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前后历史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资料~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角度而言，中国国家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主权等方面遭到了破坏，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了。但中国又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清政府依然存在，仍在行使着它的权力。所谓半封建，从经济角度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行条约，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冲击着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重大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很快由两千人发展到两万人，到19世纪50年代达到七八万人。香港成了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与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留居澳门后，中国一直仍对澳门拥有领土与行政司法主权。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葡萄牙殖民者乘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变成葡萄牙的带有殖民地色彩的居留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了香港之外又一个鸦片贸易的大仓库，也成了西方掠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中少有的奇特的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成“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为江苏省松江府属下的一个县。因其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又有优越的地理环境，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江苏省苏松太道，即驻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到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埠，英国殖民者立即图谋在上海建立外国人的居留区，并初步选定居留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放，英国驻上海首任领事巴富尔（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西大街租得一大院落为领事馆。巴富尔曲解《虎门条约》的有关条款向清方讹诈，要求划定一块纯粹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1845年11月29日，苏松太道道员官慕久以其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个与英领事“依约商妥”的《上海租地章程》。该文件表面看来没有什么公开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都体现英国殖民者的侵略意向。根据这个租地章程，在上海划出的“外人居住区”，尚属于居留地性质，还称不上“租界”，且当时也还没有“租界”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富尔的英国驻沪领事借口青浦事件强迫新任道台麟柱答应了扩充居留地的要求，使居留地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大约830亩）。
　　1848年，以主教文惠廉（W．J．Boone）为首的美国传教士，擅自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其它美国人纷纷效法。当时道台吴健彰虽然答应了，但并无具体划定界址。待到1863年正式划定界址时，7856亩土地成为美国占领的地域，比英国居留地要大得多。
　　法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敏体尼（L．C．Montigny）1848年到任后，于次年要求吴健彰援英国例设立居留地，后胁迫新任道台麟柱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告示，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居留地。
　　必须指出，当初，在居留地内，中国政府在行政、司法等方面有干预权，且保有领土主权，这是有明文规定的。但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保有的权利逐步沦丧。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订立《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章程》，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内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政等权利及行使司法权。为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被译为“工部局”的机关，下分设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机构，且设有法院，俨然就是一个市政府，居留地也便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为“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两国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
　　罪恶的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推广到其它一些口岸。1859年起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与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也是一个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更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一个曾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上海“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中国沿海贸易和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大量掠夺原材料，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含鸦片），1837年为九十多万英镑，1843年便增加到一百四十五万六千多英镑，1845年又达到二百三十九万四千多英镑。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走的生丝与茶叶等，也有大幅度的上升。1838年至1842年，中国向外输出的茶叶年均在四千多万担，到1846年便增加了一倍，达到八千多万担。同时期生丝出口，由三千余包增至一万八千余包，是原来的六倍。
　　英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以棉纺织品为主，约占总值的70％。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工业品，棉布占80％以上。西方大量棉纺织品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了解体的征兆。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器棉纺织品的大量涌入，松、太布市消减大半。大量洋纱充斥，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村庄，已经无纱可纺。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本来就低，加之不少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价百分之二三十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布市场。福建漳州府及同安县的土布，曾经布贩子运销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及台湾。厦门开市后，洋纺洋布充积于厦门。布贩弃土布而运销洋布，致使土布难以出口。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大体类似。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通商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人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甚至推销鸦片），收购丝、茶，收集情报，经办其它事务，这些人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著名的买办吴健彰，原为广州的行商，后到上海充当美国旗昌洋行的买办。他还花银子捐官，署理苏松太道并兼任江海关监督。这批买办后来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充当了中国封建势力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当时主要有印刷、船坞、船泊修理等业。在这些企业中，多少不一的雇用了中国人。这样，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 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人数还很少。
　　（三）“天朝”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
　　英国殖民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赔款，外加清政府巨额军费开支，达一亿多两白银，无疑都要出自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同时，鸦片战争结束后，鸦片输入仍有增无减。1841年中英谈判开始时，英方即向耆英提出开放烟禁的备忘录。耆英不敢答应，但也不敢得罪侵略者，只是说禁内不禁外，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与否，“中国无须过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为三万三千多箱，1850年激增到近五万三千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又一鸦片仓库。而上海与广州，则是两个鸦片输入的最大口岸。大量鸦片输入的结果，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个奏折中也说：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昔日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可得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卖一石米只得一两五钱银子。过去卖米三斗可完纳一亩地的税赋，如今卖米六斗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赋。（《备陈民间疾苦疏》）实际上，一些地方每两白银兑换制钱已高达两千三四百文了。
　　清政府征收田赋和漕粮时，历来有种种的勒索，如有所谓的浮收，即定额外多收，有供衙门吏胥分肥的所谓规费等，外加“折色”、“加耗”等多种名目的巧取豪夺。鸦片战争后，官府变本加厉，吏胥如狼似虎。江浙一带，漕赋一石，须纳米两石五六斗；折价纳钱，米价本每石两千文，竟折至七八千文以上。安徽征收赋税，浮收勒索超出正额数倍。江西浮收在二三石以上。湖北漕米每石浮收在三倍以上。湖南地丁正银一两，民间须纳数两；漕赋一石，民间要缴数石。缴纳时大户或设法逃匿，或设法将负担向小户转嫁，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少数人因交不起赋税弃田而走。更多的人即便丰收年景也不免挨饿受冻，一遇水旱灾荒，则相继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不少农民破产，出卖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因而土地集中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有人统计，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及东北地区，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则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义军曾攻占崇阳、通城两县，立“钟勤王”名号，设立帅台，竖立都督大元帅旗帜。斗争坚持一月有余被镇压。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民众或要求减少田赋，或拒不完粮。他们有的聚众请愿，有的拆毁征粮局，有的公开造反与前来镇压的官兵武力对抗。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四）开眼看世界——地主阶级经世派维新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炮，敲开了闭锁的中国的大门，惊起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魏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曾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河道总督等职。任职前后，他力主革除弊政，治河兴利，参与整顿改革盐政与漕政，显示出卓异的经世才 能和廉洁的作风，受到人们的关注。
　　闭关政策造成的士大夫阶层孤陋寡闻、虚骄自大，在林则徐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所体现。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的时候，他还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不过是“犬羊夷狄”，英国士兵“浑身裹缠”（指穿制服军装，扎武装带，打绑腿等），必然腰腿僵硬，打起仗来一仆而不能再起。这不是林则徐本人的过错，而是时代使然。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但同西方势力相碰撞，便产生了以抵抗侵略为出发点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林则徐到广州后，很快改变了盲目鄙弃西方的作法。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他组织人将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成汉文，定名《四洲志》。另外，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以及《华事夷言》等书。和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当初的想法，看到英方“船坚”、“炮利”，非学习不可。为此，他组织搜集翻译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这和当时清政府一些官僚认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及机械、武器是什么“奇技淫巧”，研究了解外国情况是什么“矜奇眩异”等那种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看法呈鲜明对比。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置大炮，仿造快船，也非常重视军队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曾总结出克敌致胜的八字要言，即“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林则徐：《致姚春、王柏心》）他认识到“民心可用”，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允许人民“持刀痛杀”。
　　林则徐到广州后，看到了闭关政策造成的危害，因而他断然否定了一些人提出的“封关禁海”、断绝与一切国家通商贸易的荒谬主张，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一是扩大了打击面，一是损害我国商民利益。他坚持“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正当通商贸易。林则徐上述种种主张，当然还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的，但客观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早期曾入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编辑《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曾参与盐政等方面的改革。鸦片战争对他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曾在裕谦幕下参与抗英斗争。战后魏源发愤著书，编成《圣武记》、《海国图志》等大书，激励国人发奋图强，学习西方，抵抗侵略。
　　《海国图志》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一部著作。1841年，魏源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编此书。魏根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书。该书叙述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内容宏富。
　　魏源书中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不仅仅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是指挥的错误与军队的腐败所致。许多清朝的将帅“非苟且即虚骄”，军队缺乏训练，纪律不整，“以此无律无谋之兵，即尽得夷炮夷艘，遽可大洋角逐乎？”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他认为，英军孤军远来，所长在海上，所短在陆地。因而与英军作战，“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又鉴于清军的腐败、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魏源还主张“纵其（指英军）深入，截其出口”，“坚壁清野……出奇设伏，多方误敌，使不可测”。他说，敌为客，我为主，“客兵利速战，主兵利持重，不与相战而惟与相持，行与同行，止与同止，（使敌人）无淡水可汲，无牛羊可掠，无硝药可配，无铁物可购，无篷缆可补，烟土货物无处可售，舵桅无处可修，又有水勇潜攻暗袭，不能安泊，放一弹即少一弹，杀一夷即少一夷，破一船即少一船……（我则）逸待劳，饱待 饥，众待寡”，最后必能取胜。（《海国图志》卷一）
　　《海国图志》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卷二）
　　魏源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对此，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局，聘请法国、美国的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精锐水师三万人，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流露出不满，对西方资本主义某些制度表示欣羡。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为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纷繁，各从其度”。英国有“巴厘满”（即英文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后又译巴力门），有五爵会议（即上议院）和乡绅会议（即下议院）。他说西方的议会和中国的军机处相似。对于美国总统四年一选举，他表示称赞，认为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对于议会选举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到：“可不谓周乎”！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对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国无苟政，风俗俭仆，数百年不见兵举”，颇为赞赏，曰：“诚西土桃花源也”！（《海国图志后叙》）
　　尽管魏源这些议论，其出发点仍在于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但他这一介绍非同小可，起到了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中国近代史上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该书传到日本国后，很快译成几十个版本的节译本。日本不少史学家认为，《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与此相对应，思想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程朱理学）与清代的汉学（即考据学，属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正学，二者又互争正统，终因远远脱离社会实际而衰落，毫无生命力。乾嘉时期已重新兴起的今文经学，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而言，今文经学的形式比较能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王朝已经没落的龚自珍，倾心今文经学，抒发其社会批判思想。但他仍然是汉宋兼采，今古文兼容。到了魏源，则闹到壁垒森严的地步，他的《诗古微》、《书古微》等著作，必欲全面推翻古文经学而后快。
　　史学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一改乾嘉以来埋头考证古史之风，当代史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作品。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大大刺激了魏源。他于1842年便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了《圣武记》一书。该书详述清朝前期军事上的成就，意在激励国人树立打败西方侵略者的勇气与信心。而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艘征抚记》，则是第一次英国侵华战争结束后撰写出来的一部鸦片战争史。该书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对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及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予以赞扬，对清廷昏愦、官军腐败特别是琦善、奕山等人的卑怯求和，秉笔直书。书中还就鸦片战争中中国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挽救的办法 。
　　梁廷枬撰写的《夷氛闻记》，从道光初年禁烟写起，迄于1849年人民反入城斗争，追述鸦片战争全过程。书中赞扬林则徐等人的抗英业绩，揭露琦善、奕山、奕经等的丑恶行径，较详细地记载了广州人民几次大的反侵略斗争。因该书叙事质直，多有触犯时讳之处，刻本未署作者姓名。
　　面临西方殖民者侵华这一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历史的探究。上文已经提到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外，这方面的著作还有《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一书，对世界近八十个国家的风土人情、舆地沿革及社会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其中各卷篇的开头，附有粗略的地图。该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会出现危机，开始重视对边疆地理的研究。姚莹的《康輶纪行》系考察西藏后而著。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对西藏的侵略，加强沿海及边疆的防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远离中国数万里，他们多年来研究中国，对中国的地理人事很熟悉，而我国对他们却没人了解，这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有感于此，姚莹在书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撰写的《蒙古游牧记》（由何秋涛辑补校印），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及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秋涛注重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中国北部与沙俄接境，应该有专门著作加以考究。于是他博采中外有关资料，并经鉴别考证，写成《北徼汇编》。该书记述上自汉晋，下迄清道光年间的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并注意了中俄关系问题。咸丰皇帝阅读后为该书赐名《朔方备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文学领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新文风，不仅对当时，对以后的文坛也发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这类作品热情反映、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及清政府的妥协投降予以鞭笞。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出现了不少揭贴和檄文，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三元里居民示谕英夷》等。这些文字语言朴实、短小犀利、生动鲜明，当时即起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也给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活生生的资料。一些爱国主义诗歌，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屏的长诗《三元里》，歌颂抗英志士，斥责奕山等媚敌乞和。“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催”。这些诗句使读者不难感受到群众高昂的爱国热情和雄伟的气势

只有对更早期的中外交往史有所了解，而不是局限于1840年或之前的一两年，才能
理解鸦片战争的真正起因。
英国人最早试图到中国通商是在17世纪。但葡萄牙人来得更早，并已取得某种垄断权
。直到17世纪末期，英国人才得以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展开贸易。贸易从一开始就有争
执，因为中国官员向英人船只大量勒索除官定税额以外的费用——差不多是每船1500两。
这在中国当然是司空见惯。在这方面，英人似乎已享受到国民待遇。英人曾试图将贸易转
往厦门等其他港口，但发现那里的勒索更甚，只好又回到广州。

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外附近设立了固定的商馆。对于英人来说，18世纪的贸
易是在极端艰难和勒索不堪下进行的。1793年，英国政府派出了现在很著名的马嘠尔尼使
团访问中国，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减轻广州的贸易限制和苛征。那个使团的结局是众所周知
的了。什么都没有改变。

1816年，英国又派出了阿美士德使团，再次试图解决贸易中的种种问题。“叩头”问
题仍然困扰着这次访问。中国朝廷坚持把英国作为藩属国看待，把使团当作贡使。使团到
达了圆明园。中国大臣们极力要求阿美士德按礼节叩头朝见。阿美士德则坚持拒绝。双方
甚至到了动手拉扯的程度。大臣们终究没有成功，自然恼羞成怒。英国使团被命令立刻滚
蛋。当时即有英人主张以武力强迫中国改善贸易环境。

1720年，广州的商人为了控制价格，组成了行会——公行。这个组织显然是受到官方
支持的。在官民勾结以后，对外人的勒索年年增加。大班一再抗议，但无济于事。对外贸
易的管制反而越来越严。1757年，朝廷正式规定广州为唯一合法通商口岸。后来，由于官
员贪婪的敲诈，中国商人最终将公行解散了事。1782年，新的公行——十三行成立。虽然
沿用了过去的名称，但这个公行里的人——行商却不是一般的商人。行商们具有垄断对外
贸易的权力，同时，也是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唯一中间人。一项广受外人诟病的规定就
是，洋人如有要申诉的事情，只能通过行商向政府呈文，而不能自己向广州当局上书。这
当然是极不利于维护外人利益的。而且，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中国人将洋人当作低等的
野蛮人看待。野蛮人没有资格直接和官员打交道。

其他对外人的规定还包括：妇女不得进入商馆；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不能沿街行
走；规定通商季节外必须离开广州返回澳门等等。其中的某些条款并不坚持，比如雇用仆
役，但通过行商转递呈文从不放松。

这时的外商，不仅人身受到种种的限制，而且贸易业务也受到很大制约。他们不能向行商
以外的人出售货物，也不能自主购买回程的货物，只能按行商的价格接受他们提供的货物
。外商甚至无权逛街，去看看什么外国货是需要的，有什么中国货可以供应，或是调查一
下价格的涨落。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勒索。仅仅看表面的税收数额是不能了解真实情况
的。隐蔽的勒索层出不穷，外人对此根本束手无策。

可是，在这许多困难之下，贸易，尤其是英国人的贸易仍然在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原
因就是，中国方面固然是垄断，英国方面的东印度公司同样也是基于特权的垄断。因此，
外商在种种束缚之下，依然可以得到不错的利润。不过，美国人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
美国人加入贸易的时间并不早，但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是 “自由商人”。在美国，并无东印
度公司一类的特权机构。贸易是在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敞开的。结果，美国人的贸易发展
得很快。英国人看到美国人的优势，对垄断日益不满，要求废除东印度公司特权的呼声逐
渐高涨。这种努力在1834年获得成功。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于这一年的4月宣告正式结束
。

英国方面的垄断既已不复存在，英人在勒索成性的官员和仍保有垄断权的中国行商面
前的地位一下子就变得十分不利，“像一群没有牧人的羊”。也正因此，从这一年开始，
双方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

与贸易上的争端同时，中外在司法方面的分歧是另一个产生争端的来源。先后发生过
好几起案件。结果各种各样。但双方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司法观念是一种“责任论
”。当一个案件发生后，一定要找到一个负责任的人，比如外国的水手失手杀了人，那就
要那条外国船交出一个人来抵命。在刑法的严厉性上，当时的英国和中国并无大的差异。
但英国人要求公正的审判，而不是抵命了事。而且，英国人不能接受中国人的刑讯，当然
也不能接受天朝到处盛行的贪赃枉法。此外，当时的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视为蛮夷之辈
，往往不以平等的法律对待。英国人要求改变这些不平等和不公正。对于英国人的主张，
中国人既无法理解，更谈不上接受，认为这不过是洋鬼子的狡猾与无耻。争议最终是靠战
争和治外法权来解决的。

破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之后，英国政府为了促进贸易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其中包括于1834年向中国派遣官方的商务总监督。英国政府对商务总监督的要求十分严
格，要求他谨慎行事，切勿激怒中国政府，以期保持友善的关系，并要努力使一切在华英
国臣民深切了解“遵守中华帝国的法律和习惯的义务”。

但中国方面根本不认为洋鬼子有资格派一个官方代表来和自己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国人只
把这官方的商务监督看作一个类似大班的“夷目”。不但广州的总督拒绝会见，而且其递
交的公函一定要改为“禀帖”由行商转交才肯接受。且要求“夷目”停留在澳门，不得进
入广州。在双方的僵持中，对立逐渐升级。英国商人们决定采取一致行动支持他们的政府
。中国方面则以停止通商相威胁，并断绝商馆的物资供应。为商馆服务的中国人被勒令离
开，曾为商务监督提供过港口服务的人——如领港员则锒铛入狱。中英双方曾试图进行一
次会晤，中国方面出席的是较低级别的官员。但会晤始终没能举行，原因是双方对于座位
的安排意见相差很大。中国方面坚持英国人的从属地位，而英国人则坚持较为平等的座位
安排。

一个事实已十分清晰：在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后的形势下，国际关系需要一种根本
的改革。中国必须承认英国的平等地位。但中国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固执使英
国人逐渐认识到，要想得到平等的地位和应有的尊重，只有采用武力的方式。

可怜的商务总监督历经磨难，终究一事无成。郁郁寡欢地回到澳门。由于情绪的紧张
，加之环境的不适，竟一病不起，死在澳门。中国人把这种结局看做是胜利，把商务总监
督的死看做是报应。狂妄的洋鬼子居然胆敢向天朝的威仪挑衅，结果遭天谴而亡，实在是
大快人心。实际上，从这个人的名字的中文译法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他的态度。他名为
Wiliam
John Load Napier，中文译作“律劳卑”——辛苦而卑贱的人。对中国人这种译法的
含义，英国人是十分清楚的。
此后的几年，在中国人看来是平静的几年。但在英国方面，却在表面的沉默之下进行
着调整。英商们曾上书政府，要求实施更强硬的政策。后续的几任商务总监督的官方身份
依然不被承认，只好采用灵活的方式向广州总督递交有关文件。但英国政府训令他们向中
国政府坚持要求平等的的地位，公文绝不能以禀帖的形式递交。总监督作了几次努力，都
只得到失败。在广州的总督的态度傲慢依旧，比如斥责英国人竟然用“贵国”代替“天朝
”，要求商务总监督“安分守己、勤勉厥职”。更重要的是，对英国人的种种不利的条件
没有丝毫的改善。面对这种局势，英国人已开始讨论使用武力的问题了。

如前所述，英方的自由商人面对中方的垄断组织时，自然十分软弱无力。合法贸易在
许多方面受到阻碍。但英国人找到了一件可以快速赢利、平衡现金流的商品，那就是鸦片
。虽然中国政府很早就曾公布禁烟令，但鸦片贸易是大小官员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所以
禁令成为一纸空文。但外国人渐渐使鸦片贸易不再通过中国的垄断组织——行商进行。他
们自己直接把鸦片运上岸交给买主。这种非法的走私贸易使中国官员无法继续他们的勒索
。于是，官员们对此的直接反应是主张解除鸦片贸易的禁令。显然，行商也希望这样。他
们当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垄断权在鸦片贸易上无效。而其他一些官员反对鸦片贸易合法化
。最终，后者的意见被皇帝采纳。禁令得到加强。但实际的效果令人沮丧。执法方面忽而
沉默不管，忽而厉行查禁。基本上是一片混乱。

虽然鸦片贸易导致了中国的白银外流，但背景是中国恶劣的贸易环境使得合法贸易难
以正常发展。要想解决贸易平衡问题，根本的办法是扩大贸易的规模，以其他货物的出口
代替金银的输出，或者发展如银行汇票一类的金融服务。可惜，当时中国人——在很大程
度上今日依旧——的头脑中，只有垄断和限制的观念。这样，问题的解决就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该林则徐出场了。对于中外之间已十分尖锐的国际关系及其原委，林大人基本
是一无所知。他所能想到的就是展开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禁烟运动。这种方式显然不能取得
什么成功。

林则徐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力孱弱，一旦发生直接冲突
必然败下阵来，更是因为林则徐那一代人对世界事务、对文明世界的行为准则十分无知，
于是做出许多于理无据，不可能被外人接受的行为，结果导致中外矛盾激化，酿成战事。

一、实施禁烟的合理举措是调动武装力量在管辖范围内查抄鸦片，同时与外国政府协
商，谋求配合的行动。这是中国政府的正当权利。但林则徐的做法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商
馆中的外商一律扣押，强迫这些商人交出所有的鸦片。这无异于绑架人质。况且，有一些
外商并未参与鸦片走私，却也被扣押。后来林则徐得知这种情况后也拒绝释放无辜，而要
求他们“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烟”。即使是参与了鸦片走私的商人，他们的许多鸦片尚在
公海的船上。对这些鸦片，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管辖权。

二、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林则徐的禁烟行为，认为这是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但对
于走私行为，英国人接受没收货物及加以罚款的处置，却不接受对于人身的处罚。可是林
则徐不但要求“人即正法”，而且没有提供相应的司法程序、公正审判及申诉渠道。也许
这种要求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过于超前，但在当时中外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要求英国人
忍受这一切，也未免是一厢情愿。

三、林则徐没有谋求和英国等外国政府的合作，而是直接对外国人施以强制，而且从
一开始就动用武力包围商馆，并实施动员，摆出战争的架势。英国的官方代表义律冒着危
险到达商馆试图交涉，但也和其他外商一样被禁锢，而且为此出动了更多的士兵。

四、林则徐要求外商出具集体具结。外人表示可以做出个人保证，却不能保证“永久
禁止一切来人夹带鸦片”。但林大人要的正是集体保证。他希望外国人推出一个像以前的
大班那样的头领，并为所有外人的行为负责（前文提到的司法“责任论”）。但东印度公
司的垄断已不复存在，外人又来自许多国家，这个要求实在是令人为难。

五、鸦片贸易的猖獗，中国的的各级官员实应承担相当责任。因此，在实施禁烟时，
重点应放在国内方面，但林则徐似乎以为，外国人才是根本原因。结果，虎门虽然销了不
少烟，但鸦片走私几个月内很快恢复，不论是利润还是规模都和原来没有差别。且更多的
中国人加入了走私的行列。

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义律不得不要求商馆里的外商交出鸦片。但他同时表示，
“对钦差大臣的正直与和平失去了信心”，并决心在日后索取赔偿。
和现在的抵制日货者类似，林则徐也认为贸易对外国人意义重大，甚至须臾不可离。
据说洋人嗜食肉类，若不能得到天朝的茶叶和大黄，就会“无以为命”。令林大人惊异的
是，在外商被迫交出鸦片以后，虽然他准许放开贸易，但洋人却没有表现出对茶叶和大黄
的热情。为了表示抗议，义律在这时下令禁止英商进行贸易。

随后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件——林维喜案。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但中英双方司
法观念的对立使事件的影响扩大。义律按照英国的法律进行了审判并实施监禁。由于没能
确定凶手，他拒绝向中国方面移交有关人员。他知道，按“责任论”，即使查不清事实，
在没有公正审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会挑一个人出来抵命。此前曾有过类似的事例。而
英国人不能接受这种安排。

争执已进入白热化。林则徐告示沿海居民可自行打击上岸的夷人。这就无异于宣战了
。
英国军舰驶离澳门，抵达穿鼻洋面，要求中国政府收回告示。1839年11月，中国水师
驶向英舰，要求交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双方发生交战。战争由此爆发。
检讨林则徐的行为并不是意在指出他应为战争负责。他的种种举措只不过表明一个事
实：中外之间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和观点差距是难以弥合的。只有战争才能告诉天朝世界
的变化，并使她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中国人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只是鸦片，但外人认为
鸦片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他们心目中有着许多比鸦片重要得多的问题——民事和刑事的
司法问题，人身限制问题，贸易的垄断问题，官员的勒索问题，人身及财产保护问题等等
。

真实体现战争目的的无疑是战后签订的条约。来看看南京条约都有哪些内容:
一、 中英友好，互相确保侨民安全（两国地位平等、人身保护）
二、 开放五口通商（破除贸易垄断）
三、 割让香港（英国人提出可以以一个全面的商约代替割让，中国方面没有应允；
但基于以往的痛苦历史，英国也认为需要这样一个根据地以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四、 赔偿英商的损失
五、 破除行商的垄断地位。
六、 赔偿军费
七、 赔款的交结办法
八、 治外法权
九、 不得制裁与英国人有关系的中国人
十、 公开税则，禁止随意加税
十一、 两国文书来往依平等地位措辞
十二、 英军撤军条件——赔款交清
十三、 条约批准办法
南京条约签订后，很快又签订了中美、中法等条约。中国开始与世界建立起现代意义
上的国际关系。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场战争及随后的条约不过是以后持续几十年的斗争的
开始。中国融入世界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能作出及时的内部变革，
中国不但放弃了虚妄的自大地位，且欲求平等也不可得了。

在这几十年中，中国人先是暴跳如雷，继而迷惑不解，最终一败涂地。可叹的是，以
后的岁月中有人又加上了自欺欺人。

标准答案:
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土地高度集中.
前:社会性质: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
社会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革命任务:反对封建主义
后:社会性质: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社会矛盾:封建阶级和人民大众,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其中后者为主要矛盾
革命任务:反封建主义和反外国资本主义
-------liunian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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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县15720218625： 中国近代史开端 - ？
右庭深索：[答案] 1840年的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史的开端 原因:国际关系的改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部分主权遭到严重的破坏,鸦片战争开启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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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庭深索：“为推销毒品而向一个国家宣战,除英国之外还没有先例.但英国却借此打开了中国 闭关的大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在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战争的 导火线是英国强...

大名县15720218625： 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讲述的是什么 - ？
右庭深索：[答案] 中国近代史上一共有两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1842年8月.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 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清朝发动了一次侵略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英殖民主义强行向中国倾销走私鸦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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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庭深索： 1840.6.-1842.8.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国为开辟海外市场,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由于清朝封建制度腐败,统治者昏庸,对内仇视敌人,对外妥协投降,经济落后,科技落后,武器落后,再加上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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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庭深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28日 - 1842年8月 ;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而得名,亦称英法联军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