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为何苏东坡却将他说的一无是处？

在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为什么将王安石批判得一无是处？?~

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刺激到了当时一些当权者的利益，所以才有对他不公平的评说。我们要了解王安石的为人，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林语堂为什么会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王安石的坏话，说这些坏话的依据是什么。

林语堂说王安石的坏话，原因就是王安石曾经在推行“熙宁变法”过程中，因为苏东坡反对变法而遭到了王安石的排挤和贬低斥责，而林语堂是苏东坡的骨灰级粉丝，对他的喜爱，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所以，爱他所爱，恨他所恨，王安石因此成了林语堂在书中讪笑和批判的对象。
林语堂讽刺和批评王安石的依据又从哪里得来的呢？那就是宋朝的正史或别史，因为那些古籍中，因“熙宁变法”而批评和咒骂王安石的大有人在，他们或从形象入手，或从性情着笔，给王安石编了很多搞笑的段子，在他们的文章中，将王安石描写成一个 “面孔黝黑，肤理如蛇皮”、“目不停转，视物如射”的怪物，说他长相不堪，吃相不雅，穿戴肮脏，形象猥琐。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王安石呢？原因当然是“熙宁变法”。因为在变法中，王安石对税收和差役的改革，触犯了官僚的利益。因为大官僚便是大地主，属于免税、免差的人群，但“熙宁变法”却按田的多少和好坏征税，不分对象；按户服役，不管身份。这样，原来不要交税的要交税，不要当差的要当差，因而，他们全都站出来反对了。
但宋神宗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因为国库钱多了、军队兵强了、农田水利修好了，所以他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因此，王安石以皇帝作后台，强力推行改革，凡不支持变法的，或降级，或贬官。

这些人大都是十年寒窗考出来的，都是文人，无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他们无处出气，就在诗文中讥讽或诅咒王安石，来发泄心里的不平，王安石因而就被他们描写成那么不堪的。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苏轼代表的是守旧派，对于激进想法必然是抱着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态度，老祖宗的东西，他们是不会乱动的，何况这是触犯守旧派的利益。谁会做不利益自己利益集团的事。
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

扩展资料：
王安石为何变法受围攻：
王安石少年爱读书，长于写文章，且议论脱俗，自信心很强。任鄞县知县时，曾借官谷给农民，试图减轻高利贷剥削，很有成效。
升任度支判官后，还曾上万言书畅陈天下事，主张改革政治。到宋神宗时大露头角，任参政知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这是以整顿财务为中心进行全面改革的变法总机构。熙宁三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后被封为荆国公，故世人又称其为“王荆公”。
从参知政事到宰相，王安石先后实行变法革新，积极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等新法。推行新法期间，曾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所谓顽固派展开激烈的斗争。王安石赞扬商鞅在历史上的功绩，说“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同时，痛斥程颢、程颐的复古主义，说他们“俗儒不知变”。
在和所谓顽固派的斗争中，王安石有三句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说的是，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祖宗的传统不能作依据，别人的议论用不着顾虑。“三不足”口号，清晰传递出王安石敢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精神。
因此，引起了当时顽固派的恐惧和不安。司马光一再写信给王安石，极力为旧制度辩护，要求停止变法，说调整国家的行政结构，是侵夺原设官吏的职权；派人到各地推行新法，是生事扰民；整理国家财政收入，是与民争利；
不接受劝告，是拒谏。他还指斥王安石“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之心”，使天下“纷纷扰扰”。有人甚至把发生旱灾，也说成是实施新政触犯上天的结果，是王安石的过错，说什么“去安石，天必雨”。
对此，王安石也不示弱。他回复司马光说：“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骓壬人（即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水旱常数”，王安石则坦言“尧汤所不免”。
同时，还用晋武帝时几次出现彗星并无灾祸发生的事实，来论证“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传令，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
苏轼兄弟先是赞成变法的，后来也动摇了，并从背后一击，把王安石大骂一顿，并劝其不要做“逆人情之事”，而要“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由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王安石最后不得不罢相，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宋神宗死后，司马光等人重新上台，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遭全盘取消。晚年，王安石结束宦途生活，居住在江宁（今南京）。
在其过世后，南宋道学家邵伯温还伪托苏洵之名写了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进行人身攻击式谩骂：“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同时，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咒骂王安石是“误天下苍生者”，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甚至说“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其实，王安石既不贪污也不枉法，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破的，虱子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把皇帝都逗乐了。他吃饭也不讲究，一日三餐，只吃最靠近面前的一盘菜。某种意义上，他称得上是“贤能”。
真正的问题在于，宋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朋党气候。同一政治意见的人相互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的自利集团。所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本是中国古代政治的大原则。
但很多时候，贤能与非贤能，好人与非好人，是很难分辨的。在朋党的挟持下，好人与坏人往往还会结成一党，好人成了招牌，坏人蠢蠢欲动。这就是所谓贤人政治的一大悖论。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王安石变法为啥屡遭围攻？

因为二人也称得上是宿敌，二人的政见是不同的，像王安石是激进派，但是苏轼也并非是传说中的保守派，而是中立的一派，加上二人过去的恩怨情仇促使苏轼说王安石的变法一无是处，但是在苏轼心中这个变法并非一无是处。

苏轼其实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司马光一派的保守派官员，苏轼其实在两派之间处于中立状态，但是正是因为苏轼处于中立状态反而频频被贬，甚至差点被赐死。在王安石意图变法时，苏轼上书是认同变法的，但是相较于王安石的激进，苏轼相对的比较保守，政见上的分歧，使王安石在得势之时被打上了“旧党”的标签因此差点被杀。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苏轼重新回到朝中时，司马光成为得势的一方，司马光认为苏轼是保守派的，但是当司马光要废除变法时苏轼又一次反对，苏轼也再一次被下贬，但这也正好证明了苏轼并灭有认为王安石变法一无是处。

其实王安石与苏轼称得上是心心相惜的宿敌，两人的宿命从苏轼的父亲就已经开始，在苏轼的父亲苏洵出名之时，所有的文人雅士都希望与苏洵结交，但是有那么一个人对苏洵视而不见，他就是王安石，这就将苏洵气坏了。于是等到王安石母亲过世，满朝文武都来了，苏洵就是不来，因此苏王两家的梁子也算是越结越多，等苏洵去世之后，苏轼还朝之后便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这才有了苏轼说王安石变法一无是处这一说。

但是在苏轼的心中王安石变法时有用的，但是太过激进，因此苏轼为了不参与打压申请外调，但是他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身上已经有了“旧党”的便签，因此才有了后来的乌台诗案，而王安石的上书也证明了二人的心心相惜。

原因主要二人政见不同。苏轼属保守派，也称旧党，与司马光同属一派，不主张革新。王安石属革新派，也称新党，主张变法。
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实行变法后，党同伐异，凡政见与之不合者，一概排挤。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却直接导致新旧两党的形成。他们相互排挤，且各自内部也竞相排挤，这种朋党之争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从某种角度说，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古人的一些所为，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难免有失偏颇。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出发点当然是好的，而且观念也相对比较先进。但是王安石的性格注定了变法的失败。因为他太激进了，而且他的观念里没有灰色地带，凡是反对变法的都是敌人。所以他失去了很多可以拉拢的对象。另外好的改革需要上下一心，也需要有好的体制去保驾护航。但是变法损害的恰恰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地主士绅阶层。所以变法到了基层就完全变了味，弄得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苏东坡等人劝他不能过于激进，需要循序渐进。可是王安石完全听不进去，仍然一意孤行。所以最后越来越多的人去反对他了，当然也包括苏东坡。

为什么要变法？因为优渥的官僚待遇和庞大却无效率的军队和外患拖累，不改不行，可是改革是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和循序渐进的。王安石为了解决一些问题，针对性的方法没有能力实施，结果异变成为害民之举。因为不是人人都是王安石。苏东坡身为旧党，但是看到王安石一些缺漏之处也是正常。事实上，百无一用是书生，王安石就是。

后代评价也是有褒有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时代需要变革的时候，就会高看历史上的改革派。变革就会有不完善的地方，苏轼更多地指出变得不妥当，评价肯定不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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