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仕途及其诗词（一）

~ （本文素材来源于《苏东坡新传》。权当资料整理，以备日后记诵查阅。）

苏轼第一次做官，是去凤翔做签书判官。与弟弟分别的时候，苏轼止不住落泪，在马上写了一首诗，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去凤翔做官，有马梦得同行。

有一天，苏轼去找马梦得，马梦得没有在家。苏轼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那首诗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在凤翔期间，苏轼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这才是他的兴趣。

所幸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苏轼《次韵子由辛丑除日见寄》

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

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

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

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念为儿童岁，屈指已成昔。

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

感时嗟事变，所得不偿失。

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

愁来岂有魔，烦汝为攘磔。

寒梅与冻杏，嫩萼初似麦。

攀条为惆怅，玉蕊何时折。

不忧春艳晚，行见弃夏核。

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

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

诗来苦相宽，子意远可射。

依依见其面，疑子在咫尺。

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

北池近所凿，中有汧水碧。

临池饮美酒，尚可消永日。

但恐诗力弱，斗健未免馘。

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

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小雨，但是百姓认为不够，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作《攓云篇》。

不久，大雨倾盆，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小麦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

重九之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

宋代  苏轼

岐阳九月天微雪，已作萧条岁暮心。

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

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

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

苏辙不愿去商州赴任，苏轼作诗安慰道：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従宦无功谩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近従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章子，惇也。

　　）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

　　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自秋到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陈贤亮来凤翔任太守。嫌一个差役称呼苏轼为“苏贤良”，居然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陈贤亮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陈希亮竟然抓住苏轼的小毛病上本弹劾他，朝廷下旨罚铜八斤。很久之后苏轼才知道，陈希亮是为了让他厚积薄发，不要因年少轻狂误事。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苏轼作《夜值秘阁呈王敏甫》诗，一时也颇有些许富贵气象：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

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藏书）。

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谩移文。

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

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

十年后，苏轼梦见王弗，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距妻亡十一个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苏轼苏辙回乡安父，父辈蔡褒在他纱縠行的老宅中为种荔树一棵，说待荔树长大，望能见他回来。

但是苏轼此去，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在。

莫従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正式即位。

神宗对于当时的保守政风及那些老成的旧臣，本不满意，一听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新论，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备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

从此，神宗只听王安石一人。

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执政，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上书弹劾王安石。当时司马光还说他：“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

结果，王安石上任以后，果然固执己见，力排众议，大力推行变法新政。按理说，王安石变法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

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予放弃。

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们都说，王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王安石变法，诸多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公然反对。苏轼也不赞同。

因为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而已，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

苏轼曾经上书神宗，给变法扣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又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把矛头直指主张变法的王安石。

苏轼，对于法家的抨击更为激烈，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端倪，《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因为苏轼才动四方，言辞愤激，所以，王安石认为，反对派都是苏轼挑动起来的。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所以，神宗本有意起用苏轼，在与王安石商议时，都被王安石否定了。可以说，苏轼以文章闻名于世，也是毁在文章上面！

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不忍亲见这样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坚，于是到陈州任职。跟神宗告别时，神宗还问：“能复稍留乎？”对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二月，辙亦离京，苏轼更是孤单，后作《次韵子由初到陈州见寄》诗：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

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苏轼是个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对如此的政事，不堪满怀失望，但也无处诉说，就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祖宗坟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还乡之梦。

钱藻，字醇老，杭州钱武肃王的后裔，为人清谨寡过，治事简静，人称长者，以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很羡慕他得遂所愿，避开这变乱嚣杂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远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长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鞭笞老百姓为专职了。诗曰：

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

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

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

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

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

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刘攽，字贡父，与苏轼往来密切，非常交好，他上书劝王安石停止变法，历史上皇甫镈、裴延龄之聚敛，商鞅、张汤的变法，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安石大怒，斥为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判。苏轼作诗送行，便劝他少说话，多饮酒：

《送刘分攵倅海陵》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几时回。

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这首诗，显然是对言论获谴，提出抗议，当时即被众所传诵。苏轼后与刘攽在扬州重遇，又作诗曰：

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刘贡父

宋 · 苏轼

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如今各漂泊，笔砚谁能弄。

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诗聊遣意，老大慵讥讽。

夫子少年时，雄辩轻子贡。尔来再伤弓，戢翼念前痛。

广陵三日饮，相对怳如梦。况逢贤主人，白酒泼春瓮。

竹西已挥手，湾口犹屡送。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

苏轼没想到的是，这些诗均是祸根。

早几年，有件司法案子在朝堂上引发争议。登州太守许遵（仲涂）上奏一个案子，登州有个妇人阿云打伤她的丈夫，因为她过后主动自首，所以奏请免除对她的刑罚。

王安石当时为翰林学士，帝命与司马光合议。王安石主认为许遵说的对，司马光则持异议，认为妻子伤夫，悖逆伦常，不可轻减。当时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马光的看法，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从法的立场考虑，也支持司马光。

拖了些日子，王安石任丞相，催促结案。于是就放了那个妇人。当初所有反对王安石的，都因此受到牵连。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都被贬外放，蔡冠卿知饶州。

苏轼一向与刚强有骨力的蔡冠卿交好，作诗送别：

《送蔡冠卿知饶州》

宋代  苏轼

吾观蔡子与人游，掀豗笑语无不可。

平时倜傥不惊俗，临事迂阔乃过我。

横前坑阱众所畏，布路金珠谁不裹。

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

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柁。

莫嗟天骥逐羸牛，欲试良玉须猛火。

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轗轲。

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

欧阳修门下的大弟子曾巩（子固），也被贬出京城为越州通判。想当年，王安石籍籍无名，还是曾巩的举荐才得与欧阳修交往，又借助欧阳修的帮助以步步高升。

欧阳修一直求才若渴，一向大力举荐新人，也因为弟子众多，所以鱼目混杂。

比如：蒋之奇竟然诬告老师家门淫乱，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击，求为外郡，身体很坏，憔悴不堪。

再比如，现在与王安石打的火热，在新政中大红特紫的吕惠卿，当初也是欧阳修推荐给苏轼做朋友的。

这林林总总的事情，让苏轼百感交集，遂投之于笔端：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宋 · 苏轼

醉翁门下土，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昔従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

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膻。

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当时在朝堂之上，苏轼交往最多的，就是被人赞誉为“胸有成竹”的文与可。文与可性格敦厚，有一次在商议宗室袭封事时，坚持要照典礼行事，结果被降职，他就上奏请求还乡，出任蜀地陵州。苏轼作诗送行：

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而况我友似君者，素节凛凛欺霜秋。

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夺官遣去不自沉，晓梳脱发谁能收。

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

文与可走后，苏轼怀念着文同的静厚，《题赵屼屏风与可竹》云：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

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低于市场价从百姓手中收购，下令百姓不得再私自买卖。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听说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朝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凭他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这封奏章会得罪多少人。所以他也许是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黎民百姓。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此文洋洋洒洒，直斥王安石变法之祸。并且直指神宗之责：

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

说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神宗的宽容，都可推想得之。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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