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对联的爱国思想及艺术特色

作为晚清名臣，沈葆桢有哪些主要功绩~

主要功绩
海防建设沈葆桢对海防建设培养海防人才。马尾船政局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前、后学堂。左宗棠、沈葆桢把培育海军人才作为“师夷”之根本，其宗旨是为近代海军输送具有专门知识的各类人才。船政学堂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但培养出许多近代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还向中国近代海军输送为数众多的将才[10] 。沈葆桢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初步改变了中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至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船政已制定四艘兵轮，加上从外国买来的三艘军舰，沈葆桢经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称为"船政轮船"，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舰队从此诞生[3] 。船政事业对船政事业，沈葆桢坚持“主权在我”的原则。认为“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船政局聘用了不少洋员、洋匠及教师。对待这些洋人，在经济上船政局给其优厚待遇，在政治上却是寸权不让，坚决奉行“权自我操”的政策。沈葆桢对洋人赏罚分明，不仅论功行赏，也量过行罚。对不服从领导者予以开除，令其回国。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在全体船政员工的共同努力下，马尾船政局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完工下水。该船系木壳蒸汽轮船，船身长238尺，宽27.8尺，吃水14.2尺，排水量1370吨，载重450吨，螺旋浆推进，备有风帆助力，航速10节。九月二十五日，沈葆桢登船试航试炮成功，标志着历经艰辛的中国近代海防工业，开始起步。总之，沈葆桢在船政创办之初，面对新兴的事业，面对西方列强与顽固守旧派种种干扰，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排除一个又一个障碍，在坎坷的近代工业化道路上前进[10] 。抵御日本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清廷大为震惊。清政府即命沈葆桢“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等办”。[11] 当消息证实后，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同治帝遂正式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东渡台湾，处置日本侵台事件。沈葆桢分析了中日双方形势，认为日军有可能扩大侵略范围，高山族山胞是敌不过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的日军。而台湾首要任务是加紧军事部署。他既反对“一味畏葸，只图置身事外，不恤贻患将来，”也反对“一味高谈，昭义愤快心，不妨孤注一掷，于国家深远计均无当焉。”[12] 据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务部署计划：陆防方面：拨调北洋、南洋洋枪队五千名来台设防；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六营，是张其光统率；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两营，由台湾道专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提倡南北乡团，以资保固，并分招后山响导，谕致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之要约”。[13] 沈葆桢继承舅舅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看到渔民“衽席风涛”，“招此辈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深信民众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他认为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人民反侵略的自发斗争加以压制，虽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长城”。沈葆桢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他能够在台进行“厚集兵力”的政治思想基础。[13] 海军方面：沈葆桢在大陆时，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两只以为侵台之用。该舰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舰种，在海军中具有决定意义。沈对此有深切了解，奏请设法向西方购买两艘。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间，沈葆桢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还大胆地提出自造铁甲舰的计划，“购致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13] 修筑西式炮台：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遥击敌船，内可近卫郡治”，使安平成为防守日军入侵的坚固屏障。[13] 入侵台湾的日军，陷于台湾人民激烈抵抗的泥淖之中。沈葆桢从大陆调来的精锐部队又将他们团团包围。日军不适应台湾南部盛行的疫气，“死者日四、五，病者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见沈葆桢布防周密，在军事上难以取胜，且军心波动，不得不与清政府谈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闽台海防缺乏信心，深恐局势发展，会把战火引向大陆各地，谈判中步步退让。在英国调停之下，以中方赔银五十万两，日本撤军为条件，结束了战争。日本人在台湾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却在谈判桌上轻易得到了。开发台湾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于日寇侵略台湾，派兵占台南沈葆桢琅硚、牡丹等地，清廷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并兼理各国通商事务。沈葆桢到了台湾，积极加强战备，坚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难而退，“遵约撤兵”[14] 。沈葆桢守住台湾后，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实施了开禁、开府、开路、开矿四大措施[14] 。光绪元年（1875年）一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10]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10]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10] 。南昌教案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着名的南昌教案。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传教宽容条款” 。条约规定：“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而在外国的文本中， 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 建造自便”。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教案的发生，大而言之， 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具体论之， 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 锄头扁担，尽作利兵； 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此次教案， 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十五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三月十七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 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 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吴恭亨《对联话》



作者简介
吴恭亨(1857—1937)，字悔晦，号岩村，湖南慈利人，南社诗人。早年曾因唐才常案牵连被捕，系狱经年，后逃去。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湖南特别省议会议员。又曾任慈利县进步党主任干事、《慈利县志》总纂，生平著作除《对联话》外，还有诗集、文集、诗话、日记等，都收入了他所著《悔晦堂丛书》。



卷一题署
卷二题署
卷三题署
卷四题署
卷五庆贺
卷六哀挽
卷七哀挽
卷八哀挽
卷九哀挽
卷十哀挽
卷十一杂缀
卷十二杂缀
卷十三杂缀
卷十四谐谑
......

　　我国近代海军的奠基者之一、近代爱国主义者沈葆桢一生的贡献，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历史功绩，乃至他的文学创作活动等等，都有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处。沈葆桢的诗歌作品未见专集传世，殊为可惜，而他的对联作品亦散见各处，搜罗颇为不易，其传世的数十副对联多数鲜为人知。今笔者乃就多年收集所得，略为评述沈葆桢对联创作的概况，并探究其作品所蕴含的爱国思想及其艺术特色，或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沈葆桢的思想形成及其文学创作活动。　　(一)沈葆桢对联创作活动概述
　　沈葆桢生活在清末，国势衰微，积弊深重，内忧外患，这样的历史社会背景，对他的思想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清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分支楹联（对联）发展到鼎盛的时期，从士大夫阶层到文人墨客，题联赋对蔚然成风，沈葆桢也毫不例外地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特别是以林则徐、粱章钜为首的福州联家群体在当时的全国联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福州对联盛行的熏陶，对于对联有着特别的喜爱，终其一生，不改此好。从少年到青壮年直到老年，从福州到江西、江苏再到台湾，在沈葆桢一生的各个时期，都有他对联创作的踪迹。
　　沈葆桢的对联作品随处而作，也随处散佚。所幸的是，当时的闽派联家以梁章钜首创《楹联丛话》为发端，继踵而起，撰述联话体著作一时成风，记载了丰富多彩的福州对联史料，这其中便包括沈葆桢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对联作品。记载沈葆桢联作的主要著述有清末林在铨《楹联述录》、王葆辰《楹联补辑》、萨嘉曦《楹联类聚》，以及浙江人朱应镐《楹联新话》、湖南人吴恭亨《对联话》等。
　　沈葆桢在童年时代就已显露出巧于应对的敏捷才思，《楹联述录》载云，沈葆桢幼时，林则徐曾以“鱼名弹瑟”试对，沈葆桢应声对以“鸟唤提壶”，这是一则妙对，确实不简单。青年时代，沈葆桢在福州乌石山、闽江畔均题过楹联。沈葆桢对联创作的活跃期是从中年开始的，他的大部分联语主要创作于40岁以后至60岁去世之前。这20年间的联作，体裁以题署联、祠联及挽联为主，间或也有祝寿联等酬赠之作。主持福建船政及巡视台湾，是沈葆桢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个时期，也是他对联创作活动最主要的两个阶段。
　　楹联乃是将对联公开悬诸楹柱，其内容人所共睹，具有宣诫育化的功能，沈葆桢不仅深谙这一点，而且很重视加以实际运用。福建船政衙门落成后，沈葆桢亲自撰写多副楹联激励船政人员艰苦创业，《楹联述录》载云：“（船政）局中所悬楹贴，均为制府（沈葆桢）所撰。”另据《楹联新话》记载，“台湾府城旧有延平王庙……沈文肃公奉命渡台……拓而大之……题联云……”可知沈葆桢巡视台湾时，亦通过题撰楹联来宣扬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沈葆桢主持福建船政期间，在公余还极力倡导诗钟活动。诗钟起源于福建，是对联作品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且看《楹联述录》的一段记载：
“诗钟……沈文肃极嗜之，公暇每集诗友，敲钟击钵而成。有以‘雪、平’二字冠顶，沈葆桢句云：
　　雪天裘被偕朋辈；
　　平地楼台望子孙。
慈惠坦白之怀，溢于言表。又以‘起、门’二字，安于第五唱，沈葆桢句云：
　　桑梓不叨门第荫；
　　华夷曾问起居安。
语亦阔大，均可作楹联读。”
　　时至今日，马江诗社的诗钟活动仍十分活跃，而究其渊源，实可溯至沈葆桢的倡始。
　　沈葆桢堪称一位对联爱好者，平常他颇注意收集各地的佳联。光绪二年(1876)，福州人林庆铨拟著《楹联述录》，沈葆桢在江宁（今南京）获悉此情，慷慨地将自己多年搜集所得的百余副对联寄赠给林庆铨，玉成其事。
　　（二）沈葆桢对联作品的爱国思想
　　作为一名干练有为的政治家，沈葆桢的对联创作并非单纯的文学活动，而是从中寄托和抒发了他的抱负和理想，特别是他在主持福建船政局和巡视台湾期间所创作的对联作品，突出地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
　　清同治五年(1866)，由左宗棠举荐，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主办福建船政。草创之际，筚路蓝缕，沈葆桢在福州马尾三岐山下背山面江之处选址建厂，至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福建船政建筑大部分落成，沈葆桢欣然遍题楹联。如题仪门联云：
　　以一箦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
　　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可见沈葆桢有一股创业精神，决心打破外国兵舰“傲我所无”的局面，创立我国的海防军事力量。“致九译之新法”则指船政不仅设立造船厂，而且创办船政学堂，联语表达了沈葆桢希望学员们努力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此后的发展表明，从南北洋舰队到民国海军的许多舰艇长、舰队司令、海军总长，都是从马尾船政学堂毕业的，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爱国将领，如邓世昌、林永升等人为保卫我国海疆而壮烈牺牲。
　　又题大堂联云：
　　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便之私，乃臻神妙；
　　取诸人以为善，体宵旰勤求之意，敢惮艰难。
这副联语是沈葆桢坦荡无私、为国尽瘁的内心世界剖白。沈葆桢就任船政大臣后，力排朝廷保守派的非议和帝国主义分子的阻挠，不畏艰辛，不计个人得失，日夜为制造兵舰、巩固国防而辛勤操劳、呕心沥血。据载，沈葆桢主持船政8年，制造兵舰20艘，可见其“宵旰勤求”之语并非虚言，也由此成为我国近代海军的一位重要奠基者。
　　又题天后宫联云：
　　惟神天亶聪明，愿千秋灵爽式凭，俾倕巧班工同成宝筏；
　　此地海疆门户，看万顷沧波不动，有冰夷洛女虔拜云旗。
上联“倕”是尧的巧匠，“班”指鲁班，联语通过对海上女神妈祖的祈愿，鼓励和期望造船厂的员工能够成为古代鲁班式的制造兵舰的能工巧匠。下联强调，只要我们拥有兵舰，让战旗高高飘扬，就能够保障海疆门户不受侵犯。据载，马尾造船厂建成后，成为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轮船修造厂，平时工人二三千人，在工程繁忙时多达三万七千多人，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倕巧班工”的工人阶级队伍。沈葆桢念念不忘海疆门户“万顷沧波不动”的安全保障，矢志求成，直到临终时还遗折坚持“日本不可轻视，铁甲船不可不办”，其重视防范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清廷命沈葆桢带兵前往巡视。沈葆桢抵达台湾后，一方面作好兵船布防，练勇备器；另一方面据理诘责日军，迫使日本政府同意议和，日军撤出台湾。在台期间，沈葆桢加强对台湾的管辖、防务和经济开发，并奏请清廷为郑成功加谥建祠，且亲笔为题祠联云：
　　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
　　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座落在台南的郑成功祠原建于清初，本名开山王庙，以纪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功。沈葆桢鉴于日寇蠢蠢欲动，乃奏请清廷赐改名为延平郡王祠，因为明永历帝曾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沈葆桢借奏改祠名之机，扩建祠庙，并题撰楹联，意在借以表明台湾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联语对民族英雄郑成功作了高度评价，推崇备至。此联广为流传，是沈葆桢最具代表性的对联佳作，也是迄今所能见及的沈葆桢楹联手迹墨拓。
　　沈葆桢在郑成功祠中还题有一联云：
　　海上视师，紫阳于五百年前，早为后贤筹结局；
　　天南晞发，缅甸在八千里外，特延闰朔付孤臣。
上联“紫阳”指朱熹，联语引用一个鲜为人知的典故。据台湾《淡水厅志》援引《赤嵌笔谈》云：“宋朱文公登福州鼓山，占地脉曰：龙渡沧江，五百年后，海外当有百万人之郡。”朱熹所言“海外之郡”即指台湾。五百年后，沈葆桢赴台巡视，逼退外敌，凭吊郑成功（即下联之“孤臣”），不由想起前贤朱熹的预言。沈葆桢安定台湾局势后，很快便着手开发建设台湾。他组织力量“缒幽凿险，斩棘披荆”，极力贯通台湾南北，鼓励开发高山族聚居的地区，建议开采基隆煤矿。他还建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专责成，以经久远”，并根据当时台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议增设台北一府，下辖淡水、新竹、宜兰三县，为开发建设台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副联语既是缅怀郑成功，也蕴含沈葆桢建设台湾、保障台湾的自况之意。
　　(三)沈葆桢对联作品的艺术特色
　　沈葆桢的父亲沈廷枫举人出身，沈葆桢幼承庭训，聪敏好学，21岁中举人，28岁中进士，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纵观沈葆桢的对联作品，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蕴藉之中不乏奔放，沉郁而外犹有激昂，既有风格迥异的清新，更有情感直抒的真挚，铸词洗炼，对仗工稳。其传世的对联作品虽然不多，却已足以体现沈葆桢深湛的文学素养，洵称楹联大家，在清末联坛自应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当时的福州联家群体中继林则徐、梁章钜之后的重要成员。
　　1．情文并茂。沈葆桢对联作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感真挚，情文并茂。这不仅在前述的题署联例中体现了强烈的赤诚爱国情怀，而且在他的一些挽联作品中十分深切地表达了浓厚的亲情和友情。
　　沈葆桢的夫人林普晴不幸去世后，悲恸中的沈葆桢哀挽一联云：
　　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知，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
　　论全福自应先我，顾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
林普晴是林则徐的女儿，也是沈葆桢的表妹，两人本来青梅竹马，婚后更是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无论沈葆桢旅居京城，或外放江西等地，林普晴皆随侍于前，相夫教子，果然是名门闺秀的风范。这副挽联直抒胸臆，哀婉悱恻，寄托了沈葆桢晚年痛失贤妻的深切悲伤。《槛联述录》评论此联“亦极婉挚”、“一时传诵”，《对联话》亦称此联“痛语恻恻，不堪卒读”。
　　光绪初，著名经学家林昌彝去世，沈葆桢致挽一联：
　　总角侍龙门，风雨啸歌，许以同心如昨夜；
　　轻装归马渎，波涛咫尺，失之支臂恨终天。
沈葆桢少年时代即受业于乡前辈林昌彝，颇受林昌彝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林昌彝是一位爱国志士，坚决支持林则徐抗英禁烟，并将自己的居处取名“射鹰楼”，沈葆桢为其《射鹰楼诗话》作例言时称“夫子诗话之作，意在射鹰，非同世之泛泛诗话也”。上联“风雨啸歌，许以同心”正是师生两人在民族存亡危难之际相互砥砺奋起抗争的写照。林昌彝晚年旅居广东，自粤归闽后逝世，时沈葆桢在马尾，“波涛咫尺，失之交臂”，联语以少年及门受业起句，以未及见恩师最后一面结句，全联体现了两人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深厚情谊，联语言出肺腑，情感真挚，语句又相当雅切流畅。
　　2．别出机杼。沈葆桢的对联作品往往不落俗套，在创作手法上别具新意，譬如他的一些寿联、挽联，虽是应酬之作，却也决无常见的程式化的陈词滥调。如沈葆桢挽福州杨仲愈一联“长沙赋鵩；太白骑鲸”，《楹联述录》评论此联“四字比拟切当，老手文字，有如老将练兵，在精不在多也”。
　　另如挽湖南何绍基联云：
　　非夫子笠履所经，纵天下名山应减色；
　　于同辈渊源最早，听海东流水倍伤神。
何氏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每至一处，必为名胜留墨，令山川增色。联语从这一侧面反映何氏一生高超的书法成就，而未从正面叙述，避免挽联铺陈的常见程式，诚属匠心独运。联中“海东流水”指台湾海峡，据《楹联补辑》载称，“时沈帅出巡台阳”。
　　光绪六年(1879)，交称莫逆的周梅初在福州做70岁寿庆，此时沈葆桢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驻节江宁（今南京），他寄联云：
　　介寿朋来，而我独羁千里足；
　　倾心兄事，为君多读十年书。
沈葆桢在联中首先对未能亲临贺寿表示遗憾，也含有思乡之意，继而表达对周氏饱读诗书的倾慕，同时蕴含自己要在仕宦之余致力学问之意。可惜的是，数月之后，沈葆桢便因病逝世了。此联不作一般寿联的堆砌谀颂之词，而是娓娓而谈，真切感人，体现君子之交的清风。
　　3．清新典雅。沈葆桢的对联创作堪称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能够根据不同的创作题材而选择不同的创作手法，譬如他题撰于风景名胜的联语，便有一种清新典雅的格调，与风光景色相融合，不啻是一幅山水图画，引人人胜。
　　沈葆桢青年时曾题闽江边仰止亭联云：
　　俯仰亭中，何人吹铁笛几声，唤醒沧桑世界；
　　徘徊栏侧，岂我抱布衣素志，盱衡日夜乾坤。
这副联语情景交融，描绘了作者伫立江亭，凭栏远眺大江横流，沧桑多变幻，乾坤日夜浮，不由心潮逐浪。联语境界开阔，浮想联翩，抒发了青年沈葆桢的远大抱负。
　　咸丰年间至同治初，沈葆桢历任江西九江知府、江西巡抚等职，此间曾为石钟山梅花厅题联云：
　　梅开六十树，雪是精神，梦寄罗浮忘物我；
　　航受两三人，花为知己，笑经沧海载乾坤。
石钟山位于长江东岸，危崖耸峙，风景幽美，梅花厅为最高处，又名“六十本梅花寄舫”，四周原有梅树六十株。联语笔调清新，潇洒脱俗，正与周围清风明月、疏影暗香浑然一体，体现了一种幽雅高洁的意境，也是沈葆桢个人修养的写照。　　当然，沈葆桢对联作品的艺术特色非仅上述三点，在他的联语中，充满爱国激情的奔放，忧于国运时势的沉郁，乃至巧于用典，工于对仗，以及在联语句式上的灵活多变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通过初略探讨了沈葆桢对联创作的概况及其蕴含的爱国思想和艺术特色，可以看出这些对联作品不仅是沈葆桢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也是研究沈葆桢爱国思想和生平事迹的有益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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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水县13627348268： 下列对这篇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的分析和鉴赏,最恰当的... - 上学吧？
武郝星索： 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邻水县13627348268： 清明上河图有多少艺术价值,是不是国宝? - ？
武郝星索： 《清明上河图》,是宋代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是我国人物画的杰出代表.它的杰出不仅在于画面人物的众多、景象的恢宏以及表现技巧的生动完美等所构成的独特艺术效果,还在于画面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末年京都汴梁(开封)城市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生活.由于它所具有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丰富的社会意义、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使得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高度完美的统一.这幅已有800多年历史的古画(今藏故宫博物院),至今仍是举世瞩目的“国宝”.两样艺术品都是世界人民的艺术瑰宝,本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两种形式、两种主题、两种画种....除了都是美术绘画作品,两样没法比呀!谈不上那个逊色的.您说对吗?

邻水县13627348268： 《神曲》的现实性与艺术特点 - ？
武郝星索： 艺术特征: 1梦幻与写实的交融.2 工整与协调的结构.3象征寓意梦幻的手法.4运用意大利民族语言写成. 现实性: 1人文主义世界观,诗中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倾向和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热情,集中地反映了作品的进步意义. 2神学世界观,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诗人,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中世纪的思想偏见,在他的思想中仍占相当的比重. 可参考http://baike.baidu.com/view/410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