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目前对靖康之难中女性的研究是基于那些资料？

有记载靖康之难中被押解北上的宋朝宗室生育情况的资料吗？~

昏德公北狩生子考
作者:赵达明

靖康元年（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国军队攻破，赵宋皇家成为瓮中之人。自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起，金军陆续将赵宋皇家宗室、妻妾、驸马和贵戚悉数押往城郊看管，等待分批北遣。太上皇徽宗赵佶于二月七日被收监于城郊青城寨。在宗室诸子之中，只有康王赵构不在汴京城中，他因而侥幸成为漏网之鱼。康王赵构是赵佶九子。靖康二年即1127年三月二十九日早晨，徽宗作为第四批北遣的囚犯，踏上了去国万里的流放之旅。南人书札为君者讳，称之为“北狩”。“昏德公”，则是1128年（天会六年）八月，赵佶在金国祖庙行“牵羊礼”之后，皇帝吴乞买降给他的封号。文中“靖康”是北宋钦宗赵桓的年号，“天会”是金太宗吴乞买的年号。

昏德公北狩抵达金国境内各地的时间与停驻如下：1127年五月――燕山（今北京），十月――中京（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1128年八月――会宁府（金国都城，黑龙江省阿城市），十二月――韩州（辽宁省昌图县），1230年七月－－五国城。五国城是徽宗赵佶最后的归宿，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昏德公在那里生活了不到五年的时间，于1235年（天会十三年）四月卒于彼，时年54岁。

从1127年昏德公离开汴京算起，至1235年亡于五国城，时间跨度为八年，本文旨在考证八年其间昏德公妻妾生育子女情况。这些子女包括具有徽宗骨血的亲生子女即嫡亲，也包括那些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子女。

根据《靖康稗史》之《宋俘记》载“入国后，又生六子八女”可知，八年北国流放，为昏德公增添六子八女，即子嗣14人，昏德公也算是后继有人。考虑到昏德公辗转北国，颠沛流离，故，后人偶读昏德公这段“后继有人”的经历，莫不拍案惊诧。正可谓――生命是顽强的。遗憾的是，《宋俘记》只记载了其中三个男性子嗣的名字。赵极，出生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北遣初期的行进途中，母为小王婕妤；赵柱，出生于1130年（天会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母为阎婉容；赵檀，出生于1131年五月二十二日，母为郑媚娘。根据昏德公北狩停驻地及时间推算，假若赵柱之母阎婉容和赵檀之母郑媚娘跟随在昏德公之侧，那么二人生子之时，分别当在韩州（辽宁省昌图县）和五国城（黑龙江省依兰县）。

因为《宋俘记》为北人所作，所以它又直接写出了为南朝统治者所忌讳的话――（昏德公）“别有子女五人，具六年春生，非昏德胤”――翻译成白话就是：昏德公还有五个子女，他们出生于1128年（天会六年）春天，都不是嫡亲。

可见，北人撰写的《宋俘记》告诉我们的信息是，昏德公北上八年，有子女共计19人，亲生14人（其中有名者3人），非亲生5人。

那么，昏德公上述三个有名嫡亲（赵极、赵柱、赵檀）的母亲――小王婕妤、阎婉容、郑媚娘又是何许人也？若要了解她们的情况，想必只有首先从《开封府状》查起，才最为便捷。《开封府状》收录的是靖康之变期间宋、金之间的公文，其中包含北宋“看守内阁”属辖的开封府，为金军元帅府开列的赵宋皇家所有成员的名单，无一遗漏。

关于小王婕妤，《开封府状》给出的信息只有“小王婕妤二十岁”一句话，不过因为小王婕妤分娩的时间是1127年刚刚从汴京启程的四月，怀孕当在前年，即1126年（靖康元年）六月前后，那时北宋都城汴京尚未陷落，因此，小王婕妤之子赵极，应为昏德公之嫡亲。小王婕妤的身份为“婕妤”，根据《宋俘记》的说法，赵佶之宠婢封婕妤、才人、贵人、美人者41人，都是随第五批队伍出发的，小王婕妤身在其中。这一批队伍是1127年五月十九日到达燕山府的（比昏德公晚六天），小王婕妤等几人随即被送还给昏德公。

现在再来研究一下为昏德公生下嫡亲的另外两位女性――阎婉容、郑媚娘。《开封府状》提供的信息是，阎婉容19岁，郑媚娘即郑昭媛，21岁。根据《宋俘记》，她们都是第四批北遣的，昏德公也身在此列。在这一批宋俘中，宗室和妻妾人数之多可谓蔚为壮观，空前绝后，除了昏德公本人之外，还有昏德公之诸子、诸孙、驸马、妻妾与宠婢等，达1940余人。

根据《呻吟语》，1130年四月二十七日，阎婉容生子赵柱。不过这并非她北行开始之后第一次生育。阎婉容在1133年九月四日，即生下昏德公之子赵柱三年之后故去，时年只有25岁。

阎婉容第一次生育是在1128年二月二十七日，而且此子“殇”（《呻吟语》），也就是说夭折了。但是读者可以根据1128年那一次分娩，反推阎婉容的怀孕时间应在1127年四月，而此时她正处于刚刚离开汴京北遣的路上。在这种兵荒马乱的环境下，阎婉容怀孕的原因，不是昏德公特别敬业，就是那些来自北方的狼特别能战斗。

《呻吟语》又载，绍兴元年（天会九年，1131年）五月二十二日，郑昭媛生子赵檀；查阅《开封府状》，郑昭媛就是郑媚娘；根据《宋俘记》，第四批北行者包括昏德公之妾31人，其中有郑媚娘。《宋俘记》云：“至五国后……郑媚娘生子檀”。这里的“檀”即为赵檀。

《宋俘记》说到，1127年夏天，在燕山府同小王婕妤一起送还的，还有新王婕妤（22岁）、周春桃（22岁）、狄金奴（19岁）、邵元奴（18岁）等四人（她们的年龄是在《开封府状》中查到的）。根据《开封府状》可知，周春桃等三人皆为才人。不过，根据《呻吟语》的说法，五月十九日送还昏德公的，有“婉容、婕妤、才人六人”，比《宋俘记》所言唯多出一个婉容。

具有讽刺意思的是， 昏德公在燕山府得到新王婕妤、周才人、狄才人、邵才人的时候，她们是怀有身孕的，因为这四位女子在次年春天均各为昏德公戴上一顶绿帽子。基本可以认定，昏德公99.999％不是这四个孩子的亲生父亲。在此，不妨推算一下四位女子的怀孕时间。首先，根据《宋俘记》四子（女）“具六年春生”可知，孩子的出生时间都在1128年（天会六年）一月～三月（春），于是，可以推断她们的怀孕时间是1127年三月～五月。这段时间正是昏德公的妻妾们作为囚徒，被拘押在金营，以及行走在北上燕山府的旅途之中。其次，因为昏德公在燕山府见到她们最早是在1127年五月十九日，所以他具有“做案”时间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只能说这种可能性理论上存在，实践上不行。上面给出的那个99.999％就是这个意思。狄才人和邵才人生子或生女的事实还见于《呻吟语》，即（1128年）“二月十九日，太上生女，邵才人出……三月十二日，太上生子，狄才人出，均殇”。这些文字显然佐证了《宋俘记》所载赵佶生子之事不虚，只是《呻吟语》回避了“并非嫡亲”这种令南宋统治者难堪的表述，而且还指出邵才人和狄才人的两个孩子都夭折了。

事实上，在1127年春夏，昏德公的妻妾婢女在北遣途中，屡有受辱的事情发生。读者从《呻吟语》中就可窥其端倪――（靖康二年四月七日）“次汤阴……葛思美盗后宫曹氏”；对于同样一件事，《宋俘记》则记录为“曹小佛奴移居葛思美寨”。二者互证，相得益彰。

《宋俘记》说，新王婕妤、周才人、狄才人、邵才人所生四个子女（非昏德公骨血），后来都跟随昏德公去了五国城，但是《呻吟语》则说狄、邵二才人所生子女“均殇”。笔者莫衷一是。另一个夭折的孩子出自阎婉容（《呻吟语》）。而前文的考证表明，这三个孩子都不是昏德公赵佶的骨血。倘若采纳《呻吟语》“均殇”之说，读者不免臆测，昏德公难逃杀子之嫌。

在第四批北遣的昏德公之妾中，尚有一个叫任金奴的，在到达五国城之后，生育有一子，是否为昏德公嫡亲，无从考证。《开封府状》载，任婉容21岁，名金奴。

后记

本文只是初步及粗浅地稽考一下昏德公即徽宗赵佶，在“北狩”八年其间，其妻妾宠婢的生育情况。其实钦宗（赵桓，徽宗长子，被降封为“重昏侯”），也有“北狩”生子的经历（男女各二），只是产量远没有昏德公高而已。一些王公（昏德公之子）在北国娶妻，应有后代繁衍。另外，昏德公原有帝姬21人（指赵佶之女），她们大多正值青春年少，除了夭折的，都被掳到北国，这些帝姬们要么落入金国的贵胄、官员之手，要么进宫为奴，或者被送进洗衣院，其中也有生育子女的。

本文主要参考确庵与耐庵《靖康稗史》，以及崔文印《靖康稗史笺证》撰写而成。《靖康稗史》实际包括七种――《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和《宋俘记》。

对于昏德公“北狩”，南宋官史历来为多有避讳，其他诸如稗史、笔记、野史之类涉及此类题材者，多为官方收缴、剪灭，所谓“谤书”实难苟延。又，南宋初年，当是两位废帝北狩史料最为丰富的时期，可惜，此时正是高宗赵构与秦桧，大力弘扬稳定压倒ALL这个主旋律，合演二人转的绝配时期，特别是秦桧独自把持修史，其间做过多少不可告知之事，只有天知地知，你不知我也不知。

自然是把她们赐给那些王公大臣们当女仆了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除何忠礼先生的《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注：《文史》第39期，中华书局1994年版。）和王曾瑜先生的《宋高宗生母韦氏》（注：《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第608～62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两篇文章对其中个案韦氏进行过研究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总体的揭示和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数据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该书最大的特点是保留了宋、金双方的记载，作者们大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1](p2)由于该书不属于传统史学观念认定的正史范畴，其史料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立足于对这些尚未开发的史料的甄别使用，力图廓清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一、被掳宫廷、宗室女性的类别、人数、年龄

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2](p136)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2](p139)，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3]（卷七七，p584），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2](p139)，当然，被淘汰的2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

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2](p141)。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4]（卷十五，p948）。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
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6](p122)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6](p121)。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二、关押在青城寨、刘家寺女性的遭遇

从被送入金军营寨的那一刻起，这些女性就开始遭到金军将领的蹂躏，她们被迫更换舞衣，给金军将领劝酒，稍有反抗就被当场斩首。二月七日晚，3名女性被斩首示众；1人因不堪侮辱，用箭头刺穿喉咙自杀；另有3名贡女拒不受辱，被金兵用铁竿捅伤，扔在营寨前，血流三日方才死去。斡离不指着这3名女子的尸体警告王妃、帝姬要以此为鉴，否则同样下场。他们还强令福金帝姬安慰、说服刚到的人梳妆打扮、更换舞衣，供金军将领享乐。不久，保福、仁福、贤福3名帝姬和2名皇子妃被折磨而死。在金军将领强迫宋徽宗参加的宴会上，斡离不向宋徽宗提出把富金帝姬嫁给设也马（真珠大王），遭到宋徽宗“一女不事二夫”的拒绝。粘罕不胜恼怒，竟下令在场的金军将领每人拉走两名女子，任意发泄。[2](p155～156)为了满足金军将领们的淫欲，斡离不甚至下达了“元有孕者，听医官下胎”[2](p154)的命令。

金军将领如同分配牲畜一样瓜分这些特殊的战利品。在第一批被押解到金营的妇女中，“国相（粘罕、斡离不）自取数十人，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2](p139)，其后随着宫廷、宗室、贡女的陆续到来，除选定贡女3000人以外，金国朝廷“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二帅侍女各一百人”[2](p154)。到金军撤离，粘罕、斡离不领人观看从京城搬运北宋皇宫的器物时，身边已是“左右姬侍各数百，秀曼光丽，紫帻青袍，金束带为饰”[3](p623)。同时，分赃不均也引发了金军将领的内部矛盾：万户赛里指使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申述他的弟弟野利已经和多富帝姬定情，要求元帅府归还多富帝姬。两位元帅听后勃然大怒，将野利斩首。[2](p160)守城千户陆笃诜杀死哥哥尚富皂，起因也是因为尚富皂奸污了陆笃诜抢来的宗室妇女。[2](p170)在金军将领的淫威之下，“各寨妇女死亡相继”[2](p156)。

也有个别王妃不甘接受这样的屈辱，与金军将领发生争执。斡离不理直气壮地说：“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王妃争辩道：“谁所卖?谁得金?”斡离不回答：“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该王妃还幻想自己身分尊贵，不在受辱之列，“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斡离不反诘道：“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金军血腥残暴和皇帝懦弱无能的现实下，这位想捍卫贞节的王妃最终也“语塞气恧”[2](p174～175)，只能忍气吞声、任人摆布。

三、押解途中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的遭遇

据《宋俘记》记载，从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起，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被分作7批押往金国都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途中历时1～2个月，除忍饥受冻、风餐露宿外，她们既要克服身体的特殊状况（月经或怀孕），而且随时还会遭到押解官员的骚扰和侮辱。

《青宫译语》完整地记载了第二批押解女性从东京出发到上京的全过程，从她们的经历可以比照其它六批女性的遭遇：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韦妃（宋高宗的母亲）、邢妃（宋高宗的皇后）、朱妃（郓王之妻），福金、嬛嬛两位帝姬和两位皇子在真珠大王、千户国禄和5000名金兵的押解下北迁。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因“坠马损胎”[7](p177)。四月初一日，她们与宝山大王押解的第三批女性宋钦宗的朱皇后和朱慎妃等人会合。四月二日，行程途中，国禄先后猥亵朱妃、朱皇后，随后与嬛嬛帝姬同骑一马。盖天大王见色起心，杀国禄，弃尸于河，妄图霸占嬛嬛帝姬，被真珠大王阻止后，又把凌辱的矛头指向邢妃，“邢妃以盖天相逼，欲自尽”[7](p178)。十一日到达真定府（治??长填词歌咏，逼迫朱妃、朱慎妃为他们填词演唱。两人无奈，就填词哀叹自己生不如死的悲惨处境，其中一首为：“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7](p179)四月十九日，真珠大王强娶富金帝姬为妾，大摆宴席，邀请北宋后妃参加。四月二十九日，真珠大王押解韦妃等先行，与盖天大王分别，盖天大王“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7](p182)，对这些女性仍心存觊觎。从燕山登程以后，进入沙漠，路绝人烟，金人日行150里，壮年男子都感到疲于奔命，这些女俘们更是苦不堪言。过兔儿涡（今辽宁北镇县境内）、梁鱼涡（今辽宁新平县东南）沼泽地时，尽管她们躺在骆驼、马匹两侧的兜袋里，衣服也全部湿透，“地狱之苦，无加于此”[7](p185)，以致人皆病困，直到十几天后到达乌舍（今吉林农安县东北）时，病者才死里逃生。然而，等待她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除富金帝姬等4人被赐给真珠大王为妾、陈桃花等4人赐给真珠大王为奴婢外，韦氏、邢氏等18人被遣送到洗衣院。
由于史料缺乏而不能进行完全统计，从第一批押解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有大批女性死于押解途中：第一批被押解的人员中有宗室妇女3400多人，她们三月二十七日从青城寨出发，由于途中“长途鞍马，风雨饥寒，死亡枕藉，妇稚不能骑者，沿途委弃”，“十人九病”，[8](p198)有1500名妇女在途中死亡。[9](p244)四月二十七日到达燕山时，仅存妇女1900余人，死亡率为44%，到达上京的死亡率应在50%以上。至于民间贡女，其处境更是惨不忍睹。固新押解贡女3180人、诸色目人3412人从青城寨出发，四月初八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由于连日下雨，贡女所乘的车大多已经破漏，她们被迫到金兵的营帐中避雨，结果遭到金兵的轮奸，以致“多*毙”[8](p194)。被掠者每日以泪洗面，而金军将领皆“拥妇女，恣酒肉，弄管弦，喜乐无极”[8](p195)。

四、总体结局

这些女性在途中受尽屈辱和折磨后，最终到达上京。她们被强行遣送到洗衣院、御寨或分给金军将领，有的甚至沦落为娼。金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享用这些战利品，还把她们赐给南宋出使金朝的大臣以示侮辱。天会六年(1128)正月，南宋使者王伦等出使云中，被金国扣押，粘罕赏赐王伦内夫人及宗女四人，甚至还赏赐随行使者朱绩一位宗室女。朱绩因不接受赏赐，竟被粘罕处死。[8](p206)

天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宋宫廷的后妃及宗室女性们经历了她们北迁以后最耻辱的一幕。作为战俘，金朝皇帝命令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后、皇子和宗室妇女改换金人服饰，拜谒金人的祖庙。史载“后妃等入宫，赐沐有顷，宣郑、朱二后归第。已，易胡服出，妇女近千人赐禁近，犹肉袒。韦、邢二后以下三百人留洗衣院”[8](p209)。发送前，金国统治者再次命令20名医官对暂不发送的94名宫眷“孕者下胎，病者调治，以备选进”[8](p211)。从字面看“洗衣院”好像是洗衣的机构，其实不然。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第二天“并蒙幸御”[7](p191)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供金国皇帝消遣的场所。由于当时南宋与金处于交战状态，金人将韦氏、邢氏送入洗衣院以示对宋朝皇帝的侮辱。在异族统治者的众目睽睽下，宫廷、宗室妇女遭受的集体侮辱使钦宗的朱皇后感到绝望，面对金朝统治者的野蛮暴行，作为战败民族女性的代表，为了捍卫自己和所代表民族的女性的尊严，履行母仪天下的职责，她选择了以死抗争。受降仪式结束后，朱皇后即“归第自缢”，被人发现后救活，她“仍投水薨”。[8](p209)在所有北迁的女性中，朱皇后最具有反抗精神，她的这种刚烈行为其后还得到了金人的褒扬。金世宗下诏称赞她“怀清履洁，得一以贞。众醉独醒，不屈其节”[8](p217)，追封她为“靖康郡贞节夫人”。这无疑是对徽、钦两位皇帝和大多数女性苟且偷生的最大嘲讽。

宋徽宗在世的21名公主中，除死于刘家寺的保福帝姬、仁福帝姬和贤福帝姬3人外，富金帝姬被真珠大王强迫为妾、惠福帝姬被宝山大王聘为妾，剩下的16人中没入洗衣院的9人、遣送到各大营寨的6人、云中御寨者1人。[9](p274～278)

宋徽宗的皇后皇妃5人，郑皇后和其它3位皇妃一同和宋徽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伊兰县），韦氏流落洗衣院。嫔位的31名女性中，4名移居额鲁观寨，4名移居萧庆寨，3名移居葛思美寨，其它20人随宋徽宗第四批北行，3人生子，其余人员情况不明。其它封号的108人中，其中婕妤、才人、贵人、美人41人，先入青城寨，跟随第五批北行，曹小佛移居葛思美寨，到燕山以后，新王婕妤等5人归宋徽宗，其余35人居燕山御寨，至上京以后此35人又被分散，奚拂拂等10人入洗衣院，莫青莲等21人分别入斜也、讹里拐⒋镪恪六^母、希尹、兀术及诸郎君寨，邱巧云等4人死于途中。至于国夫人、郡夫人、夫人封号者67人，李春燕被金人赏赐给张邦昌，陈桃花等4人归真珠大王寨，郑佛保等4人归宝山大王寨，霍小风等2人归高庆裔寨，郑巧巧等2人归余覩寨，王猫儿等4人归兀室寨，费兰姑等4人入娄宿寨，沈金男等2人归刘思寨，韦月姑等44人第七批北行，途中死亡11人，其余33人归云中御寨。[9](p254～261)

除柔嘉公主随宋钦宗至五国城外，其它29名皇孙女，死于寿圣院及途中的14人，过沼泽地时被水淹死的4人，没入洗衣院的6人。剩下的5人中，肃王的女儿玉嫱被封为帝姬，景王的女儿嫁给了韩昉的儿子，益王的女儿嫁给了克锡的儿子，其余2人下落不明。[9](p284～285)

宋钦宗1后1妃，朱皇后死于上京，朱慎妃随至五国城。10名有封号的姬妾，其中4人入真珠大王寨，卢顺淑等4人入宝山大王寨，郑庆云等2人到燕山以后归宋钦宗，流落至五国城。另外作为奴婢封职的27位，其中6人途中淹死，1人自刎，2人病死，顾顽童等3人归宝山大王寨，杨调儿等2人被赏赐给真珠大王，朱淑媛等13人入洗衣院。[9](p263～266)

34名皇子妃中，第二批北行者5人，3人发配到洗衣院（其中高宗皇后邢氏、田春螺死于洗衣院，朱风英后至五国城），1人配真珠大王，1人封绍兴郡夫人。第三批北行者1人，先入宝山大王寨，后敕配伪建安郡王赵梴。第五批北行者28人，入洗衣院者9人，其中4人于天眷十三年迁往五国城，另外5人死于洗衣院；被遣送到各大营寨者10人，赐给伪相国李浩为妾者1人，另外8人无考。可见，在34名皇子妃中，除8人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女性仍然被遣送到各大营寨（12人）和洗衣院（12人）。

史书留下的有关宗室记载，惟有燕王赵俣、越王赵偲、义和郡王赵有奕三支。其中燕王妻至五国城，妾2人入洗衣院，儿媳4人、女儿及孙女6人中，只有女儿赵飞燕被封为次妃，其余下落不明。越王赵偲，妻殁于韩州；妾2，1殁于燕山御寨，1殁于洗衣院；儿媳6人，女儿3人，孙女1人，其中女儿檀香入宫为夫人，儿媳陈艳入兀术寨，其余下落不明。郡王赵有奕妻殁于道。[9](p286～288)由于宗室女被没入洗衣院或分给参加侵略战争的金军各级首领，她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金国一个铁匠竟以“八金”的价格买下一位兼有“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三种身分的女性。这些女性“甫出乐户，即登鬼录”，[8](p199)命运大致相同。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对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瓜分中，获益最多的是金朝统治者。首先是金朝皇帝，占有被送到洗衣院和各大御寨的女性；其次是发动战争的军事贵族，粘罕、斡离不在离开北宋都城前身边女性已达百人以上，到上京以后，他们又参与了对押解到上京妇女的再分配；再者是参加战争的各族军事首领，据以上有限、具体的数字统计，遣送到各大营寨的女性：额鲁观寨4名，萧庆寨4名，葛思美寨4名，真珠大王寨11名，宝山大王寨12名，高庆裔寨2名，余覩寨2名，兀室寨4名，娄宿寨4名，刘思寨2名。

随着南宋抗金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宋金议和的进展，这些被掳女性的处境稍有改变，少数宗室女性被召入金国的皇宫，也有一些女性嫁给了金国贵族，还有个别女性作为金国的友好使者远嫁异域，如在金国出生的全福帝姬嫁给了西夏国的李敦复。就整体而言，除了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伴随宋徽宗、郑皇后、邢氏的梓宫南归的宋高宗的母亲韦氏外，其它女性全都留在金国。正隆六年(1161)七月完颜亮南侵之前，杀掉辽朝后裔耶律氏和宋朝子男130余人。此时距“靖康之难”已30余年，从年龄上推算，这些女性大多已经在30～50岁之间，最小的也在30岁以上，她们或已客死异乡，或已人老珠黄被人抛弃了。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对于南宋道学家来讲，这场灾难也给他们敲响了警钟：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南宋时期，金军的频繁入侵随时都会使女性们遭到贞节不保的噩运。如何在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保住妇女的贞节成了道学家们关注的问题，他们舍弃北宋时期重生存轻贞节的观念，提倡妇女舍生命保贞节，这种观念也逐渐被士大夫们所接受。经过道学家们的反复说教和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到了明清之际，女性的社会活动和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而标榜她们殉节的贞节牌坊却日益增多，在生存与贞节之间，女性们除了殉节外已别无选择。

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战败国的女性成为占领者的战利品和蹂躏的对象，她们不仅要承担国破家亡的精神痛苦，还要承担身体被辱的身体痛苦、受人歧视的心理压力，胜利者为了掩盖暴行而篡改历史，亡国者为了掩盖屈辱而隐瞒历史，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后妃及宗室女性在历史记载中就这样被忽略了，而资料的缺乏又使得这一历史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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