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简介

作者&投稿:魏狮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谁能给我介绍一下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附: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鸿铭,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新文化的死对头。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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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中文名: 辜鸿铭
外文名: Thomson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马来西亚槟城州
出生日期: 1857年7月18日
逝世日期: 1928年4月30日
职业: 学者,翻译家
毕业院校: 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
代表作品: 《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
祖籍: 福建泉州府同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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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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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轶事
辜鸿铭的“春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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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

历史长河里的辜鸿铭(9张)《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凭三寸不烂之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讲孔学,与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书信来往,讨论世界文化和政坛局势,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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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经历

  

辜鸿铭(11张)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到了英国,在布朗的指导下,辜鸿铭从西方最经典的文学名著入手,以最朴拙的死记硬背办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 学贯中西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1]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理雅各曾经翻译过多部儒家经典。但是辜鸿铭认为理雅各的翻译并没有表 老年辜鸿铭达出儒学的精髓。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鸿铭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终于理解了这个老师,一直很清高的老师。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
  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蠢。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著作一览—辜鸿铭(1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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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立说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辜鸿铭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 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论“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论“中国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论“中国语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论“约翰 ·史密斯在中国”(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论“一个著名的汉学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两章论“中国学”(Chinese Scholarship);附录论“崇拜群众的宗教”或名“战争与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邮报》(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报》(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报》(The 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著述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的论文集Vox 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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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贡献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我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详细资料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1998.htm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汤生。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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