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对宋代有产生怎样的影响？

宋徽宗是如何使宋朝走向灭亡的？~

宋神宗去世之后，他的母亲高太后临朝执政，任用司马光做宰相，把新法全给废了。高太后当政八年便死了，宋哲宗开始亲政。宋哲宗看不惯祖母的那一套做法，执政之后又立即起用变法派。但是，重新上台的那些变法派，并没真心去搞改革，而是把精力放在对保守派的报复上。并且在变法派的内部也时常发生纷争，更有些投机分子借着变法的旗号大谋私利。
整个朝廷陷于派系纷争和争权夺利之中。不久，宋哲宗得病死了。由于他没有儿子，皇位便传给了他的弟弟端王赵佶，也就是宋徽宗。自此，朝政更是腐败不堪了。
宋徽宗是历史上出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说他是风流天子，是因为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才能，能写诗、作文章，也能画画、弄书法，的确可以称得上“风流”二字。
宋徽宗对玩乐有特别的嗜好。只要是好玩的东西，他都有兴趣。不论是谁，朝中大臣也好，宫廷宦官也罢，甚至市井流浪汉，只要能使他高兴，使他玩得快活，就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
有个叫高俅的人，原来不过是宋徽宗做皇帝之前府中的一个小听差，也就是跑跑腿、干干杂务活。但是高俅有点儿小特长，就是能踢出一脚好毬（就是蹴鞠游戏），宋徽宗一向对他十分赏识。做了皇帝之后，他便把这个能使他开心的高俅很快提拔起来做了官。没几年工夫，高俅竟然当上了宫廷禁军的头领。
那些与高俅一起在端王府当差的人，看到高俅平步青云，一再升官，自然有些羡慕，便向宋徽宗表示了也想得到提拔重用的要求。宋徽宗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高俅那样的好手脚吗？”那意思很清楚，谁要是也能像高俅那样善于踢毬，便也能得到高官厚禄。
宋徽宗一门心思地追欢逐乐，贪玩成性，却根本不懂得如何管理国家大事。因此，在他当政的20年里，受到重用的都是些奸臣贼子。他们千方百计地迎合宋徽宗的心思，满足他的嗜好，而对老百姓却是百般勒索、敲诈，无恶不作。
蔡京是“六贼”之首，坏事干得最多。他在宋徽宗还未即位之前，就在朝廷里做官，是个投机分子，总在变法派和保守派之间变来变去，哪一派掌权得势，他就站在哪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弄得两派人都讨厌他。因此，他曾两度被排挤、贬职出朝。但是他并不死心，一心等待和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宋徽宗即位之后，有一次，宦官童贯专程到杭州去搜罗字画供宋徽宗赏玩。那时，蔡京被贬在杭州做官。蔡京知道童贯是宋徽宗宠信的人，就想方设法讨好他。童贯在杭州的那些日子，他极尽逢迎拍马的本事，白日黑夜地陪伴着童贯吃喝玩乐，还把自己的字画献给他。
童贯得了蔡京的好处，就在宋徽宗面前极力推荐蔡京，把蔡京说成是少有的人才。蔡京还拉拢了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人为他说话、活动。这些家伙也就替蔡京吹嘘，他们对宋徽宗说：“如果皇上要继承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就一定得重用蔡京。”
宋徽宗居然相信了，马上把蔡京召回京城，第二年就让他做了宰相。
蔡京一坐上宰相的宝座，便露出了他凶恶的嘴脸。他要报复、打击那些曾经说他坏话，害他贬职出外的人。蔡京拿变法作棍子，把那些正直的官员，无论是保守的还是支持变法的，都看作是奸党而照打不误。
蔡京撺掇宋徽宗在朝廷的端礼门前立了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都列为元祐（为宋哲宗前期的年号）奸党，对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对已死的统统削去官衔。朝廷中正直的官员一一被排挤出朝，而蔡京的亲信、同伙却一个个受到重用，做了大官。蔡京在排除异己，扩张自己势力的同时，还开始不择手段地搜刮钱财，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宋徽宗的奢侈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享乐挥霍的欲望。
例如盐，它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过去，西北一带是官卖，即商人向地方政府交钱买盐钞（领盐的凭证），然后再凭盐钞买官盐。东南一带则由地方专卖。蔡京觉得这样做刮不到油水，就将卖盐的专利全部收归朝廷，由朝廷统一办理，也就是说，商人必须向朝廷交钱买盐钞再到地方上买盐。蔡京掌握了这个权力，便经常变换盐钞，旧钞还没用完，又开始发新钞。没用完的旧钞须再贴钱才能换上新钞，并且限期截止、作废。很多商人因为没钱贴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几十万旧钞变成废纸，急得寻死觅活。
蔡京用这个卑鄙的方法来坑害商人，轻轻松松地就捞到了大笔的钱财。
更出格的是，蔡京还用卖官位来赚钱。他把一些官职公开标价，只要出钱就能买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当时流传的这首民间歌谣，就揭露了他们公开卖官的伎俩。
免役法本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好处。保守派不顾大家的反对，硬是把它给废除了。司马光当权的时候，限令各地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别人都觉得时间太仓促，来不及办。蔡京那时是开封府知府，他却在五天里办好了这件事，由此得到司马光的称赞。现在蔡京自己当宰相，又打起了变法的旗号。他以恢复免役法为由头，设立各种各样的名目，向老百姓成倍地增收雇役钱。有一个州，原来所收的雇役钱只有400贯（当时每1000文钱叫1贯），到他手里却收到3万贯，整整提高到原来的75倍。如此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可以看出蔡京这家伙是多么狠毒。宋徽宗利用蔡京搜刮来的钱财，整日沉迷在荒淫与享乐之中。他还觉得不过瘾，时常变化着花样来寻乐。有个叫朱勔的投机商人，看到蔡京、童贯受宠，有权有势，就想法巴结、讨好他们。
朱勔通过蔡京、童贯，也知道了宋徽宗的癖好和心思，就千方百计地逢迎宋徽宗。那时，宋徽宗对玩字画、摸古董有些腻了，象牙、牛角、金银、竹藤等雕刻或丝织品，也提不起他的兴趣。朱勔就想：“什么东西能提起皇帝老儿的精神呢？”
朱勔想到了奇花异石。他先试着找了一些珍异花木和花石进献给宋徽宗，宋徽宗一见，果然眉开眼笑，龙心大悦。于是他立即传下命令，在盛产奇花异石的江南名城苏州设立一个专门搜罗花石的机构——苏杭应奉局，由朱勔全权负责。
从此，朱勔便仗着皇帝的金字招牌，招罗了一批差官，专门为宋徽宗搜奇觅胜。他们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到处搜刮，弄得东南一带的百姓日夜不宁。只要听说哪个百姓家中有些精巧别致的石块或花木，他们就闯上门去，指手画脚地一吆喝，便贴上黄封条，这就算是进贡皇帝的东西了，并气势汹汹地下令道：“这是皇上喜欢的东西，你们要精心保护，弄坏了就找你们算账！”
不少人就因此被这帮家伙扣上个“大不敬”的罪名，受到盘剥敲诈，甚至落入监牢之中。一些人家竟被闹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搜刮来的花石，还需要用船只运送到东京。船只不够，朱勔就把那些运粮的船只和商船堵截下来，把船上的货物倒掉，强行要他们为皇上运送花石。
运送花石的船队在江河里来往穿梭，民夫们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人们把这种运送的队伍叫作“花石纲”。一见到“花石纲”，百姓们都吓得赶快退避。因为说不定，就随便把谁也给拉去为皇帝卖命。
花石源源不断地送到都城，宋徽宗越来越高兴，朱勔的官也就越做越大。老百姓把朱勔的应奉局称作“东南小朝廷”。可以想见，朱勔权势有多么的大，他的坑民害人又是如何猖狂了。
其他几个受宠的贼臣，也同样是作恶多端。用不着多说，皇帝荒淫享乐，贼臣横行霸道，这样的朝政，只能是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了。
正是在这种黑暗、腐败的统治下，方腊和宋江起义相继爆发了。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使这个腐朽的朝廷变得更加摇摇欲坠，虚弱不堪了。

靖康之变，又叫靖康之难，靖康之祸，靖康之耻。其实前三个看上去都不怎么符合这件事的实质，只有最后一个，真的是十分贴切了。靖康之耻，其实宋徽宗跟宋钦宗两个人谁也跑不了，都是主要责任。

徽宗是个文艺青年，而且他还是一个有远大的理想，跟宏图大志的文艺青年。但是没有用，宋朝的土地还是被辽国给抢了，而且还迫于辽国的淫威之下，年年都要进贡，年年都要给人家交保护费。地白让人抢了不说，钱还得年年交。
当时的宋徽宗除了吃喝玩乐，也有曾有过理想，就是要收回燕云十六州，还说什么要变法。不仅仅要实行变法，还要实行迷信。其实他们爷俩都挺迷信的。在宋徽宗刚登基两个多月的时候，检测到天上除了日食。于是这家伙给宋徽宗吓得，天天焚香祷告，连早朝都不上了。

后来宋徽宗遇到了林素英，在加上当时的宰相亲信是蔡京童贯，都是弄臣，不是什么好人，直接就给宋徽宗给说迷糊了，天天就是神仙长，神仙短的，一个接着一个拜，天天不理朝政。军事军事也不管，百姓百姓也不问的，只靠迷信治国，那还能有好？
虽然北宋是亡在宋钦宗手里，但是北宋的覆灭，绝对是宋徽宗一手葬送的。金国刚刚崛起初期，一开始金国的敌人是辽国，这个时候金国就派人来大宋说，咱么合作合作，一起攻打这个辽国。其实如果宋徽宗如果不答应，那么每年就是给辽国交点钱，而且金宋之间隔着辽国，金国一定是不会直接攻打大宋的，最起码不会被灭国。

但是万万没想到，宋徽宗偏要作这个大死，给接下来了，说什么都不想再给辽国交钱当什么小弟了，说啥就要打辽国。而且当时金国给出的条件也很诱人，就是战争主力都是金国出，大宋只要从旁辅佐就可以了。等到辽国覆灭之后大家五五分账，燕云十六州将会归还给大宋。宋徽宗本来就对辽国有气，一听金国这个计划，他当时高兴的都要疯了，这燕云十六州回来了，大宋不是站起来了吗？
呵呵！
就在金国出兵攻打辽国的时候，方腊又来谋反了。等到宋徽宗把方腊摆平之后，人家金国都打完仗收拾东西回家了，虽然人家完事了，但是宋徽宗还是厚着脸皮跟人家要约定好的燕云十六州。这真是人不要脸谁也没办法啊。但是金国肯定不会没事帮你去收土地啊，所以金国就说想要自己去打。

最有意思的是宋徽宗还真就自己去打。呵呵！自己去打，大宋要是能打的过还至于给人家交保护费交了这么多年？还至于地盘让人家占领了这么长时间？结果这一打，直接全暴露了。已经被金国打得近乎快要灭国的辽国，面对宋朝的大军，依然可以轻易碾压。这金国一看，大宋除了有钱是啥也不行啊？至此之后，金国就不再忌惮宋朝，反而是想要攻击宋朝了。
后来阿骨打死了，阿骨打好歹还能跟大宋谈判，你们给点钱，就没事了，大家还是好邻居。但是金国后继之君，可从来不跟你扯这些没用的，见你大宋这个实力，一路上是浩浩荡荡，直奔汴京。直接就冲你们家家门打过来了。

结果没办法，宋徽宗在和平的时候，天天就靠着迷信治国，兵部穷的叮当响，蔡京富的流油，在加上自己还不会打仗，简直是什么办法都没有啊。
但是别看宋徽宗治国不行，跑到时跑的挺快，直接就把烂摊子丢给了儿子，宋钦宗。而且还是强制性的，直接是给宋钦宗绑走，硬是给按上皇位登基的。就宋徽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而言，别说跟老爹一样不行的宋钦宗，就是给真神仙也未必能救得了大宋了。
就这样，在宋钦宗刚刚登基一年之后，金国就大军南下。不但攻破了北宋都城开封，就连宋徽宗和宋钦宗爷俩儿，也被抓了俘虏。

北宋的灭亡，不怪宋徽宗，还能怪谁呢？

宋代绘画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宫廷绘画、士大夫绘画和民间绘画各自形成体系，彼此间又互相影响、吸收、渗透，共同构成宋代绘画的面貌。

北宋统一消除了封建割据造成的分裂和动荡，一段时期内社会安定，商业手工业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文明。北宋第八位皇帝徽宗赵佶，以政治上的昏庸无能和对艺术的过度迷恋而载入历史。北宋于1127年被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金国灭亡，宋徽宗与儿子钦宗赵恒被俘，囚于敌国，数年后屈辱地死去。北宋灭亡后，皇族南渡，建都临安，史称南宋（1127—1279年）。中国南方物产丰富，南迁的北方人与南方土著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文化持续发展。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南宋首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城市商业繁盛，除贵族聚集外，还住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城市文化生活空前活跃。绘画进人手工业商业行列，画家将作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汴京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庙会，百货云集，其中就有售卖书籍和图画的摊店，南宋临安夜市也有细画扇面、梅竹扇面出售。汴京、临安等地的酒楼也以悬挂字画美化店堂，招揽顾客。市民遇有喜庆宴会，所需要的屏风、画帐、书画陈设等都可以租赁。适应年节的需要，岁末时又有门神、钟馗等节令画售卖，为市甚盛。由于手工业的发达，促成了雕版印刷的发展与普及，出现了汴京、临安、平阳、成都、建阳等雕版中心，不少书籍及佛经都附有版画插图，现存宋金雕印的弥勒像、陀罗尼经咒、《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赵城藏》等，刻绘精细。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运用多彩的优美的艺术形式，创造了很多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与高度繁荣。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造。着重挖掘人物的精神状貌及动人的情节，注重塑造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花鸟画、山水画追求优美动人的意境情趣，注意真实而巧妙的艺术表现，并努力进行形象提炼，有着高度的写实能力。文人士大夫绘画对于绘画艺术的繁荣提高也有促进作用，他们在主观的表达和笔墨效果的探索上尤有贡献。宫廷绘画在整个社会绘画繁荣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发展，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在五代南唐、西蜀建立画院的基础上，宋代继续设立翰林图画院，以培养宫廷需要的画才。宋徽宗时还曾一度设立画学。宋代多数帝王对绘画都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尤以徽宗赵佶为甚，他痴迷于绘画以致荒疏了政务。赵佶本人是一位书法家和画家，作为内忧外患的北宋末年的皇帝，他求之若渴的，不是定国安邦的志士，而是四方丹青高手，以扩充宫廷画院，并不断搜访名画充实内府收藏。北宋徽宗赵佶、南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制度完备的时期。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秀画家。此时画院高手云集，宫廷画家与社会保持一定联系，又极力迎合皇家趣味，在力求保持唐朝以来宫廷艺术工整、华贵气质的同时，某些作品又透露出宋代的萎靡柔媚以及素雅的趣味。宋徽宗时内府书画收藏极富，公卿士大夫收藏家也甚多。《宣和画谱》记录了宫廷收藏的盛况。靖康之变，汴京被金兵洗劫，一部分画家被掳北去，宫廷藏画流散北方，给金朝统治区绘画以相当影响。另一方面，大批画家流亡到江南，供职于南宋高宗画院，也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两宋画院的名家名作，包括郭熙及其《早春图》、《关山春雪图》，张择端及其《清明上河图》，王希孟及其《千里江山图》，李唐及其《采薇图》、《万壑松风图》，马远及其《踏歌图》、《水图》，等等。

唐代出现的文人画，从北宋中后期以后成为巨大的艺术潮流。对绘画的收藏、品评在上层文人士大夫中蔚然成风，更有不少文人亲身参加绘画实践，像诗词一样用以寄兴抒怀。文人画家在题材选择和形式情趣上，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们在画幅上题字咏诗，开辟了书画题跋的新天地。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中涌现了仲仁、杨无咎的“墨梅”，文同的“竹”，苏轼的“古木”和“怪石”，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赵孟頫的水仙等。北宋文人士大夫对文人画的贡献更表现在理论建树上，欧阳修提出将“萧条淡泊”作为一种美学境界来追求，苏轼提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否定绘画以模仿自然为主要功能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生活，文人士大夫早已形成网络，文人画及苏轼等人的思想迅速传播，影响所及，甚至到蛮族统治的辽、金地区，成为元明文人画发展的前导。

《清明上河图》

五代及两宋的人物画比之唐代，题材内容日渐宽泛，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为描绘的主题。画家多注重人物神情和心理的描写，传神写照的能力又有提高。在技法上向两个方向发展：工笔设色的一路用笔更加细劲多变，赋色也变得鲜丽，色调比唐代有所丰富；水墨一路除李公麟、张择端的“白描”登峰造极，还出现了以梁楷作品为代表的水墨大写意画法。

唐、宋以降，中国古代绘画日益呈现出淡化色彩，推崇单纯简洁的笔墨图式的倾向。北宋画家李公麟（1049—1106年），曾师法顾恺之和吴道子。他的画法以“扫去粉黛，淡毫轻墨”的“白描”最受称道。白描原本只作起草之用，与西画所谓“素描”无异，自吴道子以后，画评家意识到，画家的造型功力与高妙的书法结合，将使单色的画面与书法一样，直接成为鉴赏的对象，白描的效果能“不施丹青而光彩动人”。因中国现代绘画大师徐悲鸿的抢救和全力保护而得以幸存的北宋绘画、白描极品《朝元仙仗图》，将这种绘画形式的神奇魔力体现得淋漓尽致。李公麟的“白画”在画史上明确地成为一格，传世有《五马图》、《九歌图》、《维摩诘图》、《临韦偃牧放图》等，均被视为传统线描画法教科书式的作品，用笔用线应变于描绘对象，既丝丝入扣，又充满书法般抑扬顿挫的节奏，风骨特立。

南宋白描画家龚开（约1222—1304年），亦从学习吴道子入手，但笔法粗放。他喜欢画“墨鬼”，尤其以画钟馗负盛名。《中山出游图》描画钟馗及其眷属乘肩舆出行，众鬼子抬轿，鬼气森森却又趣味盎然。他的画带有辛辣的讽刺意味，元代的评论家认为不可“以清玩目之”。南宋的梁楷（生卒年清明上河图局部不详），曾入画院，也是善画白描人物的画家，文献记载他中年后变细笔白描为水墨逸笔，即类似狂草体书法那样自由豪放的抒写，所谓“大写意”，浓淡变幻的水墨中带有哲学般的玄奥，这一类传世作品有《六祖图》、《泼墨仙人图》和《太白行吟图》。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但着色浅淡，全图以墨线勾勒为主，体现宋画工整细密的特色。该画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描绘汴梁清明上河图局部（今河南开封）北宋时的繁荣景象，是12世纪不可多得的杰作。作为宫廷绘画，张择端此图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风俗画”。表现民俗活动的热闹和情趣，表现民间风情带有谐谑性的场面，我们大可以从同一时期造诣较低的画家，如苏汉臣、李嵩等人的《货郎图》、《嬉婴图》一类画作里找到，而《清明上河图》是以鸟瞰的眼光，将清明时分汴京各阶层活动作冷静、客观的全景式呈现，从而使这幅场景宏大的风俗画达到历史叙述的高度。画中有仕、衣、商、医、卜、僧、道、胥吏、篙师、缆夫、牛马、骆驼，大街小巷，百肆杂陈，有河港池沼，舟舆往来，有官府第宅，也有茅棚村合。作者对社会生活和一切事物观察精微，有敏锐深刻的形象记忆力和组织构图的卓越技巧。至于人物神态的生动，树木、水纹笔法的健朴流畅，场景转换的精炼和谐，都可见于作者在人物、山水、楼阁诸方面的全面修养。它集宋代各画种的高超技艺于一图，纷繁多变，于繁杂间游刃有余，尤其是对人物形态的仔细观察，并精心刻画，我们从图中可逐一欣赏。作者虽然在作画，却带着史学家的严谨态度，以民俗主题画面特有的夸张和喜剧气氛，再现社会风俗和生活风貌，以及当时交通命脉汴河的运输情况和劳动者的艰苦生涯。在一片喧哗的场面之上，流露出画家沉思的眼光。

此画无作者署名，后因金代张著题跋，明其作者及生平：张择端，东武（山东）人，生卒年不详，他曾游学于宋京汴梁，并进入翰林，因此获得宫廷画家身份，据张著提拔，擅长“界画”，即以建筑物为主体的风景或人物画，表现城郭、街市、舟舆。《清明上河图》从问世以来，其价值便为人们普遍认识，南宋时《清明上河图》已有许多摹本和复制本，有以“每卷一金”，在临安的画店售卖。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清明上河图》的特殊性，它不仅超越了一般风俗画，而且也不限于通常宫廷画及文人画的范畴，在其高度绘画美感之余，兼有增进知识、启迪智性之功，实为世界古代绘画之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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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胁奥哌： 宋徽宗推动了北宋第二个崇道高潮,他对道教的崇尚在宋代历史上达到极点.他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道教的地位得以大大的提高,几乎成为国教.为了发展道教,在国家财用匮乏的情况下,徽宗还不惜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兴建宫观.他还热衷于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和制定道教节日,后世流传的许多道教人物和神仙就是由他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