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入侵的历史谁有?
一、详细历史如下:
1、1054年基辅罗斯的统治者“智者雅罗斯拉夫”死后,基辅罗斯的土地被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些儿子间的争斗,很快造成了基辅罗斯的分裂,一直到蒙古入侵之前,基辅罗斯已经被分成了10多个互不相干的国家,其中最大的三个是位于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位于东北方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利公国和位于西南方的加利西亚-沃伦王国。
2、在他们的东南面,也就是黑海北部,克里米亚一直到里海和高加索北部的广阔土地上,生活着讲突厥语的库曼人(也被称为波洛伏齐人或钦察人)。在他们的东面,则生活着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他们的亲属民族曾经在几百年前进入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征服了当地的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各个罗斯小国与这些突厥系民族时而互相攻伐,时而又结成同盟,将近200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3、13世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蒙古人的突然兴起,在迅速统一了蒙古高原各部落之后,成吉思汗很快击败了西夏和西辽,并发动了对金的战争,这个时候,花剌子模苏丹摩柯末(穆罕默德)手下的一个将领,劫掠并屠杀了一个蒙古商队。成吉思汗要求摩柯末交出凶手,却被无礼的拒绝,这一事情迅速激怒了蒙古人。
4、抱着睚眦必报的原则,成吉思汗带领着他的蒙古大军脱离了在西夏的战争并迅速入侵了花剌子模,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当地的驻军。摩柯末北逃,成吉思汗分兵由哲别和速不台率领,向北追踪摩柯末,终于在1220年将摩柯末逼到里海上的一个小岛上郁郁而终。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南下,追踪花剌子模最有能力的将领,摩柯末的儿子扎兰丁,征服了呼罗珊和阿富汗。
二、蒙古
1、蒙古国(蒙古语:Монголулс),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被两国包围的一个内陆国家,蒙古虽然不与哈萨克斯坦边境接壤,但其最西点到哈萨克斯坦的最东端只有38公里。首都及全国最大城市为乌兰巴托,占全国总人口的45%。
2、蒙古历史上曾被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等多个游牧民族统治。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1271年他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灭亡后蒙古人退回蒙古草原,但经常在边境与明朝发生冲突。16到17世纪起蒙古开始受到藏传佛教影响,17世纪末时蒙古全境被纳入清朝统治范围。
3、1911年清朝灭亡后,蒙古宣布独立,但未得到国际承认,直到1921年在俄罗斯的控制下独立,1961年加入联合国开始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1924年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下,东欧剧变后,蒙古爆发民主革命,并于1992年颁布了,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新宪法,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
不是蒙古人的入侵
是我们一直认为那是我们的一部分 叫匈奴嘛
现在北方一半以上的人的都有匈奴的血统主要是清朝,康熙皇帝把蒙古治得服服帖帖,蒙古人都是自己人了,那还谈何侵略。而且还能够团结那几百万的蒙古同胞,要不然你把人家祖宗骂的体无完肤,你不怕再出现个蒙独势力,还嫌不够乱。
其他国家不说,是因为蒙古跟他们靠不上边,蒙古人征战完,大多数就迅速被消灭,所以有何可说的。
至于蒙古国,那是近现代的事件,斯大林这个混蛋搞得鬼。要不然,蒙古还是中国的,那还是咱们的领土。要是那样,说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英雄,那是理所当然。是否本民族要看礼法制度。
蒙古的四大汗国中中原忽必烈子孙汉化最为严重,后期几乎都是沿用中原汉人的立法制度与取士原则,而蒙古族在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并没有与当地民族达到很高的融合程度。所以我们认为元朝乃是我国历史中的一段,因为中原文化未断绝。
如若LZ认为外民族就不算我国历史,那自武王伐纣起我国历史已断绝。西周乃西戎后裔,典型的外事实上就是入侵殖民,不过要是这么说还吹个P的五千年历史啊。
人家蒙古国现在在世界地图上画的好好的,把蒙古殖民的历史当成我们的历史,不知道人家蒙古国怎么想,简直就是和棒子一个样的YY。
偏生还有些人特别向往蒙古殖民的那时候,MMD,也不想想当时的中国人多惨,日本鬼子和蒙古骚鞑子比起来简直善良的像小白兔。再说知耻而后勇。被人入侵殖民了还不知耻,反而高兴的P颠P颠,这个民族就等着完蛋吧,等以后再有入侵者,大家一起搞民族融合好了,反正只要入侵者打下中国来,以后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
四川人民抵抗蒙古侵略的事业,使得蒙古延迟了灭亡南宋的时间,蒙古陷在四川不能自拔,直到最后的十多年间,蒙古统治集团才发觉在四川被南宋军民缠住,是战略上的失策(注 4),换句话说,四川军民拖住蒙古雄师长达几乎四十年的时间。应该指出的是,自从秦国征服巴蜀以后,除了清以外,历代北方政权占领四川的过程都从未超过三年的时间,这就不能不归因于南宋军民保卫四川的顽强,以及蒙古在战略和战术上的无能。(注 5)
蒙古在四川遇到的猛烈抵抗给以它教训,使得它后来在进军江南的战役里,包括在最后招降合州坚守的军民的决策,不再执行前期残忍的屠杀政策。在蒙古进军四川的中后期,在蒙古方面任职,熟悉儒家经义和治理,而又对蒙古大汗有一定影响力的文官如姚枢、廉希宪、李德辉(注 6)等,认识到一味对坚持抵抗的南宋军民进行绝灭性的屠杀,只能促使南方人民义无反顾地斗争至死,这将延长蒙古以战争征服南宋地区的时间。
早在蒙哥即位之初,蒙哥的重要谋臣姚枢即向蒙哥陈情:“虽岁加兵淮、蜀,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姚枢后随忽必烈征云南,又用宋太祖戒曹彬伐南唐勿妄杀人的历史故事劝说忽必烈,饮宴后的第二天早晨,忽必烈驻马向姚枢高声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注 7)在蒙哥和忽必烈政权交替时期的重要谋臣廉希宪,上奏忽必烈:“四川降民,散处山谷,请禁我军毋掳掠,违者罪及其帅。诸贩易生口者,罪之。”元至元十二年,曾任忽必烈藩邸时其子侍读的李德辉受命担任元平西王的丞相,他手里握有忽必烈交给他的重要权力。此时,元东、西川帅府合兵万人,正在围攻重庆,李德辉戒令参战的将佐:“宋已亡矣,不降何归?正以公辈利其剽杀,民不得有子女,惧而不来耳。”这些言论或行政措施(注 8),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早期从来对被征服军民的斩尽杀绝的行为,为后来蒙古伯颜部队占领江南所执行的较少屠城的措施创造了先例和示范(伯颜平定江南并不是绝对没有执行过屠城的,注 9),他们为了人民少流血和牺牲所作的努力,和那些保卫人民生命的南宋官、将、兵一样,也应该受到赞扬。宋元之际的战争里,还应该提及的是,南宋负责守卫堡垒或城池的官员,不顾个人的名节(在宋代理学下面,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以保全所守州县百姓的生命为条件,向蒙方谈判投降条件(注 10)。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使南宋延迟了二十年时间灭亡,而且引起了蒙古军事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的退潮。1259年蒙哥在合州战役里逝世的消息,被传到中东,在那里,他的弟弟--旭烈兀正率军挺进到叙利亚,其先,旭烈兀焚毁哈里发政权的中心巴格达城,并屠杀了全城的居民,然后挥师深入到巴勒斯坦。这时候,埃及苏丹出动十二万人的军队,以近卫军马木路克卫队为首,在大马士革城郊与旭烈兀的蒙古骑兵会战,如果不是旭烈兀在听到蒙古大汗的死讯后率主力返回蒙古大草原,留下一万人的军队由怯的不花率领对付埃及军队,则胜负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埃及军队被旭烈兀击败,蒙古的扩张有可能到达北非,这对以后的世界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注 11)旭烈兀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的伊尔汗国,把建立了八千年之久的灌溉系统完全破坏掉,西方文明之母消失了,自从苏美尔时期以来,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无数个繁荣的城市,如巴比伦、尼尼微、代表着人类文明史早期的辉煌,如今,在伊尔汗国君臣强迫人民过的游牧生活之下,都衰微了,美索不达米亚从此变成了废墟和荒漠。
假如旭烈兀不得知蒙哥的死讯,不从前线抽走精锐部队,不让怯的不花的一万骑兵去抵挡十二万人的埃及军队,以至战死,蒙古铁骑定会饮马尼罗河,那么,人类早期又一个灿烂文明的遗迹还会保留多少呢?
旭烈兀的中东军团在中东的挺进被埃及人制止以后,蒙古帝国的版图从此被局限在幼发拉底河以北的大片地带,旭烈兀以后在这里建立了他的伊尔汗帝国。同时,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统治集团发生了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长达五十多年的斗争,忽必烈虽然及时赶回燕京夺取了蒙古中原帝国的汗位,但内部纠纷,特别是海都的反叛,使得蒙古帝国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扩张计划和步骤,以后,蒙古帝国分裂为几块,从1260年起,蒙古旋风的高潮过去了。(注 12)
许多国内学者都注意到南宋人民在抵抗蒙古侵略时的顽强,但很少问为什么这个一向以军事软弱为特点的帝国在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为什么在两晋、五代时汉民族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就没有这样持久和猛烈?
这应该是历史学家正视的历史事实:南宋继续北宋在生产技术上的发展,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繁荣的文化。同时,两宋的政治比较以前的朝代相对开明,南宋社会在集会活动上开始出现了公民社会的雏形,这从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梁录》、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所记载的“社会”条里可以读到。朱程理学在知识界中的盛行,一个方面加深了民族道德意识。因此,面临着落后文明的侵略,一个在较先进的文明里生活的人民,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价值,也就焕发出更大的为保卫文明成果的决心和前赴后继的精神(注 13),只有在北宋末和南宋时,中国才开始有了自觉的民族意识,这也许可以提供我们今天用新的眼光去理解邹智《吊钓鱼城诗》(注 14)的进一步含义:宪宗神勇世无双,黑子孤城死不降。莫道尽由天作险,宋家德泽也深长。
让我们把眼光从宋末四川战争放到南宋蒙宋战争上面,试图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启示。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蒙古侵宋战争的各个详细进程,就会发现面对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力量的全力进攻,南宋并不必然要被蒙古灭亡的。
蒙古侵宋战争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228年蒙古对四川的首次入侵起,迄1260年忽必烈从鄂州撤军。这一时期是窝阔台、蒙哥执政时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正处于从上升到颠峰的阶段。南宋方面,前期理宗较能清醒认识形势,也较能虚心采纳下面官员对防卫的意见,起用能力强的将领,如荆湖方面的孟珙,守住荆湖的战略要地襄阳;两淮方面的赵范、赵葵、杜杲,发挥宋军擅长水战的优势,使敌我战争形势处于胶着状态,由此使凶悍的敌人无大的进展。但四川前线的宋方守卫较弱,吴玠、吴麟所建立起的以步战为主的秦岭山地防御体系,对于善于快速集结的骑兵和大量火炮支援的蒙古军队来说,几乎毫无抗拒之力,蒙古之所以不能在四川久呆,是因为它的屠杀政策,征收不到充足的粮草,而秦岭山路运粮又困难重重,所以每次军事行动总是尾随着一次疯狂的抢掠,然后撤军。然而蒙军新式骑兵战术毕竟厉害,即使象曹友闻那样头脑冷静的优秀指挥官,虽然计谋正确,却由于少量的步兵(两、三千人)碰到了快速集结到上万人的骑兵部队的临时反袭击,从而使周密计划的行动功亏一篑,所以曹友闻才会在英勇牺牲前悲愤地说:“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注 15)
这期间敌人的五、六次长驱直入四川腹地,基本上处于如入无人的境地。在这样的存亡危急关头,由于理宗能大胆起用余玠治蜀,余玠又能广泛征求四川各界的意见,采纳了冉氏兄弟的正确建议,针对四川的地形特点和蒙古骑兵的弱点,建立起堡垒防御体系,使蒙古企图在上游突破受到遏制。余玠治蜀末期,蒙古方面在四川已经处于从进攻转为防守阶段,战场上的主动权业已转到宋军手里。此时长江中下游则以孟珙收复襄阳,杜杲在庐州、安丰击败来犯蒙古八十万大军为整个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如果理宗能继续坚持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则南宋方面可能象绍兴初期那样,挺过敌人最强有力的打击,继续和敌人隔江对峙并将这一形势保持到蒙古帝国由于典章制度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所出现的内乱以至于被削弱的将来,则蒙古对宋侵略将会象辽、金那样停止下来,同时也就能影响蒙古帝国内部制度、文化进一步的文明化。而事实却是,理宗没有坚持执行前期的政策,他撤换了余玠,南宋方面的防御开始走下坡路,其结果是四川蒙军转入积极进攻,华中蒙军的攻击逐渐全面推进到长江北岸,为后来敌人渡江灭宋准备好了条件,要不是蒙古方面的战略错误和蒙哥突然在合州死亡所引起的王位争夺与内部决策的不一致,蒙古应该灭亡南宋更早一些。
也就在第一时期的末期,蒙哥在战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他迷信于蒙古的骑兵威力,仍然固执于传统南征的典型路线,即从长江上游向中下游进攻,而不倾其全力配合忽必烈解决鄂州围城战役,消灭华中宋军主要军事力量,特别地,他把一个南宋在四川行使政治统治的象征--重庆府及其大门--合州当成了终结目标,这个错误很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看成一个领袖个人名誉的虚幻目标一样,结果顿兵坚城之下,英雄无用武之地,身死异域,死后的王位争夺问题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延长了灭亡南宋的时间。
第二时期从1260年到1279年,虽然整个蒙古帝国的内斗加剧了,以至于分裂,但此时忽必烈掌握了中枢权力,暂时停止了蒙古贵族在中国地区的内斗。忽必烈调整了战略方向,把对南宋的主要军事进攻从四川转向到对襄阳的攻取上面。四川变成了次要战场,蒙古的主力军现在在华中作战,因此虽然华中吃紧,但四川宋蒙双方却互有消长,局势形成了胶着状态,如果南宋方面不是贾似道掌权,四川宋军能够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堡垒战攻势,同时破坏蒙方的屯田行动,则蒙古从四川撤退是很有可能的。在华中地区,如果能推广余玠堡垒防御体系,则襄阳更难被攻取,整个战争将继续旷日持久地延长下去,直到双方都没有能力再维持战争经济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情况是,蒙古方面的战时经济体系将首先崩溃。
贾似道排挤异己的行为造成了许多优秀将领不是被诬陷致死,如向士壁、曹世雄,就是靠边站,如赵葵、高达,结果许多将领向蒙古投降,这是第二时期的一个特点。投降的南宋将领成了蒙古方面的参谋,为蒙军提供宋军的攻防虚实,宋方在四川的经验反被蒙方推广到华中,结果是襄阳被蒙军的堡垒所扼杀,南宋四川官员建议抢先在荆湖地区筑堡计划却被贾似道压住不发,这当然加速了南宋的败亡进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最后的灭亡,根子并不在军事上,而在政治上,如果第二时期南宋政权不是由贾似道掌权,即使掌握中枢权力的人无能,还不至于葬送掉整个对蒙战争体系,从下面我们分析的蒙古政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可以看出,蒙古的灭亡南宋,并非历史的必然。
不管最后结局怎样,几十年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与余玠堡垒防御体系的卓有成效,还是推迟了蒙古灭宋三十多年,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
虽然推迟了三十多年,南宋毕竟最后还是被蒙古灭亡的,其负面结果是加强了元朝统治集团迷信武力,在迷信武力的观念推动下,忽必烈在执政三十二年时期里,不间断的对外穷兵黩武(注16)。蒙古上层集团由于沉湎在对南宋的军事胜利上,看不见从南宋一灭亡开始,他们的王朝就走向了衰落之路。这在军事上已经现出端倪。事实上,元平定中国本部以后,其对外军事征讨行动并不顺利,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注 17);在政治上,则阻碍了从传统落后的游牧军事酋长制度向更高一级精致化的农耕文明制度的转化。这两者都反过来说明了,平定中国本部的军事行动,耗尽了这个游牧文明的内在创造性活力与资源,同样也反过来说明了:只要南宋能再坚持抵抗二、三十年,则它将迎来元帝国迅速走向败亡的时代。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到,平定中国本部的一个负面结果是,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体系与最多姿的文化受到了严重摧残;另一方面是,军事胜利使元统治集团不思在制度上面的改革进取。元统治者在其所治理下的帝国内搞所谓族分四等的民族歧视等级制度,蔑视知识分子的反智<化倾向,继续优容军事贵族落后的庄园奴隶制,甚至愚昧到试图把黄河流域开辟为牧场,可见由于灭掉了一个先进文明帝国的结果,也就灭掉了示范作用,也就必然对元帝国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八十九年以后,当元顺帝半夜悄然开大都健德门,离开中原的时刻,从此消失在茫茫大漠里,我们依然看见的是一个差不多还是只识弯弓射大雕时代的草原文明,要是他们的君王一如北魏鲜卑拓跋氏,或者后来的满清爱新觉罗氏那样,即使宁愿被封为屈辱的“归义侯”,或者“崇礼侯”,(注 18)也不至于再投入朔风怒号,飞沙走石的漠北荒原,虽然在文人笔下,这样的逃跑,可以被歌颂成一种淳朴的天性,但淳朴归淳朴,日子过得要更舒服一些,生活享受要更精致一些,却是已经习惯了新生活的人们更普遍的要求,那么,难道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中原衣冠化百年?而仅仅只是在皮毛上礼仪化些许?元顺帝走了,身后留下的是一道经过正午般阳光灿烂的中原文明以后,夕阳下长长的阴影。
注释
1。襄阳、荆州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二年(1235 AD)到咸淳九年(1273 AD),共历38年。两淮地区抵抗蒙古入侵自端平三年(1236 AD)到德佑元年(1275 AD),共历39年。
2。“汉”指汉中地区,包括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洋州(今陕西洋县)、沔州(今陕西略阳、沔县、大安军)、金州(属今陕西安康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和安康两专区,在元朝以前都属于四川行政区管辖,两宋时属利州府东路。
3。西晋末到东晋中期,在四川建立的賨人政权--李特、雄、寿、势成蜀流民政权,虽然也是少<BR> 数民族政权,但已经农耕化了。此外,南北朝时期,北方基本上汉化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西魏和北周曾经短时期占领过四川,并未有文献记载过大破坏。唐中期时,吐蕃曾一度逼近成都,以后,南昭军队也曾逼近过成都,都分别被击退,持续时间也不长。
4。宋濂,《元史。来阿八赤传》:“术速忽里言于帝曰:‘。。。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今顿兵坚城,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师乘新集之锐,用降人为先导,水陆东下,破忠、涪、万、夔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峡不日可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卒不用。。。。宪宗崩,阿八赤从父倍道归燕。世祖即位,问以川蜀之事,阿八赤历陈始末,诵其父前所言以对,世祖抚掌曰:‘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又参《元史。郝经传》:郝经论蒙古进攻四川在战略上的失误。
5。蒙古军队征服整个南宋的的时间比之于其他北方政权征服偏安南方的政权要长,例如,西晋(包括未被篡夺时的曹魏)从进军蜀汉开始,到平吴为止,共用了17年的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南中(云贵)用了1年3月,平定江南的所有抵抗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而元平定江南的<BR> 全部抵抗却花了6年时间。再从隋灭陈来看,因为隋灭陈以前,隋已继承了北周拥有的四川和云贵地区,所以我们只用隋灭亡拥有江南地区的陈的版图作比较,隋灭陈仅花了3个月的时间。北宋平定巴蜀汉和江南地区共花了13年时间,其中,平定巴蜀汉地区花了5个月时间,平定江南花了1年3月的时间。如果自满清入关计算,则清平定整个关内除台湾以外的地区仅用了19年时间,即使以努尔哈赤即汗位,建国号金的1616年算起,清平定整个关内用了47年时间,仍然少于从蒙古入侵四川开始到平定全国的51年。
6。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窝阔台时进入蒙古政界,先后辅佐窝阔台、忽必烈。在蒙古军破枣阳军时,主帅打算将枣阳军的所有军民坑死,姚枢力劝主帅,不听,只好帮助数人躲在竹林里逃生,姚枢在蒙古军中服务时,注意收罗儒、道、释、医、卜方面的人才,官至燕京行台郎中。后因不满上峰贪污贿赂,辞官隐居苏门县乡间,卒为忽必烈征用,随其伐云南。
廉希宪,字善甫,高昌族。曾任陕西四川行省京兆(今西安)宣抚使。忽必烈即位初,帮助平定四川蒙古将领刘太平、霍鲁海的叛乱,又为蒙古收降刘整,有政声,后调管荆南,安抚湘西、贵州等地少数民族。
李德辉,通州潞县人。忽必烈在藩邸时,担任忽必烈子真金的侍读,后为驻扎在利州的汪世显理钱粮有功,升燕京宣抚使,转太原路总管,再转管理陕西四川行省的安西王所属丞相。积极推行屯田垦荒的政策,对于安定战乱后的川陕局势,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元军平定四川,招降久攻不下的钓鱼城将领王立,通过他主动向忽必烈陈情,使合州十多万军民免于被屠杀的结局。后又保护播州少数民族不被血洗。李德辉卒于任。
7。宋濂,《元史。姚枢传》,姚燧,《中枢左丞姚文献公(姚枢)神道碑》。
8。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宋濂,《元史。李德辉传》。
9。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八十二》:“甲申(1275 AD),元伯颜至常州,会兵围城。知州姚誉、通判陈昭、都统王安节(王坚之子)、刘师勇,力战固守,伯颜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终不听,伯颜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且杀之煎油伦炮,。。。攻二日,城破,誉死之,昭与安节犹巷战,。。。日中兵至,(昭)死焉。伯颜命尽屠其民。执安节至军前,不屈,亦死。”
10。参第五节注释
11。多桑,《蒙古史》。
12。西方历史学家都注意到蒙古军事扩张在1260年时达到的高峰(参见海斯,莫恩,韦兰《全球通史》和威尔斯《世界史纲》),以及其后的衰落。在多桑《蒙古史》和付郎克《中华通史》里,虽然提到了王坚的抵抗和蒙哥在合州的死亡,但都没有联系到合州之战蒙哥死亡与蒙古军事扩张的退潮,更没有提到余玠堡垒防御战略及其对抵抗蒙古进攻的意义。
13。按民国《名山县志》载该县《黄龙庙碑》:该县张文柄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 AD)响应明玉珍入川讨元的行动,起义败死,张文柄是张珏的孙子。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将会看见蒙古诸帝国所存在的时间里,元帝国是最短之一。
14。万历《合州志》。
15。脱脱,《宋史。曹友闻传》
16。赵冀,《廿二史扎记。元世祖嗜利黩武》。
17。元平定中国南部以后,在忽必烈在位的十五年(1279-1294)时间里先后征伐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俱以失败告终。征日本遇飓风,除了沉没的舰只以外,登陆的官兵全军覆没。三征安南,安南王逃匿不获,只得撤军,归途中几为所邀截。征占城舟为风涛所碎十之七八,登岸军队虽占领其木城,而国王已逃匿,元军深入搜索,又为其截堵,力战始归。征爪哇初时屡捷,实际是假象,派使者去晓谕国王,使者反被杀,国王又逃匿,于是只得班师。
18。按《元史》,“(明)太祖以帝知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号曰顺帝,而封其孙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注 40),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注 40之#17、#18)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注41、42、43)。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更准确地说,是64年,注 44),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注 22)。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注 34)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BR> 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注 45)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注 49),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注 46)。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注 47)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注 48)
四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注49),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注 50),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注 48)。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
蒙古骑兵横扫欧洲的原因初探
蒙古大军的西征史
历史上蒙古大军在十三世纪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西征,凭借较少的军队和漫长的后勤供应战胜了所有的敌人(1260年对穆斯林的爱因加鲁特战役失利未计算在内),改变了整个亚欧的历史,也促进了欧洲和近东的军事革命。
在几次西征中蒙古军队的数量通常很少,总数不过最多20万人左右(欧洲战场从未超过15万),单次战役的人数则更少,没有出现在中原对金的钧州一战中列阵“层层叠叠,厚20里”的情形。这有哪些原因呢?拙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西方各国军队采用的战术不适应蒙古人改进的东方战术
其实,东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别很早就在双方作战时的战术体现出来了。在东方(以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为代表的范围内)的战争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那种队形极其严密、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密切协同的军队。这是西方人思维严谨、讲究科学分工、善于组织大的系统工程的表现。而中国战国时代的车阵、明朝戚继光组织对付倭寇的鸳鸯阵和对付鞑靼的车、骑协同战阵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
东方军队作战时,队形不严整,讲究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战术的灵活性,受《孙子兵法》的影响,讲究“诡道”而不讲究堂堂正正的正战。这种战术意识的支配下,军队的单位攻击力和防护力并不强,如果对付罗马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密集步兵方阵,采用正面作战的方式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
与东方军队不同的是,西方军队一开始就采用严密的队形,特别强调突出正战的攻击力和防护力,以罗马和马其顿的步兵方阵为 例。这种步兵方阵通常由贵族和平民排成20排以上密集的队伍,身着厚厚的重甲,手握长枪,越往后排,长枪越长,架在前排的肩膀上,这样就在方阵的正面形成了真正的丛枪如林,方阵的后面则通常由奴隶紧紧跟着,作后勤和护理工作,或者由标枪手不停往对方投掷标枪。这个方阵的两翼则由骑兵担任保护两翼不受冲击的任务。很明显,这种战术的冲击力是远非东方军队可比的,但它的弱点也非常突出:队伍转动不便,必须时刻注意保持队形的严整。
即使在进入铁器时代,马的鞍具的发展,使得骑兵越来越重要了,双方在骑兵的战术运用上也有巨大的差别。东方的骑兵很少有重装甲,骑兵即能用马刀、长枪也可以使用弓箭。骑兵主要目的是为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和正面的冲击力,可以在很大范围内作战。而西方的骑兵部队发展出了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但是与东方不同的是,骑兵战术的使用仍和古罗马时代的步兵方阵相同,讲究队形和正面的杀伤力和防护力,几乎没有太多的战术机动能力,作战范围仍然是在很小的区域内进行。
东西方的军队由于地理障碍,除了欧洲军队和中东地区的军队发生过大规模 的战争外,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军队从未与万里之外的西方军队打过照面。唯一 可能的机会,在亚历山大攻克印度准备东进时,因病逝而告终。
二、蒙古人的战术
蒙古在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后,立即开始对中国北方的各王朝进行大规模的攻击。蒙古军队在一开始完全依赖骑兵的机动性和攻击力,和过去的游牧民族军队一样,没有步兵攻坚力量的协同。在中原各高大坚固的城墙面前,强大的骑兵是无能为力的,尽管他们在野战中所向无敌。很快,蒙古人从辽、金、西夏的军队上学到了步兵攻坚的本领,改变了继往单纯依赖骑兵的战术,并且学会了运用汉族新的发明的火药和抛石武器。
在战术的运用上,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 他们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 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后撤,待追击的敌军队形散乱疲惫时,早已四面包抄的骑兵则在一阵密集的弓箭射击后蜂拥而来。这种战术在过去的匈奴、汉族、契丹、女真人都用过。但象蒙古人一样利用四处游骑做间谍,大规模的骑兵可以随时远距离攻击的情形则没有出现过。加之,蒙古人大量地编入汉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使用汉族先进的攻坚器材担任攻城的任务,使他们在东方无论是野地浪战还是摧城拔寨,几乎所向必克。
事实上,蒙古军队的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则是欧洲骑兵远远不及的。欧洲军队的战斗无论多大规模的军队都是在很小战场内进行的。而且,欧洲军队有惯常的骑士之风,崇信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当他们遇见可以把百里方圆的地方做战场,且习惯迂回的蒙古军队时,他们的确是碰上了无法想象的战争场面。
蒙古人西征时,在发生大部队与敌正面遭遇的时候,蒙古骑兵也会迅速排成战术队伍发起正面的攻击。其战术队形通常是排成五个左右的横队,每个横队均为单列。各横队相距很宽的距离。这样形成了远远大与对手的宽大正面(从现代战术来讲,这种极易为对方冲击的宽大正面是极为不利的)。前两个横队是重骑兵(相对东方军队),其余为轻骑兵(相对与西方的轻骑兵可算无任何装甲的骑兵)。在此之外则还有大批的游骑四处做表面上无意义的运动。
双方军队在靠近后,蒙古军队的轻骑兵会突然从前排的重骑兵横队的巨大空隙间以极高的速度冲出,向西方的敌人投射长矛和从中原学来的毒箭。几次齐射后,重骑兵队伍迅速后退,接着轻骑兵也迅速后撤,并回到原来的位置。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回击,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而这种反复的攻击蒙古兵可以不论白天黑夜地进行,因为队伍相距较远且不需要太严整,蒙古兵的队形很容易在远离敌军后重新排列整齐。一但敌军队形混乱军心动摇开始后撤,则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蒙古军队在骑兵快速大纵深地前进时,遇敌坚固的城堡,通常只留少数部队监视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大部队继续高速前进,使后方的敌人根本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三、蒙古军队常常利用冬季大河结冰时发起战争
1241年,蒙古苏布台和拔都分率大军进攻东欧,强行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准备于匈牙利平原会师,在两支部队遥远的侧翼还有两个小规模的骑兵部队,沿途横扫波兰、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掩护主力部队的战略意图。
匈牙利国王贝拉在蒙古军队进抵佩斯城前,判明蒙古军的意图,立即组织了10万人的军队寻求与蒙古军队决战,蒙古近六万人的主力则避开匈军的攻击稍稍后撤。四月,双方最终则在绍约河畔对峙。匈牙利判明对岸是蒙古主力后,迅速地抢占了一个巨大的桥头堡,又在河西岸用大量的马车连成坚固的兵营,等待蒙古军队的攻击。
蒙古军在后续的工兵到达后,立即在黎明用威力巨大的抛石车和火箭向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射击,守备部队在前所未见的攻击下瞬间溃败,蒙古骑兵迅速穿桥而过,向刚刚醒来的匈牙利军队主力发起攻击。当匈牙利人满怀信心地列队杀向数量处绝对劣势的蒙古军时,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主力!蒙古军约三万人的主力在近百里远的南方早已乘夜渡过冰冷的河水。
蒙古主力从背后杀向匈牙利军队,队形混乱的匈牙利军队立即撤回坚固的兵 营死守。蒙古人的工兵遂向兵营里发射了密集的巨石、火箭、毒箭(史料记载蒙古人的毒箭含砒霜巴豆,产生强烈的毒烟)、燃烧油。这些攻击武器大多为西方军队首次见到,其内心恐慌可以想见。蒙古人采用了“围城必阙”的战术,匈牙利人迅速崩溃从缺口逃亡。但是,身着轻装的蒙古军队速度和耐力远远高于逃跑者,可以不停顿地换马四处截杀。绍约河战役,匈牙利军队阵亡七万余人。蒙古军迅速攻克佩斯城,杀死十万余人。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在欧洲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因为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在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另外,因为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
四、蒙古人特殊的装备——蒙古马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而且,蒙古马在蒙古军队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也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并且,蒙古骑兵通常备有不止一匹战马。
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比如,1241年冬季,速不台的主力骑兵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时,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而布满积雪的两地之间的距离有三百多公里,且多是无路的山地。
五、中原的新式武器
蒙古人使用的发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在中原的各个王朝原来是守备坚固的城防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但蒙古军队掌握此类装备后迅速用于对高大城防的攻击。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在欧洲战场,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尚未造成城墙被完全破坏的局面,守军就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六、蒙古骑兵的各种装备
因为蒙古骑兵从未象欧洲一样对兵种的武器进行严格的分工,加之不象欧洲军队使用的武器那样笨重,所以蒙古骑兵随身携带各种武器,使得其可以随时完成不同的任务。蒙古骑兵随身携带的武器通常有弓箭、马刀、长矛、狼牙棒。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弓箭,他们的弓箭较长大,需大约八十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电视《马可.波罗》中有他始终无法拉开蒙古人硬弓的场面),射程远,几乎是蒙古骑兵的最重要的杀伤武器。此外,蒙古骑兵常常根据个人爱好装备其它武器,譬如套马的绳套和网马的网套,这在正规的欧洲军队看来是匪夷所思也是防不胜防的。另外,蒙古骑兵的装甲多为皮革制成,轻便坚韧,虽然远不及欧洲重装甲骑兵身上的锁子甲,但负担轻,容易保持长时间的战斗力,此外,不会象铁制铠甲那样在严寒酷暑时节成为难以忍受的酷刑。
七、蒙古军人的训练、忍耐力和其军事化的特殊社会组织
蒙古军队和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从小就是战士。在马背上长大,从小的玩具就是弓箭,成年时候就早可以算成职业军人了。由于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求,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蒙古军人拥有东西方各定居的农耕民族素无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和中国被抓来的百姓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宝器娃儿,你认不认得到你妈老汉哦,你这种认错爹的龟儿子还有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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