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仁”对治国有用吗

谁能说说儒家思想对治国到底有没有帮助，还是纯粹是忽悠人得东西~

儒家思想在古代封建时期，我认为只是个糖衣炮弹，它事实上实行的是外儒内法，用儒家的“仁”忽悠百姓，但事实上实行起来还是“法家”的思想。就像如今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联系当今时代，儒家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1、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辨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视世事功、实践理性、道德修养，在天道观、历史观、社会伦理观和修身治国等发面都提出了适合社会发展的思想主张
2、儒家礼教德治的精神，能够有效促进人格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协调人际关系，有利于培养进取精神
3、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人与人相互间的尊重，以宽容的心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所以，是否有帮助，关键是如何运用，当初法家的思想很好，但是被秦王朝没有很好的把握，导致了苛政暴政，统一六国的秦朝早早地灭亡

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带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尤其是在治国这个问题上。儒家思想讲求在社会方面仁者爱人即强调人的重要性,在国家教育上,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这些对于治国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同时孔子也提出了礼这这一思想,即克己复礼。强调了社会应当存在等级区分,阶级观念深重，这是孔子思想的局限。春秋战国时期的荀子和孟子在此基础上各有发展。但阶级观念未消除。
还有就是社会局势。处在动荡不安得战乱年代，讲求和谐的儒家思想并不能适应各国君主争霸的情况。

儒家的“仁”对治国有用吗
想讲讲儒家的仁（以及仁所驾驭下的孝啊、信啊、爱人啊、慎独啊、好贤不好色啊等等这些低一级的概念），它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来路，去求的又是怎样的一个目的呢？

这个时候就要讲讲孟子。孟子是把孔子的“仁”理论，发挥得最为极致的，因此成了“亚圣”。

孟子跑到魏惠王那里，曾经宣传仁。当时魏惠王已两鬓班白，见到孟子时第一句话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办法可以利吾国。”意思是，您老不远千里跑到我们魏国大梁来，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为我们国家谋利？不料孟子大怒，他说：“你们天天嚷嚷着利，我却只要谈义！”孟子是不许别人谈利的，他解释说，如果国君整天想着的是怎么对我的国家有利，卿大夫整天想着是怎么对我的家族有利，士民们整体想着是怎么对自己有利，那么上下交争利，就会社会动荡。卿大夫为了与国君争利，就会向上弑君。所以不要提利，要提仁义，如果卿大夫都讲仁义，就不会向上侵犯自己的国君。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意思是，仁的人会照顾自己的亲戚（而国君和下面的卿大夫往往都是亲戚来的），而义的人会把维护国君利益放在首位。

我们说，孟子的前半句话是对的，上下争利确实会导致社会动荡，但后半句话他的解决办法是无效的。

追逐利益，是本性来的，靠提倡仁义也是改变不了它的。鲁国是讲仁义讲得最多的国家了，可是三桓照样分割了公室。应该用法家的办法，从取缔分封制的角度，从根本上摧毁卿大夫与国君争利的经济基础，而不是靠向这些人宣传仁义，来让他管住自己贪婪的嘴巴和黑手。法家取缔分封，把受分封的卿大夫的封邑，变成由不世袭的招聘来的职业官僚来管理的郡县，并受法令监控制约，这种做法，和孟子讲的国君对下面倡导仁义，目的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国君张目的，为了崇君的，但是显然法家的办法更有可行有效。

（注：实际上，教化的效用确实不是很大。后代的皇帝时代，之所以能把臣民们都牢牢地控制住，不去反他，表面是因为有着儒家的仁义道德忠君等思想教化着，这种教化，这种教化下人们对皇帝价值观念的接受，最终实现了秩序的稳定。其实，真正起作用，或者说更大起作用的，还是因为皇帝在经济上、组织上、政令上、社会结构设计上，剥夺了臣民的自由空间，用政策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把士人束缚在皇帝系统的单位里，一旦这些人脱离这个组织，连养活自己的出路都没有，所以，只好顺从皇帝的意识形态，或者更多实际是表面上佯做顺从皇帝的意识形态，但不管怎样，是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则皇帝所采取的这些办法，仍然是法家的办法。这就是法里儒表。法家其实更是维护等级和崇君的利器。在崇君和维护等级秩序上，我们认为还是法家起的作用更大。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农民们被集中在集体公社里，市民们集中在档案管理着的单位里，于是，主流意识形态就被接受了。现在，主流意识形态渐渐被大家看淡，而意识形态走向多元化，不是因为现在的宣传教化比以前力度小了，而是单位、土地这种东西已经限制不了人们了。所以，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法家的这些办法。）

谈到具体行仁义的办法时，孟子又对魏惠王讲：“你应该这么办！不要违背农时，老百姓庄稼就吃不了了。不要把鱼打光，砍树要选时候。五亩的宅基地啊，旁边种上桑，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帛了。鸡豚狗彘这些东西，不要失其时（不知怎么个“失时”法），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吃肉了。一百亩的自耕地，也不要夺其时（又是“其时”），全家几口就不会挨饿了。然后让大家聚起来，讲孝悌的道理，这样老头就不会扛着东西在马路上走了（意思是有活雷锋帮他扛）。你这么一弄，然而还不称王，我绝对不信。”（这最后一句跳跃过的逻辑环节也太多了！怎么这么一弄就能王天下了？！）

孟子所谓的“不失其时”，就是鸡豚狗彘这些东西，要注意它们的发情期，在发情期内莫打扰人家，以免影响优生优育。这个小东西对于称王天下有什么用呢？这又不是搞养殖场竞赛。

其实，孟子看似可笑的回答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为什么反复强调“不失其时”呢？我们说，如果一个国君总是动用民力去修项目，或者征发战士出去打仗，那就会使得这些人暂时脱离农业生产。须知，种庄稼也是讲时候的，冰一化，十几天之内就必须播下种，否则地面的墒水就不足了，如果这时候政府搞大工程或者要打仗侵略别人，把你调走了，那么就算回来以后再有时间，也干不了什么了，今年的收成就大受影响了。所以古人要求“不夺农时”。

孟子认为，对农民不夺农时，少去征发他们打仗修项目，则农民们自然就会其乐陶陶地把农业搞好，吃肉穿帛（这就是行“仁政”）。而你竞争对手的国家，老出去打仗修项目（不行“仁政”），则它的民众必然“冻饿饥寒”“妻离子散”都想造反。于是，您吊民伐罪，带着你的高兴的农民去征伐他们，说您不当王能行吗？这就是“仁者无敌”！周文王和商汤就是这么胜利的！

所以，孟子这里讲的就是行仁义（或者说行仁政）的第二个好处，它不但可以保住君位免受动荡（上边已经说了的崇君），还可以给诸侯国带来王天下的效果——就是兼并诸侯，成为周天子那样的众国之王。

该怎么评论孟子这个思想呢？我们说，孟子的逻辑推理是前提条件缺失的。当时，列国交争，兼并激烈，以求统一。诸侯国君个个都要修工程和打仗，以保护自己的本国领土和对我扩张。不是你想少打仗和修工程就能少下去的。

还有，你不打仗，让农民们缓和富起来，富起来之后，按孟子说了，还是要出去征伐那些“不仁政”的令民“冻饿”的国家，以谋求自己的王业。那么你还是打仗了，这个打仗，不还是要“夺民时”，使你的民的福利又削弱了。于是你的民也开始流于“冻饿饥寒”、“妻离子散”，所以你赶紧停下不打。不打，民富宽暖饱一点，你又赶紧再去打，一打，不行了，又得停下不打。如此循环，何时能完啊？这已经是我的脑力所理解不了的了。

所以，其实，积极的办法就还是商鞅说的奖励耕战。既要积极地对外打仗，又要积极地奖励发展农业。农业的发展不是靠减少打仗这种相对“消极”的办法而获得的，而是积极地用行政、土地、经济政策来促进农业，使农与战两不误。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后来法家的实践和秦国的胜利的事实，说明它是可以实现的，那就是积极用赏罚的办法调动自己的臣民努力耕战。实际上，周文王、商汤的最后统一天下的成功，也是这么做的，而绝不是孟子说的不打仗、行仁政、宽和待自己的民，不夺民的“农时”而获得了王天下的成功的。

孟子在魏国待了一段时间，魏惠王终于不能从他的教义中得到什么帮助，也就没有让他做官的意思。

孟子离开魏国以后，又对齐宣王宣传他的仁政，说：“行仁政的步骤是这样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君爱护自己的家人老小，对亲戚仁义，对哥们孝悌，对臣僚仁心荡漾，态度孝敬恭谦。这种风格推广到大臣身上，大臣也就仁义孝敬，大臣再推广到小臣，小臣没处推广，就推广到自己的老婆孩子、邻居街坊，邻居街坊再从爹传到儿子，儿子传到弟弟，弟弟传到弟媳妇，媳妇教儿子，儿子教老婆，于是全国民不断推广仁（就好像病毒在散播一样）。于是，最后国民都是好人了，国家自然也就好了，国家好了，自然战胜它国，于是您就王天下了，这就仁者无敌了！”

这套用意良好的东西，真是孟子的苦心发明啊。看行仁义、行“仁政”，就是领导人通过行使仁义而起到推行仁义的作用，道德教化，最后众人都仁义了，国家大治。它实际上是通过推行以“仁”为主的等待一系列道德因素，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的意思，把它归纳起来也就是儒家的“以德治国”。

这听上去是个完美的理论，但实际却并不现实可行，《吕氏春秋》就贬斥这种“仁推广”理论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也就是说，你自己可以仁义，但是却难于推广给别人的。因为人的本性，是容易走向恶的。孟子的仁义推广理论，实在是实验室里的想象，硬去推广，亲戚、小臣、大众，也只是迫不得已假作仁义来敷衍。

可是孟子却说推广仁义简单的要命，比捡起一根羽毛，折掉一根树枝还容易。只要你当领导的这么做了，下面人就自然跟着。但实际上真是那么容易吗？根据历史情况，比如推广雷锋精神和焦裕禄精神，实际这么多年下来，实际上有几个“雷锋”和“焦裕禄”出来？

孟子的这个理论，有两个前提要求，第一，领导人本身是真的仁义的，可是我们说领导人本身也是人，也有私人利益要去追求，他能做到绝对仁义吗？如果他都做不到绝对仁义，他怎么能把这个仁义传染和教化给下边的人。第二，官僚和民众看见领导人仁义了，就拥戴领导人，于是自己也乐意仁义。这是建立在孟子的“性本善”的前提下了，如果下属官僚和民众是性本恶的，看到领导行仁义，不但不拥戴，反倒乘机占领导便宜（比如那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占那个行仁义的领导的便宜），你硬去推广仁义，搞品德教化，最后只能出现假仁假义，大家作出仁义的样子骗你，实际则把黑手伸向你占你和国家的便宜。

只有解决了上述两个要求，在此之前，孟子的理论是行不通的。而这两个要求能解决吗？我觉得是很难的，是不符合人性的基本情况的。

从实践上看，汉武帝是没有大权旁落的，他的接班人汉宣帝，也没有大权旁落。汉武帝不多说，说汉宣帝，他是法儒兼用，使汉朝获得了中兴，他运用法家手段和意识维护了自己权力，又通过法家主张官吏的考核任用赏罚发展了国力（不断下去巡查考核），当然他也借助了儒家的教化。而接下来他的儿子特别好儒术，汉宣帝说这样下去，灭汉家的必然是你。汉元帝、汉成帝改变了老爸的成功做法，纯用儒家（“仁政”），使用礼仪仁化教育，在仁政下，他的大权被外戚劫走，他落的毫无权力，权力都归了外戚王家。仁政无助于维护君权，汉成帝本来有机会削弱外戚势力，但是儒家的仁政要求国君带头做仁的表率，向周围的亲戚臣子推行仁义，所以母族妻族的人一哀哭，他就一仁，不处罚犯了错误的大司马王凤了。他怕母亲伤心，他只知道儒家的孝，以为这样就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他爸爸汉元帝反对刑名（法家），受爸爸影响，他也是这样信奉儒家。但是你对亲戚行仁义，对老妈一族孝，亲戚反过来未必对国君忠君——向孔孟的理论期望的那样。汉元帝、汉成帝对外戚王家那么好，最后王莽这个最讲儒家的人，却篡了他们的权。

不是说儒家的行仁政能崇君吗，怎么实践上行了半天仁义却被篡了权，不是说仁义的教化能管用，使得臣子效忠国君吗，怎么教育出来的大儒者王莽却篡了权。西汉的灭亡，就是对纯用儒家治国的巨大的否定和嘲讽，也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后遗症。西汉的灭亡，根本原因不在于外戚专权宦官当政什么的，这是现象，根本原因是纯信奉了儒家。

在法家的赏罚和因功授官的思想下，王子王孙没有功劳，也不能当官，这就根本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事情，秦始皇的皇室子弟都没有尺寸之封。法家要求任人唯能，用职业官僚，受到法令考核，因功而赏，因罪而罚，这叫做刑名，它可以崇君。而儒家不搞刑名，搞仁义教化。在儒家思想下的汉朝末代皇帝们，按照推仁的理论照顾亲戚，对亲戚仁，希望得到亲戚对自己的效忠，于是就任人唯亲，酿成了外戚之患，最后被外戚搞得政治黑暗，直到外戚篡权。一如鲁国历来善待、仁义地对待自己的亲戚（也就是三桓，都是国君的亲族），最后三桓这三个亲戚驱逐了国君。

西汉的灭亡的情况，跟笃信儒家的鲁国很相似。

如果说秦的灭亡是因为过分信用了法家，那西汉的灭亡，是过分信用了儒家。

总体比较，在进行崇君和发展国力发面的效能，儒家比法家都要差。结合使用，而且骨子里一定是以法家为主，会比较好，譬如汉宣帝和曹操之类的。所有古代的名皇帝，有作为的，都是这样的。

同时，在汉元帝、汉成帝纯用儒家仁政治国的思想下，吏治腐败，矛盾丛生（因为他靠教化不搞考核，吏治所以败坏），地方上豪强趁机崛起搜刮敛财的苗头他也没有及时扼杀（你用仁政嘛，大家就钻你空子），豪强兼并严重（但是儒家行仁政，靠教化，是不管这个的，他们要对下面行仁政，那就是要照顾着下面，对下面好，只用教化约束下面，而没有法家的铲除强民的办法，甚至儒家本身的匡衡就占地30万亩还不满足），西汉由此走向衰落。

所以也就是说，行仁义，其实也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什么好处。好处都被中层的官吏豪强们得到了。国君对他们推仁，他们却并不往下推仁，决不会给受盘剥的基层人民行仁，宁可自己争相奢靡浪费。朝堂上，君权旁落，外戚专权，使得朝政一片黑暗，民间里，豪强权贵官吏，刻意盘剥人民和兼并土地，这两个力量一起作用，西汉就亡了！

而这两个负面力量的滋生强大，都是因为单行儒家的后果，至少是儒家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崇君，不论是从外戚朝臣相对于皇帝来讲，还是中层精英相对于皇帝来讲。

所以，儒家的两大意图，双双都落空了：指望通过对亲族大臣行仁义和教化，使得亲族大臣能崇君；对民众行仁义、行仁政，希望老百姓过好日子，国家也因此强大。孟子说的商汤、周文王行仁义而无敌天下，可是我们看见的却是行仁义而国家灭亡！（注：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行仁政，要行暴政。我只是说，所谓行仁政就能强国或者崇君，是未必有那么大效力的。别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单位或者企业，它行仁政，靠教化，也是注定破产或者行政效率低下的。）

不过，孔子发明的，孟子推动的这种儒家的仁义教化的理论，这一治国用的理论，虽然实际上不能有助于国家的强大，但它用于个人品德教化，倒也确实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若干美好品德的要求。所以，《论语》这本本来谈仁义治国的书，现在作为道德修养的书来看，来影响中国人，美化我们的伦理观念，提供若干道德箴言，还是可以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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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泉县13088759887： 结合《论语》,谈谈孔子“仁”的思想对为政,学习,生活,交友有何指导意义 - ？
都琬因培：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以仁最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仁就是“爱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为仁之本应从血缘关系入手,首先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然后由近及远,推而广之,在这一点上,他不是要求将礼仪制度强加给别人,而是要求人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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