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的第二章讲什么的？

《万历十五年》讲了什么？~

作者从万历皇帝入手，从集权社会的中心向下辐射，分别选取两位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另外选择三位此朝的几位代表人物：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以及哲学家李贽。
皇帝、首辅、高级将领、文官和思想家，帝国上层阶级的主要类别代表，折射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两面。而这五个对后世有影响的人物，要么身败，要么名裂，要么身败名裂。
一个彻底腐败的体制下，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顶多只能延长帝国走向穷途末路的时间。明朝政体中文官制度对皇权的压制极大，皇权和文官制度的冲突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彻底爆发。
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在这一年彻底失去了励精图治的心志，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躲入后宫不再上朝。五年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1年），随着和稀泥本领超强的首辅申时行退休。
对大明朝有着深刻理解的人都死光了。此后东林党崛起，夸夸其谈之辈登世，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

扩展资料：
1、万历皇帝：从励精图治转向懒政
万历皇帝刚亲政的时候，很想有所作为，但被张居正清算时间刷新三观，虽身为天子，也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个囚徒，很难主动做自己想做的事。苦闷之下，他就干脆就不和文官集团合作，就这么消极怠工直到去世。
2、首辅张居正：权倾天下到身败名裂
万历年间，张居正被任命为首辅，权倾天下。他把持着国家行政、官员任命等大权。张居正在主持朝政期间，重点推行了一系列赋税和官员考核制度改革，为的是加强行政效率，富国强兵。
张居正是个有抱负的人，但他忽略了当时复杂的情况。比如说税收，这是个敏感问题。地方官向上交纳税金税粮，总是保证自己口袋先装够，国家够不够是另一回事。
张居正责令各府各县要缴足税收，动了地方上所有人的奶酪。在人事方面，张居正企图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员，组建一套完全听从他自己的政府班子。
这种做法也触怒了很多官员，一部分文官认为他片面追求效率，站在道德高地上攻击张居正的改革措施。而另一部分官员因为张居正影响了他们的升迁仕途，所以也嫉恨张居正。
这些对他不满的人一时奈何他不得，只能蓄积力量等待机会。这个机会，在1577年出现。当时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惯例他应该要停职回家守制。
万历皇帝不允许张居正告假。很多官员借此攻击张居正违背了孝道，不配为首辅。在他去世后，人们依然不放过他。
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张运动正式开始。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很快就被废止，之前取得的所谓改革成果也基本被全部抛弃。
3、继任申时行：欲弥合皇帝和群臣关系却徒劳无功
和棱角分明的前任张居正不同，申时行完全是个和事佬。他深知道张居正身败名裂的原因在于自信过度、不谦虚谨慎。在他眼中看来，一定要和文官集团合作，顺应他们的意志来治国。
作为一个首辅，最重要的不是管理官员，而是用诚意感化他们，然后才能领导他们，让各种人才发挥长处，让全体文官精诚团结。夹在群臣和皇帝之间，申时行感觉自己左右为难。
到底是支持大臣们，还是支持皇帝，局势逼迫他必须站队。事实证明，他怎么选都是错。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申时行最终黯然辞职，调和皇帝和群臣的努力宣告失败。
4、清官海瑞：不被朝廷重视遭群臣排挤
海瑞的成名作是向醉心于青词神仙的嘉靖皇帝上书，指责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结果嘉靖皇帝将海瑞逮捕到东厂关押，一直关到旧皇帝驾崩、新皇帝登基，他才被释放。
海瑞虽然是全国道德楷模，但缺乏实际管理技术，不愿迎合官场风气和潜规则。最终落得个被束之高阁、惨淡收场。
5、一代名将戚继光：推行军事改革的失败
倭寇入侵东南沿海之后，暴露了明代军制的落后。沿海经济富庶地区被倭寇骚扰，威胁到整个王朝的经济基础。在情急之下，朝廷允许戚继光另外在农村招募雇佣兵，来代替名存实亡的义务兵。
戚继光给这些雇佣兵的奖赏非常高，但是带兵也非常严格。他还改进了军队的战法，排出注重团队合作的“鸳鸯阵”，取代原先好勇斗狠的单兵格斗。
这些军事改革措施，确保了戚家军多次打败倭寇的进犯，取得了保卫东南沿海的胜利。戚继光的军事整顿，受到了朝廷非常优厚的财政接济。
可其他防区却依然沿用原来那套军事补给体制。戚继光的防区和其他防区待遇不平等，这就惹来了非常多的非议和矛盾。
在张居正被清算之后，戚继光被作为张居正的同党，也惨遭清算。万历十五年，戚继光黯然离世，朝中却无人关注。一代将星陨落，政府档案只字未提，可悲可叹。
参考资料源：百度百科-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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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1)

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
种道德观念的负担。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髦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
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
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透，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
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
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
影。
申时行不是皇帝五个蒙师之一，但他所担任的功课最多，任课时间也至久。现在身
为首辅，他仍然担负着规划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因之皇帝总是称他为‘优生”而不
称为“卿’，而且很少有哪一个月忘记了对申先生钦赐礼物。这些礼物有时没有什么经
济价值，而纯系出于关怀，诸如鲤鱼二尾，批把一篮，折扇一把，更蒲数支之类；但有
些礼物则含有金钱报酬的意义，例如白银数十两，彩缎若干匹。不论属于哪一类，这都
足以视为至高的荣誉，史官也必郑重其事，载于史册。
得任为皇帝的老师是一种难得的际通，也是“位极人臣”的一个重要阶梯。固然并
不是既为老师就可以获得最高的职位，但最高的职位却经常在老师中选任。在皇帝经筵
上值讲，必然是因为在政治、学术、道德诸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值讲者即使还不是
卓有成就的实行者，至少也是众所推服、彻底了解国事的思想家。
根据传统习惯，皇帝为皇太子时即应就读，受傅于翰林院诸学士，称为东宫出阁讲
学。登极之后，除继续就读而外，他还要出席另一种形式的讲学，即所谓经筵。经筵于
春秋两季气候温和之时举行，每月三次。每次经筵，所有六部尚书、左右都御史、内阁
大学士和有爵位的朝臣勋戚都要一体参加，还有给事中，御史多人也在听讲的行列中出
现。
经筵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早朝之后，皇帝在大汉将军20人的保卫下首先驾到。在这文
质彬彬的场合中，大汉将军也免除甲胃而穿上袍服，但仍携带金瓜等等必不可少的武器。
皇帝在文华殿面南坐定，传谕百官进入，行礼如仪。至此，鸿肿寺官员将书案一张摆在
御座之前，专供圣鉴；另一张摆设在数步之外，为讲官所用。参加听讲的官员鱼贯而入，
分列书案左右。
经筵和其他所有的仪式一样，必有其目视耳听的对称均衡。先一日用楷书恭缮的讲
义此时已经陈列于案几之上。在赞礼官呼唱之下，两员身穿红袍的讲官和两员身穿蓝袍
的展书官出列。他们都是翰林院中的优秀人员。讲官面对皇帝，展书官在书案两侧东西
对立。接着是讲官叩头，叩头毕，左边的展书官膝行接近书案，打开御用书本讲义，用
钢尺压平。此时左边的讲书官也已经超前，站在中央的位置上，开始演讲。讲完后，书
本盖覆如前，讲官及展书官退列原位，以便右边的同僚履行任务。左边讲官所讲授的是
“四书”，右边讲官所讲授的则为历史。此种节目，历时大半天只有讲官可以口讲指划，
其他全部人员都要凝神静听，即在皇帝亦不能例外。如果当今天子偶然失去了庄重的仪
态，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之上，讲官就会停止讲授而朗诵：“为太君者，可不敬哉？”
这样的责难不断重复，决无宽贷，一直到这个为人君者突然发现自己的不当而加以改正，
恢复端坐的形态为止。
这种繁文缛节乃是当日国家中一种重要制度。经筵的着眼点在发挥经传的精义，指
出历史的鉴戒，但仍然经常归结到现实，以期古为今用。称职的讲官务必完成这一任务，
如果只据章句敷衍塞责或以佞辞逢迎恭维，无疑均属失职，过去好几个讲官就曾因此而
被罢免。
在正面阐述圣贤之道的时候，讲官可用极委婉的言辞，在不妨碍尊严的条件下对皇
帝作必要的规劝。皇帝在经筵上可以提出问题，甚至说明他不同的观点，但是资问或指
斥讲官，则属于失利。即讲官准备不充分，讲辞前言不对后语，皇帝感到不快，也不能
当场流露，而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
即在正德皇帝，那位大有离经叛道意味的人君，也没有废止这种优礼。这位不平常的皇
帝，他对讲宫接二连三地影射批评自己，另有报复的妙法，即“一脚踢到楼上”——这
些尽忠的讲官经常被升迁；其所任新职，则十九又在边区远省。
申时行现在不是讲官，而是经筵负责人，执掌全盘的计划。他的办公地点是文渊阁，
坐落在午门之内。在办公时间内，皇帝和他的首辅相去不过1000米。但是这1000米，也
是全世界距离最长的1000米。这种距离不在于官寝和文渊阁之间有重重叠叠的门墙和上
上下下的台阶，而在于除了早朝和讲读外，皇帝已极少接见大学士。他们之间的交往差
不多全部出于纸头书面。偶而皇帝也派宦官口传圣旨；直接宣召大学士面两国事，但在
申时行任首辅期内，已属绝无仅有，平均一年不过一次。至于皇帝亲临文渊阁，在本朝
历史上则已经是160年前的事情了。
文渊阁的正厅供奉孔子像。两侧有官舍四间，另有阁楼，乃是保存书籍档案的地方。
阁前不远有东西两排平房，是为书记人员抄缮文件的办公室。以这些房屋作为我们庞大
帝国的神经中枢，似乎过于朴素；但是和国初相比，则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年草创伊
始，文渊阁真的是一间亭阁，为皇帝职掌御前文墨各官等候召见时歇足之处。以后扩充
官舍，增加图籍，又辅之以吏员，才规模大备，可是它的性质仍非片言只语所能概述。
它既像皇帝与文官集团间的联络处，也像各部院以上的办公厅；有时又像皇帝的顾问室，
或是调解纠纷的超级机构。总而言之，它所做的事，就是以抽象的原则，施用于实际问
题，或者说把实际问题抽象化。例如经过皇帝批准，人事有所任免，文渊阁公布其原因，
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法令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
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
在文渊阁办公的首辅申时行的内心深处，不可能对经筵产生与众不同的兴趣。讲书
的时间既长，典礼也过于呆板。参加这种仪式，他要在天色未明之前起床，熬过一段悠
长枯燥的时间，等到经史讲完，书案依次撤去，参加的人员鱼贯下殿，在丹城上向御座
叩头如仪，然后才能盼来这经筵之“筵”。此即在左顺门暖房内所设的酒食。这酒食为
光禄寺所备，各官按照品级职务就座；其中的讲官、展书宫及抄写讲义的人员，则又就
座于同阶官员之上。
身为首席大学士，经筵监督者，申时行有责任使全部程序和谐地演出。要是皇帝出
现倦容，或是讲官失言以至其他官员失利，他都要引咎自责。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一个人要继续坚持经筵必须不断举行？难道他不像其他人一样憎恨这令人折骨
伤筋的节目？按理说，他对经筵的反感，不可能在旁人之下。因为他就任今上讲官之前，
早就担任过先是隆庆的讲官。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他匍匐了这么多次，以至熟悉了
每一石块的特点。经筵的令人厌倦之处，他比别人有更多的体会。然而首输申先生忠于
职守，仍然在兢兢业业地维护这个传统节目。在对待早朝的问题上，他也持同样的态度，
坚持不应断辍。导朝本是苦事，而在寒风凛冽的严冬为尤甚。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
到过官员在导朝时互相讪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
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
人物。
公历1587年，时为万历十五年，申时行52岁，他已感到未老先衰。几年之前，他即
已鬓发苍苍，现在身为首转，位被人臣，又有张居正前车之鉴，为什么他对一切还要那
么认真而不听其自然呢？
这又是说来话长。
本朝治理天下，礼仪所起巨大的作用，已略如前述。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
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
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无数
次的磕头加强了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意义；而他亲自主持各种礼仪，更表明他也同样受
上天的节制，即受传统的道德所节制。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
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越是地冻天寒，酷暑蒸人，我们的早
朝也更可以收到锻炼身心之效。就是皇帝的亲耕，看来有很明显的象征成份，但象征不
一定就是虚伪。如果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相信这种象征，而决心以行动促其成为现实，
这又是何等壮大的力量！一月三次的经筵，其目的更直截了当，它表现了皇帝和大臣们
坚决地在经典和史籍中寻觅最有效的方法，以达到大同之治。
正是对上述意义有了深切的理解，申时行更不能无愧于中。因为他所尽的心力，并
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有事实为证：1586年的新秋，23岁的皇帝降下谕旨，说他早晨起
床后突然感觉头晕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筵、日讲；而且所谓停止，又无时日的
限制。12个月以后，这头晕脑胀，又奇妙地重复出现。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皇帝刚刚说
完精力不支，宦官却传出了万岁爷在紫禁城内骑马驰骋的消息；接着又有人说他试马伤
额，不想让廷臣看见，消息传开，礼部的一位官员就奏上一本，规劝皇帝保重玉体，并
注意他身为天子的职责。不想一波方息，皇帝又来一套不能临朝的谕旨，据他自己说，
其原因乃是心中火气过旺，服用凉药，凉药压火抵于足部，发生奇痒，因之搔破皮肤，
行走不便。然而与此同时，宫内却又传出皇上饮酒过多，夜间游乐过度，与妃嫔交往过
切如此等等的消息。
这自然会使申时行感到伤心。他曾写信给朋友诉苦，说他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他
还写诗责备自己的无能：“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袁职自惭无寸补，谁应
投老赋归田！”意思说军队没有打胜仗，农民没有享丰年之福，可见他自己位居高官，
对国事毫无贡献，自应退休，返里归乡。然则申时行并不真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在发
完牢骚之后，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执行他首辅的职责，摊开赛本，用楷书端端正正地
写上，请求陛下以社稷为重，保养玉体，但是经筵决不可长期停止，太相洪武皇帝，经
筵讲到叩岁仍然坚持不息。他同时又和朋友通信，指出局势很难，“上下否足，中外腰
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
申时行是一个富有现实感的人，他懂得为臣之道。如果皇帝说他的问题在脚痒，首
席大学士就一定要相信这问题在脚痒。更应该欣幸的是皇帝陛下竟用了这么多的语句细
诉他的困难，这就不失为可喜的现象。所以看来皇帝的病源不深，早朝和经筵不致耽搁
太久。好在新的讲官和展书官都已派定，只要皇帝能够出席，经筵可以立即继续举行。
而且他还考虑，如果皇帝觉得早起困难，则不妨把早朝和经筵的时间稍稍推迟。这些问
题都属于可以通融之列。
申时行之被任为首辅，似为一串意料之外的机缘所促成。
1582年张居正逝世之后，继任者为张四维。但是不出一年，第二位张阁老的父亲也
不幸去世。当时自然不能再来一次“夺情”，张四维只能离职丁忧。在此离职期间，申
时行代理首轨但是张四维本人在居丧将要满朝的时候又突然患病，而且一病不起。以前
较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已病死，这样，命运就把资格最浅的大学
士申时行推到了最前面。
1587年，申时行官居首辅已4年。他自称未老先衰，其实精力正旺。他的父母去世
多年，所以没有丁忧的顾虑。他为人温和谦让，没有几位前任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王
世贞所作《内阁首辅传》称他“蕴藉不立崖异”，就是说他胸中富有积蓄，但是不近悬
崖，不树异帜。这一评价在恭维之中寓有轻视的意味。而申时行的温和谦让，却也始终
投有能使他能在政治风浪之中置身事外。他以后被卷入争端，进退维谷，直到提出解呈
11次之多，才能奉准退休。
申时行由张居正的推荐而入阁，表面看来，这一点对他关碍不深，因为1582年前后，
在中枢出任要职的几乎全部为张居正的私人。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
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诌媚见用。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
前任的过失，作为自己执政的资本。其间差异既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申时行和其他绝大多数的大学士一样，出身于政府中执掌教育和文墨的部门。1562
年，他在299名殿试及第的进土中名列第一，即得中状元，并按例授翰林院修撰。此后
他在翰林院任职达15年，官至待读，并升转兵部及利部侍郎，在职仅7个月，即被命为
大学士。他和张居正、高拱一样，未曾就任北京以外的官职。
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
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25年前，翰林院修撰徐时行（当时他尚未姓申，仍袭
用外祖徐姓）也曾对这些问题发生疑惑。但是今天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涣然冰释，
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
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陵。
多年的翰林生活更使申时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翰林院的官员替皇帝撰写
浩敕，浩敕的接受者总是孝子贤孙，同时也是眼光远大的父母或是能够周济邻里领导地
方的正人君子。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
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
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
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
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条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
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按本朝传统，所有
的建议仍当奏请皇帝批准。然则用人适当，各地总督巡抚都是众望所归，他们的建议，
也必为上策佳计，所有奏请，必然会得到批准。所以归根结底，技术问题仍与道德问题
不可分离。
翰林学士在执行职务期间，既已接受道德伦理的熏陶，而有条件精研各种档案，则
为增进技术能力的捷径。在1578年被任为大学士之前，申时行参与修撰嘉靖和隆庆两朝
实录和《大明会典》这种编撰工作，必须要把历年所有因革的文件逐月逐日地排比整理
并加检讨，正是训练培养内阁大学士的最好方法。现在的首辅申时行，被同僚一致誉为
“老成”。这种概念与实际年龄无关。他52岁，比次辅许国小8岁，也比三辅王锡爵小
一岁。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
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
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
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
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
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的语言。和
各地绅士合作，也不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分布地区过广，局部利害不同，即
使用文字为联系的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
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例如就在这1587年，山东省的三
千农民，由于饥荒诞而走险，丛聚为盗；各地白莲教的信徒也大有增加。局势令人惊骇。
但仅是惊骇于事无补，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互相合作，互相信赖，以致于
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如果不是这样，则全国1100多个县，其中万别千差，又何能由朝
廷训令，使得多个县个个个做事符合机宜？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
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
和谐。此亦即鼓舞土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可以常识判断。如
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各
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此念一开，他们即会怀疑他对是非善恶可能已经置之度外。信念
既失，疑窦即生，他们就很难再尽忠竭力。这也就是“四书”劈头所述的“诚意”至此
已经不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所谓“上下否后，中外腰携”，如果继续下去，挺而走
险的农民决不会止于三千，白莲教徒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了。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
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
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
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在本朝历史上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
势。多数的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属于纯技术人员。即使是高级武官，在
决定政策时，也缺乏表示意见的能力，偶或有所陈献，也绝不会受到文官的重视。
在申时行充当首辅的年代，全国文官的总数约为20000人，其中京官约占1／100。
当他们朝会集合时，就出现一片令人眼目昏眩的现象。他们的朝服为红丝罗绢所制，四
品以上为红色，五品以下为蓝色。朝冠系纱制，侧带两翅；朝靴黑色，靴底边上涂以白
色的胶漆。腰带并不紧束而是轻松地是在腰间，上镶玉、犀角以及金银等方块，所以在
阳光之下闪烁不已。
官员们的品级由“文官花样”表示。此亦即西方人所称MandarinSquare。文官的花
样总是绣着两只鸟，鸟的品格和姿态则因级别的高低而异。如一品官的花样为仙鹤翱翔
于人中；三品官的为孔雀，一只着地，一只冲天；至九品官则为鹤鸩二只，彼此都在草
丛中觅食。武官的袍服形色和文官相似，但品级不用乌而用猛兽来表示，依次为狮子、
虎豹、熊务等等。监察官员亦你‘风宪它’，虽然也是文官，但是花样却不标品级而绣
以“倾基”。这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能辨善恶。它对好人完全无害，但当坏人接近，
它就一跃而前将其撕为碎块。还有极少数的文武官员，包括宦官在内，可以由是帝特增
绣有蟒、飞鱼、斗牛等形象的袍服，其尊贵又在其他花样之上，这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对峙时行于1585年即由万历赐予蟒施。
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称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武，
合格者称为举人；举人参加在北京的会试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举人得授九品官职；
进士得授七品官职。此处尚有鉴生、贡生等名称，也都可以经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官职。
总之，科举制度以各种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考来考去，全国的读书人被网罗而应试的
总数当在百万以上，其中文理通达的即可由此而登仕途。
科举制度的重要性又在社会风气中得到反外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
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
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
的自我牺牲，贤委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无数的条文和墓碑，可为例证。
这些文章多有出自儿子或丈夫的手笔，其中歌颂母亲或妻子给他们的赞助扶持，文句悱
恻动人，情节也真实可信。皇帝赐给臣下的浩命，也针对这种感情上的需要，恩赐荣典，
大多包括妻子以及祖宗三代。此外还有规定：本人可以辞去浩命而转封他们的妻子和祖
宗三代。即使获得浩命的先辈早离人世，也无碍于授予。旧的墓碑可以取去，而代之以
镌刻着新的荣誉的墓碑；画师可以根据生者的口述画出死者的遗容，画上的袍服，像主
可能一生未曾经眼。这样对祖先表扬，也是对子孙的策励。这些浩命又可以传之百世，
作为后人楷模。所以辞去自身的思命而转封于先辈，实为一举两得。首辅申时行深深了
解其内情，他在不久之前就替二辅许国代呈，辞去他本人应得的升迁，而以相等的荣誉
表扬他的亡妻及父母。
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中的优
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意的注释，既为
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他
们都知道施政出于仁民爱物之心亦即同情和怜恤之心。一个有教养的人知道他自己有生
活上的需要，又对家人父子具有感情，推己及人，就不能不想到其他人也有这些需要和
感情，那么他也不得不尽力使其他人能获得他们的需要和发挥他们的情感了。
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即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
的例外。譬如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嫂嫂应当敬爱而又经常保持距离，但是当嫂嫂掉进水里，
那就不是再保持距离的时候，而一定要用手拉她。这种原则和例外，亦即古人所说经和
权。这些关系，文官们也无疑地了如指掌。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明理之人，他们也具有无背于圣贤之道的幽默感。这种爱好幽默
的情趣，尤其在他们谈论挪揄鸿肿寺礼官时表现无遗。他们所谓‘无哭王晚姜辣李苦”，
对于这几位赞礼宫古怪的声调作了很准确的描写。虽然有行礼时候，他们个个一本正经，
散班之后却总是有很多令人捧腹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譬如说礼官自己忘了转弯，唱
转而不转，武臣不等赞礼官唱疏而先行下跪等等。
这些为数两千的京官，是否都能具备上述的品德，因而形成一个巩固的集团呢？如
果事情真是这样，则他们身为文官中的优秀分子，自应感化其他文官，而后者也就应该
具有移风易俗的能力，使全国1100多个县的民风杜绝刁顽而日臻淳厚；本朝刑法中所有
骇人听闻的处罚如凌迟处死，也应当早已废止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这么多身穿懈秀
服饰的文官监视其他百官也就毫无必要，皇帝也无须乎赫然震怒，廷杖百富了。可见理
想与事实，常常不能相符。否则申时行在执行职务时一定会大感轻松，而以下所叙的事
情也不至发生了。
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诚意，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聪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
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
件复杂的工作，所以他公开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
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
了。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
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
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二北京的一些放债人，经常借
钱给穷困的京官，一俟后者派任地方官，这些债主就随同任所，除了取回借款之外，还
可以本外加利，利又成衣地方官兜揽民政与财政，致富的机会至多。至于官员本身，向
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法之间取得一部分
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土大夫阶级的生活水难，与情操无损。另有相
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
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
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中央对很多边远
县份的实际情形无法直接获知，只能依赖地方官的报告。这种文书从地方送达中枢就常
常需要一个月。执笔者铺陈请事，动辄使用自古以来最为华丽的辞藻，可是他们却足不
出户，所引用的统计资料也许已经一百年没有修订过。自己中枢的大厦坐落在无数含糊
暧昧所叠砌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刃、法。
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
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
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
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
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
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
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
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
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按照规定，四品以下的地方官
三年任满应当入京朝觐述职，由皇帝及有关部门核定他们政绩的优劣。但是全国有1100
多个县，任何精明强干的人事官员也无法详细知道他们的具体成绩，而只能在大节目上
斟酌一二。如果一个地方官所统辖的地区安静无事，税收没有多大亏欠，该地区的民风
就是“淳厚”而并非“刁顽”，这一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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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区15920489752： 《万历十五年》中“人事应付能否得宜而有其上下高低“是什么意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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