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的士族文化特点是什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是什么？~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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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概论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及文化的转型特点

汉代大一统王朝及其社会文化的特点。汉末社会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体的分化与儒教对士人作用的松动、文学上抒情与玄思风气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皇权、强权及门阀三种政治形态的复杂交替。玄学思潮的发生与持续，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抵抗与交融。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关于“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问题的讨论历史，鲁迅的观点、李泽厚等人的观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自觉，文学形式的发展，王瑶的观点。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演变趋势

刘师培、鲁迅等人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多变、不安定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多阶段性。魏晋型文学：以人主体精神与富有现实及历史内涵的感情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采用比兴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学风格相对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学：以人审美生活与审美客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伦理价值的隐晦与主体精神的失落，气骨顿衰的风格现象，文学艺术美的充分强调及其得与失。

第二讲：建安文学

第一节：建安文学繁荣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1．建安风骨与时代

建安人的精神状态与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乱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乱世中蒿目时艰、慷慨悲哀的文学。初步治平之世，文学向华丽壮大的风格出现的。

2、从文体角度看建安文学的实绩

建安时代音乐重建与诗歌兴盛的关系，乐府新声与五言诗的兴起。赋体与赋风的变化，抒情小赋、体物的赋的兴盛。

第二节：曹操与曹丕的诗文


1、曹操其人的再评价，曹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富于理想精、人文怀抱的人。从综合的作用来看，他是建安文学的最大贡献者。曹操的诗风与文风是他多方面气质的表现，通脱而机智的文风，苍凉而又沉雄、高爽的诗风。

2、曹丕的个性与文学表现上的趣味。曹丕诗歌的音乐性。曹丕诗歌在表现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论·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文气说、文章“本同末异”说。

第三节：曹植的文学创造成就

造就曹植理想主义气质的早年时代及生活环境。邺下文风对曹植的溉养。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剧与文学精神之飞跃。超越时代，显示天才的表现力的曹植诗歌，对五言诗文人化的巨大的贡献。《洛神赋》，思美人赋系列，曹植的杰出的艺术创造。



第三节：七子等人的文学

围绕曹氏父子的邺下文人集团之形成。建安文士与曹魏集团的关系。王粲的学术与文学。《登楼赋》与《七哀诗》。刘桢的个性。刘桢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徐干《中论》与建学术，《室思》的优美风格及诗歌史影响。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陈、阮的五言诗。
蔡琰的作为时代遭遇之缩影的人生悲剧：《悲愤诗》。




第三讲：正始文学

第一节：魏晋之际的政治与思潮

1、 政治与文学

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较量、高平陵政变。名士风流与司马氏强权的关系，学术、士风与政治的复杂交织。强权政治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之关系。

2、玄风与文学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再释。正始玄学风气的形成及对文学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正始玄风孕生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学初开魏晋南北朝玄学影响文学的时代风气。魏晋玄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本课题的目前研究状况。

3、 从文人集团到名士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家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则为名士群体。这两个名士集团的非文人集团性质之分析。




第二节：阮籍与《咏怀八十二首》

1、阮籍生平与思想

阮氏家族。少年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成长期中人生观的改变的名士风流的代表。内淳至外坦荡。

2、阮籍的创作

从邺下诗人到阮籍的诗歌演变，阮籍对建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咏怀诗》的创作性质，个人化的写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咏怀诗》思想主题，生命主题与历史现实的主题。《咏怀诗》艺术结构与语言风格。

第三节：嵇康

1、嵇康的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在美学上的深度。《声无哀乐论》质疑传统政教文艺观的实质。

2、嵇康的诗风与个性、玄趣的入诗、自然美的表现。嵇康四言诗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及对陶渊明等后人的影响。

第四讲：西晋文学

第一节：西晋的政治与士风、文风

西晋政治的演变过程，为由强权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化，最后皇权失落，外戚与皇族争权，陷于乱政。其士风与文风也与这一政局演变紧相联系。魏晋更迭之际，玄学名士纷遭杀害与黜斥，造成士风转向。玄学与正统儒学渐相结合，造成儒玄兼综的学风。典雅、拟古的文学风气盛行，同时文学的语言向精致化发展。后期则皇权失落，乱政迭移，上层士风向虚无放诞发展，下层则出现孤介、愤激之气。文学上出现批判现实及超越现实两种倾向。

第二节：傅玄与张华

傅、张的政治道路、治学道路与文学创作的道路。傅玄乐府诗在文人拟乐府上的承前启后性，其创作方法与取材方向，多改编旧作，以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出色。张华对西晋文风的影响：在拟古中寓创造，精致的技巧、温丽的风格，情感表现的细腻化，场景的重视等。

第三节：陆机与潘岳等太康诗人

太康文学风气的新变因素。

陆机的生平，其人格个性的复杂性：修谨中有大度，作为亡国之后出仕中朝，有较强功名心。陆机的文学渊源与创新性，基本上还是处于拟古的创作风气中，但语言艺术上有较多的新尝试。《文赋》的理论，其体制的成因，其在魏晋南朝文论发展史上的意义。

潘岳。关于他的人品与文学的传统的话题。潘陆比较的传统话题。长于哀诔的文风。《悼亡诗》的及其后世悼亡类作品的影响。

第四节：西晋后期的几组杰构

弊政与乱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西晋后期文学的新精神。与建安、正始诗风的关系。

左思与《咏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学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识。《咏史》八首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

张协的乱世之隐。《杂诗十首》推陈出新的艺术价值，长于体物，较有风骨。

郭璞之学问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为传说人物的郭璞。《游仙诗》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游仙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刘琨。从“二十四友”之一员到抗敌英雄，刘琨的思想觉醒。刘琨诗歌在西晋末诗群中特殊价值。

第五讲：东晋文学

第一节：东晋前中期文学

西晋末之乱造成两晋之际文学的断层。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言文学的产生，东晋玄言诗发生的原因。玄言诗的评价。玄风的转变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东晋前中期山水文学的滥觞。庾阐、湛方生的山水诗。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东晋后期文学的复兴之象，谢混、殷仲文的诗。



第二节：陶渊明


1、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 影响陶渊明的两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渊明的早年理想与性情 。陶渊明的仕宦心态与归隐之思。归隐后的心态与生活。如何评价陶渊明归隐。

2、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释三派之关系。围绕“形、影、神”三大范畴而展开的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及其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发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会理想。

3、陶渊明的诗歌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正始诗人及两晋诗歌对陶渊明的影响。陶诗的几大类型：行旅诗、田园诗、怀古诗、咏怀诗等。（分类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但分类是具有相对性的。）平淡风格成因之分析：从矛盾到和谐。陶诗的语言艺术，古人对陶诗艺术的评论。

4、 4、《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散文艺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社会幻想。《桃花源》之谜。《桃花源》记的语言艺术。

5、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的接受史。



第六讲：刘宋文学

第一节：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化与文学的发展

强权人物的出现与门阀政治的解体。晋宋之际士族、庶族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迁。士族与庶族两个阶层在文学上各自的表现。皇权重建与雅颂文学。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山水文学的兴盛。抒情文学传统的回复。诗歌与音乐关系加强。

第二节：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


谢灵运与谢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学传统。谢灵运的人生悲剧，以门阀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权政治的格局。谢灵运的文学创作道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政治遭遇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鲍照的文学创造

鲍照的寒素情结及政治上的表现，热切的政治追求与临路迟回的彷徨。鲍照作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特点。鲍照在文学上的全面性的创作成就。乐府诗创作的成就，回复汉魏乐府艺术传统，开启南朝文人创作乐府新声的风气。《拟行路难》在歌行体发展上的巨大影响。《芜城赋》与南朝辞赋的艺术风格。

第七讲：齐梁陈文学

第一节：谢朓与永明诗歌革新

“竟陵八友”与永明文人集团。永明文学的新变。永明体及其声律问题。沈约对永明文学发展的影响。沈约的诗歌成就。谢朓所处的时代及其家族当时的处境，人生悲剧。谢朓的精神气质与其诗歌风貌。山水诗从“大谢体”到“小谢体”的发展。谢朓对永明文学的超越。谢朓的诗歌史地位。

第二节：南朝后期文学繁荣与失范

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皇权的纷争。南朝历史的恶性循环。文人群体理想精神的进一步失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对文士精神世界的影响。形似写物的文学风气。绮艳文风兴起。绮艳文风发生的内外部原因。宫体诗艺术得失的客观评价。萧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功过。

第八讲：北朝文学

第一节：北朝文学的发展

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国、北朝文学的进程。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梁陈之际南方文学家的大量入北朝与北朝文学的成熟。南北文学的融合。

第二节、庾信与王褒

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时的文学创作。庾信入北朝后的创作变化，文学精神的升华，乡关之思，荣枯主题等。庾信文学的特色，强烈的抒情性、与高度的语言技巧，超越浮靡时风，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与北朝时的创作。

第三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一书的性质，集地志、博物记、游览记等著述于一书。《水经注》山水文学的成就。对后世山水小品的影响。《洛阳伽蓝记》，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兴盛，杨炫之的叙事艺术与文风。

第九讲：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

第一节：魏晋南朝民歌

吴歌在东吴的兴起。东晋时期吴声的流行。长江中下游都市经济的发展与吴声、西曲的盛行。吴声、西曲的体制、表现内容与艺术特点。南朝民歌的绝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声韵之美。

第二节：北朝民歌

北方民族的尚武、质朴与北朝民歌的风格。《木兰诗》的艺术成就，“刚健含婀娜”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

第十讲：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志怪小说
志怪之源。南北朝社会与志怪风气。佛教、道教与志怪。娱乐与志怪。干宝与《搜神记》，故事类型，小说艺术。

第二节：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风气。追慕名士遗风的社会风俗。魏晋以来人物记、人物别传之流行。《世说新语》：传神的人物描写，冷隽的语言风格。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考题

1、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

2、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学在发展上的连续性与变迁之处。

3、 三曹父子个性、思想与文风之比较。

4、阮籍《咏怀诗》卓越的艺术创造及其成因。

5、西晋文学的特点。

6、如何理解玄言诗的出现。

7、如何认识陶渊明的隐逸。

8、为何说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谢氏之前山水诗创作的情况。

9、鲍照的寒素意识、才华、遭遇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10、谢朓与永明诗人群体。

11、宫体诗现象之认识。

12、魏晋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

13、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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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和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大分裂，民族融合迅速发展，江南地区迅速开发为本单元的突出特点，也是本单元学习的重点。士族的形成与发展，宗教盛行也是本单元的突出特点。

　　三国和两晋。东汉末年，各军事集团割据混战，社会动荡，国家分裂，这种局面实质上是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曹操势力逐渐强大，一度统一北方，但赤壁战败，统一中国的企图未能实现，孙、刘势力发展，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时期，各国都注意发展经济。西晋曾一度统一，但因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又迅速灭亡。东晋偏安江南，与内迁各族建立的政权对峙。前秦曾一度统一北方，并想进而统一中国，但淝水战败，统一愿望再度落空。

　　南北朝，东晋之后，南方四朝相互更替，史称南朝。南朝时，由于南北人民的共同开发，江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开始赶上北方。但政治上，则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了士族制度，它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享有特权，极端腐朽。而此时的北方，继前秦统一失败后，北魏又曾一度统一北方。此后北方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适应了这一趋势，并使北方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东魏、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北周又一度统一北方，为以后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江南的开发，我国的科技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不少领域取得领先世界的成就，出现了祖冲之、贾思勰等著名科学家和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与此同时，佛教盛行，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及以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


　　1．怎样认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鼎立的社会根源。首先是东汉以来世家豪族势力的膨胀，使政治分裂倾向日益加剧，其次是南方得到开发，孙刘两集团的经济实力日趋雄厚，而北方生产遭到破坏，曹魏时虽有恢复，也未超过两方的水平，因而在全国形成三个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区域，为分立提供了物质基础。再次是魏、蜀、吴之间也形成军事实力的某种均衡，彼此都无力消灭对方。因而导致三国鼎立。

　　这种局面虽然仍属于政治上的分裂，但与东汉末年相比，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三国是在各自统治范围内的统一，这种局部统一较之东汉末年众多军阀割据混战是一进步，它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了相对安全的环境，各国统治者又都重视发展生产，为全国的再次统一奠定了基础。

　　2．西晋短期灭亡的原因

　　西晋统治短暂的原因主要有：①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使生产遭受严重破坏，也削弱了自身的统治力量。②内迁的各族受西晋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民族矛盾尖锐，流民起义打击了西晋统治。③匈奴贵族借机反晋，攻占西晋都城洛阳，又攻占长安，俘虏西晋皇帝，直接导致西晋灭亡。所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是造成西晋短命而亡的三大矛盾，其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了其他两个矛盾。

　　3．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是魏晋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对这种现象要从三个方面来把握：①士族的兴衰：魏晋以来，形成士族制度；东晋时得到充分发展；东晋南朝时士族势力很大；南朝末年，南方士族的势力逐渐衰落。②士族的特殊地位：经济上占有很多的土地和劳动力；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重要的官职；文化上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③士族的腐朽性：注重门第和身份的高低；不学无术，生活腐化。

　　士族制度经历了以下四个演变过程：①魏晋以来形成。②东晋时期得到充分发展，东晋南朝时势力很大。③南朝末年，南方士族的势力逐渐衰落。④隋唐科举制度的冲击，到唐末农民起义时消亡。

　　4．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问题

　　①改革的背景：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影响，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趋势。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北魏孝文帝接受汉族地主的建议，实行改革。

　　②改革的主要内容：可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经济上，实行均田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形式，政府把一些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对社会秩序安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政治上，迁都洛阳和采用汉族统治阶级的政治制度，这两项措施均有利于北魏对黄河流域的控制。文化上，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孝文帝下令鲜卑族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学说汉话，提倡同汉族通婚，这就从姓氏、服装、语言、婚姻等方面清除了鲜卑族和汉族的隔阂，达到鲜卑族和汉族进一步融合的目的。

　　③改革的历史作用。历史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

　　5．南北朝时佛教的盛行

　　佛教盛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对这一现象，应注重从以下方面分析：

　　①佛教盛行的原因：佛教自西汉末传入我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其原因有：第一、社会动荡不安，长期的战乱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为佛教流行提供了土壤，人民容易接受宗教。第二，佛教本身有很大的欺骗性，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很容易欺骗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第三，统治阶级的提倡支持。

　　②佛教兴盛的表现：信奉佛教的人很多，上至皇帝、王公、贵族和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信奉佛教；佛寺遍布各地，僧尼众多；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势力。

　　③佛教的影响：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佛教没有解脱人民的灾难，反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出现了反佛教的斗争，以范缜最为突出。范缜的《神灭论》揭穿了统治阶级利用佛教进行的欺骗。

　　6．如何理解和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突出特点之一。民族融合是指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民族差异和民族隔阂的消除，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民族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是历史的进步。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形式途径为：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联系更加密切。③友好往来：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民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大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未断。④各族间的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破了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有利于民族融合。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两晋是士族文人最为活跃的时代，士族文人是当时文坛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思想情感可以左右文坛走向，他们的审美风尚可以引导时代潮流。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看，两晋时代可以看作士族文学的时代。此前的汉魏是士族文学的萌生期，此后的南朝则是士族文学的式微期。两晋士族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三次高潮。第一个阶段是西晋时期，这个阶段有两个士族群体活跃在洛阳地区，一个中原士族群体，代表人物是潘岳和石崇；一个是东南士族群体，代表人物是陆机陆云兄弟。两个群体之间有一定交往，二陆兄弟都参加了贾谧的“二十四友”集团。第二个阶段是东晋中期，这个阶段活跃在文坛上的是侨姓会稽士族群，代表人物有孙绰、王羲之、谢安等人。此期盛行玄言诗。第三个阶段是东晋末期及刘宋初年，此期活跃在文坛上的是谢氏家族群体。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一段的代表人物是谢混，后段的代表人物是谢灵运。此期山水文学开始兴盛。三个阶段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的方面看也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就构成了士族文学的主要特征。两晋士族文学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强烈的门第观念和鲜明的贵族志趣。
　　文学作为情感的载体，应该表现思想情感的所有方面。然而在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要求文人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主张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务。许多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也会自觉的、主动的去迎合最高统治者。汉武帝时代，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者倡扬“诗教”。《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实，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是有不同内涵的。就汉晋文学而言，我们至少能够看见从属于国家政治与封建道德的文学作品；也可以看见表现士人天下意识的作品，还可以看见表现家族意识、门第观念的作品。东汉末年，清流士人对汉帝国彻底失望，开始从“国家意识”转向“天下意识”。稍后的建安诗人，他们的部分诗歌就是“天下意识”的投射。魏晋政局的演变改变了文学的走向，从建安文学到正始文学，再到两晋文学，其显著的特点是：士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两晋士族文人所关心的是家族的利益，他们的作品成为家族意识的载体。其家族意识和贵族情趣表现为：

　　1.
　　咏世德、重亲情。士族文人之所以具有身世优越感、文化自豪感莫不与他们的先人相关，所以他们可以傲视一切人，唯独不敢傲视自己家的“冢中枯骨”；他们可以忍受一切侮辱，但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家“冢中枯骨”的侮辱。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更是竭力去宣扬家族昔日的荣耀。陆机《文赋》曰：“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其《与弟清河云诗》、《思亲赋》、《述先赋》、《祖德赋》、《吴贞献处士陆君诔》、《吴大司马陆公诔》等作品无不追忆家族昔日的荣耀辉煌，为父祖们歌功颂德，并充满骄傲自豪之情。陆机的《吴趋行》云：“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陆云的《祖考颂》和《兄弟酬赠诗》、束皙的《补南陔白华诗》、夏侯湛的《周诗》、潘岳的《家风诗》和《闲居赋》、孙绰的《喻道论》、王羲之的《称病去会稽郡自誓父母墓文》、谢灵运的《述祖德诗》和《酬从弟惠连》等作品无不颂扬祖德，孝敬父祖。与对已逝先人的怀念和对在世父母的孝敬相连，士族文人对自己的同辈兄弟和子侄辈表现出无限的深情厚意。读《世说新语》和《晋书》等典籍，读两晋士族文人的作品，我们都能充分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父子、兄弟、子侄之间的情谊。例如：陆机陆云兄弟之间的情谊。谢安对子侄辈的谆谆教诲，谢混对子侄的叮咛教育，谢灵运对谢惠连的深厚情谊。他们通常会采用诗歌的体式来传递彼此之间的情感。

　　2.
　　重功业、振家门。余英时先生说：“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而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吴国社会者越两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为以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两晋士族文人的功业追求与其家族观念相系。陆机《猛虎行》云：“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其《长歌行》云：“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对功业的渴望似乎不亚于建安诗人，仔细体察，陆机是在为了个人的声名、为了家族的振兴而努力进取，在这里看不见丝毫的天下意识，对民生与国家关注较少。当他把精力集中在家族的兴衰上时，他的目光自然不会去关注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即使是陆机这样的声音，到了东晋时代显得更为微弱。东晋玄学的兴盛改变了士族文人的思维方式，转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他们更多的把自己的关注倾注向玄言和山水，遑论天下意识的淡漠，即使是振兴家族的愿望也越来越模糊了。

　　3.
　　爱享乐、贵庄园。道家崇尚自然的观点、贵生的观点导致了西晋文坛享乐主义思潮的盛行。西晋的统治阶层贪图享乐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其中许多士族文人也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写出了一些反映士族阶层享乐生活的作品。如陆机、石崇的部分作品。当然不是说士族文人总是停留在荒淫享乐的层面，他们中的部分诗歌，在描写自然之美、女性之美时，也是健康的。例如陆机的《日出东南隅行》，通过佳人的淑貌、惠心、美目、娥眉、鲜肤、巧笑来描绘她们的美丽。与前人相比，陆机的描写更加繁复深透。“秀色若可餐”运用通感手法，比喻新奇，后世遂以“秀色可餐”作为赞誉美女的成语。相较于体貌描写，陆诗写美女集体舞蹈的动作尤为生动传神。“方驾扬清尘”以下四句写暮春时节，洛水之滨，丽人如云。“赴曲迅惊鸿”等句写舞女动作之迅速，节奏之和谐，表演之投入，身姿之优美。通过陆诗的勾画，佳人们的音容笑貌和婆娑舞姿，历历如在读者目前。至于西晋石崇组织的金谷聚会、东晋王羲之组织的兰亭聚会则是士族文人的雅集，众多的文士在领略自然之美的同时，感伤个体生命的易逝，体悟人生的真谛。

　　士族文人与大型庄园关系密切，其中的部分作品可以视为庄园山水文学。贵族的庄园并不是兴起于两晋，任何时代的贵族都会兴建庄园。在魏晋之前，贵族的庄园主要用于生存和享受，看重其经济价值，处于实用阶段。到了魏晋时代，士人越来越重视庄园的审美功能。谢灵运在《游名山志》中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适。”这样就把生活和审美结合了起来。西晋士族文人在洛阳一带建有自己的庄园，如石崇的金谷别墅：“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永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水，或列坐水滨，时琴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石崇《金谷园诗序》）东晋侨姓士族主要集中在会稽一带，王羲之的兰亭别墅可以作为代表：“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序》）谢氏家族在庄园建设方面后来居上，谢安的东山别墅、谢玄的始宁别墅都非常有名。谢灵运在其祖父的基础上尽力扩展，《宋书·谢灵运传》曰：“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谢灵运《山居赋》曰：“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抱含吸吐，款跨纡萦。绵联邪亘，侧直齐平。”陶渊明一度拥有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在谢灵运眼里何足挂齿。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谢灵运的山水诗乃是别业化的山水诗。

　　第二、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欣赏雅丽，追求新变，热衷于引领时代潮流的走向。
　　建安文学是刚健有力的，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到了两晋时代，建安风力逐步减弱。士族文人的精神世界从汉魏士人的天下、国家退向家族，从外部世界走向自我的内在世界。与此相应，文学创作也丧失了建安文学中关心民瘼、讴歌理想的慷慨悲凉感，缺乏雄壮有力的美学风格，于是追求新变成为士族文人的普遍特点。士族阶层奢华的生活和看重社会声誉促使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其“新变”观反映了两晋以来士族文人的共识。虽然同样是士族文学，但西晋的文学与东晋前期不同，东晋前期的文学与东晋后期不同，力求创造具有新特点和个性特征的美则是他们不变的追求。西晋太康时代文学在艺术上显示出文辞华丽、语句对偶、词语雕饰、描写繁复、结构严整等贵族文人化的特征。东晋前期玄言笼罩文坛，诗歌淡乎寡味。但其它文体还是讲究精美。东晋后期和刘宋时代，诗歌回归太康时代的华美追求。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总体来看，两晋士族文人的文学趣味可以用“雅丽”予以概括。

　　第三、在组织上热衷于众多文士雅集欢宴，呈现出一定的群体性。
　　要提高自己的声誉，保持自己的影响，都离不开与别人的交往，特别是与士族阶层的交往，所以士族文人特别喜欢和重视雅集欢宴。从西晋的金谷聚会、到东晋的兰亭雅集、到谢灵运等人的山泽之游无不体现出这个特色。表面上看，他们的雅集和前人的公宴诗非常接近，所以也有人把这类诗放在公宴文学中来讨论。深入地看，公宴诗与雅集诗并不相同。《文选》有“公宴”一类，共收有十三人的十四首公宴诗，其中包括曹植的《公宴诗》、陆机的《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陆云的《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谢瞻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谢灵运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等等。《文选》中吕延济注曹植诗曰：“公宴者，臣下在公家侍宴也。”也就是说公宴文学的最大特点是士人被动的出席君主召集主持的宴会。而士族文人的雅集是由士族文人发起的自由聚会，在这里人人相对平等。金谷集会和兰亭雅集无不如此。纵观两晋士族文人群体，大致有四个：一个是西晋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同时的洛阳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东晋前期的会稽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晋宋之际的谢氏文人群体。

　　西晋东南士族文人群体是指活跃在洛阳地区的吴姓士族子弟。在吴国被平多年后，他们相继来到了洛阳，尝试与西晋政权进行合作。其中的主要成员有：陆机、陆云、陆士光、顾荣、顾秘、张士然、张悛、顾令文、顾处微、张翰、张仲膺、夏少明、郑曼季、孙拯、薛兼、纪瞻、闵鸿、贺循等。这些士人之间主要通过赠答诗来交往。西晋洛阳士族文人群体。石崇是金谷雅集组织者。石崇《金谷园诗序》云：“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于众贤，共送往涧中。……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署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虽然说“二十四友”中人为金谷聚会的常客，但与“二十四友”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二十四友”是一个士人依附于权贵的以政治性为主的团体，金谷集会是一个文人雅集群体。

　　东晋会稽士族文人群体。王羲之《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参加了这次聚会的士族文人有：王羲之、孙绰、谢安、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孙统、王彬之、王丰之、王涣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万、谢绎、徐丰之、虞说、庾友、庾蕴、袁峤之等。

　　晋宋之际的谢氏文人集团。《宋书·谢弘微传》：“（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矅、弘微并以文酒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这个集团中包括谢混、谢灵运、谢瞻、谢矅、谢弘微。刘宋之时，谢灵运与谢惠莲有山泽之游。

　　在南朝文学中，士族文学依然存在，但从整体上看在逐步走向式微。代之而起的宫体诗属于帝王文学，士族文学已经退居时代文学的主流之外。概之，士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有自己发生发展衰落的历程。严格意义上的士族文学只存在于两晋时代。

　　钱穆先生指出：“今人论此一时代之门第，大都只看在其政治上之特种优势，与经济上之特种凭藉，而未能注意及于当时门第中人之生活实况，及其内心想像。因此所见浅薄，无以抉发此一时代之共同精神所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也就是说，在对中古士族的研究中，仅仅从政治史、经济史等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还不算完整，还需要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加盟，这一点，在探究门第中人物的“内心想像”时尤为重要。钱先生还说：“在当时人意念中，一家门第之所以可贵，正在此一家门第中人物之可贵，此实与现代人专意在权位财富上衡量当时门第之想法大相径庭。凡如上述，又可于当时人之文学作品中随处得证。……潘岳乃一文人，行谊无足称。然在文人笔下，往往可以写出时代共同心情之向往。”（同上）可以说，进行两晋士族文人及其作品研究，既是推进两晋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也是深化两晋文学研究的重要举措。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它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并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四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曹魏废帝曹芳在位时期，司马懿发动政变，掌握政权。当时的士族，有少数因看不惯司马氏的作为，或隐迹於山林，放浪形骸，如阮籍；或挺身反抗司马氏而被害，如嵇康。司马氏建立晋朝之後，许多官吏如王戎、王衍等人，「皆无阮籍之心，而袭阮籍之迹」，於是「清谈」之风开始盛行。

西晋争权夺利。东晋吃喝玩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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