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半部韩非治天下 全文
《韩非子》全文初见秦第一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 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将西面以与强秦为难。臣窃 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 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囷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 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锧在 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 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 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 是也。夫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 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 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 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 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囷仓虚，四邻诸候不 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 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蜀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 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臣闻 之曰：“削株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 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 荆可举，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 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候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 型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 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 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 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邻诸候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 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 者穰候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 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赵氏，中央之国也，难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 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 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 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筦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是 羊肠，降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 也。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呼沲以北 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 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弱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 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成。而谋 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 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 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弩，战竦而 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退复，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 能克之也，又不能反，军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 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 索，田畴荒，囷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 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洹裕，淇水竭而洹 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 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 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 行而出，反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今秦地 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 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候之道。大王诚听其说， 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 成，四邻诸候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存韩第二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地而韩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入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候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坏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优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文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人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候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候，危事也；为计而使诸候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候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惊，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候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规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阅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候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候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数世矣。前时五诸候尝相与共伐韩，秦发兵以救之。韩居中国，地不能满千里，而所以得与诸候班位于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时五诸候共伐秦，韩反与诸候先为雁行为以向秦军于关下矣。诸候兵困力极，无祭奈何，诸候兵罢。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曰：‘夫韩以秦为不义，而与秦兄弟共苦下天。已又背秦，先为雁行以攻关。韩则居中国，殿转不可知。’天下共割韩上地十城以谢秦，解其兵。夫韩尝一背秦而国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听奸臣之浮说，不权事实，故虽杀戮奸臣，不能使韩复强。 “今赵欲聚兵士，卒以秦为事，使人来借道，言欲伐秦，其势必先韩而后秦。且臣闻之：‘脣亡，则齿寒。’夫秦、韩不得无同忧，”其形可见。魏欲发兵以攻韩，秦使人将使者于韩。今秦王使臣斯来而不得见，恐左右袭曩奸臣之计，使韩复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见，请归报，秦、韩之交必绝矣。斯之来使，以奉秦王之欢心，愿效便计，岂陛下所以逆贱臣者邪？臣斯愿得一见，前进道愚计，退就菹戮，愿陛下有意焉。今杀臣于韩，则大王不足以强，若有听臣之计，则祸必构矣。秦发兵不留行，而韩之社稷优矣。臣斯暴身于韩之市，则虽欲察贱臣愚患之计，不可得已。边鄙残，国固守，鼓铎之声于耳，而乃用臣斯之计，晚矣，且夫韩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强秦。夫弃城而败军，则反掖之寇必袭矣。城尽则聚散，聚散则无军矣。城固守，则秦必须与兵而围王一都，道不能，则难必谋，其势不救，左右计之者不用，愿陛下熟悉图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应事实者，愿大王幸使得毕辞于前，乃就吏诛不晚也。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使臣斯来言，顺得身见，因急与陛下有计也。今使臣不通，则韩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释赵之患而移兵于韩，愿陛下幸复察图之，而赐臣报决。难言第三
臣非非难言孔，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々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为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而小者以为毁訾诽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谋而吴戮之，仲尼善说而匡围之，管夷吾实贤而鲁囚之。故此三大夫岂不贤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包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伊尹说汤是也；以智说愚必不听，文王说纣是也。故文王说纣而纣囚之；翼候炙；鬼候腊，比干剖心；梅伯酸；夷吾束缚；而曹羁奔陈；伯里子道乞；传说转鬻；孙子膑脚于魏；吴起收泣于岸门，痛西河之为秦，卒枝解于楚；公叔痤言国器反为悖，公孙鞅奔秦；关龙逢斩；苌弘分胣；尹子罕于棘；司马子期死而浮于江；田明辜射；宓子贱、西门豹不斗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陈于市；宰予不免于田常；范雎折协于魏。此十数人者，皆世之仁贤忠良有道术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乱暗惑之主而死。然则虽贤圣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则愚者难说也，故君子难言也。且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非贤圣莫能听，愿大王熟察之也。
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候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管主而隆家，此君人者所外也。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则终于外也。此君人者之所识也。 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候之博大也；晋也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是故明君之蓄其臣也，尽之以法，质之以备。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谓威淫。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其府军不得私贷于家。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从，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主道第五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君；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有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在。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墯其业；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有度第六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庆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一至主之廷；百虑私家之便，不一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传体，不敢弗搏戚，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感。贵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诈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候，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之。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峻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贰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断，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厉官威名，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候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群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大蔽矣。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封建政权一直呈现两大特点，一是中央集权，二是君主集权，即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集中于君主，这一政治结构的设计师是战国时代的韩国人韩非。
春秋战国是名副其实的乱世，这一时期亦为华夏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中国灿烂文化的发源期。在群雄
争霸、烽火连天的时代背景下，忧国忧民的先秦诸子以广博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提出了各自的治世主张，百家争鸣中逐渐产生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诸子百家。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
自从有了韩非的著作《韩非子》，有人说封建帝王们的治国之道无非是四个字：“阳儒暗法”。正所谓“半部韩非治天下”，历代帝王虽然嘴上天天念着儒家的仁义道德，暗地里却把韩非的这本书运用得滚瓜烂熟，封建社会形成了名则“独尊儒术”，实则“阳儒阴法”的治国方略，韩非的思想统治中国社会长达2000多年。
郑韩故城走出的思想家
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其人其事无疑彪炳青史，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籍贯却成了一本“糊涂账”，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韩非的记载也是语焉不详：“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今年65岁的原新郑市党史办公室主任郑中智对新郑的历史颇有研究，退休后曾编写了多部著作，宣传新郑悠久的历史。2004年12月27日，谈到这个问题，郑中智先生说，虽然史学界对韩非的籍贯有争议，但史料上的记载比较一致，都说韩非是战国后期韩国的贵族，这是判断韩非籍贯的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证据。
韩非是韩国人，而说到韩国不能不提到新郑。郑中智先生介绍说，韩国系公元前403年在山西建国，公元前375年韩国灭了郑国后，将国都从阳翟（今河南禹州）迁到了原郑国的国都新郑（时名郑城）。此后一直到公元前230年韩国被秦国所灭时止，新郑作为韩国的国都长达145年之久。如今，两千多年前的郑韩故城依然耸立在新郑市区，向人们述说着新郑历史的沧桑。正因为新郑是韩国的国都，所以，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赵宪立也言之凿凿地说：根据史料推测，既然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他就理所当然地应当生活在国都里。况且新郑城区四面环河，住在城区外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会很不方便。身为贵族的韩非如果不住在国都里，而要跑到乡下去住，岂不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的怪事？因此，韩非的籍贯当为新郑。
韩非大约诞生于公元前280年，和李斯一同师从于著名思想家荀子。韩非生理上存在口吃的缺陷，所以不善口辩，却是才华过人，《史记》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的青年时期，正值战国七雄———秦、齐、楚、赵、魏、韩、燕用武力争夺天下的时代，强大的秦国不断侵伐弱小的韩国，攻城掠地，秦军一度直逼韩都新郑。
韩非“擅长刑名法术之学”，一生都在钻研如何废止人治，推行法治。郑中智先生介绍说，看到韩国不断受到秦国的侵伐，土地被吞食，国家日益衰落，韩非十分痛心，他痛恨君主治理国家不致力于运用法律，不任用贤臣，反而任用那些夸夸其谈之人误国害民，韩非就多次给国君韩桓惠王上书，痛陈时弊，建议韩国变法，劝说韩桓惠王要严明法律，依法治国，赏罚分明，除恶扬善。可惜，韩非的这些治国理论并没有得到韩桓惠王的重视，未被采纳。
杰出的语言大师
有个楚国人叫卖他的矛和盾，他先举起盾说：“我的盾是世上最坚固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刺穿它。”他又举起矛说：“我的矛是世上最锋利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它刺不穿的。”旁边有人问：“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结果会怎样呢？”此人却哑口无言了。
这则著名的寓言故事“自相矛盾”，它的作者就是韩非。
韩非拙于言辞，但善于著书。报国无门的韩非发奋著书立说，他先后写出了《孤愤》、《说难》、《定法》、《五蠢》等名著，洋洋洒洒达十余万字。韩非的著作被后人编在一起，称为《韩非子》，现存55篇。
读韩非的著作，人们会被他犀利的文风所折服，其立论有如刀斫斧削般壁立峻峭，其驳议有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其引喻有如飞花摘叶般剑气逼人。郑中智先生介绍说，韩非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韩非的著作除了直接论证外，还有一个其他思想家所不及的特点，那就是善于运用具体生动的故事或寓言来说明深刻的道理，这在韩非的著作中俯拾皆是。
韩非非常重视经验，他在《韩非子·说林士》中写了一个“老马识途”的故事：有一年，齐国的宰相管仲随齐桓公远征。战争结束后，归途中的大军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管仲说：“选一匹老马走在前面，它的智慧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于是，人们就挑了一匹最老的马放在队伍的前面，跟随着老马顺利地回到了齐国。
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但是如果固守经验，因循守旧，事情就会走向反面。韩非在《韩非子·五蠢》中是这样辛辣讽刺经验主义者的：宋国有个农夫在田里耕作时，突然有一只兔子跑来，慌不择路地撞到田里的树桩上，被撞死了。这位农夫就不再耕地了，天天守在树桩旁，盼望还有兔子撞到树桩上。结果再也没有兔子来撞树桩了，农夫因而受到宋国人的耻笑。韩非在文章中写道：现在形势变化了，如果还是用先王的政策法令来治理现在的社会，这无疑同守株待兔一样！韩非对教条主义者也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他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写了一个“郑人买履”的故事：郑国有人买鞋时，先在家里用尺子量了一下脚的尺码。来到集市上挑好了鞋，此人发现自己量的尺码丢在家里，就对卖鞋人说：“我忘了带尺码，等我回去取来！”这人回到家里取来尺码，再赶到集市上时，集市已经散了，只得空手而归。有人问他：“你为何不用脚试穿一下，看鞋是否合适？”此人说：“我宁可相信我量过的尺码，也不相信我的脚！”
郑中智先生说，韩非的许多寓言故事让我们耳熟能详，如“螳螂捕蝉”、“唇亡齿寒”、“滥竽充数”、“买椟还珠”等等。据统计，韩非著作中的寓言故事有323则之多，韩非的许多经典篇章都演绎成后世常用的成语。这些寓言脍炙人口，充满哲理，发人深思。《韩非子》一书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许多情况，在文学方面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已成为文学瑰宝，世代相传。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理论家并能造就理论家的时代。
赵宪立先生介绍说，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已形成三派，各有自己的治世主张和思想：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重要性，“势”指权力、权威；另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
“术”，“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还有一派以商鞅为首，最重视“法”的作用，“法”指的是法律、法制。
韩非批判吸收了春秋以来儒、道、墨各家的思想，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综合了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不同主张，认为治理国家这三者都“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但法是基础，他提出了以法为核心，将法、术、势三者合一的法治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认为国家权力的运行与管理要“以法为本”，认为君主要掌握权力，应当“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里的“圣人”指的就是君主。韩非认为中央对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要指挥自如；君主对于全国，则是“天下主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韩非的法治思想为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两千多年来，他的思想成了统治阶级治理天下的教科书，被长期奉为圭臬，至今仍受推崇。
赵宪立先生说，韩非的原创性在于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的思想核心就是以法治国。韩非认为，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他坚决批判复古思潮，讥笑历史复古派是“守株待兔”的蠢人，认为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时代变了，治国的方法必须因时度势，以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
韩非主张实行严刑峻法，强调“法不阿贵”，法律决不能袒护权贵，人们不论贵贱，一律受法律约束，这种法治思想比当时盛行的“刑不上大夫”的封建特权思想有天渊之别，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韩非主张以法为准，论功行赏，反对无功受禄，任何人不管其出身贵贱，只要为国立下功劳，就应当依法升官受赏，否定了任人惟亲的封建社会选官原则。
有学者比较指出，韩非与亚里士多德分别为中西政治思想史上的巨人，他们的法治思想在“法是公正无私的”、“依法治国”、“法是可变的”等方面有很大的一致性，都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还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口理论的学者。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就很有见地的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口理论，指出人口的再生产必须适应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这些理论与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十分相似。
几年前，在史学界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原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室总编辑刘文学发表了这样的观点：“数千年来，无非是两个人的思想统治着整个中国社会，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韩非！”论文宣读后，一时间语惊四座，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令人扼腕的悲剧结局
楚国有个叫卞和的人，在深山里凿到一块璞玉，未雕琢便恭恭敬敬地捧去献给楚厉王。楚厉王让玉工鉴定，玉工认为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就治卞和一个欺君之罪，砍其左脚。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再次献玉，武王命人鉴别，又说是块石头，治以同一罪名，砍其右脚。直到第三代文王即位，卞和终于遇到了识货的明主，文王让人加工璞玉，果然是一块世间罕见的宝玉，石头遂被命名为“和氏璧”。
两千多年前，韩非在竹简上刻下这则“和氏璧”故事，意在举卞和的例子，来说明法术虽然重要，然而让君王知道法术的重要却是非常困难的。细品其文，其中也暗含着韩非对自己未能遇到“识货”明主的无限凄凉之情！
韩非的“以法治国”必然要打破群臣原有的利益格局，从而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对。伴君如伴虎，历史上不乏“为虎所噬”的经验教训，韩非之前的法家商鞅便是前车之鉴。因此，韩非走的是一条充满荆棘之道。
韩非在自己的国家坐了“冷板凳”，却受到秦始皇的赏识。秦始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但他确实是一个“识货的主”，赵宪立介绍说，韩非的著作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韩非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不禁发出了“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赵宪立先生说，秦始皇为了得到韩非，不惜派大军进攻韩国，动武也要把韩非弄到手。韩国无力抵抗，只得把韩非献给秦始皇。
得到韩非后，秦始皇经常与其纵论治国之道，深得韩非思想之三昧。秦国比别的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实行严刑峻法，奖励耕战，终于兵吞六国，一统四海，建立起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韩非的人生结局却是死在秦国的监狱中！
将韩非送上不归路的，是他昔日的同窗李斯。李斯这人人们也不陌生，怂恿秦始皇活埋了460多个儒家的书生，制造出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的就是他。当时，李斯在秦国任负责掌刑狱的廷尉，为九卿之一。见韩非在秦始皇面前日益得宠，李斯心中十分嫉妒，他知道韩非的才能在自己之上，害怕韩非日后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便设法迫害韩非。
公元前232年，秦始皇准备向东扩张，在讨论先伐韩国还是先伐赵国的问题时，李斯与大臣姚贾故意提出先伐韩，韩非则主张先伐赵而缓伐韩。于是，李、姚二人乘机向秦始皇进谗言说：“韩非是韩国宗室，身在秦心却在韩，所以他不让攻打韩国，不将他除掉，早晚是个后患。”秦始皇为谗言所惑，就下令将韩非投进监狱。韩非在狱中几次想见秦始皇，表明心迹，但是李、姚阻挠着不让韩非见秦始皇。李斯怕韩非东山再起，就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韩非被逼自杀。
赵宪立先生说，公元前233年，47岁的韩非来到秦国不到一年便冤死于狱中。《史记》记载，韩非下狱后，“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录有韩非所写的《说难》全文，韩非此文虽以“游说之难”为题，却通篇畅谈游说君王的技巧和学问，论证有力。司马迁由此发出感叹：“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意思是说，可怜韩非如此精通游说技巧，却也难逃“游说君王之祸”啊！
毛桂司悦：[答案] C
谯城区19233337883：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什么意思 - ？
毛桂司悦： “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指半部论语所含的智慧和道理就可以治理天下了,目的是希望君王(以及其他学者们)多读论语这部书,读懂读书参透其中的道义,目的是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 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在赵普生前及整个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1200年),都未曾出笼.在朱熹将《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称作《四书》并 列入儒家经典,大肆宣传儒学之际,也未见有相关记载.此说出笼是在朱熹逝世二三十年之后.但此说真正流传开来,则是在元代.
谯城区19233337883： 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 - ？
毛桂司悦： “半部论语治天下”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用来强调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要
谯城区19233337883： “半部《论语》治天下”传说是关于谁的故事 - ？
毛桂司悦： 据有关史料记载,最早披露这句话的是南宋文人罗大经.他在《鹤林玉露》卷七中说: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赵普,字则平,原籍幽州蓟县,父赵迥,避后唐赵德钧兵戈乱,迁居洛阳.赵普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智谋过人,曾帮助北宋开国两世皇帝治国平天下.后来宋太宗赵光义问他的那一套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从哪儿来的?他说:我以半部《论语》帮助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以半部《论语》帮助太宗您治天下,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由此可见,这个北宋初年的两朝宰相赵普无疑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始作俑者.
谯城区19233337883： 谁知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 - ？
毛桂司悦： “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出自《宋史》.当时宋朝开国丞相赵普每遇政事不能决,便于归家后查阅家中一箧中书,次日则问题迎刃而解,久之家人好奇,偷偷发箧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半部《论语》.于是时人便说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谯城区19233337883：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意思以及目的 - ？
毛桂司悦： 典故 半部论语治天下 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很名贵,打起人来也很疼.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当时,君臣几个人谈起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赵普跟着拍马屁,...
谯城区19233337883： 中国古代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说说你对这一说法的理解.求解! - ？
毛桂司悦：[答案] 圣人的思想,你能掌握一半就会有极大的能力.孔子的思想是大智慧.
谯城区19233337883： 宋代开国丞相赵晋曾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目的 请简要回答 - ？
毛桂司悦： 1. “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于南宋朱熹(1130-1200年)谢世之后,首先是一个叫林駧(dòng)(具体生卒年未详)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所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赵普所学的书籍,除了《论语》之外,没有别的了.在这段话下面,有个小注,写着这样的话:“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