开始对明星体制与狭隘的形式“运动”感到厌恶。“他们开始问自己一些大问题。当他们从他们的画布与钢铁材料上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政治、自然、历史和神话。”(Lucy Lippard,美国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批评家)许多艺术家开始寻找绘画与雕塑的替代物,因为两者都可能为市场体制的机会主义与无情提供操练的对象。他们发展出了新的模式,诸如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大地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与行为艺术等等。非物质性与非恒久性是被用来化解艺术的物质化的主要策略,这样它们就不再是“珍贵的东西”,也不再是吸引市场的东西了。8)

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当代艺术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些一方面旨在摧毁现代主义(如格林伯格)的狭隘性,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的当代艺术(即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大地艺术、过程艺术、身体艺术与行为艺术等),究竟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下的定义。我们已经在本书“导论”中界定了现代主义。在那里,我们回答了现代主义不是一个以媒介为转移,而是一个以观念为旨归的概念。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当代艺术中这些批判性的艺术样式,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惟当这些艺术符合这样的条件:即当它们坚持艺术作为一种分化了的文化领域的自主,同时,坚持形式限定(或视觉质量)的概念与党派性的时候。而当它们放弃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现代主义。因此,当代艺术中的这些新样式(还要包括装置艺术与视像艺术)属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当人们放弃那些现代主义的前提之时,人们就必然会提出接下来的问题:那么,它们是后现代主义吗?马丁·杰伊(Martin Jay)在总结阿多诺、贝格尔与哈贝马斯关于当代艺术的思想时曾经指出,假如我们更近一点来观察当代艺术状况的审美维度,我们将会看到同样的反分化(antidifferentiating)冲动在起作用。当代艺术中的大量概念艺术、反形式艺术与行为艺术,使我们感到焦虑,因为“它背离了我们对于边界的感觉;在公共事件与私人事件之间,现实情感与审美情感之间,艺术与自我之间不再具有分别。”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可以被部分地看作是对于彼得·贝格尔所说的历史前卫艺术的一种非乌托邦的突降法。这一后现代主义背离边界的强烈倾向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高级与低级艺术之间,文化与垃圾之间,以及博物馆的神圣空间与世俗的世界之间的差异的崩溃。特别是在建筑中(一直被广泛地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力最尖锐的领域),查尔斯·詹克斯所说的“激进的折衷主义”意味着不同风格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差异的中断,同样也是“严肃的”建筑一直来优越于一种更为大众化的与粗俗的地方性的建筑(诸如那些罗伯特·文丘利在为拉斯·维加斯的辩护中大为赞美的建筑)的等级制的崩溃。9)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差别位于何处。但这仍然不是界定后现代主义的恰当时候。只有等到我们听一听那些以“后现代”自命的人的说法后,我们才能弄清楚,他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然后,我们才有望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较为贴切的定义。

尽管公开的后现代主义者蔑视理论或只是不屑于理论,但是一些人的思想,例如罗伯特·文丘利论建筑的思想直接针对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理论,因此对于解开这一新变化的基本踪迹是有帮助的。詹克斯以相似的方式并且更广泛地涉足理论领域。另一个领军人物是奥利瓦(Oliwa),他是80年代初在欧洲、90年代初在中国颇有号召力的“超前卫”(trans-avant-garde)理论的鼓吹者。还有许多自我评论与接受采访的艺术家,如谢尔曼(Sherman)、杰夫·孔斯(Koons)、史坦巴哈(Steinbach)等等,都公开声称后现代主义立场。如果人们留意他们所说的话,如果人们能检验一下所有这些领域中的艺术活动的多样性,人们当能说明他们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究竟为何物。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反前卫。后现代主义对关于艺术地位的沉思极其漠视,即使说不是抱有敌意的话。在这一点上,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anti-rationalism)不会有误,或者甚至是反智的。后现代主义经常自嘘最提倡宽容;但它绝不能容忍任何意识形态的贡献或末世论(乌托邦或解放的蓝图)。它质疑不断创新的追求,瓦解最好的艺术骑士乃媒介、表现手段与图像学等等的英雄的信念。相反,它同意艺术不是一种志业而是许多职业当中的一种。其合法性位于生产卖得特别好的商品。它不会等待反叛或超越。它坚持与社会的平均成员的最近距离的接触。审美的维度必须得到重述,要么以一种使人眼花缭乱的赝品的形式出现(令我们想到由市场提出要求的风格化了的设计艺术),要么以一种艺术家的自发表现的形式出现(这些艺术家使用颜色、声音、言词,否认完美的可能性,只想提呈一种似曾相识的对现实的模仿)。在一个没有中轴的世界上,在一个价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标就是要为了快乐的原因而自由地“创造”。模仿画与戏拟成了见证当下文化垃圾的最合适的手段。而其来宾卡则是不知羞耻的折衷主义。10)

其次,后现代实践是高级文化的堕落,但却是一种有意的堕落,有意将自己下降到低级文化的水平。它想要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因为它使得它更具消费性,因此它利用叙事、熟悉符号与简单形式的种种好处。它的主要形式是态度与价值的多元化,人们可以任意地加以选择。社会现实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当作异质的、片断的与偶然的东西加以肯定。后现代主义者坚持认为,今天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拥有法官的权力,因此艺术已经没有任何使命,而只是某种消遣。前卫艺术的所有原则都遭到质疑。绘画只意味着指向某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而不作能否被记住的断言。图像学通常是陈腐的东西或只与人类的施虐受虐狂者的噩梦相关,它没有指称框架,因此也无法记住任何东西。观众对图画的需求要么以无视审美质量的匆促的爆发来适应,要么以模仿古典前辈的大师手法来满足。直截了当的折衷主义导致了对艺术尊严感的不信任和这样一种信念:一切都不过是商业化了的展出。R·朗哥(R. Longo)的图像经常借自杂志、报纸与电影剧照。绘画应该始终是一种使用适当手艺的操作,以便使画家与对任何严肃思想漠不关心的幼稚的受众联合起来。它应该像一件礼品一样好懂,并且应该,正如奥利瓦所说,欢呼“快乐的虚无主义”。谢丽·莱文妮(Sherrie Levine)不断自我重复的照片复制,马克·科斯塔比(Mark Kostabi)不断重做莱热(Leger)的操作,孔斯对所有市场图标的复制,王子(Prince)的时髦的风格化了的图像,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并不是说这些艺术家之间没有不同之处。但是,所有这些作品都是由乱轰轰的现成品寄生性地加以复制而成的。11)

在建筑领域,平均趣味则深深地植根于地区的(民族的)传统之中,因此很容易将后现代主义误认为复活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产品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鉴别:不同风格,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被加以折衷主义地并置在一起,并通过现代主义的技术与最新的材料得到强化。立柱、柱廊、拱门重新复活了,空间里填满了树木花草与小喷泉,断断续续的线条受到欢迎,色彩被邀请跟形状相合作。建筑亦须有叙事:它采用过去的象征性符号,试图变得有趣而又热烈,这样就能皆大欢喜地受到观众的喜爱。在这一光谱的一极有C·摩尔(C. Moore)与他那些对遥远习语(比方说长廊)的俗丽的重塑,或是S·蒂格曼(S. Tigerman)的“雏菊之家”,一幢模仿阳具与阴道的大楼;另一极则是明显精致的建筑〔如P·埃森曼(P. Eisenman)、H·霍莱恩(H. Hollein)与J·斯特林(J. Stiring)〕。他们激进地复活了现代范式,但却并不完全任其发展。他们的策略是一种“双重代码”,但是他们也赞赏有意识的手工制作,并嫁接以异质性、多样性,并通过小心界定的语义学(semantics),使高技术臣服于与大众接受者的情感联系。

莫拉夫斯基尖锐地指出,艺术的骆驼很难穿过这一针眼,假如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主要条件就是要成为一个遵奉者与受欢迎的人(比方说适应平均需求与趣味)的话。他怀疑科斯塔比、比得罗(Bidlo)、莱希(Lersch)与其他一些人——他们寄生于各种各样微观或宏观的引语中,不断生产悖论与仿作,对他们作品的空洞丝毫也不感到脸红——是否是一些吹破牛皮的艺术家。他的怀疑在一本名为《了结》(Endgame, 1986)的书中终于得到了证实。波士顿当代艺术研究所出版了此书,它评论了布莱克纳(Bleckner)与哈莱(Halley)的画,还有所谓的综合媒介雕塑家孔斯、奥特森(Otterson)与史坦巴哈,清楚地表明了,这些艺术家虽然清晰地意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文明的与文化的语境,却赞成普遍存在的商业主义拜物教。他们清楚地知道并且乐意屈服于商业街的需要与再生产工业。快活地处理成品成了外在的催促与艺术游戏的主要动机。购物,正如史坦巴哈公开承认的那样,是当今最好的旅游与窥淫方式。孔斯的真空吸尘器可以被解释学一种文化真空的象征。对这些艺术家来说,他们制造这些商品,既没有任何忧郁,也没有任何愤怒或讽刺,他们只是普遍的商品化的一种符号而已,因此非常接近最广义的客户的期待与欲望。12)

莫拉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及其实践者的典型姿态,以及对他们所培育的肯定性与无差异性,当然持坚定的批判立场。后现代主义艺术被指控为抛弃了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雄心,它对审美价值的顽强的追求,它对文化与社会影响负责的良心,以及它的解放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的作品,并鞭策它达到最高的艺术成就。莫拉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既是艺术的批判,也是政治的批判。那样一种宣称崇高的无差异性并从艺术家的工作室与画廓以外的任何事物都隔离出来为主体原则的文化,只能产生平庸与无关紧要的艺术——同时却强化了商业主义精神。因此,莫拉夫斯基论证道,后现代主义在压抑人类对于生存的富有悲剧色彩的复杂性的敏感方面,在消灭人类对于超验与改善的追求方面,在把快乐主义的工具性提高到最高的、事实上是唯一的价值的立场方面,犯下了罪孽。

莫拉夫斯基的第二条战线瞄准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激进的反基础主义,以及对现代传统的所有方面所抱有的敌意。莫拉夫斯基不允许被拒绝的现代遗产的一个部分,就是对于揭示并把握现实的深切需要;正是这种现实奠定了插曲般的与碎片般的东西的基础并赋它们以意义。还有就是现代主义对于奠定人类价值与伦理原则的同样深深的关切。莫拉夫斯基怀疑后现代哲学家的方案的真诚性,特别是其可行性。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哲学家无法说明他们的假设;有意无意地,他们使他们的景观“绝对化”并偷偷地贩运他们自身的“绝对价值”的私货。现代哲学通常有意识地并公开地从事的工作,并因此也是向论辩与批判性质疑开放的工作,后现代哲学却偷偷摸摸地和迂回曲折地做了,并阻挡了自我批评与自我纠正的机会。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景观。莫拉夫斯基的刻画不一定是后现代主义的全貌,但的确抓住了要害。总结我们在各章中提到过的对后现代主义的描述与批判,我们可以给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后现代主义是一场发生于欧美60年代,并于70与8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艺术、社会文化与哲学思潮。其要旨在于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这种放弃表现在拒绝现代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分化了文化领域的自主价值,并且拒绝现代主义的形式限定原则与党派原则。其本质是一种知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和感性上的快乐主义。

注释:
*这是拙著《20世纪艺术批评》“结论”的一个小节。
1、C. Barry Chabot, “The Problem of the Postmodernism”, in Robert Cummings Neville, ed., The Highroad around 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22.
2、Ibid.
3、F. F. Centore, Being and Becoming: A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New York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1, p.17.
4、Peter Burger, The Decline of Modernism, trans.,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32-33.
5、Chabot, p.27.
6、Suzi Gablik, Has Modernism Failed? New York &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pp.11-12.
7、Ibid., p.20.
8、Ibid., p.26.
9、Martin Jay, “Habermas and Postmodernism”, in Robert Cummings Neville, ed., The Highroad around Modernism,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p.100.
10、Stefan Morawski,The Troubles With 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89.
11、Ibid., pp.89-91.
12、Ibid.,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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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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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羽贝他: 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 批评权利和信仰的系统. 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评判价值的标准不甚清楚或全然模糊. 而后现代主义对真理、进步等价值的否定,将导致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一切都无所谓真假、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之别,便不需要价值判断,而只有一种存在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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