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铭的历史记载

金人铭的原文~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以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家语》无此二句）勿谓莫闻，天妖伺人。（《家语》作“勿谓不闻，神将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家语》作“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曰”《家语》作“口”，当从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家语》作“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趋”《家语》作“取”）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前句《家语》作“人皆惑之”，“从”作“徙”）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后句《家语》作“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于《金人铭》后有“案”云：“此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黄帝六铭》之说，始自《汉书·艺文志》，误。按，向宗鲁《孔子家语》卷三、《说苑校证》卷十、《古诗归》卷一所载《金人铭》，虽各有异文，但其中的“安乐必戒，无行所悔”(“戒”一作“敬”，意同)却是颇可注意的，因为据《大戴礼记》卷六《武王践阼第五十九》可知，这两句为周武王所书“席前左端之铭”与“席前右端之铭”句，则《金人铭》之作年，其上限就必在周武王书《几铭》等诸《铭》之后。而《孔子家语》卷三、《说苑校证》卷十、《古诗归》卷一，又明载“孔子之周，观于太庙”而得见《金人铭》，则其作年之下限，又必在之前。二者合勘，《金人铭》应为西周早中期之“古逸”。《金人铭》与《老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明何孟春 、前辈学者如黄方刚 、武内义雄 、郑良树等等 也都有论说。比如《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老子》：“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老子》：“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金人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老子》：“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下人，必以身后之。”《金人铭》：“执雌持下，人莫逾之。”《老子》：“知其雄，守其雌。”《金人铭》：“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老子》：“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金人铭》：“天道无亲，而能下人。”《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郑良树先生指出《老子》在孔子前成书并采用了《金人铭》，《金人铭》在孔子以后严重散亡窜乱 。《金人铭》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　　证据一，根据刘向《说苑》和《孔子家语》，《金人铭》是孔子之周观于太庙从金人背上抄录下来的。《金人铭》作为文献的出处，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它不出于简帛竹书，而是铭刻在铜人背上，不存在后人涂改和增删的可能性，比之载于简帛竹书的文献，是最为可靠的。从这一点来说，所有上古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比《金人铭》更为可靠。《金人铭》作为孔子亲自抄录的文献，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载体、内容均十分明确，是具有完整意义的极端重要的文献。孔子删《尚书》，《虞书》、《夏书》怎么来的我们不清楚，但《金人铭》怎么来的非常清楚，所以《金人铭》作为上古文献，比《虞书》、《夏书》还要可靠。这一点是古代所有的文献不能相比的。证据二，《老子》一书多处摘引《金人铭》言论，老子并视《金人铭》作者为其“教父”（帛书本为“学父”），《老子》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强梁者不得其死”为《金人铭》之言。从《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几乎整个《老子》一书都是在阐述和演绎《金人铭》的思想。　　根据证据一和证据二，《金人铭》是明确早于老子和孔子的文献，证据确凿，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证据三，《逸周书》是重要的西周文献，其《和寤解》载：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王曰：“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风行贿，贿无成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武王所言“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为《金人铭》之言。　　证据四，根据《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的记载，武王从上古《丹书》中摘引作为席之铭的“安乐必敬，无行可悔”，作为楹之铭的“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均系《金人铭》之言。据楹之铭所载，“毋曰胡残”、“毋曰胡害”、“毋曰胡伤”，和孔子所录“勿谓何伤”、“勿谓何害”、“勿谓何残”内容一致，但用词更为古老，《丹书》所载当系《金人铭》古本。　　证据五，《六韬·守土》载：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为人所害不径于世。”　　贾谊《治安策》载：“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是知太公所引皆黄帝言论。“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金人铭》之言[5]。　　从商末太公与武王多次征引《金人铭》言论来看，《金人铭》在先周时期就已存在，《金人铭》亦是明确早于武王与太公的先周文献。　　证据六，虽然我们不知道周太庙之金人立于何时，但它远远要早于老子和孔子是明确的。梁思成在《中国雕塑史》中认为，《孔子家语》金人铭中之金人，“盖亦我国铜像中之最古者也”。这个中国最古之铜像曰“古之慎言人也”，《金人铭》对这个最古之铜像而言都是远古时代的言论，《金人铭》之古老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最古老的完整文献。第二，文献论证。　　证据一，《太公金匮》明指《金人铭》系黄帝之作。《太公金匮》载：武王问：“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云：‘馀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唐马总《意林》卷一）　　《庄子.徐无鬼》载：“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则以《金版》、《六韬》，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女商是魏武侯宰臣。魏文侯三十八年(前387年)，文侯卒，魏击即位，是为魏武侯(次年为魏武侯元年)。魏武侯在位16年，于周烈王五年 (前371年)卒，系战国初期。女商在战国初期将《诗》《书》《礼》《乐》与《金版》《六韬》相提并论，说明《金版》《六韬》是春秋时期就已存在的主要经典。《金版》即《太公金匮》，所谓太公金匮，就是铭刻于金版的太公言论 。

《金人铭》当为春秋时期孔子之前的作品
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依刘向《说苑·敬慎》辑录了一篇先秦佚文《金人铭》，全文如下：
我（据《孙卿子》补），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家语》作焰焰）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家语》作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家语》作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怨主人，民害其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之慕之，执雌持下，莫能与之争者。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众人惑惑，我独不从。内藏我知，不与人论技。我虽尊富，人莫害我。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戒之哉！戒之哉！
这篇佚文，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其最早著录于何处，二是其大致创作于何时。
按严可均辑录的依据和学术界的一般看法，《金人铭》首见于《说苑·敬慎》（注：海内外学术界言及《金人铭》者，多称其首见于《说苑·敬慎》，如武内义雄《老子原始》、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政》、郑良根《〈金人铭〉与〈老子〉》等文皆持此说。），但笔者以为，此文当最早著录于《荀子》。《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引《孙卿子·金人铭》云：“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小注云：“《皇览》云：‘出《太公金匮》，《家语》、《说苑》又载。’”据小注可知，严可均从《说苑·敬慎》所辑《金人铭》实本于《荀子》。后人或是未能留意《太平御览》此则记载，或以为此处《荀子》未存《金人铭》全文，而将首录权归在了《说苑》名下。其实，认为《荀子》未存《金人铭》全文是一种误解，《荀子》中的《金人铭》原文和《说苑·敬慎》以及之后的《孔子家语·观周》（注：《汉书·艺文志》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列在《论语》类，可见其早于《说苑》。但今本《孔子家语》是在晋人王肃作注后流行起来的，其卷次与《汉志》不同，内容又多见《说苑》等数种汉代典籍，故长期被视为王肃伪作。随着河北定县、安徽阜阳汉墓中与今本《孔子家语》内容相似的竹筒的出土，传统观点有所改变，已有人认为今本《孔子家语》的原型汉初以前就已存在。不论怎样，《孔子家语》和《说苑》皆晚于《荀子》则是肯定的。）中所存之文一样，应当是完整无缺的，之所以《荀子》仅存《金人铭》开头数语，是因为《太平御览》的编者在征引时根据需要作了删节。笔者这一判断可从《太平御览》卷五百九十得到印证，该卷在引录《孔子家语》所载《金人铭》全文后又加小注云：“《荀卿子》、《说苑》又载。”如果当时注者所见《荀卿子》中的《金人铭》仅开头数句而非全文，便不可能针对《孔子家语》中所存《金人铭》全文而称《荀子》“又载”。据此，《金人铭》首录于先秦的《荀子》无疑。需要说明的是，今本《荀子》无《金人铭》，《太平御览》所引乃《荀子》佚文。
关于《金人铭》的创作时间，历代学者的看法相去甚远。严可均将该文的著作权归在黄帝名下。其《金人铭》按语云：“此铭旧无撰人名，据《太公阴谋》、《太公金匮》知即黄帝六铭之一。”严氏所说的《太公阴谋》具体指下面一段文字：“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时，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武王曰：‘吾今新并殷，居民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守之以恭’”[1]据此可知，严氏所谓“黄帝六铭之一”说不足凭信。即便《太公阴谋》所记周武王与师尚父的对话有文献依据，其师尚父向周武王所介绍的黄帝铸金人之事也属古代传说性质，意在借助传说中的古圣王告诫周武王谨慎施政，以德治国；师尚父仅称黄帝铸造金人并“三封其口”，并未言及在其背上刻铸铭文，所谓“古之慎言人也”之语虽与今见《金人铭》首句相同，但那是师尚父复述黄帝的话，并非指铭文内容；且不说黄帝乃远古传说人物，即便实有其人，当时文字尚未产生，何来《金人铭》这样成熟的长篇铭文？可见后来孔子在周之太庙所见金人背上所刻《金人铭》当为后人依此古传说之例，新铸金人并始刻之《金人铭》，收藏于周史资料库。历代学者关于《金人铭》产生时代的看法与严氏相反，认为《金人铭》不仅不是出自古黄帝之手，甚至亦非先秦时代的作品，乃为汉人刘向的伪作。这一结论是由人们对《说苑》一书性质的确认得出的。如刘知几称《说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2]，苏时学称其“未尽精醇，亦嗜奇爱博者之病”[3]，朱一新称其“不复计事实之舛误”[4]，余嘉锡称其“有所增益于其间”[5]，屈守元称“《说苑》之倒近乎‘兼儒、墨，合名、法’，‘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并《汉书·艺文志》语）的杂家和小说家”[6]等。以上观点皆有道理，但已如前文所证，《金人铭》并非首见于《说苑》而是最早著录于《荀子》，所以，不论《说苑》性质如何，刘向伪撰《金人铭》的问题都不存在。
那么，《金人铭》究竟创作于先秦的哪一时期呢？笔者以为，当在春秋时期，最晚亦在孔子之前。理由有三：其一，学术界认为《金人铭》与《席铭》（《大戴礼》卷六《武王践阼》引）、《楹铭》（同上）、《周书》（《战国策·魏策一》载苏子引）、《黄帝语》（《太公兵法》引）四文同源[7](P368)，若真如此，与四文相比，《金人铭》所依据的古源头最为完整，其对古源头保存得也最多。如，有五组句子保存在《金人铭》中，一为“安乐必戒，无行所悔”；二为“勿谓何伤，其祸将长”；三为“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四为“勿谓何残，其祸将然”；五为“勿谡莫闻，天妖伺人”。而《席铭》仅保存了第一组，《楹铭》保存了中间三组。又如，《金人铭》还保存了四组句子，一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二为“涓涓不壅，将成江河”；三为“绵绵不绝，将成网罗”；四为“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而《黄帝语》缺第三组，《周书》则仅保存了第四组，另加第一组和第三组的各一句。依古籍由繁删简易由简增繁难的通例，《金人铭》自然早于其它四文。笔者甚至认为，《金人铭》与四文不只是同源关系，很可能《金人铭》本身即是四文的源头，四文乃分别节录、拼凑《金人铭》而成。若然，作为战国中期之前的四文（注：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第16页对四文的年代作了如下判定，云：“我们当然不会相信《语》是黄帝时代的作品，也很难相信《席》及《楹》是西周早年的文献，然而，我们也不相信它们是战国晚期的文字。《周》为苏子所见引，此苏子为苏秦，大概符合实情。”笔者以为，郑氏将四文视为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比较合乎实际，今从之。），其源头《金人铭》自当早于战国。其二，《老子》承袭了《金人铭》。这一点郑良树《〈金人铭〉与〈老子〉》一文有精辟考证。《老子》第四十二章、七十九章分别与《金人铭》“强梁者不得其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句全同；其第五章及六十六章分别与《金人铭》“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及“夫江河长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句意相近；其第七章及六十六章与《金人铭》“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后之下之，使人慕之”句意相合；其二十六章与《金人铭》“执雌持之，莫能与之争者”句意亦相合。这些相合之处说明《老子》承袭了《金人铭》而不是相反，因郑氏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云：“《老子》第四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自谓是‘人’教他的，他将此‘人’认为‘教父’，而即以此教导他人；可见《老子》此处是有所依据，并非自我编造的。然则，这个‘人’是谁呢？除了《金人铭》之外，其他先秦古籍再也没有‘强梁者不得其死’的句子；然而，这个‘人’应该是很清楚了。就此条来说，《老子》用《金人铭》文字是很容易的；如果说是《金人铭》拼凑《老子》而成，就很难想像了。”[8](P18)郑氏此论甚确。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的时代，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然其与孔子同时、其书早于《论语》的通常说法是不可能被轻易否定的，因此，影响其书的《金人铭》定在孔子之前。据此，《荀子》、《说苑》、《孔子家语》所称此《金人铭》即乃“孔子之周，观于太庙”时所见“右阶之前”金人背上铸刻之铭文，是可信的。其三，《金人铭》与春秋时期铭文文体的形式特征相吻合。春秋之前的西周铭文格式、布局、行文是程式化的，战国中期以后铭文则走向衰落，唯春秋时期的铭文风格比较自由灵活。正如马承源所说，“春秋时期，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周王朝的中央集权逐渐分散到列国诸候之手，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冶铜铸器各得其便。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格式比较单调，记述也较自由”[9](P359-360)。《金人铭》不拘程式，行文灵活，富有文采，与春秋时期铭文特征正相吻合。因此，它既不大可能是战国时期的铭文，也不大可能是西周时期的铭文（《文心雕龙·铭箴》所说“周公慎言于金人”将《金人名》视为西周早期周公的作品的说法不足凭信），而应当是春秋时期的铭文，至晚在孔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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