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

作者&投稿:刘残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民生思想有那些~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旧的制度受到严重冲击而礼崩乐坏。许多诸侯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许多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结合当时发生的许多兴衰成败的历史事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民本思想有了深化和发展。
春秋时期的突出点就是明确地认识到政权的存亡与民众的向背的因果关系。如沈尹戌总结梁国被秦国所灭的原因是:“民弃其上,不亡何待。”直接明确地认为民众的好恶和向背决定着事情的成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和君主的安危。这一时期,一些明知的执政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国君及其政权只有做到利民、爱民,方能国运长久,否则就会众叛亲离,身死国亡,政权易主。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周内史曾对周王说:“不亲于民而求用焉,人必违之。离民怒神而求利焉,不易难乎!”-所谓“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则民不至”。特别是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要求当政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把对民众作用的重视和实行爱民利民政策提到了新的高度。
当然,春秋时代的一些统治者所提倡的利民爱民,并非出于为民众谋利益的大公无私的目的,主要是出于维护和巩固王权统治的目的。即便像孔子那样的大思想家,其主张也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认为只讲利民爱民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民知礼守礼,维护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以保证民众生产的财富为国君和国家所用,以达到利君的目的。所以,孔子强调国君为本,民众为末,这是他们的君本位思想。
春秋后期,齐国宴婴曾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他提出国家利益高于和重于君主利益,为民本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战国时期,对于国君和民众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首先是儒家学派的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他认为国君可以变换,政权可以更替,只有民众是长久的。
此外,战国时期的管仲等人的民本思想也是比较进步的,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他们对君主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要求当政者重视和尊重多数民众的意愿,顺民心,合民意,与民众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国泰民安。他们认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国君有善政美行,即可得到民众的赞誉,若有恶政秽行,就会受到民众的谴责。> 中有一段话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认为国君若能真正听取和采纳广大民众的好意见,并付诸实施,便是能以天下之耳目视听,便能成为开明的君主。这些学说对民本思想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在统治阶层已较为流行。“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明确民当为本,君当为末。荀子曾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在君民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这种保民、利民、爱民、富民的民本思想,经过历代政治思想家们不断地抽象和升华,被后人概括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经典论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当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
《新语·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
1.君权的根本在民;
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
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摒斥了民本思想。



《论语》读书笔记: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是真心喜欢音乐,不一定非得和教化拉上关系。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有一回,孔子生了重病,这里“疾病”连用,是指非常严重的病。子路就请求向鬼神祈祷,希望能保佑孔子快点恢复健康。孔子就问,有这回事吗?就是说有祷请于鬼神这样的事吗?子路说有,他还引用了《诔文》里的话“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杨伯峻先生认为这里的“诔”应该写作“讄”,这两个字同音,但是不同义:诔是“累举死者生前的事迹,以定其谥号”,是写给死人的;而讄是“为活人累叙功德,求福免灾”,是写给活人的。

听了子路的话,孔子却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孔子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人们意见不同。有人认为,孔子自己也向鬼神祈祷了,说明他是一个迷信天地神灵的人;也有人说,孔子已经向鬼神祈祷很久了,但病情却没有好转,所以他对鬼神抱有怀疑态度,认为自己平素言行并无过错,所以祈祷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事情。孔子的真实想法如何,我们只能去猜测了。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孔子这里说的“君子”,指的是居在上位之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领导。领导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如果领导做得好,上行下效,社会风气自然就会好了。

孔子说“笃于亲”,笃就是厚,这是说居于上位的人,如果能够以身作则,厚待家人,这就能够感化国民,国民必能“兴于仁”,仁爱的风气就能兴起来。春秋战国时各国争权夺势,父子兄弟之间争斗残杀之事层出不穷,所以孔子有这么一说。但用在现代社会就不一定适用了,现代的贪官,对待家人大多是极好的,给权给钱安排出国的比比皆是,他们对社会风气毫无有益的影响。

“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故旧就是老朋友,偷是淡薄的意思。这是说上位者如果不遗弃他的老朋友,那么国民的风俗就不会淡薄,人情就厚了。这一点倒是古今相同,人一旦得势了,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贫贱之交,富易交贵易妻,古今皆然。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这一则是什么意思呢,曾子病了,就把学生们召集到身边来,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看手脚干什么?。杨伯峻先生解释“而今而后,吾知免夫”说,从今以后可以免于刑戮了,就是说身体幸得保全。

传统的解释认为这一则是表现曾子的孝道的,郑玄解释说:“启,开也。曾子以为,受身体于父母,不敢毁伤之,故使弟子开衾视之也。”这就是说,曾子当时盖着被子,他让弟子们把被子掀开看看他的身体,看看他的手足,是不是还是完好无缺。这就是《孝经》里面讲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然后他还引用了《诗经》里的话,表示自己一直小心谨慎。最后说,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是不再会受到损伤了。

但要说曾子一辈子战战兢兢地保全自己身体只是为了遵守孝道,似乎有点迂阔和牵强,这明显和孔子时期的儒家思想有点不符。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可以托付幼小的孤儿,可以交付国家的命脉,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绝不会动摇屈服。曾子这里所说的“君子”,让我想到了武侠小说里的侠客义士,游侠精神虽然出自墨家,但也是包含了儒家思想在内的。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论语》里争论最多的一则,到底该如何理解,断句不同,意义就截然不同。

有人认为应该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这句话就可以解释成:百姓认可的事情,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的事情,就给他们说明道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这体现了孔子的朴素民主政治思想。

但许多学者都反对,他们认为不符合古汉语的语法,比如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里就讲,这种断句,并不符合先秦时的语言习惯:“若是古人果是此意,必用‘则’字,甚至‘使’下再用‘之’字以重指‘民’,做‘民可,则使(之)由之,不可,则使(之)知之’,方不致晦涩而误解。”

而且,他们认为如果使用上面一种断句法,其实是对孔子思想的拔高,是把现代人的思想强加在古人的身上。“愚民”思想在古代是很普遍的,比如《史记·滑稽列传》里记载西门豹说的话“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商君列传》里说的“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都是同样的意思。

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可以使民众照着我们的道路去走,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又脱不了愚民的嫌疑。虽然说孔子作为一名贵族,他的许多政治理论都是为了帮助统治者更好地治理国家的,虽然愚民思想不能掩盖孔子的伟大,但这总和《论语》中孔子注重对百姓教化的思想有点不统一。比如《为政篇》里说:“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比如《尧曰篇》里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于是就有人另辟蹊径,比如刘宝楠认为这里的“民”指的是弟子,而不是百姓。也有人认为这里的“由”通“迪”,是启迪的意思,“知”通“折”,是“强迫”的意思。但这些解释都很牵强,不能使人信服。

这一则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思想,怕是很难有统一的结论了,读者见仁见智,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我比较倾向传统的解释,至于和《论语》里其他地方的冲突之处,大约是孔子说这些话的时间、地点、背景不同,故而侧重点也不同。一个人的思想中有矛盾之处,本也正常,圣人也未必能够例外。

这又让我想到历史上的一些改革行为往往倒在“民曰不便”四个字上,有些改革明明是为了老百姓考虑,老百姓却偏偏不领情。如何开启民智,是一个大问题。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对于不仁之人痛恨太甚,也是一种祸害。过犹不及,什么事情都是如此,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人若是眼睛里肉步的一点沙子,恐怕是很难做成什么事情,这也是正直者的无奈。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谷”,古代以谷米为俸禄,所以这里的“谷”代指俸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三年求学,不谋求做官,这样的人是很难得的。

孔子并不反对出仕做官,“学而优则仕”一直是儒家奉行的准则,但孔子认为,做学问的目的修养品德提高自身,而不是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就是做官了,做官也不是为了贪求俸禄,而是为了治国安民。

而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里,官本位思想大行其道,做官成了读书人的唯一目标,至于个人修养和国家百姓,大多不会放在心上。所以一旦做了官,他的目的也就可想而知了,不外乎是“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治世和乱世之间,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如何把握自己,孔子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生逢春秋乱世,孔子却没有选择隐居“独善其身”,反而积极奔走,“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因为这种担当精神,他才更为后人所钦敬。也正是这种精神,才铸就了千百年来的民族之魂。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有时不得不谋,不能不谋,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不在位并不重要。而且,就像《左传》里说的“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在位者往往懒得谋其政,或是没有能力谋其政,那只能由不在位者“越俎代庖”了。世事往往如此,为之一叹!

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始”,是乐曲的开端,孔子时期奏乐,开始部分叫做“升歌”,一般由太师(掌管音乐的官)演奏。“挚”是鲁国的太师,所以说“师挚之始”。“乱”是乐曲的结束,“乱”是“合乐”,就是合唱。“《关睢》之乱”,就是说奏乐结束时合奏《关睢》的乐章。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是愚笨幼稚,“愿”是谨慎老实,“悾悾”是无能的样子,也有解释说是诚恳的样子、老实的样子。连起来意思是说:狂妄而又不爽直,幼稚而又不谨慎,无能而又不诚实,孔子说,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成了这样。



民本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
春秋晚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主张“仁”,解释为“仁者爱人”,强调统治者要爱惜民力,反对苛政。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孟子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认为“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战国时期的荀子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孔孟之后,最能体现民本思想的提出者。

当然,我也很喜欢墨子的“兼爱”,“非攻”的思想,有点跟老庄的思想差不多的境界,但自成一派为墨家,老庄(老子,庄子为道家思想集大成者)。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汉朝,宋明以及明清时期的发展状况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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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削心舒: 首先主要是战国时期,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代表,礼崩乐坏,有德者,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人可以为诸侯,而并非周天子分封的诸侯,魏文侯为代表,率先使魏国富裕起来,李悝变法,致使战国时期法家思想成为主旋律,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韩国申不害,齐国在威王,宣王时期也有改革,赵国胡服骑射,燕国燕昭王时期变法,孟子恰恰诞生在战国中期,魏惠王时期,秦国秦孝公时期,在这样的时候奴隶制已经不适应历史潮流,民本思想顺应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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