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 张裕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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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的葡萄酒品牌~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其前身为烟台张裕酿酒公司,他是由中国近代爱国侨领张弼士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厂家。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大清国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清廷要员王文韶亲自签批了该公司营业准照,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亲笔为公司题写了厂名。“张裕”二字,冠以张姓,取昌裕兴隆之意。张裕公司的创建,被北京中华世纪坛记载为中国1892年所发生的四件大事之一。至今,它已发展成为多元化并举的集团化企业,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葡萄酒生产经营厂家。《张裕公司志》里有一句话:“尽管中国葡萄种植、酿酒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汉朝,但葡萄酒工业化生产实以张裕公司为开端。”在张裕之前,中国人餐桌上只有舶来的葡萄酒。恐怕谁也想不到,当年张弼士创办张裕的起因,源自法国领事的一段闲话。 1871年的一个夏夜,张弼士在印尼雅加达出席法国领事举办的酒会,当法国领事端着葡萄酒走近张弼士时,那位法国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曾随英法联军来到烟台,发现那里漫山遍野长满野葡萄,宿营期间士兵们采摘后私自酿成酒,口味竟然不错。苦于征战的法国兵甚至有过梦想,战后留在这里开办公司,专做葡萄酒生意。此等闲话张弼士听后却多了一桩心事。此后,张弼士公务之余考察了烟台的葡萄园种植和土壤水文状况。1892年他斥资300万两白银,购下烟台东部和西南部两座荒山,雇佣两千劳工开辟了1200亩葡萄园,又在市区近海处购地61亩,建起一座两层生产工作楼。至此,中国第一座带有现代工业色彩的葡萄酿酒公司初现格局。张弼士在国内外摸爬滚打多年,练就一双慧眼。他知道,要想成就一番大业,不借助朝廷之力只能是纸上烟云。于是,在有幸得到慈禧太后召见时,张弼士趁机献上30万两白银,此事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震动。张弼士此后做事一帆风顺,不仅得到了封赏,而且在宫内得了人缘。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当时名满天下,人品学问高人一筹,书法又精到。张弼士动了请他题写厂名的念头,以翁同龢的洞明练达,当然知道张弼士非等闲之辈,乐得送个人情,当下大笔一挥,朴茂凝重、气韵天成的“张裕酿酒公司”招牌写就。翁同龢的书法润格一向让人望而却步,这次特意破了格,每字仅收白银50两,意思意思罢了。6个大字镌刻贴金镶嵌在公司大门上方,透着不同凡俗的富贵大方气象,既抬高了张裕的身份,也使过往行人多了一份谈资。 “卖猪崽”与“等郎妹”张弼士是客家人,出生贫寒,祖籍为广东大埔县(旧属潮州府,现属梅州市)。在他还在懵懂年纪时,父亲担心家穷,儿子以后娶不起媳妇,就给他领养了一个“等郎妹”(童养媳)。张弼士稍大的时候,在汕头应征做了劳工,当时人们称这些劳工为“卖猪崽”。做工期间,张弼士听说家乡人有在南洋致富的,就决意下南洋,那时他才18岁。下南洋之前,在父母的操办下,张弼士与“等郎妹”陈氏结婚。婚后张弼士即登船远去,陈氏又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等郎妹”。陈氏聪慧贤淑,勤劳质朴,张弼士走后,她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翘首盼望张弼士在大年除夕来家住上几日。每到张弼士回来,陈氏总要亲手做上两样食品给他吃。张弼士见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酸芋头、酒糟粕。张弼士明白陈氏的良苦用心,昔日苦中苦他不敢忘记,总是将这两样食品和着泪水吃下。然而,就在张弼士于南洋发奋努力、大功告成之际,陈氏却因操劳过度染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张氏后人在谨记张弼士的成功时,总是缅怀陈氏的默默奉献,他们认为这里有陈氏的一半功劳。 张裕公司的百年大酒窖素有亚洲奇观之美称。沿螺旋式的石级下行数米,便来到了地下大酒窖。该酒窖始建于1894年,沉入地下7米,低于海拔1米,整体方位北距海边不到100米,占地2666平方米。酒窖虽傍海所建,又低于海平面,但不渗漏,四季常温14摄氏度左右。酒窖用中国传统烧制的大青石砌成,纵横交错,共有8个幽深的拱洞。拱洞交错连环,有如迷宫,无人指点难以找到出口。据说夜深人静时,置身某一条甬道的尽头,往往会听到时隐时现的回声,有人听到当年施工时的嘈杂声响,有人分辨出当年首任总经理张成卿(张弼士的侄子)时断时续的广东口音……大酒窖前后建了3次,历时11年才告完成。当年破土动工,因土层为沙质,开工不久即因渗水而坍塌。后来张成卿以洋法再建,全部采用钢铁构件以期长久,岂知地下潮湿使构件锈蚀严重,连降几天暴雨后就有洪水涌入,终于不保。面对接连失败,张成卿集思广益,商定顶部运用石头发碹结构,墙壁用石块加水泥砌成,墙体内再以乱石填充,使窖体异常坚固,并科学设计了排水系统,保证了酒窖不再渗漏。酒初酿成,口味生涩,也不协调,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贮藏陈酿,使其自然老熟,才能芬芳浓郁,口味醇厚。这就必须说说橡木桶。在大酒窖两旁,安放着一排排橡木桶,橡木桶有大有小,共有148种型号,其中有3只大桶,是用法国林茂山所产橡木制成,橡树树龄都在百年以上,锯开的桶材且都置放三载,经日晒雨淋,直到寄生出野生山蘑菇,并呈黑色,才被优选制桶。用橡木制成的桶,酒液不外渗,透气性又强,有利于酒液“呼吸”,还能散发出特殊的香气,每只桶贮酒15000公升。张裕最早的酒桶是从奥地利运来的,运来时是一堆加工好的木板,在地窖中一块块拼起来,加上铜器才算完成。这些木桶虽已百年,但保存完好,如今作为文物供人观赏。 1914年张裕双麒麟牌葡萄酒和白兰地正式发售,尽管这批酒在地下酒窖中陈酿了整整18年,口味绝佳,可喝惯老白干的百姓并不怎么买账。为此,张裕人专门制作了一辆大型彩车,车里装满小瓶样酒沿街赠送,还随赠一个带张裕字样的小酒杯。这在当年别出一格,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那时张裕公司北边的海上停了不少外国军舰,张裕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些“识货”的顾客,于是就摇着舢板送过酒去,士兵们很欢迎,酒的销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当年有个士兵贪喝白兰地,迷迷糊糊地掉进海里,同伴们连忙救人,一时间乱作一团。谁想这个士兵一会儿就扶着舢板爬了上来,还直冲大家做鬼脸。水兵们虚惊一场,就送给张裕白兰地一个绰号:“难醉易醒酒。”张裕当年主打上海市场,它的广告1914年就出现在《申报》上,并在上海英大马路设分销处,门面十分讲究,工作人员穿着也十分体面,至今老上海人还津津乐道。1918年的一期《小说月报》上刊有一幅张裕的广告,彩色精印一位持杯微笑的标致女郎。肯在纯文学刊物上花大价钱作广告,是看上了文艺圈这个消费层。这样的雅俗兼顾,如果没有点文化头脑是难以做出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一家报纸公开征集对联,出“五月黄梅天”为下联,上联得中者奖500大洋。重赏之下的笔战好不热闹,但人们没有料到,当选者竟是一种酒名——“三星白兰地”。意思虽然风马牛不相及,但对仗之工整却令人叫绝。有人怀疑此事为张裕居中“炒作”,因为查无实据,终成悬案。 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应袁世凯邀请赴京议事,途经烟台作短暂停留。21日他参观了张裕公司,并为张裕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孙中山一生忙于政务,所题匾额并不多,流传到今天的,要数“天下为公”与“品重醴泉”最有名气了。“品”字既指酒品更重人品,好人品酿造好酒品,这样的深意用四个字就概括出来了,可见孙中山的学养与才情。在张裕的诸多名人题字中,能与“品重醴泉”相媲美的,当数张学良的“圭顿贻谋”。孙中山先生赞扬他的广东老乡:“张(弼士)君以一人之力而能成此伟业,可谓中国制造业之进步。”张学良将军则用四个字诠释孙中山的一番话,真可谓切中肯綮。“圭顿贻谋”以春秋战国时期善于经营的大贾巨富白圭、猗顿作比,称赞张裕公司经营有方。白圭被视为古代商界鼻祖,他说:“吾治生产,犹如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这是古代企业家的风采,豪气冲天,却能玄机暗藏,老谋深算。其实,白圭的最高明之处就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贸易致富理论,认为经商必须掌握时机,运用智谋,与人不同。要说猗顿,必须先说说他的老师范蠡。越国大臣范蠡在与吴国争锋得胜后,舍弃了越国的高官厚禄,到齐、陶之地艰苦创业,勤勉地从事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商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范蠡经商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实现其自我价值,即向世人表明他不仅能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而且能亲自从事经济活动,发家致富。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范蠡不为金钱所累,去齐至陶时便“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居陶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更可贵的是,范蠡还不搞垄断,慷慨指导齐国国君在后苑治池养鱼,一年得钱二十万。范蠡商业上的最大成功在于成就猗顿为一代巨富。猗顿,原是春秋时代的鲁国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猗顿按照指点千里迢迢来到西河(今晋南一带),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范蠡齐名的巨富。司马迁在讲述这段故事时,深为范蠡的境界所折服,称其“富好行其德”。司马迁实在高明,他看重范蠡的“富”,更赞赏范蠡的“德”,这与孙中山的“品”字双关有异曲同工之深意。1915年2月,“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召开,张裕四个产品同获金奖。回味这段辉煌,如果把孙中山与张学良的两个题词联系起来看,就不难找到答案。翻开张裕的题词簿,往昔那些政要的题词比比皆是,黎元洪题“酝酿太和”,袁世凯题“瀛洲玉醴”,宋子文题“芳冽驰誉”等,都不失文雅。也有些武将不吝惜他们的笔墨附庸风雅题词赞誉,他们大都有高参,所以题词也都谐和有致,少有粗鲁。却也有例外,张宗昌就是一位。张宗昌在任直鲁联军总司令时到过张裕,酒席之后开始题词,墨水不多的他让秘书代笔,秘书文思较慢,张宗昌便不耐烦,他说:“咱们张家代出鲁人,张飞一生直鼓直棰,我张某也不兴文诌诌那一套,用不着咬文嚼字,就给我写个醉卧沙场吧!”由这样的武将写上一幅“醉卧沙场”,也真贴切到家了,只是将这样的题词与孙中山、张学良那样的题词放到一处,难免给人增加笑柄。康有为曾经在1917年和1927年两次为张裕葡萄酒题诗:深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且避蟹鳌写新句,已忘蒙难征莲华(1917年)浅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读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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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
  烟台张裕集团公司的前身是1892年由爱国华侨领袖张弼士投资创办的 “张裕酿酒公司”,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其产品曾在199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甲等大奖章及最优等奖状。解放后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八个“中国名酒”仅张裕酒厂就占了三个:味美思、红玫瑰葡萄酒和金奖白兰地。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张裕公司发展迅速,1997年9月,张裕集团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将下属白兰地、葡萄酒公司等9个公司组建了“烟台张裕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我国第一家葡萄酒上市公司,张裕集团的总资产突破10 亿元。近几年,公司树立了“三高三大”的企业经营方针,使企业发展驶入了快车道。1998年,张裕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2000年实现11.18亿元,2001年实现销售收入17亿元,利税4亿元。始终居我国葡萄酒行业第一位。
  康有为
  出生:1858年3月19日 广东南海
  逝世:1927年3月31日 山东青岛

  概况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或南海先生。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陈千秋、梁启超协助编纂 )、《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等。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戌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1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文化教育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开民智”、“兴学校”、“废八股”的主张。这几个方面构成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基本纲领。
  为了组织和发展维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批判顽固派的投降卖国。这就惹怒了李鸿章等人,他们下令封闭了这个学会。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感到形势紧张,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康有为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保国会员很快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惧和诽谤。有人上书大骂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有的人还上书弹劾,准备对康等进行查究。只是光绪皇帝说了“会为保国,岂不甚善”才算作罢。不过从此以后,保国会的活动也就很少了。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通过组织学会,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动员了群众,扩大了变法维新的影响。
  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开始印一千份,后来加印三千份。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康有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社会上名声很大。光绪皇帝准备召见康有为。但是,由于顽固大臣从中设置障碍未能成功。光绪皇帝下令说,以后康有为如有奏折,即日呈递,不得阻拦。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新政,“变法自强”。五天以后,光绪皇帝正式接见康有为,并赏给六品衔,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力。不久,梁启超、谭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职。这样康有为和他的同事们总算参与了变法维新的机要。在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他们根据皇帝的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提倡一定的言论自由、奖励发明创造、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改革财政等。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像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历史上又称百日维新。
  康有为领导的变法运动固然有其进步意义,但其失败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生平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离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张园觐见探望。1927年,康有为病死于青岛。

  思想
  康有为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主要在他撰写的《大同书》中得到体现。
  近年对于康有为的历史地位存在着较大争议。由于维新变法后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于政治宣传目的而颇多不实,使得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难。

  关于康有为的贡献
  历史不能重演 ,但不同的历史时代却可能有相似的问题。 1 9世纪末、2 0世纪初的中国与今天一样 ,都处在社会政治与法制的转型时期。因此 ,研究过去 1 0 0年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 ,对今天的宪法学和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康有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在 1 9世纪的最后几年 ,他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先是 1 895年的“公车上书” ,其后 ,他以进书和进谏的方式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康有为之前 ,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于像康有为那样把他们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建议和设想反复向皇帝提出。在我国历史上 ,他首次倡导了政治体制上的中西结合 ,最早在中国提出了立宪政体 ,并提出了具体的宪政方案 :兴民权、设议会、进行选举和地方自治 ,在坚持儒家传统和帝制的前提下 ,逐步学习西方的立宪经验。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 ,但作为我们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组成部分 ,仍然应当重视。

  一、康有为对中国宪法发展的贡献
  康有为是中国第一批探索宪政的人 ,他的立宪思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1 .依宪治国观念的引入。到戊戌变法以前 ,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续长达 40 0 0年 ,不可谓没有法 ,也不可谓没有“以法治国” ,但是法自君出 ,权尊于法 ;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 ,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 ;引礼入法 ,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当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相继建立 ,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权概念在 1 9世纪末传入中国之时 ,中国仍然是一个皇帝“口含天宪” ,君权至上的社会。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 ,即宪法。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在专制政体下 ,“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 ,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① 因此 ,“宪法”就是“维新之路”。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 ,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 ,② 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 ,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 ,直至清末立宪 ,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 ,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 ,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 ,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 .反对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在康有为时代以前 ,中国只有朝代更替 ,从无政体之变。自康有为始 ,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政体受到挑战。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 ,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 ,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 ,并民主亦不立。”又说 ,“君臣一伦 ,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 ,有人立之法 ,然后有君臣。今此法权归于众 ,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 ,最有益于人道矣。”由此 ,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戊戌变法以前 ,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 ,类似于日本和德国。但是戊戌变法之后 ,他提倡虚位君主 ,类似于英国。③ 戊戌变法时期 ,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 ,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 ;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直到 1 90 6年《法国创兴沿革》中 ,康有为还分析说 ,(法国与日尔曼 )两国之创同时 ,而强弱异形于后 ,这主要是看君权是否能够集中而决定的。④
  有人认为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以后仍然提倡君主立宪 ,是反对建立民主共和国 ,实际上是维护封建专制。⑤ 笔者以为 ,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辛亥革命以后 ,康有为虽然主张君主立宪 ,但是所谓虚位君主 ,“是名皇帝 ,实非皇帝” ,君主的权限由宪法规定 ,“宪法全由资政院起草决议 ,则全由民权共和至明” ,并且宪法是“一国最上法、最高权”。⑥ 在这一设计当中 ,专制政体下皇帝的立法权、行政权、人事权和军权都已有名无实 ,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相比 ,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他反对革命派的共和政体 ,称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国情 ,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民主共和与虚君共和同样是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表现形式。从宪政发展史的角度看 ,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肇始于英国 ,其主要特征就是确立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 ,这种君主立宪制对于封建专制而言无疑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 ,直到今天 ,其历史意义是不应也无法否认的。因此 ,忽视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特征而断言康有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思想的反时代性恰恰本身就忽视了其所处的时代特征 ,是一种以今人之观念强求于历史人物的评价。
  3.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组织形式。合议与分权是在传统方面或理性方面对于集权统治进行限制的特别手段。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行政管理和立宪政治。⑧ 作为世界宪政史最为恢宏的一幕的法国大革命 ,就曾经明确提出 :“凡分权未确立、权利无保障的国家就没有宪法”。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 888年前 )当中 ,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 ,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 ,凡地球古今之人 ,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⑨ 他认为 :“以一顺一逆立法 ,凡使地球古今之人 ,有彼能逆制人 ,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 ,居于其下 ,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⑩ 在代御史宋伯鲁草拟的《变法先后有序 ,乞速奋乾断以救艰危折》中 ,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 :“泰西论政 ,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 ,有议政之官 ,有行政之官 ,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 ,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 ,行政者譬为手足 ,司法者譬如耳目 ,各守其官 ,而后体立事成。” ⑾ 同时 ,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 ,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 ,小官太疏也。” ⑿
  宪法中“分权与制衡”原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最高统治权按类别和职权分为立法、行政、司法 ,分别由独立的机关负责 ,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分权的第二个方面是国家结构形式上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与制衡。从康有为后来的变法实践和政论看 ,他对三权分立专门的论述不多。但是 ,他倡导议会政治 ,实际上是分君主之集权 ;提倡地方自治 ,则是主张地方分中央之集权。
  4.民权思想与政治观。在康有为之前 ,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 ,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观 ,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 ,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他认为 ,人生来平等 ,同时又充满差异性 ,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 ,有自主权 ,应当“以平等之意 ,用人立之法” , ⒀ 对此进行规范。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 (治事门、论人公法 ) ,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 (引说一条 )中 ,他论述道 :“民之立君者 ,以为己之保卫者也。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 ,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 ,而一命之士以上 ,皆可统称为君”。⒁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 ,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 ,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 ,康有为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他认为 :“中国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 ,而不听民自治” ,“立法之意但以为国 ,非以为民 ,但求不乱 ,非以求治。…… (因此 )有大官而无小官 ,有国官而无乡官 ,有国政而无民政 ,有代治而无自治”。康有为所主张的地方自治 ,类似于“古者之封建也” ,“但古者 ,乱世封建其一人 ,则有世及自私争战之患 ,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众人 ,听民自治 ,听众公议 ,人人自谋其公益 ,则地利大辟 ,人工大进……”。他还提出了具体的参照系 ,即“因乡邑之旧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 ,以“万人以上地十里者为一局 ,或名曰邑 ,……” ⒂ 等具体设计。在当时 ,地方自治的提出是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形式相对立的。地方自治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中央负担 ,并且在促进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时形成对中央行政的牵制力量。不但如此 ,地方自治的基础是民治 ,这与中国历代的割据式自治或绅权和族权维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质的区别。从中国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传统看 ,维持国家秩序的规范当中不乏“治官之法”⒃ 和地方规范 ,然而其出发点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为目标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派的启蒙。
  需要指出的是 ,康有为虽然提倡地方自治 ,却始终反对联省自治 ,维护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1920年 ,军阀混战 ,各地方纷纷独立 ,有人以美国、德国实行联邦制而富强 ,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对此 ,康有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 ,美国、德国之所以实行联邦制在于其建国之前 ,本为“久远分立之邦” ,实行联邦制恰恰是为了统一。而中国自汉以后 2000年 ,皆以统一立国 ,采联省自治 ,实则分邦裂土 ,“非自治而冒名自治” ,实则军阀专制、“只有割据之军治 ,而民治无自而生 ,故军阀未除 ,自治二字不必假用”。⒄ 康有为的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后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二、康有为宪法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 ,尽管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 ,但是 ,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 ,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 ,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 ,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 ,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 ,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无论是设制度局也好、满汉平等也好 ,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即使康有为的变法能够成功 ,也只能解决中国危机的一部分 ,即生存问题。但是一方面 ,清政府的存在本身就一直受到合法性问题的挑战。专制君主制作为一种传统的统治方式 ,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民主观念的引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熟 ,渐进的、调和的保守主义改革思想遭受更为激烈而迅疾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挑战 ,尤其是满族官员十分担心丧失既得权力 ,而人数众多的汉族则不满于长期以来的民族不平等。
  其次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恩格斯在评价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时 ,非常深刻地指出 :“不成熟的理论 ,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 ,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⒅ 虽然有人称康有为属于上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但是迄今为止 ,几乎还没有确凿可信的史实足以证明 ,在戊戌变法以前就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上层。⒆ 实际上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来源于中国 1 9世纪转型期的特殊阶层 ,他们虽然反对专制体制 ,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民族资本主义阶层 ,因而又不得不依附于专制体制中的开明官僚。正因为如此 ,改良派为推动立宪所采取的行动具有软弱性。戊戌变法以前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投靠帝党 ,而帝党由于缺乏实力 ,随时准备与守旧派妥协 ,从而导致“新政”失败。戊戌变法之后 ,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内部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 ,康有为又因主张帝制和复辟而不见容于新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阵营 ,始终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第三 ,康有为对西方的立宪政治缺乏价值上的深刻认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器物”论的基础上 ,他还不能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封建的开明政治严格区分开来。就宪法的来源看 ,立宪主义包括立宪的价值学说和立宪的规范形式两方面 ,其中宪法的价值尤其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伴生。它是一个“新开端” ,反映的是新生的获得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康有为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 ,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 ,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 ,维护旧体制。因此 ,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 ,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 ,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⒇ 这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种传统 :民权传统和君权传统 ,仅仅把它们统一在“法治主义”或者“宪法”的规范秩序当中。实际上 ,资产阶级宪法之不同于“古典”的 (希腊城邦或罗马共和国时代 )的宪法 ,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所强调的宪法的精神不同。例如 ,激进的潘恩就十分强调宪法一词的政治意义 ,认为宪法不仅规范政府的组织形式 ,更是保护民权不受政府权力侵犯的立法。21 康有为虽然认识到民权的价值 ,但是在权利的实现与权力的效率之间发生冲突时 ,他就难免要为“效率”牺牲原则。例如 ,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答人论议院书》中 ,康有为说 :“君犹父也 ,民犹子也 ,中国之民皆如幼童婴孩 ,问一家之中 ,婴孩十数 ,不由父母专主之 ,而使幼童婴孩自主之 ,自学之 ,能成学否乎 ?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 ,中国唯以君权治天下而已 ,若雷厉风行 ,三月而规模成 ,二年而成效著”。22 在设立议院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康有为一直称赞西方的代议制 ,但是他主张设立的制度局、集意院、懋勤殿等都属于君主的智囊机构 ,而不是民选机构。不但如此 ,议院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机构 ,是作为封建君权的对立物而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的。然而 ,康有为和当时中国先进的思想家往往是从“通下情”的角度来认识其作用的。这样一来 ,议院的设立并不否定封建君权 ,相反倒成为强化封建国家机器的有效机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宪政实践的诸多两难困境。

  三、康有为立宪思想的来源
  休•塞西尔认为 ,英国近代保守主义有三个主要来源 ,即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王党主义和帝国主义。撇开“人类的天生的守旧倾向”不论 ,分析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发展可以发现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主要来自两方面 :孔教传统与“同治情结”。
  康有为早年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儒家学说到佛学、道学 ,再由佛、道之学到西学的曲折过程。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康有为自幼即开始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1 879年 ,康有为结识张鼎华 (字延秋 ) ,这是康有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 ,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开始阅读“西国近事汇编” ,并“薄游香港 ,览西人宫室之环丽 ,道路之整洁 ,巡捕之严密 ,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 ,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23 光绪八年 (1 882年 ) ,康有为自京应试返南海 ,“尽释故见”、开始“大讲西学”。康有为这一时期所接触的西学 ,仍然以游记和历史为主 ,并没有使他放弃儒家正统观念 ,而是对传统的儒教进行了“扬弃” ,做《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汤志钧在评价近代经学在中国的地位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 :“把封建经学进行改造 ,……冲荡了封建势力 ,促进了思想解放。……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中体’ ,也只能说要‘西用’ ;资产阶级由‘革政’到‘革命’ ,也和儒家经学有关。经学的改造 ,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而经学在近代中国还能起它‘改造’的作用 ,又说明它的传统影响还是很深。” 24
  由于坚持儒教正统 ,康有为有意识地摒弃了盛行于近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民主观念。例如 ,他

什么啊,能不能说明白点


将乐县17628165559: 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建议:“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经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采纳)日本……十年而霸... -
斋宏壮骨:[选项] A. 洋务运动 B. 百日维新 C. 辛亥革命 D. 新文化运动

将乐县17628165559: 康有为书法对联《大块文章任芒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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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17628165559: 1899年,康有为途经马关,写诗一首:“碧海沉沉岛屿环,万家灯火夹青山.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请问:马关一地使作者伤心的原因是[] -
斋宏壮骨:[选项] A. 《马关条约》的签订 B. 思念家乡 C. 悼念阵亡将士 D. 变法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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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宏壮骨:[选项] A. 变法缺乏理论基础 B. 变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C. 变法鼓舞了清军士气 D. 维新派没有认识到变法的复杂性

将乐县17628165559: 求助:反译古文如题,谁帮我反译一下,实在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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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乐县17628165559: 康有为曾认为“购船置械,可谓之变 器,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使,开矿 务,可谓之变事,而不可谓之变 政”.康有为的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
斋宏壮骨:[答案] 康有为的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 正确的.康有为认为,中国和西方国 家的差距并不仅仅在于武器和—些民 用工业,而是政治制度.所以,清政 府购买和制造武器,设邮使、开矿 务,都没能找到落后的真正原因.要 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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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宏壮骨:[选项] A. 公车上书 B. 维新变法 C. 强国富民 D. 实业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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