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以下词语：《祭十二郎文》、六一风神、简而有法、桐城派、新文体、晚明小品文

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其异趣的是袁枚、郑燮等桐城之外的散文。

　　桐城派先驱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主张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他铺石开路，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

　　奠基者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他树起“义法”说的大旗。“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方苞取来论文，“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合起来说是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义”指文章的内容，“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答申谦居书》)，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而他自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故具有明显的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他讲文章作法，或侧重于“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和简洁，偏重文法，但他认为“义”即在其中，这是“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史记评语》)他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其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显然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有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方苞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读史札记和杂说，如《汉文帝论》、《辕马说》等简洁严整，无枝蔓芜杂之病。游记如《游雁荡记》，赠序如《送刘函三序》，碑铭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等，详略有致，具有法随义变的特点。《狱中杂记》以其亲身经历，揭露狱中种种奸弊、秽污、酷虐，事繁而细，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最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描绘左光斗形象，笔简语洁，史可法入狱相会一段，凛然正气，尤为感人：

　　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毗，目光如炬，怒目：“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

　　刘大櫆(1698～1779)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他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他还认识到“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从而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他所说的“神”、“气”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二者比较，“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神为主，气辅之”。为了使“神”、“气”易于掌握而不至于无可捉摸，又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以求音节，再由音节以求声气，音节是行文的关键，诵读能体会文章的“神”、“气”，这就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桐城文论发展上他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文章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以“雄奇恣睢，铿锵绚烂”(吴定《刘海峰先生墓志铭》)称胜。游记文如《游晋祠记》、《游大慧寺记》、《游万柳堂记》等借景抒情，讽世刺时，近于雄肆奇诡，姚鼐评为“有奇气，实似昌黎”。(《海泊三集序》评语)《书荆轲传后》、《送姚姬传南归序》、《息争》等可看出其文章的音节之美。

　　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充任四库馆纂修官，后辞官告归，先后主讲于江南紫阳、钟山等书院四十多年。他壮大了古文的声势，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首先，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义法”外增加考证，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又写出至善极美文章的目的。其次，运用传统的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细致描绘两者鲜明的特色，提出“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协合以为体”，追求刚柔相济，避免陷入“一有一绝无”的片面和极端，接触到文学审美风格的实质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最后，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前四者是内在的“文之精”，处在高层次，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层次虽低但比较具体，精寓于粗，相互依存，从学习角度，由“粗”把握“精”，待融贯其“精”后再遗弃可见的“粗”的部分，摆脱“文之粗”的束缚，匠心独运，就使古文进入最高境地，细密和完善了刘大櫆因声求气说。他还纂辑《古文辞类纂》，以13类体裁选辑七百馀篇自战国、秦汉、唐宋八大家到归有光、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的古文，以为示范，确立古代散文发展的“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影响甚广。

　　姚鼐的古文以韵味胜，偏于阴柔，他生活于“乾嘉盛世”，坐而论道，雍容俯仰，晚年以授徒为业，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没有方苞的遭遇，也没有刘大櫆的不平，但学习传统眼界宽，对古文艺术体会深，散文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要高。《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文，虽寓考据于辞章，却文法考究，内容紥实，语言凝练简洁，刻画生动，颇有文采，如《登泰山记》，写日出一段：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游媚笔泉记》雅洁清畅而富有声色，《李斯论》笔法严谨兼婉转有序，《袁随园君墓志铭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复鲁絜非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遂能形成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梅曾亮在姚鼐后“最为大师”，方东树继续鼓吹“义法”理论，使桐城派声势更甚，许多“文宗桐城者”并非都是桐城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我国文学史所少见。

　　桐城派分支是阳湖派，代表人物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均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他们专志以治古文，但又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等，比“正统”古文要恣肆不拘，富有词采。桐城派馀脉是道光末叶曾国藩领导的湘乡派和曾门弟子，声威重振，呈一时之盛，但已是回光返照的末势；到“桐城嫡派”的严复、林纾，他们翻译西方著作的业绩，未能挽救桐城派古文的颓势，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结束了该派的历史命运。

　　不傍桐城门户、具有明代小品文风采的是袁枚、郑燮和沈复等。

　　袁枚写散文，也写骈文，议论、碑记、书序、尺牍，几无体不备。大都感情真挚，生动清新，富有个性，甚至放言无惮，敢于冲决传统观念，显示出不凡的胆识。论说文《郭巨论》、《策秀才文五道》等，立意精辟，写得气势逼人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量。《随园记》表达顺适自然和抒张天性的人生观，《所好轩记》揭示自己种种平凡的情欲，毫无讳饰，看似不用气力，却文气完足，富有灵性和才气。记传如《书鲁亮侪》、《厨者王小余传》等，剪裁精心，细节生动，于事中见人，鲜明突出。祭诔文最有抒情色彩，可称美文。如《祭程元衡文》、《韩甥哀词》等，尤其《祭妹文》，于琐事回忆里寄托兄妹手足深情，凄恻悲噎，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同是祭文中的名作。郑燮的家书和题跋浅白如话，趣味横生，《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谈家常琐细事，全用口语，《靳秋田索画》无拘无束，随意而谈，都让人耳目一新。沈复(1763～？)自传体笔记式散文《浮生六记》，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记叙与妻子陈芸的感情生活和悲惨遭遇，文字细腻，不假雕饰，自有一股感人魅力。陈寅恪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元白诗笺证稿》)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收集南明史料所写碑铭传记如《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梅花岭记》等，还有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钱大昕《弈喻》也是优秀之作，都冲破桐城派一统天下，表现抒张人情和显现个性的努力。

《原毁》
韩愈
【题解】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自幼勤奋好学，德宗贞元八年（792）进士，曾任宣武及宁武节度使判官。贞元末，官监察御史，因上疏请求减免灾民赋役，被贬为阳山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贬为潮州刺史。穆宗时，官至礼部侍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他是唐代文学家，语言大师。文学上主张继承秦、汉散文传统，提出“文以载道”和“文道合一”的观点，要求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并做到文从字顺。散文各体兼长，说理、叙事、言情之作，均写得生气流动，雄奇奔放，尤着力于戛戛造语，准确新颖，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师说》、《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等，皆为名篇。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诗亦力求创新，气势雄伟有独特风格。著有《昌黎先生集》。
本文选自《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正文】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1］，其待人也轻以约[2］。重以周，故不怠[3］；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4］。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5］！”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也[6］。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其待己也廉[7］。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于己者已廉乎[8］！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谓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9］，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矣！
将有作于上者，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欤[10]！

【注释】
[1] 重：严格。周：周密、全面。
[2] 轻：宽容。约：简少。此二句出自《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3] 不怠：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
[4] 舜：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君王。仁义人：符合儒家仁义道德规范的人。句出《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5] 句出《孟子·滕文公上》：“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6] 周公：周文王子，周武王弟。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继位，由周公摄政。多才与艺人：多才多艺的人。句出《尚书·金縢》：“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7] 廉：少。
[8] 已：太、甚。
[9] 说：同“悦”。
[10] 几：庶几、差不多。

【翻译】
古代的君子，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周密，他要求别人宽容而简约。严格而周密，所以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宽容而简约，所以人们乐于做好事。 　　听说古人中有个叫舜的，他的为人，是个仁义的人；寻求舜所以成为舜的道理，君子对自己要求说：“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舜的地方，仿效那些与舜相同的地方。听说古人中有个叫周公的，他的为人，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寻求周公所以为周公的道理，对自己要求：“他，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早晨晚上都在思考，去掉那些不如周公的地方，仿效那些像周公的地方。 　　舜，是大圣人，后世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周公，是大圣人，后世（也）没有人能赶上他的；这人就说：“不如舜，不如周公，这是我的缺点。”这不就是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吗？ 　　他对别人呢，就说：“那个人，能有这些优点，这就够得上一个善良的人了；能擅长这些事，这就够得上一个有才艺的人了。”肯定他一个方面，而不苛求他别的方面；就他的现在表现看，不追究他的过去，提心吊胆地只怕那个人得不到做好事的益处。一件好事容易做到，一种技艺容易学会，（但）他对别人，却说：“能有这些，这就够了。”（又）说：“能擅长这些，这就够了。”（这）不就是要求别人宽而少吗？ 　　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要求别人全面，要求自己却很少。（对人要求）全面了，所以人们很难做好事；（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的收获就少。自己没有什么优点，（却）说：“我有这点优点，这也就够了。”自己没有什么才能，（却）说：“我有这点技能，这也就够了。”对外欺骗别人，对内欺骗自己的良心，还没有一点收获就停止了，不也是要求自己的太少了吗？ 　　他对别人，（就）说：“他虽然才能这样，（但）他的为人不值得称赞。他虽然擅长这些，（但）他的本领不值得称赞。”举出他的一点（进行批评），不考虑他其余的十点（怎样），追究他过去（的错误），不考虑他的现在表现，提心吊胆地只怕他人有了名望，这不也是要求别人太全面了吗？ 　　这就叫做不用一般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却用圣人那样高的标准要求别人，我看不出他是在尊重自己。 　　虽然如此，这样做的人有他的思想根源，那就是懒惰和嫉妒。懒惰的人不能求进步，而嫉妒别人的人害怕别人进步。我不止一次的试验过，曾经试着对众人说：“某某是个好人，某某是个好人。”那些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毫不客气地说出反对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反对的颜色。又曾经对众人说：“某某不是好人，某某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不接近的人，不和他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出表示赞成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从脸上表露出高兴的颜色。所以，事情办好了，诽谤也就跟着来了，声望提高了，诬蔑也随着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个世上，希望名誉昭著，道德畅行，真难了。 　　身居高位而将要有作为的人，如果得到我所说的这些道理而牢记住它，那他的国家差不多就可以治理好了吧。

【赏析】
本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本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祭十二郎文>是韩愈给自己的侄子韩老成写的一篇祭文,韩老成在家族中排行十二,所以又称他十二郎.
六一风神是欧阳修散文的美学风格，他并不刻意选择人物、场景以及按照某种寓意的逻辑来组织内容，只是自然地叙事、自然地抒怀，在看似散漫不经的行文中，使读者慢慢地从寻常的叙事中体悟出难以言传的高远境界。他的散文一般具有笔触多情的特点，常着眼于感情的抒发。另外，文章结构层次上的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语言层次上的平易自然，都是“六一风神”的构成要素。要之，这种绝世风神的特点是：偏于阴柔之美，纡余委备而婉曲有致，诗味纯浓而情韵绵邈，含蓄蕴藉而平易自然.
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新文体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在这一方面,他的功绩是可以与他的在近来学术界上所造的成绩...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顾名思义，小品文体制较为短小精练，与“舂容大篇”相区别。体裁上则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文体都可适用。小品文在晚明时期趋向兴盛，与当时文人文学趣味发生变化有着重要的联系，人们的欣赏视线从往日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转移到了轻俊灵巧而有情韵的“小文小说”，从而扩大了小品欣赏的读者群和创作的数量，一些小品文的选本和以小品命名的文集也随之出现。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公安派袁氏三兄弟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袁宏道的《晚游六桥待月记》有这样的记述：

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馀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增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这是一篇赏玩杭州西湖六桥一带春景的游记，篇中不仅描绘了山水花草的美景，游春仕女的艳态，而且点出“花态柳情，山容水意”怡人心目的乐趣。作者将“山僧游客”看作是享受自然美景的对象，显示出清雅闲适的审美情调。

对个人游赏生活的投入和乐于在作品中给予表现，从另一个方面增强了晚明文人在生活中捕捉美、鉴赏美的能力，提高了游赏小品的艺术价值，特别是一些表现自然美景与赏玩情怀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更趋雅致、自然。如袁中道《游荷叶山记》写荷叶山晚景：“俄而月色上衣，树影满地，纷纶参差，或织或帘，又写而规。至于密树深林，迥不受月，阴阴昏昏，望之若千里万里，�不可测。划然放歌，山应谷答，宿鸟皆腾。”以素雅简练的笔触展现了晚间幽寂萧森的山景。袁宏道《天池》描绘苏州山郊春景：“时方春仲，晚梅未尽谢，花片沾衣，香雾霏霏，イ漫十馀里，一望皓白，若残雪在枝。奇石艳卉，间一点缀，青篁翠柏，参差而出。”作者抓住梅、竹、柏的色彩对比，渲染自然景致所散发的春天气息，给人以清新幽雅的美感。

在表现生活化、个人化情调的游赏之作中，张岱（1597～1679）的作品尤显出色。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与《�郎�文集》等著作中保存了不少上乘之作。明人祁彪佳说他“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西湖梦寻序》）。像《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等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现节录《西湖七月半》为例：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萧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奕，笑啼杂之，环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脐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人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

文章属追忆之作，借摹绘西湖游人情态，烘托繁丽热闹的生活气氛，刻画可谓生动传神，细致入微，层层的白描文字中夹杂着作者醉恋于昔日“繁华靡丽”生活的怀旧情绪。

生活化、个人化的特点，也使晚明小品文往往从平常与细琐处透露出作家体察生活涵义、领悟人生趣味的精旨妙意，情趣盎然。王思任（1574～1646）《屠田叔笑词序》：“王子曰：笑亦多术矣，然真于孩，乐于壮，而苦于老。海上憨先生者老矣，历尽寒暑，勘破玄黄，举人间世一切虾膜傀儡马牛魑魅抢攘忙迫之态，用醉眼一缝，尽行囊括。日居月储，堆堆积积，不觉胸中五岳坟起，欲叹则气短，欲骂则恶声有限，欲哭则为其近于妇人，于是破涕为笑。”屠田叔即晚明文人屠本�（自号憨先生），序文以“笑”着眼，从屠氏《笑词》中细细体味出作者“胸中五岳坟起”的真正创作心态，道尽所谓“笑”“苦于老”的涵义，意味深长。而王氏的《游慧锡两山记》则写到另一种风情：“居人皆蒋姓，市泉酒独佳。有妇折阅，意闲态远，予乐过之。……至其酒，出净磁，许先尝论值。予丐冽者清者，渠言‘燥点择奉，吃甜酒尚可做人乎？’冤家，直得一死！”一个是希望买到“冽者清者”好酒的酒客，一个是善于经营与周旋的卖酒妇，两者的言语举动构成一幅平常而意趣横生的生活小景，语言也风趣放达。张岱《王谑庵先生传》说王思任：“聪明绝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上面这篇小文似能反映他性情之一二。

晚明小品文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张岱《自为墓志铭》以坦露的笔法写出自己年轻时“极爱繁华”的生活经历，且不论这种生活态度的是与非，客观上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了一个真我的形象，不带虚浮习气。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阐述的“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的道理，无所隐讳地表露出崇尚“无拘无缚”、“率心而行”的真实心态。而王思任的《让马瑶草》则显出“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张岱《王谑庵先生传》）的风格。马瑶草即南明权相马士英，瑶草为其字。文章痛斥了马士英专权祸政以及南明政权覆灭之际奔逃自脱的行径，其中写道：“当国破众散之际，拥立新君，阁下辄骄气满腹，政本自出，兵权在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但以酒色逢君，门户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土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措，强敌来则缩颈先逃，致令乘舆迁播，社稷丘墟。观此茫茫，谁任其咎！”词意慷慨直率，淋漓犀利，作者胸中积藏的激愤昂直之气跃然纸上。

晚明时期小品作者层出，除上面提到的这些文人之外，像刘侗、祁彪佳、汤显祖、冯梦龙等人都是当时较有成就的名家。晚明小品文创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周作人曾称赞张岱等人的小品“别有新气象，更是可喜”（《再谈俳文》）。林语堂则从公安派作家袁宏道等人文风中品味出“幽默闲适”的趣尚而加以提倡。可以看出晚明小品文在这些现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中打上的某些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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